科學及其特有的德性在國家生活中應該扮演什么角色？亞里士多德認為，任何對倫理學的探究都應該顧及政治，畢竟它關乎公序良俗。要獲得有德性的科學是很困難的，只有在適宜的政治架構下，這樣的科學才可能生長繁榮。在《政治學》一書中，他檢視了各種政治體制，并提出問題：在可實現的范圍內，哪種政體最好？亞里士多德認為，簡單民主制不理想，因為多數人沒有德性，容易受蠱惑，以致政治不穩定。他主張實行一種民主與寡頭的混合政體，兼顧自由與穩定，也就是共和政體（polity）。

在恐懼彌漫的不確定性時刻，維系民主的紐帶往往處于巨大張力之下——就像我們在新冠大流行時看到的那樣。在這種情況下，客觀的科學必須挺身而出，成為民主社會的脊梁，以免訴諸亞里士多德所主張的寡頭統治。

公共行動必須基于現實，而科學則是照亮現實的光。人們對于世界的理解多有不同，其中哪些更接近于真實呢？對此，只有通過基于實證的科學方法才能評判。 下面幾個有關日食的故事，或許可以說明客觀科學之于公序良俗的重要性。

月亮的影子

2024年4月8日，我開車去印第安納看日食。用手機GPS避開前往觀賞日全食的人流。在威廉斯堡，日全食大概會持續四分鐘。日偏食其實也很迷人，透過日食鏡，可以看到月亮慢慢把我們的主星遮起來，直到只剩彎彎的新月狀。但即便是遮住了99%的日偏食，也沒有日全食的震撼感——只有當最后1%歸于寂滅時，日食的魅力才會真正顯現。

光的質地變了，紅色變暗，藍色變亮，仿佛天界的 Instagram濾鏡。最后幾秒，光倏忽泯滅，幽暗的天空中只余一個戲劇性的黑洞。遙遠的地平線上殘留幾抹夕陽的余暉。看到這一幕，我們歡呼起來，接著摘下眼鏡，直接觀賞月表的“貝利珠”（Baily's beads），那是陽光穿過月球山谷留下的光點。很快，圓滿、壯麗的日冕出現了。

這時，一架飛機從東面飛來。機上乘客或許能看到地面上月影的邊緣。在駕駛艙里，機長本杰明·萊利正自慶幸，在正確的時空坐標趕到全食帶。后來他對攝影師說，飛機自紐約的拉瓜迪亞機場起飛后，就全速前進，飛了所有能飛的捷徑，爭取到了早先計算所需的15分鐘。飛行航線剛好穿過全食的太陽，就像飛鏢命中靶心，這時我們的主題音樂流正播放著卡特·史蒂文斯的《月影》。大家又一次歡呼起來。

GRT and GPS

一張照片捕捉了永恒的那一刻。圖說的最后或許應該寫上：科學敬獻，它如此具象地顯示了客觀科學知識的力量——早在日食發生前數年，科學就預測到了這一天文現象發生的時間和精準路徑。這種驚人的預知能力，若非源于科學對于客觀自然的認知，大概要像科幻小說家亞瑟·克拉克所說的那樣，歸于魔法一類了。

就那一刻而言，同樣重要的是GPS，全球衛星定位系統。作為科學的技術應用，GPS幫我規劃了觀測日全食的行車路徑，讓攝影師得以實時跟蹤天上的飛機；在天上，它為飛行員指示飛行方向，在地面，它同樣是空中交通管制的核心，用于協調空中同一時間內成千上萬的航班的航線。所有這些無不源于科學的發現——那些主宰了星辰和衛星軌道的物理學定律。

如果只是預測日全食路徑，牛頓物理學就足夠了。GPS則還需要愛因斯坦物理學。定位衛星的軌道系統快速運行，導致系統時鐘快于地面，也就是“相對論效應”，這時我們必須依據狹義和廣義相對論（GRT ）來計算并相應調整時鐘，否則衛星定位就不準了。可以說，沒有相對論，就沒有作為導航系統核心的GPS。有意思的是，證實廣義相對論的一場關鍵實驗，正是由百多年前的一場日全食所促成的。

所有的光都會拐彎

太陽的引力場會使光發生彎曲，這是愛因斯坦提出的足以驗證GRT的現象之一。而驗證需要一場日全食。

1919年的一次日全食使這場實驗成為可能——如果不是日全食，科學家們根本不可能測量實驗星體的位置。經計算，日食的全食路徑會橫穿巴西北部的索布拉爾和非洲西海岸的普林西比島。于是，英國組織了兩支天文測量隊分別前往索布拉爾和普林西比島。帶隊前往普林西比島的是天文學家阿瑟·愛丁頓，他不無詩意地宣稱此行是為了“給光稱重”。這樣做除了要有精確校準的器材，還要老天配合——雙重的觀測點和備用望遠鏡無疑增加了實驗成功的機率。

在索布拉爾，一臺望遠鏡的底片因為影像模糊而無法使用；在普林西比島，因為云層遮擋，也只有兩張底片捕捉到了可供分析的測量數據。但有這些數據就夠了——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的預測是正確的，恒星確實發生了“位移”。這一消息迅速登上國際頭條，《紐約時報》在題為“所有的光都會拐彎”的頭條文章中寫道：“你看到的星星，并不在你所看到的那個地方”。這一發現不僅標志著對牛頓物理學的革命性突破，也具有及其重要的社會意義。

當愛丁頓為GRT遠赴普林西比島，他實際上是在與偏見做斗爭——那時，德國看不上愛因斯坦，因為他是個猶太人；美國看不上包括廣義相對論在內的德國科學，因為在剛剛結束的一戰中，德國敗了。政治的光色改變不了天上的星光，卻很容易影響普羅大眾對科學家及其研究的看法。

疫情與“極化”

預測性研究并不容易，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對概率進行評估，在面對新挑戰時，很多事情都是不確定的。甚至在研究完成之后，我們的行動方案也未必能確定下來。政策制定涉及各種互相沖突的價值觀，其難度更甚于稱量光的重量。在把握國家的航向時，政治領導人應該兼顧科學信息和社會價值觀，以引領人類朝向繁榮。但如今，極化的政治卻扭曲了我們的看法，從新冠大流行中不難看出這一點。

 2020 年 5 月 15 日，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宣布了雄心勃勃的“極速行動”計劃。該計劃旨在加速新冠疫苗的開發、生產和使用。聯邦對新藥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有嚴格要求；而在特殊情況下，為縮短測試階段，也允許規則有所放松。鑒于大流行失控的風險較大，略微降低新冠疫苗的置信度是合理的。科學家們以創紀錄的速度展開研發，同年12月11日疫苗在美國獲得緊急使用的授權。據估計，新冠疫苗接種拯救了全球約240萬人的生命。

然而，政治的陰霾覆蓋了科學的成功。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是，白宮首席醫療顧問安東尼·福奇被反疫苗的極右翼保守派妖魔化，與總統特朗普的關系走向破裂。病毒和疫苗本身沒有政治立場，但極化政治下的人卻涇渭分明。隨著疫苗問題的政治化，越來越多的共和黨人拒絕接受接種，導致新冠死亡率大幅上升。當意識形態遮蔽了現實，許多人死去卻不知道自己因何而死。

分別見及其解藥

不只是政治，其他方面的意識形態也可能干擾對科學事實的認知。比如，宗教教條主義往往試圖抹殺進化論的光，否認已經確立的生物學發現。世俗意識形態有時也會與科學證據背道而馳，它們不承認天性（nature）而相信養成（nurture）。一旦走向極端，宗教狂熱和建構主義狂人并沒有太大不同——前者拒斥物種進化的性選擇理論，從字面上理解“上帝創造了男性和女性”，而后者干脆認為文化創造了生物性。

意識形態極化是“他者化”的一種形式——在看待他人時，抹殺個體的特征，用刻板負面的群體身份一言以蔽之，將“他”視為與“我”或者“我們”格格不入的存在。它與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es）相伴相生，被意識形態支配的人們只看得到支持自身立場的東西，對于反例或是不利信息則忽略無視。在極端情形下，“他者”會被摒除，或是妖魔化，就像福奇那樣。創世主義者認為進化論不僅錯誤，而且邪惡。社會極化同樣會導致“我們”與“他們”二元對立的部落主義。

怎樣防止極化，為各種意識形態找到一個公平的包容性的基礎呢？我認為，關鍵在于客觀性。客觀性是當今社會病癥的解藥，任何明智的決策都必須以對現實的客觀評估為前提，否則是不可能促進人類的合作與發展的。

自然，各種政治化的分別見會貶抑對于客觀性的追求，稱之為“男性的”、“西方中心的”或“白人的”價值觀。但他們敢沖著瑪麗亞·米切爾說嗎——這位19世紀的天文學家，是瓦薩女子學院第一位教授和天文臺臺長，她交給學生計算日食最好的方法？他們敢沖著蘇布拉馬尼揚·錢德拉塞卡說嗎——這位20世紀的印度裔理論物理學家，揭示了恒星何以坍縮成黑洞，他對相對論的理解超越了阿瑟·愛丁頓？他們敢沖著奈爾·德葛拉司·泰森說嗎——這位21世紀的非洲裔天體物理學家，同時還是位公共知識分子，他雄辯地闡釋了為什么在多元社會中，任何經濟和立法的福祉都必須基于客觀真相。

大自然超脫于個人政治，科學研究也應如此。

質疑的陰影

但我們必須承認，科研并不總能正確地展開的。科學家也是人，他們也有性格上的缺點和意志上的薄弱，他們也會犯錯。他們的眼睛也可能被偏見所蒙蔽。有人會藉此質疑科學發現，一個廣為人知的例子是煙草公司質疑吸煙致癌。還有一些不那么廣為認知的例子，比如相對論的反對者會尋找一切機會否定愛因斯坦的發現，我收到的此類瘋狂郵件絕不比詆毀進化論的少。盡管如此，科學家對自己的工作持一種省視的態度仍是必要和有益的，起碼要承認有犯錯的可能。

所以，有關廣義相對論的日食實驗會不會搞錯了？一些評論將政治和宗教的意識形態批判指向愛丁頓，認為他貴格會的價值觀可能讓他忽略了日食數據的薄弱——他太希望相對論是正確的了，通過證實這一來自德國的科學突破，他希望能愈合一戰給兩國造成的創傷。那么，愛丁頓的宗教意識形態影響他作為科學家的客觀性了嗎？

對科學家的客觀性進行事后裁斷并不容易，但科學史家（包括阿肯色大學的丹尼爾·肯尼菲克和紐約大學的馬修·斯坦利等人）的研究顯示：愛丁頓的客觀性毋庸置疑。貴格會崇尚和平，作為貴格會的一員，愛丁頓的和平立場真誠而堅定，為此甚至冒著犧牲學術名聲的危險。但貴格會也主張科學革命，認為但凡真理都應該經得起考驗。最近，英國劍橋大學的吉拉德·吉爾莫和古德倫·陶斯-佩博迪對1919年的日食考察記錄進行了詳盡的重新分析，再一次印證了當年的分析和愛丁頓的結論都是正確的。1919年的日食考察隊名不虛傳。

還有一種質疑將矛頭對準客觀性本身，認為科學也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罷了。例如右翼的創世主義者們，往往套用左翼的后現代批判話術，將自然科學貶斥為教條，而進化論則只是特權精英的敘事。這樣的批判無疑是荒謬的。誠然，和絕對的真理一樣，完美的客觀性是不可求的，但科學并不追求這種絕對的權力。相反，承認自身的局限性，進而持續改進實驗論證的方法，才是客觀原則題中應有之義。對于科學家來說，客觀性永遠是向往的理想和有待接近的頂點。

希望之光

消除偏見是很困難的，所以公眾對于科學的信任才格外珍貴，也才值得我們為之去努力。

在多數時間里，美國人是親近科學的。就在蘇聯發射斯普特尼克衛星前，美國開始進行公眾對科學專業知識的信任度調查。數據顯示，近七十年來，美國的親科學文化相當穩定——宗教原教旨主義對于科學抱有一貫的不信任，但多數時候，意識形態的派別差異并不影響人們對科技發展的正面評價。

然而，一旦科學問題開始政治化，會出現什么樣的后果呢？最近，我和同事發表了一項研究——我們對特朗普執政期間科學所遭受的攻擊及其對公眾態度的影響做了調查，數據顯示，公眾對科學的態度呈現出明顯的兩極化的趨勢——對科學信任度極低和極高的成年人比例都增加了；相信科學的民主黨人和不相信科學的共和黨人都更多了。

這無疑是個糟糕的趨勢，不過仔細分析的話，我們還是能找到一線希望。兩極化的模式之所以出現，實在是因為大流行把科學/疫苗推到時代的聚光燈下，人們對于科學本沒有十分鮮明的立場，但隨著政治的極化，他們也相應做出更信任或更不信任的表態。總的說來，對于疫情期間科學家的因應應對以及最終疫苗的效果，認可的人還是多一些——經過反科學的特朗普時代，12%的美國成年人對科學的看法更負面了，20%的人則提高了信任度。

我們有理由相信科學/客觀性能夠克服政治意識形態的分歧。2024年日食期間，“公民大陸-美洲望遠鏡日食計劃”的40組志愿者沿著日全食的完整路徑，對日冕進行了偏振光望遠鏡觀測。政治極化的紛擾陰霾或許籠罩著這個國家，卻絲毫不會影響志愿者們的觀測結果。科學成為統一性的力量，是可能的。研究偏振（polarization，英文中也有“極化”的意思--譯者注），不論是光的偏振還是政治的偏振，有助于我們把握偏振輪廓，進而糾正其偏差效應——只要我們的研究足夠誠實和客觀。

走出陰影

在其著名的洞穴寓言中，柏拉圖描述了一群人深居洞穴的情形，他們手腳被枷鎖束縛，只能面對巖壁，光只能從穴口照進來。于是，這些人只能看到物體投射在巖壁上的影子，而不是它們在陽光下更真實的樣子。而洞穴里的人并未意識到這一點，他們把陰影當成了真實。

意識形態，不論是政治意識形態還是社會意識形態，都會使我們產生偏見，模糊甚至遮蔽這個世界的真相。權力可能被用以掩蓋事實和證據。人們可能一葉障目，不相信還有其他的可能性。執著于分別見的人只會看到他們想看的東西。柏拉圖認為，理想的政治是哲學王的統治，但現實之中沒有哲學王，政治精英也并不總是像我們希望的那樣英明。前進的道路需要群策群力，將我們不同專業的專長凝聚在一起。

健全的公共政策包含很多要素，科學只是其中之一，但卻是不可或缺的。科學能夠解開意識形態的枷鎖——假如沒有科學的方法，人們將無法區分幻象與真實，政策將無法立足于現實，民主將無法正常地運作。科學家有責任抵制意識形態的極化，確保追求真相的光不至于被吞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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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題“When Ideology Eclipses Science”，刊發于《美國科學家》雜志2024年第四期。作者羅伯特·彭諾克，系萊曼·布里格斯學院教授。許子善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