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6日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一步經濟工作。

關于當前經濟形勢，會議指出，我國經濟的基本面及市場廣闊、經濟韌性強、潛力大等有利條件并未改變。同時，當前經濟運行出現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要全面客觀冷靜看待當前經濟形勢，正視困難、堅定信心，切實增強做好經濟工作的責任感和緊迫感。要抓住重點、主動作為，有效落實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進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針對性、有效性，努力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

強調“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

會議指出，要幫助企業渡過難關，進一步規范涉企執法、監管行為。要出臺民營經濟促進法，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

這是高層再次強調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要進一步規范涉及民營企業的執法、監管行為，就是要保護民營企業，禁止為了非稅收入針對民營企業進行的一些不正常的執法行為。“千萬不能為了短期利益，對民營企業進行不正常執法，獲取一些非稅收入，前一段時間有些地方出現了這種現象，在社會輿論上也造成了民營經濟預期的惡化。”

2023年7月13日，湖北宜昌，工人在秭歸縣屈姑國際農業集團黃桃深加工車間生產線上忙碌。視覺中國 資料圖

中金公司研究部認為，此次會議強調“要幫助企業渡過難關，進一步規范涉企執法、監管行為”，從正向鼓勵和負向禁止兩個層面回應市場關切，較2018年10月政治局會議提出的“研究解決民營企業、中小企業發展中遇到的困難”更明確清晰。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羅志恒建議，未來，需要從機制保障角度，在政策、制度、法治等層面著力，為民營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環境。一是在涉及方向性調整的政策出臺前，充分聽取企業家的意見，設置時間表和路線圖，避免政策擺動過大，同時推出正反兩方面的政商關系案例，清亂象、樹典型。二是制定負面清單，讓企業家和投資者放下心理包袱去投資。三是完善制度建設，尤其是系統梳理《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等法律法規，避免以政策替代制度。四是落實法治，將中央的精神落到實處，既規范市場主體行為，又規范行政執法機構行為，最終形成穩定的預期。

此次會議再次明確要出臺民營經濟促進法。今年8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趙辰昕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對于民營經濟，將全面落實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以及配套舉措，當前國家發展改革委正會同多個部門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依法依規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完善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戰略的體制機制，解決經營主體在市場準入、要素獲取、公平執法等方面面臨的一些急難愁盼問題。

“出臺民營經濟促進法，宗旨就是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滕泰說，這項法律很多內容應該要約束公權力，主要是針對有可能侵害民營企業利益的一些不正確執法現象。“我們相信隨著民營經濟促進法出臺，現在一些不正常的、涉及民營企業的執法監管現象都會得到禁止，有利于改善民營經濟的營商環境。”

更關注“促消費”與“惠民生”的結合

會議指出，要把促消費和惠民生結合起來，促進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提升消費結構。要培育新型消費業態。要支持和規范社會力量發展養老、托育產業，抓緊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所所長鐘正生認為，相較于今年7月30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的“經濟政策的著力點要更多轉向惠民生、促消費”，此次會議更加關注消費與民生和收入的聯動。

鐘正生認為，當下促消費政策著眼于補貼耐用品消費，存在兩個問題，一是當期消費增加，實際上透支了未來的需求和增長空間。二是政策僅支持部分商品，未享受政策補貼的其他商品消費可能被“擠出”。

滕泰認為，未來可能會有一定規模的消費券或消費補貼、現金補貼發放到中低收入者手中。“首先群體主要是中低收入者，然后又是惠民生和促消費，這不是單純地發錢存起來，而是促進消費，既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同時也有利于提振消費、擴大內需。”

鐘正生則認為，后續促消費政策將迎來優化升級，存在三方面調整思路，一是擴展政策補貼范圍，支持金額較小、具備黏性的服務類消費，加大對商品消費的補貼力度。二是關注重點人群，精準投放消費補貼，實現促消費和惠民生政策的有機結合。三是發揮地方政府積極性，綜合考慮常住人口、地區生產總值等因素，向各地撥付資金，鼓勵地方政府發放消費券、放松公積金提取和使用限制等，探索個性化消費支持政策，同時建立促消費政策的評估機制，表彰并推廣實踐中效果較好的政策。

增量財政政策是否會出臺？

在財政政策方面，此次會議強調，要加大財政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保證必要的財政支出，切實做好基層“三保”工作。

鐘正生指出，會議對財政政策著墨較少。“今年以來，財政對經濟增長的支持不及年初預算安排。”鐘正生說，他認為，未來財政增量政策仍有加力加量的可能。在資金體量方面，為彌補財政減收缺口，預計年內或有必要再發行1萬億-2萬億規模的超長期特別國債。若考慮到地方政府財政可持續性承壓的現狀，則可能需要有更大規模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讓地方政府能夠“輕裝上陣”，進而“整裝待發”。在資金用途方面，超長期特別國債和地方政府專項債可更多支持房地產收儲，用于發放消費補貼，用于公共領域投資等，部分重點項目可給予中央政府貼息支持。

滕泰認為，接下來，從本質上講，當前的財政政策處于重大轉型階段，即從建設財政向民生財政轉型。“任何一個國家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財政政策如果要執行逆周期調控的話，主要是加大基礎建設的項目投資。”但是，過了這個階段，當城鎮化和工業化進入后期，基礎設施相對完善，甚至還有過剩的時候，如果遇到經濟下行，還需要財政政策發力，發力的方向就要從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轉移到惠民生方面，即民生財政，“無論是加大社保支出，還是養老、托育，還是給中低收入者發錢、發消費券或消費補貼，都是圍繞惠民生展開，所以可以期待隨著這一輪逆周期調控力度的加大，幾年以后，中國的財政政策也將完成從建設財政向民生財政的結構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