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一篇題為《北大留美碩士萬字長文， 控訴父母“控制與傷害”》的報道見諸各大媒體平臺。該報道的主人公王猛（化名）是四川某地級市的高考理科狀元，就讀于北大最好的專業之一，后又讀了美國排名前五十的大學研究生。但是十二年前，他不再回家過年；六年前，他把父母的電話、QQ和微信拉入了黑名單。他將自己的性格弱點、心理問題以及與家庭決裂的根源歸結于父母從小對自己以“愛”和“保護”為名的過度控制。文章發出來后被國內多家新聞網站轉載，引起了廣泛討論。很多網友回憶了童年時期親子互動中存在的類似問題，反思不健康的親子關系對成年以后性格或行為方式的負面影響。

《三字經》有云：養不教，父之過。家長的職責并不僅僅是提供生理性撫育，更重要的職責是對孩子進行教育和培養，使之擁有良好的道德、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成為能夠順利適應社會生活的獨立個體。北京師范大學和中國教育報家庭教育周刊聯合發布的《全國家庭教育狀況調查報告（2018）》表明，中小學生普遍對父母持有積極的認可和敬愛態度。因此家庭教育，尤其是父母的教養方式對青少年的發展有十分重要且深遠的影響。

四種教養方式

發展心理學家通過“要求”和“回應”兩個維度來界定家長的教養方式，前者是指家長通過監督和管教使孩子的行為符合家長要求和社會規范，后者則是指家長通過溝通和滿足孩子特定的需要來培養其獨立性和自我管理能力。這兩個維度按照各自程度強弱進行交叉分類可以得到四種簡明的教養方式：權威型、寬容型、專制型和忽視型（圖1）。

權威型是比較好的教養方式，權威型家長既堅持以較高的要求管教孩子，同時也尊重孩子的個性和獨立性，與孩子存在平等且頻繁的溝通。寬容型家長與孩子也存在頻繁溝通，但他們并不要求孩子服從某種既定的規則，更強調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的自我調節。專制型家長對孩子要求嚴格，且在孩子違背要求時，家長傾向于通過懲罰或強迫的方式要求子女服從，而不是像權威型家長那樣通過平等溝通解決。忽視型家長則對子女既沒有嚴格的要求，又缺乏積極的回應和溝通。

筆者嘗試通過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收集的“中國教育追蹤調查”2014-2015學年數據考察四種教養方式的占比。問卷詢問了初中生家長在孩子的作業和考試、學校表現、交友、穿著打扮、上網時間、看電視時間等六個方面要求嚴不嚴格，以此可以界定家長在“要求”維度嚴格與否；問卷同時詢問了家長是否經常與孩子討論學校發生的事情、孩子與朋友的關系、孩子與老師的關系、孩子的心事或煩惱等四個方面話題，以此可以界定家長在“溝通”維度頻繁與否。

兩個維度相結合可以界定出所有家庭的教養方式，統計結果如圖2所示。在當前全國初中學生家長中，大約27%的家長在教養孩子過程中主要表現為權威型或寬容型教養，大約40%的家長主要表現為專制型教養，大約34%的家長主要表現為忽視型教養。

專制型教養與中國的社會文化背景有關。相比西方個體主義文化下的親子關系，集體主義文化更強調家庭利益優先以及家庭成員的相互依賴。這種依賴表現為擁有更高權威的長輩（父母）要求子女聽話、孝順與尊敬父母，孩子較少有獨立性。類似的親子關系不僅在中國非常普遍，而且在亞洲很多國家（如日本、韓國和越南等）也很常見，甚至在世界各地的亞裔群體中也不鮮見。

教養方式存在明顯的階層差異

曾任美國社會學會主席的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安妮特·拉魯在其代表作《不平等的童年》中揭示了不同社會地位家庭的教養方式差異。她發現，中產階級家庭和工人階級或貧困家庭的教養方式截然不同。中產階級家長通常對孩子進行“協作培養”，他們與孩子之間存在大量講道理和協商；而工人階級或貧困家長采用“成就自然成長”的邏輯開展教養，他們與孩子之間不會像中產家庭那樣存在那么多言語溝通。

在中國青少年的家庭中，教養方式是否也存在類似的地位差異呢？筆者根據家長的職業類型、教育程度、經濟狀況等信息將樣本等分為社會經濟地位從低到高的十組家庭，然后統計每組家庭采用不同教養方式的比例（圖3）。研究表明，有相當一部分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家長采用以“溝通頻繁”為共同特征的權威型或寬容型教養方式，而在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中，這兩種教養方式的比例相當低，這些家長大多使用“溝通貧乏”的專制型或忽視型教養方式。

不同社會地位家長采用不同教養方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家長教育程度是教養方式產生分化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教育程度較高的家長擁有更強的語言能力，更擅長和孩子溝通（包括講道理、表達自己的要求或回應孩子的需要）；另一方面，教育程度較高的家長對教養方式比較敏感，更善于采納合理的教養建議，并通過專業渠道（如參加家庭教育培訓、查閱專業書籍和文章等）解決親子之間或孩子成長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而教育程度較低的家長缺乏和孩子耐心溝通的能力，對教養方式的重要性也沒有明確的認知。

其次，教養方式與家長的職業特征有一定關聯。社會學家科恩（Kohn）曾提出，職業會影響成年人的人格特質和人際交往的風格。高地位家長的工作過程通常存在大量協商與溝通，因此他們自然而然地在親子相處過程中也會使用類似的方式；低地位家長的工作過程主要是服從管理者下達的指令，較少存在協商或溝通，因此他們也會使用類似的方式與子女相處。

第三，家長的工作時間也會影響教養方式。整體而言，大部分高地位家長的工作/休息時間與孩子的上學/休息時間較為吻合，家長有比較充足的時間和孩子相處。而部分低地位家長可能要面臨長期加班、夜班或輪班，限制了與孩子共處的時間。權威型或寬容型教養中存在的言語溝通需要以長時間親子相處為基礎，因而高地位家長更有條件采用這兩種教養方式。

權威型教養方式具有明顯優勢

2012年，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發布了《面向生活和工作的教育——培養21世紀通用知識和技能》（Education for Life and Work: Developing Transferable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he 21st Century）研究報告。報告提出，21世紀的人才應當具備三類基本技能：認知能力、個體內在能力以及人際交往能力。其中，個體內在能力包括心理健康、責任心等，人際交往能力包括團隊合作能力、領導力等。這些技能統稱為“非認知能力”，因其對個體地位獲得有重要影響而受到經濟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學科越來越多的重視。

筆者基于數據構造了自我效能、社會行為、交往能力和集體融入等四個非認知能力指標，并且通過箱線圖（圖4）展示了接受不同教養方式的孩子在上述四個指標上的得分情況。由圖可見，不同教養方式都可能培養出非認知能力較高的孩子，也可能培養出非認知能力一般的孩子，但接受權威型教養的孩子在整體上具有更好的表現。權威型教養可以有效地提升孩子的自我效能感、減少孩子的偏差行為、強化孩子的社會交往能力以及幫助孩子更好地融入集體生活。

權威型教養之所以能夠成為最具優勢的教養方式，是因為它很好地平衡了孩子的義務和權利。家長的嚴格要求能夠讓孩子順利地內化社會規范、減少偏差行為，使之明確作為社會人應當履行的各種義務；而頻繁溝通又為孩子營造了一種被接納的情感氛圍，體現了對孩子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尊重，充分保障了孩子的權利。權威型教養的這種優勢在全球很多國家都得到了驗證。

對教養孩子的三個建議

教養方式并不是家長理性選擇的結果，更像是家長在養育孩子過程中無意識的呈現。對社會地位較高的家長而言，權威型教養是自然而然的存在，權威型教養具有優勢也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并非所有家長都能意識到不良教養方式的后果，也并非所有家長都會像高地位家長那樣采用合理的教養方式。因此，有意識地改變家長不良的教養行為可以讓孩子得到更好的成長和發展。

（1）管教：培養良好的行為習慣

權威型教養的首要特征是家長會堅持以既定的標準和要求管教孩子，這對于減少孩子的偏差行為有重要意義。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助理教授張丹丹在南方沿海某城男子監獄的調查中發現，在這所監獄服刑人員中，17%的人有留守兒童背景。他們的共同點是“情感缺失明顯，特別愛冒險，又缺乏從父母那里得到價值觀的塑造機會”。

不僅留守兒童可能缺乏管教，父母在身邊的孩子也可能缺乏管教。根據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對2009名受訪者進行的一項調查，有82.4%的受訪者感覺現在“熊孩子”多，69.5%的受訪者認為“熊孩子”現象應當歸因于父母沒原則的寬縱和溺愛。事實上，孩子好習慣的養成是家長從小嚴格要求的結果，寬縱和溺愛在孩子任何成長階段都是不合理的教養。

（2）溝通：營造平等的親子關系

權威型教養的另一個特征是家長與孩子之間存在平等溝通，這對培養孩子的人際交往能力和獨立人格有重要意義。很多父母常常將孩子視為自己的附屬，從而導致不善于耐心傾聽和平等溝通，不理解孩子內心的真實需要。其實，每個孩子都渴望被尊重、理解、關心和信任。平等溝通是家長向孩子表達上述情感的最佳方式。

在家長制的社會傳統中，把孩子視為獨立個體而后平等相處是不少中國家長需要面對的挑戰。不久前，南京一位33歲的年輕媽媽因孩子寫作業時動作磨蹭而動怒，誘發中風，很多家長對此產生了共鳴。不可否認，當前的教育競爭體制給家長以及親子關系帶來了很大壓力。但如何在壓力之下控制負面情緒，好好地與孩子說話，需要家長自身進行更多心理建設。

（3）教養方式對彌合下一代社會地位差距的意義

哈佛大學教授帕特南在其最近的著作《我們的孩子》中通過對美國青少年的考察探討了當代美國社會流動面臨的困境。他發現，教養方式在不平等代際傳遞過程中的作用不能被忽視。優勢群體往往會采用更具優勢的教養方式，從而培養出更具競爭力的孩子。

筆者的研究也發現，地位較高的家庭在親子關系中更傾向于使用權威型或寬容型教養方式，而接受這兩種教養（尤其是權威型教養）的孩子在非認知能力方面具有更好的表現。相反，地位較低的家庭則更多地使用了不利于培養孩子非認知能力的教養方式，從而造成了孩子在非認知能力方面的劣勢。

筆者通過進一步分析發現，合理的教養方式對提高非認知能力的作用在不同地位家庭中是相同的。換言之，優勢地位出身的孩子可以因良好的教養方式而獲得非認知能力的進步，劣勢地位出身的孩子同樣也可以通過接受良好的教養而實現非認知能力的提高。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使那些劣勢孩子獲得更好的教養，從而幫助他們縮小與優勢孩子的差距，這對切斷不平等的代際傳遞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