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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靜默中表達自己:高倉健的“有終之美”
“如今只按實際需要而動作的男人越來越少,夸張動作的男人越來越多”,“我被認為是‘不器用’和‘無愛愛想’的,但實際上力量并不取決于話語的多少或聲音的大小,難以言傳的東西是傳達不出的,還是靜默更能表達自己?!?/em>
文|葉千榮
第一次見到高倉健,是九九年十二月,在東京品川的酒店,他要了一間會客廳,從一點半談到近五點。那天他說起他的父親,一位曾在中國東北煤礦工作的技術員,說“人到了這個年紀,就會想要做些讓父親在那個世界覺得欣慰的事,我把《鐵道員》的中國上映權買下來了,等你翻譯好了,我就送到中國,我要專門放給宋大使看”,宋大使是八十年代初的中國駐日大使宋之光,他非常敬重宋大使。
這是一個老鐵道員和他的小站在時代大潮下消逝的故事,最終卻透出悲壯的美。我告訴他:這不僅是日本的往昔,也是今日中國的一幕。中國也有許多同樣的父親,我想翻譯得讓人逐漸忘記這是一個日本的電影。
第二天中午,收到他前晚寄出的快遞:“今天成了一個不會忘卻的日子,預感將看到新的夢想…”。
2006年高倉健把片子帶到北京去,親自為坐著輪椅來的宋大使放了一場,然后在北京電影學院放了兩場?;貒笏谛爬飳ξ艺f:“事前聽說學生們看片子時常常失去興趣中途退場,但這次有不少人流淚,最后響起了掌聲…具體的感想,等見面時再告訴你”。
這部片子后來并未在中國上映。
高倉健感到悵然,他把拷貝留在中國,把在中國的放映版權贈送給了張藝謀,他不期待票房收入,只期盼這部片子能在中國上映。

如今想來,《鐵道員》的確是高倉健的最愛,他的電影美學,在這部作品中得到了集大成的體現。能如此成功,也與他的兩位老合作者密切相關。
一位是前東映東京攝影所所長,《鐵道員》和《螢火蟲》的制作人坂上順。一位是導演降旗康男。如今他們也都已年屆八十。坂上五十年代進東映,從現場助理一直做到東映東京攝影所所長。降旗康男從高倉健早期的《新網走番外地》一直拍到《冬之華》、《車站》、《夜叉》、《居酒屋兆志》、《鐵道員》、《螢火蟲》和最后的《只為了你》,高倉健最后十五年的電影里,除了張藝謀的《千里走單騎》,都是由他導演。
七十年代末,任俠黑幫系列日漸寥落,高倉健也與東映分道揚鑣。此后,高倉健憑山田洋次的《幸福的黃手帕》和《遠山的呼喚》走出任俠形象,曾和高倉健一起打造過日本電影黃金時代的老員工們,卻日薄西山。坂上暗下決心, “總有一天要讓高倉重回東映”,
一九九七年,坂上讀到了淺田次郎的《鐵道員》,他非常喜歡這個故事的氛圍,在他看來,這種“不迎合時代的倔強和最后一任站長的悲壯”既會使高倉健形象走進新的境界,也會勾起同代人的共鳴。于是,多年不和高倉健來往的坂上給高倉健寫了一封信,寄去了小說。
高倉健去世不久的11月20日晚上,在一間高倉健生前度過無數時光的屋子里,我問坂上先生:“高倉健最初怎么答復的?“他看著高倉健的遺像說:“他從來不一次答應,但我不死心,繼續一封封信地跟他講這個故事的意義,告訴他一代老東映們都在等他,他們也都是‘鐵道員’,他心動了”。
我又問:“后來呢?”,坂上笑著說:“他想了幾天,然后開車去降旗康男家,問降旗:‘這會是個什么樣的電影?’降旗答:“就像被一場五月的雨打濕了身子?!?/p>
接下來的,我從高倉健寄來的隨筆《在旅途中》里讀到了:“那天從降旗家出來,我一面開車一面回想著他的話,什么叫被五月的雨淋濕?不清楚,東大出來的家伙說話太雅。不過從那時起,我已經一步跨進了《鐵道員》”,于是他答復坂上和降旗:“雖然還不明白什么是五月的雨,且一塊兒來淋一次吧”。
坂上說,我高興得幾乎落淚,立即打電話回廠告訴老東映們:健要回來了!
高倉健重返東映那天,二百多名東映員工肅立迎候,一俟他下車,全體鞠躬喊道“健さん、お帰りなさい!”(健桑,您回來啦?。└邆}健在隨筆中說:“那一刻只覺得渾身發熱”。
接著,坂上陪他去了當年他的服裝間,他看到,屋子里依舊一摸一樣,那個神龕,也一如當年地放在那里,沒有一絲蒙塵。
這一切都是坂上的安排,就像在劇中為高倉健設計場面一樣。
坂上說:“高倉健的故事,多是一個被動寡語的男人,默默地感動對方,最后自己也意外地被黃手帕感動”。
另一個最了解高倉健的,就是導演降旗康男。
在現場,高倉健話少,降旗話更少。幾十年來,一直如此。乃至不少初到現場的人都以為大嗓門的攝影木村大作是導演,降旗是助理。
高倉健說過:“每次拍之前,我都在心里把這段戲過一二十遍”,同時他也定下了這個鏡頭里自己的視線表情語調語氣。一到現場,人人靜氣屏息,試走一遍后,降旗問:“可以了嗎?”,高倉健點點頭,降旗輕輕一聲“開始”。他們就是這樣高度默契,降旗不在現場對高倉健作任何導演闡述。
高倉健幾乎所有鏡頭都是一次拍成,降旗說:“三臺機子從三個角度一起拍,一次成功,張藝謀拍《千里走單騎》前問我高倉健在現場怎樣,我告訴他都是一次OK,他說這可真有點難,因為他電影里群眾演員太多,經常一個鏡頭要拍三十次,我對他說,那你就得先告訴高倉健,說對不起都是普通群眾所以一次拍不下來能不能配合一下,據說后來張藝謀在這點上很是小心”。
“健桑要什么,降旗最知道”,坂上說“這幾年我也給高倉健推薦過其它導演,他都一口拒絕,在日本,除降旗以外,他誰也不要”。
這些天來,日本電視臺一面播映《鐵道員》和《只為了你》,一面紛紛分析高倉健形象魅力的秘密,許多名人在電視上發揮闡述,但是坂上和降旗始終沉默不語。
其實,高倉健后四十年銀幕美學的背后,有一位他深愛的日本作家:山本周五郎。
2003年6月15日,我收到高倉健一封信,信里說:
“隨信附上的這本書,是在為拍《南極物語》而遠赴南極時,在行李重量限制下我帶去的唯一一本。身邊有許多想要讀這本書的朋友,可惜已經絕版,我特別重印了200冊,寄去一冊作為紀念,請笑納”。
這本書,就是木村久邇的《作為男人——山本周五郎筆下的英雄們》。
第二天,我打電話謝他,他說:“我塑造形象時,深受山本周五郎的影響,我非常喜歡他筆下的人物”。
他曾經這樣形容山本周五郎的短篇小說《晚秋》:“這就是所謂硬骨吧······雖然他寫的是武家社會,但表現了現代人正在失去的東西。聽說黑澤明生前也是一旦一籌莫展就讀山本周五郎”。
山本周五郎筆下的英雄,大都伏激情于靜默。
高倉健早年的任俠電影,已有剛毅的武士風貌,也少不了揮刀對決的動作場面,但從《幸福的黃手帕》、《遠山的呼喚》開始,他開始擺脫任俠形象,既保留原有的剛毅堅忍,又融入了日常的沉默。
隨后,藉山本周五郎的文學,他的人格美學逐漸清晰,且在表現上也有意識地由動變靜,力求用沉默表現內心。他在隨筆里說:“如今只按實際需要而動作的男人越來越少,夸張動作的男人越來越多”,“我被認為是“不器用”和“無愛想”的,“但實際上力量并不取決于話語的多少或聲音的大小,難以言傳的東西是傳達不出的,還是靜默更能表達自己”。日語“不器用”即中文所謂不聰敏、不靈活,而“無愛想”則近于無表情或冷漠。他在這種木訥和冷峻的底下,蘊蓄強烈的張力和激情。
如果說,日本人的思維定式中既有富于計算的實用主義,也有不計得失的美學主義,那么他所塑造的人物,就都是后者。他喜歡山本周五郎的這句話:“活在這世上,不必計算得失,人生不長,還是走自己想走的路為好” 。
他曾經演過很多血刃對決的任俠或臥薪嘗膽的死囚,但這些年,尤其是《鐵道員》和《只為了你》,他通過老鐵道員,老技工這樣的底層人物,表現堅守職業靜默終生的美學和深藏至愛于內心的人格。
他后期的影片,都是他從劇本初稿開始,傾注一兩年時間,和制作、導演一筆筆創作出來的?!惰F道員》開拍前,他和坂上的所有書信來往,幾乎都是在修改劇本和臺詞,他就是這樣精心在人物的每一個行為、每一句臺詞和每一個表情反應上寄托自己的人格美學。
他通過電影表達自己的人格美學,也在自己的人生中實踐這種美學。
他不赴社交聚會,不與政要過往,不作豪游,愛去沖繩西表島住簡樸民宿。那年陳逸飛來東京,歡談之余,我給他手機打了一個電話,想約他一起見面,聽聽陳逸飛的電影構想,電話里他悄悄說“很想見,可這會兒正在西表島的民宿里呢,現在這一身可真是見不了人啊”。
這是人后的他,一旦走到人前,一舉手一投足,從語調到表情就都要是“高倉健”。
去世前兩個月,他被一位堅持無農藥種植的社長的來信感動,從醫院出來拍了一個廣告,那天,誰也沒看出他癌癥已擴至淋巴,他依舊壓低帽檐,穿著他喜歡的牛仔褲,很高倉健地走在林間和田野,十個小時的現場,他始終不肯坐下,這是他在現場的一貫,也是他的美學。
如今,那句“不用農藥,就靠汗水”成了他生涯最后的臺詞。他走后,醫院依照他遺囑,只告知了他生涯中最親密的幾位友人。三天后,這幾位為他舉行了火化密葬。整整一周,他們都堅守著他的遺愿,未作一絲透露。
他生活中最親密的朋友有兩位:一位是東京品川京急酒店地下一層理發店的師傅佐藤,這幾十年,他大約每周給高倉健理一次發,不理發不拍戲的時候,高倉健常在理發店里間一杯咖啡一本書地坐半天。佐藤為他安了一臺傳真,有什么事,高倉健事務所就發個傳真來。高倉健沒有家人,最后時刻,陪伴左右的是佐藤,去世三天后遵囑為他密葬火化的,也是佐藤。直到現在,佐藤還未對媒體說過一句話。
另一位是東京麻布十番中國餐館“富麗華”的主人徐富造,他夜里常去富造兄家閑坐聊天,銀幕上寡言少語的他,在富造面前暢所欲言。張藝謀導演和與高倉健有過交往的中國電影人,都知道徐富造。演《千里走單騎》時,天天要在餐館里照應的富造,放下餐館隨高倉健遠赴云南日日陪伴左右。連日來,日本電視上有許多名人敘說與高倉健的點滴交往,從一張賀卡到一次握手。但是,富造依舊什么也沒說。
他們都追隨高倉健的人格美學,繼續與他靜默相守。
美的確與距離有關,高倉健終生保持與世間的距離,使人們只能根據影片中的他來想象實際的他,最終將二者一體化,于是他在生前就已成為一個偉大的傳說。
盡管實生活中的他并不同影片中的他,但他始終在人們視線所及的每一處都保持自律和沉靜,對他接觸過的每一個普通人都報以敬意和親切。
他以對人的敬意體悟自身尊嚴,將對職業的不茍視為至高鐵則,在影片和生活中,他都堅守這種美學直至最后。
一如武士的“有終之美”。
(原發于葉千榮博客,由“壹嘉出版”公眾號:at1PlusBooks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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