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羅夫  視覺中國 資料圖

僅僅一個月里，社交平臺“電報”創始人杜羅夫態度“大轉彎”。

今年8月24日，杜羅夫在法國巴黎被捕。法國政府相關部門稱，正調查“電報”上涉及詐騙、販毒、有組織犯罪等不法行為，他未能采取措施阻止這些罪行。

9月23日，多年來一直強調“言論自由”、拒絕監管的杜羅夫做出了讓步。

據環球網9月23日報道，杜羅夫表示，“電報”正做出改變，努力減少平臺上的犯罪活動。其中最主要的是，該平臺更新其服務條款和隱私政策，會根據有效的法律要求向執法部門移交違規用戶的IP地址和電話號碼。

杜羅夫態度轉變的背后，是一個無解卻緊迫的難題：社交平臺監管。在法國的另一邊，今年7月29日，英國紹斯波特鎮的持刀襲擊案后，網絡上有關“兇手是穆斯林”的虛假信息，一度在英國多地引發了反移民、反穆斯林的全國性騷亂。

當時，英國國內有聲音呼吁應盡快施行2023年已獲批成為法律的《在線安全法案》（Online Safety Act，下文簡稱《法案》），以打擊網絡非法內容。根據英國政府計劃，《法案》將于2025年全面生效。

作為推動《法案》落地的專業人士之一，英國埃塞克斯大學網絡法教授伍茲（Lorna Woods）在媒體政策、通信監管領域有著豐富的經驗，并于2020年獲得大英帝國官佐勛章（OBE）。

在伍茲看來，杜羅夫被捕與歐盟成員國本國法律有關，目前歐洲整體的監管政策并不過于嚴格。

伍茲近期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采訪時表示，總體上，網絡安全管理機制在于改善網絡環境。至于如何應對危機，仍值得思考。

杜羅夫案后，科技巨頭還敢去歐洲嗎？

澎湃新聞：杜羅夫此前在法國巴黎被捕。您如何看待科技公司高管，和對平臺內容責任之間的關系？

伍茲：(對杜羅夫被捕)有點難評論，因為我不知道指控的細節，而且我不是法國律師。

從更廣泛的角度看，我考慮的是平臺豁免權的問題。自2000年以來的通常情況是，信息傳遞時作為中間機構之一的社交平臺通常不應對其用戶的行為負責。

但在歐盟，這種豁免權是有條件的，特別是互聯網的托管服務。托管服務必須保持中立，且不了解托管的內容。（注：根據互聯網托管服務，組織或個人可以向互聯網提供內容。）

因此目前的爭論點是，當托管服務是犯罪的一部分時，那么服務就不是中立的。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么看待“不中立”。

通常情況下，由于我們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將引用別人發的帖子視為犯罪行為是在沒有其他辦法時才會采取的做法。當然，言論自由并不是無限的，這種措施有一定道理，但實施時更需要看重公共利益，比如涉及到恐怖主義、虐待兒童等因素時。

另一個問題，根據我的理解，一些針對科技公司的指控可能與他們不遵守監管調查有關。這與他人言論無關，而是這些公司自行采取的行動。這種行為作為違法的例子并不少見。

在《法案》中，有針對不配合英國通信管理局（Ofcom）調查行為進行處罰的規定，這些規定是針對科技公司的董事和高級官員的。在最糟糕的情況下，一個人可能會被監禁，但通常不會超過2年；一般而言，更可能的處罰是罰款。

《法案》還規定，如果有公司被要求遵守與兒童保護相關的義務，但在無合理解釋的情況下沒有這么做，可能構成犯罪。比如科技公司需向英國國家犯罪局（NCA）報告，關于兒童性虐待內容的材料。

澎湃新聞：總體上看，您怎么看待歐盟對科技公司的監管？您如何比較歐盟人工智能/技術相關的法案與美國《通信規范法》第 230 條（旨在保護互聯網公司免于對第三方在其平臺上發布的內容承擔責任）？以歐洲為例，如何評估當前的法規是否過于嚴格？

伍茲：與美國《通信規范法》第230條有最明顯比較的是，歐盟的《電子商務指令》（注：本指令試圖通過確保成員國之間信息社會服務的自由流動，來促成內部市場的正常運行）和《數字服務法》。

《數字服務法》沿用了《電子商務指令》中的中介豁免條款。和美國不同，根據歐盟的這些法案，雖然平臺上第三方內容被授予了豁免權，但豁免權是有條件的。

比如，平臺收到了有關（平臺）內容的通知，但沒有采取任何行動，那么平臺所在的公司，將失去與上述內容相關的豁免權。豁免權只授予所謂的“中立中介”。

《數字服務法》延續了這一點，并禁止要求服務提供商對內容進行普遍監測。該法案中還參照了美國法律中“好心人”的概念（注：“好心人”為good Samaritan，指的是在緊急狀態下，施救者因其無償的救助行為，給被救助者造成某種損害時免除責任的法律條文）。

我不認為歐盟在這方面非常嚴格，引入“好心人”條款或許是件好事。否則，這些服務提供商或許會擔心，他們不了解內容卻貿然施措，會失去作為“中立中介”擁有的豁免權。

澎湃新聞：監管機構是否會特別關注像扎克伯格、馬斯克這樣的科技巨頭？在歐洲監管較為嚴格的背景下，他們還敢去歐洲嗎？

伍茲：《數字服務法》特別關注非常大的在線平臺（例如Facebook、Instagram、X）和非常大的搜索引擎（例如谷歌搜索），給這些平臺所屬的公司帶來了額外的義務。

就這些公司的所有者或者首席執行官的責任而言，《數字服務法》沒有對他們施加刑事義務。

然而，正如我們在杜羅夫被捕的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樣，每個歐盟成員國的本國法律可能有所不同。我不知道不同法律會讓事態如何發展，或許需要對這些不同的法律有更詳細的了解。

如何適度打擊在線不法行為？

澎湃新聞：《法案》中，并沒有針對打擊虛假信息或不實信息的相關立法，僅關注了“仇恨犯罪”。今年7月英國紹斯波特鎮持刀襲擊案發生后，有關“兇手是穆斯林”的假消息進一步發酵為英國全國性騷亂，虛假信息成為英國社會面臨的一大重要問題。

在《法案》全面實施前，是否更應關注《法案》會如何運作，而不是對其可能帶來的潛在影響有過高期待？

伍茲：盡管《法案》確實設想成立一個委員會，就打擊虛假信息和錯誤信息向（獨立監管機構）英國通信管理局提供建議，但《法案》中沒有明確規定如何處理這些信息。

如果虛假信息符合《法案》中“對兒童有害的內容”（比如通過喝漂白劑的方式治療新冠）或“非法內容”（比如境外干涉或欺詐罪）的定義，那么當局仍可對其進行打擊。

簡單來說，《法案》要求建立一個有效的服務機制，這個機制包括一個申訴流程。這意味著一旦社交平臺收到通知，說有不當信息出現，它們必須能夠快速地刪除這些內容。我認為這樣的改變很有必要，因為很多對社交平臺服務的不滿都來自于這些公司處理投訴的速度慢、效果差，而且處理過程不公平。

這些公司必須努力確保用戶不會遇到與被列為“重點犯罪”的罪行（如境外干涉罪或仇恨言論罪）有關的內容。比如，不能在算法上推廣此類內容。

但比較明顯的缺陷是，這不適用于所有平臺，且對平臺的服務條款沒有最低要求。目前，對于“A類”平臺（注：即風險高、用戶對用戶覆蓋率最高的網站，如社交平臺），一旦出現錯誤或虛假信息，平臺將就此執行相關服務條款，對有關內容采取行動。

《法案》生效后可能會有所不同，但我不認為這能夠全面回應所有問題，特別是那些“合法但有害”的內容。

這其中可能還存在如何定義非法內容的問題。目前英國有一條法律，即某人在已知的前提下分享虛假信息，意圖造成重大傷害，屬于刑事犯罪。我們尚不確切了解怎么解釋該罪名的構成要素。紹斯波特鎮騷亂發生后，已經有兩人因此罪名被捕。

另一點需要注意的是，網絡安全的管理制度是為了改善網絡環境，而不是作為一種危機應對機制。也許這個問題值得更多思考。

澎湃新聞：根據《法案》，獨立監管機構Ofcom將有權對不遵守新規的科技公司采取行動。在此背景下，是否會出現Ofcom監管時濫用權力的情況？

伍茲：Ofcom此前在監管廣播、視頻點播、電信和郵政等方面有良好記錄。該機構經驗豐富，基于決策和咨詢，有完善的制定和實施政策的程序，同時還有問責機制。

《法案》中包括（科技公司）質疑Ofcom決定的條款：首先，可以在競爭上訴法庭（Competition Appeals Tribunal）提出相關訴求。該法庭的職能是審理和裁決涉及競爭或經濟監管問題的案件，能夠處理通信領域的相關問題。

其次，還可能出現超級投訴。這指的是，當有社會公民團體認為，Ofcom忽視了一個市場層面的問題時，代表社會某個部門的這個公民團體可以向Ofcom發起挑戰（因此這與個案無關，且不等同于集體訴訟）。

此外，可以通過英國的司法審查機制質疑Ofcom的決定，且Ofcom必須就此向英國議會報告。

澎湃新聞：由于各方對于“傷害”的定義可能有所差距，尤其是《法案》中提及的、較為抽象的心理傷害，根據您的判斷，今后OpenAI、谷歌等科技公司和Ofcom之間的訴訟會否越來越多？從您的角度看，在《法案》中，怎么定義心理傷害、非法言論是最確切的？

伍茲：未來很可能會有此類訴訟。從目前科技公司應對其他監管措施（比如歐盟的《數字服務法》）的方法來看，這有可能。

許多人提及了對“危害”的定義可能會是一個難點，但這不是新的概念。Ofcom必須確定通信領域所謂的有害內容指的是什么。

Ofcom已經委托其他機構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并在制定其指導方針時遵循了研究結果。目前，質疑Ofcom對有害內容定義的挑戰，都沒有成功。不過，如果未來出現進一步（針對Ofcom的）訴訟，可能會推遲《法案》的全面實施。

澎湃新聞：根據《法案》，平臺需要更明確地表明，其允許哪些類型的潛在有害內容（即合法但有害的內容）。同時平臺要讓用戶對他們想看的內容類型有更多控制權。因此，平臺需要通過算法分析其用戶（成年人）對于內容的偏好。

在這種情況下，是否存在平臺侵犯用戶隱私的可能？《法案》全面實施后，隱私會否成為一個討論度較高的議題？

伍茲：作為一個公共機構，Ofcom必須遵守英國的《人權法案》，《人權法案》中包括了《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關于隱私保護的相關內容。

《法案》承認可能存在數據保護的問題，服務供應商也需遵守《數據保護法》規定的義務。考慮到隱私權的重要性，供應商在根據《法案》采取措施時，有其具體的義務。

為了確保隱私得到應有的尊重，一些具體規則限制了《法案》中可以使用的技術種類。《法案》在議會通過期間引起特別關注的是涉及加密、上傳過濾器影響的內容。

科技、社會群體，監管從何入手？

澎湃新聞：除了打擊網絡暴力，您是否認為《法案》應該同樣注重于應對人工智能（AI）帶來的挑戰（比如AI生成的圖像、視頻和信息）？今后是否會有更多補充措施，應對AI帶來的問題？

伍茲：原則上《法案》已經涵蓋了與AI有關的條款，因為內容一旦被認為有害或非法，那么與內容的創作方式無關。到目前為止，Ofcom給出的指導草案并沒有明確處理與AI相關的問題，因此Ofcom可能會在這方面花更多精力。

澎湃新聞：《法案》中提到，會打擊威脅性、色情性的信息，而現在AI能夠生成這類內容，且其真實性難辨。為了更好應對AI的快速發展，《法案》會否被進一步優化？

伍茲：目前，Ofcom注意到了AI在內容審核中的作用。在關注AI內容生成方面，Ofcom已委托研究機構進行研究，特別是關注深度偽造。

具體來說，在有關婦女、女孩受到暴力行為的指導方針中，Ofcom解決了一些關于深度造假的問題。

澎湃新聞：由于法案旨在保護兒童的身心健康、避免婦女遭受網絡暴力，如果把《法案》的出發點描述為“優先保護婦女和兒童”，是否準確？《法案》是否會進一步擴大至所有群體的利益？

伍茲：《法案》案明確旨在提高對兒童的保護水平，這也是為什么會有關于保護兒童免受“有害內容”的責任條款，尤其是女童。

《法案》承認女性在網上經常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所以它特別強調在執行過程中要保護女性，確保她們不會受到任何不應有的額外負擔。大體上說，對風險的評估，應考慮到所有少數群體的處境。

澎湃新聞：當《法案》2025年全面實施后，英國政府是否會根據《法案》對涉案人員進行刑事懲罰？在《法案》尚未全面實施前，監管機構會如何應對類似案件（比如在網絡上煽動暴力）？

伍茲：《法案》設想的主要懲罰措施是罰款，而不是刑事處罰。（注：Ofcom可以對不遵守條款的科技企業處以最高1800萬英鎊，約合人民幣1.7億元，或企業全球年收入10%的罰款，以較大金額為準。）

話雖如此，不配合Ofcom調查的科技公司高層可能會受到刑事處罰。舉個例子，如果平臺上出現有關兒童性虐待的犯罪材料，那么根據要求，平臺所屬的科技公司將向英國國家犯罪局（NCA）報告。如果不這么做，就會構成刑事犯罪。

澎湃新聞：在《法案》尚未全面實施的監管真空期，監管方是否仍然延續7月英國騷亂期間的做法，即逮捕在網上發布威脅性言論的人？

伍茲：在《法案》全面生效前，Ofcom能做的是有限的。

值得注意的是，TikTok等視頻分享平臺有相關（監管）規定，且可以強制執行。我還沒全面了解騷亂期間的問題內容出現在什么平臺，但我的印象是，TikTok的反應相當靈敏。通常情況下，TikTok上的內容沒有那么多問題。

騷亂表明，英國政府在用刑法懲罰發帖者，這與《法案》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