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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未:南宋臨安城在中國古代都城史上的地位
中國古代都城史上,在統一王朝肇始時期創建的隋大興城、元大都城,以其整齊的規劃、宏大的規制而受矚目。相對而言,偏居一隅的南宋臨安城雖以西人馬可·波羅等對城市景觀的贊美而聞名于世,但其在城市布局方面重要的歷史價值卻未能彰顯。事實上,南宋臨安城既以地方城市改建,又位于南方地區,適處中國古代社會從中期向后期轉變的歷史階段,這些因素都促使其在中國古代都城史上占據特別的地位,具體表現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南宋臨安城是以地方城市為基礎權宜改造而成的行都
在女真人強大的軍事壓力下,宋廷被迫南遷,經過在建康、紹興的短暫逗留,最終將行都設立于臨安。遷都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不乏其例,魏孝文帝之遷洛陽,金海陵王之遷燕京,都是從政治大局考慮做出的主動抉擇,新都雖然是在舊城的基礎上建立,但卻施行了新的規劃。
在政治理念層面,南宋仍將開封奉為名義上的首都,而以臨安當作過渡性的行在。對舊城格局權宜改造、逐步調整,這是各項行都建設事例中體現出的原則。因此,南宋臨安城沿襲了吳越以來杭州城的街道系統未作改動,但又安插了宮苑、壇廟、中央官署等原本作為地方城市所不具備的新要素,使其在城市規劃上呈現出與歷代都城有別的特殊面貌。
二、南宋臨安城以縱街橫巷式街道系統為基本規劃
街道系統是城市基本規劃的直觀表現。南宋臨安城在御街等南北向主干街道兩側平行排列著東西向的小巷,從而構成了縱街橫巷式的街道系統。這與中原北方地區多見的大小十字街式街道系統不同,是晚唐以來南方地區特別是江浙一帶更為流行的樣式。比較典型的實例還有平江城、紹興城、溫州城、臺州城等。
平江城(圖1)近長方形,街道比較規整,在四條南北向主要河道的兩側都有縱街相傍而行,彼此之間又以東西向平行排列的橫巷相連接,橫巷一側也有河汊相傍。紹興城(圖2)近紡錘形,城內有三條南北向主干縱街,兩側平行密布東西向橫巷,縱街橫巷之側均有河道伴隨。溫州城(圖3)近四邊形,城內有兩條南北向主干縱街,州治前另有一條較短的縱街,兩側平行排列東西向橫巷,縱街橫巷之側均有河道伴隨。臺州城(圖4)近長方形,城內有四條南北主干縱街,兩側均為東西向平行橫巷。

圖1 平江圖

圖2 紹興城圖

圖3 溫州城圖

圖4 臨海城圖
對于這類縱街橫巷式的街道系統,宋人曾有精到的描述:“溫州并南海以東,地常燠少寒,上壤而下濕。昔之置郡者,環外內城皆為河,分畫坊巷,橫貫旁午,升高望之,如畫奕局。”溫州城與平江城、紹興城類同,街巷與縱橫交錯的河道相結合,構成前街后河、水陸并行的交通網絡。而臨安城是南北交通的重要節點,縱向的河道更為發達,缺乏東西橫向聯系的河汊,所以只有縱街傍河而行。這是因地理環境不同而形成的細小差異。
中國古代都城之采用縱街橫巷式街道系統,南宋臨安城是較早的實例之一。北宋開封城由唐汴州城擴建而成,金中都從唐幽州遼南京城拓展而來,舊城部分街道系統均受到里坊制影響而留有大小十字街式的印記,其新城部分始采用縱街橫巷式。至于完全以這種街道系統來規劃全城,則實現于元大都。
三、南宋臨安城禮制性受舊城格局及行在性質約束未能充分體現
中國古代都城規劃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對禮制性的重視。南宋臨安城作為由地方城市改造的行都,新增的宮苑、壇廟、官署難以按照理想原則統一規劃建設,只能利用官方掌控的個別地段安插調整。并且,行在所的性質也使得各項建設多以實用為宗旨,從而降低了對禮制性的要求。如下諸項所示:
(1)皇城以州治所在的子城改建,偏居全城南部。皇城的南門麗正門僅在禮制活動中作為正門使用,在日常活動中由北門和寧門承擔內外交通職能,由此形成了皇城坐南朝北的特殊格局。子城倚靠地勢比較險要的山地,位置偏居全城南端,這符合隋唐地方城市子城或衙署不居中而多偏于西北隅的慣例,與皇城靠北居中的京城相比實則等而下之。
(2)宮殿布局較為分散,有大致的功能分區,但沒有整體上的軸線。建筑數量大為省并,僅以崇政殿、垂拱殿兩組為主,前者隨事易名為文德殿、紫宸殿、大慶殿等,以承擔不同的功能。建筑規制也有意降低,新建的崇政殿、垂拱殿亦不過面闊五間八丈四尺,“其修廣僅如大郡之設廳”。
(3)壇廟分布不甚規則,太廟在御街之西,社稷壇在御街之東,大致符合左祖右社的原則,但實際上兩者南北距離甚遠,并不對稱。徽宗時創立的明堂未予復建,循仁宗時舊例以大慶殿代替行禮。圜壇、太廟等建筑規制均有所降低,丈尺予以減殺,遠遜于北宋舊制。并且附屬建筑多不正式修蓋,而是采用行禮時臨時絞縛的方式。
(4)皇城內空間有限,僅作為宮城使用,不再安排中央官署,而是將其就近布置于皇城以北御街之側。由此改變了隋唐都城中宮城在北安置宮苑,皇城在南排布官署的格局。
(5)官署多以寺觀改建而成,范圍陸續有所調整,因而占地不甚規則,等級也不明顯。只有秘書省系以空閑地段全新規劃修建,呈規整的長方形,其中路院落縱橫200×38步,是探討南宋中央官署建筑規制的難得實例。
(6)全城缺乏明確的中軸線。將連接皇城與景靈宮的主干街道設定為御街,具有中軸線的象征意義,但其本系杭城舊街,走向曲折,寬度有限,穿行于市井阛阓之間,其經濟意義實際上更為重要。
四、南宋臨安城經濟中心地位的確立使城郊獲得顯著發展
南宋臨安城由地方城市而建為行都,政治地位提升的同時,隨宋室南遷而來大量官員、士民、僧道、軍隊等人口,這在經濟層面引發了很大影響。城市不再是向北方漕運供給的節點,而成為南方地區商品流通和消費的中心,各地物資均向此匯聚,經濟角色發生轉變。
臨安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這也是將行都確立于此而非建康或紹興的重要原因之一。發達的運河體系構建了與三個主要方向相聯系的交通脈絡。北方蘇、湖、常、秀平原之米,由新開運河而來;西南嚴、婺、衢、徽山地之柴木果品,由龍山河而來;東南溫、臺、明、越海濱之水產,由貼沙河而來。
城外近郊運河沿線由此受經濟因素刺激而聚集了大量的人口。紹興十一年(1141),城之南北已是“人煙繁盛,各比一邑”,遂在浙江、江漲橋這樣的航運樞紐地點分別設置城南左廂與城北右廂,以便管理。宋亡之后,杭州恢復為運河沿線地方城市。作為京杭運河的起點,城北湖墅一帶仍較發達。而城南運河卻日久淤塞,雖經浚治,終因河高江低,無法通江,附近地段便轉而蕭條。
因此,南宋臨安城作為行都,盡管其城市規劃在禮制性上表現不夠充分,卻因經濟中心地位的確立而使城外近郊因交通之利獲得了很大程度的發展,以致趨于城市化。如此一來,城垣作為分隔城鄉界線的意義就變得相對淡薄,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本文摘自劉未著《南宋臨安城復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8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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