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s of Wonder: Endangered Languages and What They Tell Us, 2nd Edition. Nicholas Evans. June 2022. Wiley-Blackwell. 320 pages. USD 56.99

《一詞一宇宙：瀕危語言的低吟淺唱》，尼古拉斯·埃文斯著，蔡雅菁譯，臺大出版中心2023年8月出版

我們生活的星球上有七千多種語言，每種語言都像一個獨立的小世界承載著不同的文化與歷史。我們通過學習多門外語至多能了解世界語言圖譜中很小的一部分。不過，有這樣一本奇書，可以將龐雜繁復的語言世界濃縮于三百頁中。此書作者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尼古拉斯·埃文斯（Nicholas Evans）教授，也是澳洲人文科學院、澳洲社會科學院及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他以一本Words of Wonder凝結了數十載的專業研究和思考。一書在手，讀者仿佛隨著一位有經驗的向導兼博物學家，乘坐熱氣球欣賞這個奇幻斑斕的語言星球，將人類語言的多樣性、分布、源流一覽無余。隔日，又隨他在高山闊谷、平原森林中探索，與各種奇妙的語言邂逅，像博物學家采集動植物標本一樣，收集并分析上百種語言的片段。夜晚降臨時，這位“向導”在露營地燃起一堆篝火，向讀者講述學科淵源、奇聞逸事、點評每一個微小的發現背后的語言學理論。走出書中的世界，讀者依然會不斷回味這段令人興奮而深刻的經歷，同時對身邊各種語言現象也有更立體的認識，提高對生活中語言現象的感受力與思考深度。

筆者試圖從三個問題切入，介紹該書的核心議題。更“燃”的內容，還要請讀者自己去一探究竟。

埃文斯教授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人類語言為何多種多樣？

巴別塔的寓言提到，人類最初只說一種語言，試圖合力建造通天塔，上帝為了懲罰人類的僭越，便讓他們說不同的語言，四散各地，無法合作。可是，這是人類語言多樣的來源嗎？埃文斯筆鋒一轉，引用經驗研究，點明巴別塔只是帶有神學意味的一種解釋。尤其是小規模語言群落（speech community）的成員會認為，多種語言共存、各自說各自的語言未必是上帝的懲罰，反而有利于族群的利益。墨西哥的恰帕斯人（Chiapas）相傳，人們曾經有段時間都學會了西班牙語，可以彼此理解。但隨后各族和各城的人開始用西班牙語爭吵，于是人們回到自己的小團體，只說自己的語言，才又恢復了和平。依據澳大利亞北領地的一個名為Warramurrungunji部族的口傳歷史，他們祖先從Croker島去往內陸，沿途把生下的孩子放在各個地區，并告訴他們：“我把你放在這里，這就是你應該說的語言！這是你的語言！”所以生在不同的地方的孩子、他們繁衍的后代都必須說不同的語言。在澳大利亞北領地，一個人回到自己的部族的地方時，必須使用當地的語言，才能召喚出當地的精靈。換言之，語言是與人類繁衍生息的土地緊密聯系的。地理和生計的多樣，反映為語言的多樣性。

以小規模語言群落的研究為支點，埃文斯教授探討了語言多樣性在社區層面的成因。澳大利亞的約克角（Cape York） 半島，人們變著花樣說話，把mawurr說成bawurr（his or her arm），去掉表示性別的鼻輔音“m”，講自己的語言和鄰居的語言區別開來。但人類一方面人為制造社區區隔，另一方面又通過多語制（multilingualism）打破這種區隔。通曉別的語言，會讓個體擁有更多的親戚、伴侶、社會地位。在非洲喀麥隆北部的Mandara山區，一個小伙子為了追求他喜歡的姑娘（來自Mada族），去之前列一個話題清單和Mada詞匯表。在喀麥隆，孩子學習母語之外，在學校學習英語和法語，從老人講述的故事中學習區域通用語Fulfulde，從鄰村學習更多的語言。澳洲原住民穿越河流或部落邊界，或者講述祖先的史詩時，也會使用不同的語言。埃文斯教授在此回應了語言學家索緒爾所言的兩種語言發展的機制，一種是展現個體對于某種小團體的歸屬感，另一個則是與更廣大的世界相溝通的愿望。讀者可以借此對人類語言不斷分化整合的動力學略有把握。

在接下來的篇幅中，埃文斯教授又從人類社會進化史的角度，展開對語言多樣性的討論。這段論述首先點明，語言文化多樣性和生物多樣性大致相關。中文讀者可以自豪地看到，在本土語言、本土語言譜系和本土高等脊椎動物物種三項指標上，中國均位居世界前列，本土語言數量（304）排在巴布亞新幾內亞（856）、印尼（390）、尼日利亞（480）、印度（390）、澳洲（353）之后。其次，從人類社會演化來看，狩獵采集社會是語言多樣性的淵藪，而農業社會的興起、大型中央集權政治的建立和帝國的擴張，都會吞并吸收這些小型的語言群落，壓縮這種多樣性。語言多樣性的下降，自然引出了保護瀕危語言的重要性——語言凝結著人類千百年來積累的對周遭環境的經驗認識，是人類的寶貴遺產。作者提到，西羅馬帝國（27BC—476AD）興起之前的意大利大概有十二至十五種獨特的語言，隨著羅馬帝國的昌盛，日益被拉丁化。這不禁讓我們想到世界范圍內包括埃及、阿拉伯、波斯、馬里、中國、朝鮮、印度、墨西哥、安第斯地區的帝國的興起，多多少少都伴隨著小語言的消亡。例如秦朝的“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然奠定了大一統基礎，但對語言多樣性未必是好消息。

小型社會的語言仍然在為當今世界作出積極的貢獻——從參與世界大戰的秘密通訊工作（如北美的納瓦霍語Navajo），到打開自然界的豐富寶藏（如Seri語言），到發現能夠對抗艾滋病毒的藥物，無不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然而，語言的消亡速度卻令人心痛——在本世紀內，世界上七千多種語言可能會消亡一半。埃文斯教授通過他自己學習研究卡亞迪德語（Kayardild）的經歷告訴我們，學習語言并非只是掌握其語法，更要求學習者以不同的方式來思考世界。不過，會說卡亞迪德語的人已經日漸凋零。埃文斯教授在序言中寫到，2003年，他參加了他的“摯友和大哥”查理·瓦爾達伽的葬禮，痛惜查理的后代和其它部落成員不能學習自己的語言所轉達的完整部落知識，從此“不再能識別每一段海灘的地名、也不能用語言把烏龜哄出海面，更無法吟唱蒼涼的史詩組歌”。強烈的人文關懷給埃文斯教授帶來了一種絕望，也促使他動筆寫下此書。

第二個問題是：語言到底是什么？如何研究語言？

世界語言多樣性的消亡，為人類社會敲響了警鐘，也為語言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時代挑戰。那么，古往今來，人們如何研究語言、保護語言呢？埃文斯教授帶我們乘坐“時光機”，尋訪古印度梵語文法學者以降保存語言的方式和動力。他提到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志和語言學巨著，是薩阿貢（Bernardino de Sahagún）修士的《新西班牙諸物志》（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Things of New Spain），堪稱近代西方的語言學與民族志的奠基之作。但埃文斯教授也清醒地指出，從十六世紀開始的殖民擴張既留下了珍貴的民族志和語言學材料，也伴隨著對當地文明文化的破壞。直到歐洲文藝復興晚期，德國萊布尼茨提出摒棄僅僅學習希伯來語、希臘語、拉丁語這三門“神圣語言”的人文傳統，提倡用科學方法研究當代所有語言，以了解人類整體。這種思想通過十九世紀的教育學家威廉·洪堡弘揚，變成“語言是民族精神的外顯、需要通過語言研究民族精神”的宏論，影響了一大批在戰后前往北美的人類學、語言學學者。愛德華·薩丕爾和他的學生本杰明·沃爾夫即是這一批人中的翹楚。人們的聲音如何傳達出我們的觀念與真實世界之間的關系，成為當下語言科學的核心問題。

到底是語言決定思維，還是思維決定語言？提到語言-思維的關系，稍有人文背景的讀者可能會馬上聯想到愛斯基摩人對雪的顏色的詳細分類，以及語言/文化相對論。不過，這在埃文斯教授這里遠遠不夠的。貫穿始終的一條線索是兩種對立的理論——喬姆斯基普遍語法理論和薩丕爾-沃爾夫開創的文化/語言相對論。他將兩者置于公堂之上，通過對各種語言音位、詞素、語法的“過堂傳喚”，讓讀者領略到，普遍語法只在對有限的語言進行考察時有用；調查的語言越多，越沒有辦法驗證語言具有普遍特征，而反例層出不窮。不同語言分音節的方式（Consonant-vowel或vowel-consonant）、在詞層面上把世界現象“切分”成不同的范疇的方式、語法把語音和語義配對的方式，無一不挑戰普遍性認知。反常的例子包括：親屬稱謂可以是動詞，英語和納瓦霍語、阿祖格威語（Atsugewi）對動作的描述完全不同，納瓦霍語的施受詞綴反映著嚴格的生物層級，等等。當語言學工作者發現不同語言之間，連最基本的概念都無法一一對應時，便不得不如埃文斯教授，承認“語言學比較像生命科學”，而語言模型似乎“更依賴于生物演化那種豐碩的創造性”。

這種基于大樣本的語言研究產生對語言本體的深刻認識，仿佛把一支照亮語言研究的幽深路徑的火把，交到了入門者的手上，引導我們細心琢磨任一語言中不可預測的差異與變化，更引導我們進入到單一語言的社會認知（第四章）。在此意義上，語法不再是厚厚的典籍的條目，而是不斷地引導講同一種語言的人們關注、表達某方面的經驗（同時忽略另一些經驗）、協調行動的文化工具。換言之，通過對語言的研究，可以直達某個社會獨特的心理特質。例如，英語中“我的椰子”所體現的所有權關系，在大洋洲語言中要強制性地講明是供“我”吃果肉、喝果汁、還是長在土地上的椰子。英語中標志意圖的“for”，在卡亞迪德語中可以細分成六類。英語可以表達他人的感受“他想喝水”，日語在描述他人意愿上則必須說“顯得（如此）”“似乎（如此）”，在猜度他人動機上表現得相當保守。埃文斯教授更提出了語法中社會認知的一般模型，并用一個達拉邦語（Dalabon）句子Wekemarn?molk?undokan來剖析語言如何精微地承載社會認知（讀者一定會對這個例子留下深刻印象）。毫不夸張地說，如果語言學習者沒有注意到這些強制性關注點，開口便意味著社會性的死亡——因為沒有辦法通過語言與其他人交換想法、協調行動。

第四章《語法中的社會認知》與第八章《語言如何訓練思維》直接相關，后者更側重于心理語言學，也許是與埃文斯教授早年學習心理學的經歷有關，也呼應了語言文化相對論。舉凡色彩、數字、方位、對形狀還是材質的優先感知，都可以通過精巧的心理學設計，發掘不同語言文化的差異。筆者以為，四、八兩章是在回答“語言是什么？”的本體論基礎上，在認識論上的分叉推進，前沿觀點迭出，值得社會語言學（語言人類學）和心理語言學工作者反復參考。特別是第四章的內容，與進化論這一社會科學的元理論密切相關：人之所以為人，乃是通過社群內部的交流協調，得以超越環境的制約，而語言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就是人性本身。這就將語言學、人類學提到了社會科學的核心地位。當今世界的種種紛爭，有多少是因為語言和思維的隔閡而起？我們更需要語言學、人類學、心理學的攜手，才能尊重、挽救和利用多樣性，避免庸俗化的普遍性思維帶來的戕害，消弭人類社會之間的誤讀。作者對于另兩個分支歷史語言學或語言考古（五、六、七章）和語言藝術（第九章）的重要探索，筆者在此不贅述，留給讀者細讀。

第三個問題是，田野語言學工作者如何看待這本書？

語言學被作為“硬科學”而被重新定義，一本真正回歸語言本體的語言學的讀物少之又少。Words of Wonder既有有趣的語言現象的描寫，科學的語言學方法論，也在更高的層面，更宏大的敘事之下為我們解讀了這些微觀語言現象的內涵。從時間和空間跨度而言，Words of Wonder中埃文斯教授以其寬廣的視野和深邃的視角為讀者呈現了一部世界語言通史；在專業層面，本書呈現了一個語言學家對人類認知世界的解讀，讀者在了解語言現象的同時，也知道一個杰出的語言學家如何解讀這些現象。一門語言往往蘊含著一種世界觀。習得一門特定語言，便意味習得這門語言“切分”世界的方式，形成新的思維習慣。

那些未被了解的語言或許蘊藏著解開人類謎題的鑰匙，令人扼腕的是我們還不知道那些鑰匙藏在哪里，而那些鑰匙卻不可避免地消失在時空之中。面對這樣的現實，語言學家們能做的并不多，只有深入田野中去記錄那些正在消失中的語言。本書的第十章的主題是瀕危語言保護的重要性，緊扣聯合國“2019國際本土語言年”的號召，展望語言學的學科的未來，作為一個以研究語言為志業的學科，對大量瀕危語言的忽視確實令人扼腕。作者犀利地指出，以描述性研究為博士課題的博士生很難在理論主導的學術界找到立足之地。如今語言學界對理論模型追逐的興趣遠大于對于語言現象的探索，但是扎實的田野調查資料才是推動語言學理論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科技賦予了語言學田野調查前所未有的便捷與無與倫比的精準度，錄像機、錄音機、運動相機等等設備的使用讓語言學田野調查看起來很酷，這些設備的使用也讓一些當地語言的發音人感到開心，有些年齡大的人會誤會這些錄音錄像能讓他們上電視，會盛裝打扮來錄音。但如本書作者所說，設備的加持并沒有減輕語言調查的工作量，反之要不停地學習新設備的使用技術，存儲平臺、軟件的操作，而聽聲音記筆記的本事，以及挖掘語言現象的看家本領都是設備無法替代的。即使在人工智能高速發展的今天，也沒有任何一個AI能夠對瀕危語言進行記錄分析，甚至冷門一點的方言就可以難倒AI。在田野語言學中不得不大寫的“人”字，也許是因為只有“人”才能去理解人類世界最精妙的發明——語言！

筆者在數年間參與了東南亞（如尼泊爾境內的Tsum, Ghale；不丹境內的Bumthang）、非洲（蘇丹境內的Kufo；博茨瓦納境內班圖語Setswana）以及澳大利亞原住民語言（Wardaman）調查項目。通過這些研究，筆者感到，局限于單一語言的研究，可以在單一的世界觀中構建一種完整性，與人類學的整體性觀照（wholistic approach）有殊途同歸之妙。比如可以通過詞綴與語法結構分析一個語言對時間和空間的認知，或者通過語義分析該族群對色彩或者親屬關系的認知，而本書對語言類型學的把握將每種廣泛運用或是瀕臨滅絕的語言提取出其中的“基因”，從而構建人類語言認知的“基因版圖” 。對于語言研究者，只有將這個“版圖”與單一語言研究比對，才能準確找到并拓展人類對語言認知的外延。

Words of Wonder是Dying Words的第二版（在第一版基礎上作了不少改變，并增加了一章），令人欣慰的是如今這本書的中文譯本《一詞一宇宙》也已面世。洗練的文字，有趣的語言故事，以及更深層面上作者對歷史、語言、文化的思考，讓本書的讀者不僅僅局限于語言學和人類學工作者，大學生甚至中學生也能在閱讀中獲益匪淺。這是一本常讀常新的書，筆者初次接觸這本書是若干年前對語言學認識模糊的階段，被其中有趣的語言現象啟迪，開啟了語言研究之路。2021年有幸參與本書再版的編校，再次細讀本書的章節也有了醍醐灌頂之感。

這本書中文版的翻譯更是值得稱贊，就像江文瑜教授在中文版序言中寫的，“將words of wonder 翻譯成‘一詞一宇宙’雖與英文原文略有不同，卻能巧妙傳達了本書的精髓，也讓筆者想到《華嚴經》所說‘一花一宇宙，一葉一菩提（如來）’的境界”。

中國語言資源豐富，但我們卻對其多樣性知之甚少，是近幾年來能最快發現“新”語言的地區之一。埃文斯教授也在書中多次提及南島語壯闊的海洋遷徙以及多種語言匯聚碰撞下的云南少數民族語言。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也寫下了對華語讀者的期許——“新一代華語圈語言學家展現出語言學這個領域的十足魅力……追隨自己的好奇心和冒險精神，去研究那些鮮為人知的語言”。希望作為讀者的我們能帶著母語的覺知理解書中這些奇特的語言現象之后，能夠對母語和世界上各種瑰奇的語言的認知更上一層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