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岳，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副巡視員

1919年元旦，是新年肇始的第一天。

新年的鐘聲敲響后，倫敦的家庭會把房屋后門打開，將血腥的“舊年”——1918年放出去，然后打開前門，將充滿希望的“新年”——1919年迎進來。

巴黎人則把元旦這一天的天氣，看作是新一年年景的預兆：刮南風，風調雨順；刮西風，捕魚、擠奶的豐收年；刮東風，水果將掛滿枝頭；刮北風，則是歉收之年。人們最關心的是元旦這天的天氣。

北洋政府統治下的北京則是另一番光景。元旦這天，《大公報》記者上街采訪，發(fā)現“天子腳下”的“老北京”大多不知元旦為何物。其實，早在1914年，北洋政府就頒令于天下，將陽歷歲首這天定為“元旦”，成為法定節(jié)日。

倫敦人覺得送走了腥風血雨的1918年，巴黎人覺得迎來了安定和平的1919年。可是，北京人似乎絲毫沒有感到元旦這天意味著什么。

也不全如此。四九城里至少有一個人意識到，1919年元旦，是“新紀元”到來的一天。這個人就是30歲的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

元旦這天，李大釗為《每周評論》雜志撰寫了《新紀元》一文：“人類的生活，必須時時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擴張傳衍，流轉無窮，把那陳舊的組織、腐滯的機能一一的掃蕩摧清，別開一種新局面。這樣進行的發(fā)軔，才能配稱新紀元。”他預測，“這個新紀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我們在這黑暗的中國，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線，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個小小的明星，照見新人生的道路?！?/p>

李大釗的眼光是敏銳的、有預見性的。這一年，北京爆發(fā)了反帝愛國的五四運動，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古老的中國迎來歷史的新紀元——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新紀元。

▍“德先生”“賽先生”來了

新紀元總會有點新氣象。

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號，發(fā)表了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撰寫的《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他給積貧積弱的中國請來了兩位先生。一位叫德漠克拉西（Democracy），也就是“民主”，簡稱“德先生”；一位叫賽因斯（Science），也就是“科學”，簡稱“賽先生”。

《新青年》打出“文學革命”的旗幟，提出“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的口號。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中向青年“謹陳六義”：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于是乎，封建頑固勢力把《新青年》看成洪水猛獸，大肆誣蔑它、攻擊它，嚴禁青年學生閱讀，甚至借助軍閥政權的力量誣陷陳獨秀。

面對非難，陳獨秀理直氣壯地向社會宣稱：他和雜志的同仁本來是沒有什么罪的，“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jié)、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在風雨如晦的暗夜里，兩位先生為中國人點亮燈塔，照亮前行的方向。

2019年，“德先生”和“賽先生”來中國正好100周歲。從人類歷史長河角度看，兩位先生依然年輕。實踐發(fā)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永無止境。

▍北京大學閱覽室的“書記”

1919年元月，離寒假越來越近了，北京大學圖書館新聞紙（報紙）閱覽室，一名個子瘦高的湖南小伙子顯得有點忙碌。他管理著上?！渡陥蟆贰⒈本冻繄蟆?、天津《大公報》及英文《北京導報》、日文《支那新報》等15種中外文報紙，每天登記前來看報人的姓名。胡適、傅斯年等大牌教授，誰都沒怎么注意這個青年。但是，他卻是日后改變中國、影響世界的一個人，他的名字叫毛澤東。

為了組織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應老師楊昌濟的邀請，1918年8月，毛澤東和羅學瓚、羅章龍、李維漢等一行25人離湘赴京。楊昌濟希望他要么到法國去，要么留在北京大學讀幾年書，并挽留他和蔡和森住在豆腐池胡同9號（今15號）“板倉楊寓”。由于來京的新民學會會員居住分散，不便開展活動，不久，毛澤東等人就在景山東街三眼井胡同吉安所夾道7號(今吉安左巷8號)租了3間房，離開了“板倉楊寓”。

經楊昌濟介紹、校長蔡元培書面推薦，1918年9月，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在圖書館為毛澤東謀了份臨時差事，月薪8塊大洋。對于這份差事的名稱，斯諾所著《西行漫記》等許多著作都稱為“助理員”，其實應該叫“書記”。因為當時北大圖書館除主任外，只有助教、事務員、書記、雜務四類人員，根本沒設“助理員”。前兩類人員是“正式工”，毛澤東是“臨時工”。他明顯地不在“雜務人員”之列，只有“書記”一職和他的差事相近。另外，據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后來回憶，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當的就是“書記”。

在北大圖書館，毛澤東廣泛閱讀各種書籍報刊，研究各種學說。逐漸地，他對馬克思主義越來越感興趣， 李大釗很贊賞毛澤東，認為他是“湖南學生青年的杰出領袖”。毛澤東多次聆聽李大釗的講演，閱讀李大釗的文章。他后來回憶，在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fā)展”。

1919年3月，毛澤東離開北京，轉道上海，回到了湖南。但北京之行進一步打開了毛澤東的眼界，邁出了從湖南走向全中國、全世界的重要一步。“三十一年還舊國”。1949年10月1日，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本文首發(fā)于《前線》雜志2019年第1期，轉載請聯系微信公眾號：前線理論圈（ID：qianxian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