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汀·塔倫蒂諾執導的電影《被解救的姜戈》中有這樣一個片段：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飾演的白人奴隸主，在席間把玩著人類頭骨，用顱相學包裝出來的“科學”論調，表達自己的種族主義觀念，這自然也讓一旁的黑人姜戈極度憤怒。用顱相學、優生學等所謂科學的方法，來論證種族的優劣，甚至為某種極端種族主義政策服務，在歷史上并不是什么罕見的事情。這種借助顱相學等“科學”手段，借助經驗，對人類進行種族劃分，并證明種族主義正當性、論證種族的優越或卑劣的取向，被稱之為“科學種族主義”（scientific racism）。在科學種族主義的加持下，非洲、美國以及歐洲多國都實行過相應的種族政策，從嚴苛的移民法案，到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塑造，再到種族隔離甚至屠殺。

在2007年，因為發現DNA雙螺旋結構而獲得諾貝爾獎的詹姆斯·沃森，就因為“人種決定智商”的言論，在歐美學界聲望一落千丈，還被停掉了冷泉港實驗室的行政職務，遭到了學界的“放逐”。而在今年初播出的一部紀錄片里，沃森說智商測試表明，由于基因差異，黑人和白人之間有著明顯的差異，而且這種差異是可以遺傳的，再度引發學界嘩然，沃森也被認為是在發表種族歧視觀點，并被剝奪多項榮譽頭銜。但在近年來強調“政治正確”的風氣之下，沃森的言論卻被那些反政治正確、堅持種族主義的人們加以利用，成為論證種族歧視的合理論據。沃森的觀點，以及類似的言論，在當下都在利用基因、智商等作為區分種族差異的標準；而在歷史上，曾經的顱相學、優生學乃至精神病學，在科研和臨床應用上，也會在意識形態陰影的籠罩下，讓它們所標榜的“科學”成為服務于特定政治目的的話語，最終對許多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傷害，也給全人類留下難以撫平的傷痕。

納粹種族政策與“無生存價值”的人

一般認為，科學種族主義盛行于17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二戰時期，納粹駭人聽聞的種族暴行，也讓反種族主義在戰后成為國際各界急需達成的共識。早期的“科學”種族主義萌發于啟蒙時期，盡管在當時，來自英國的一位自然哲學家、科學家的博伊爾（Robert Boyle）就信奉所謂的人類同源說（monogenism）；但在隔海相望的法國，法蘭克貴族作為高等民族，對劣等的高盧土著享有天然的征服權的觀點卻一度風行。科學家們力圖證明人種之間、族群或民族之間有著天然的優劣差距，以此來進一步論證文明-野蠻對立的必然，以及文明的、優等的人群對劣等族群所享有的統治權力。

當提到“科學種族主義”，以及與之相關的種族滅絕罪行時，希特勒和納粹德國始終都是繞不開的話題，“科學”在納粹的種族主義工程里，就像一個武器庫，聽憑納粹意識形態的調遣。無論是被印上偽科學印章的顱相學，還是優生學、精神病學等，在納粹德國時期，都被種族主義分子大加利用。納粹德國的種族政策里，“雅利安人”是最為優秀的種族。最早雅利安人指的是今天所說的印度-雅利安人和伊朗-雅利安人，但隨著雅利安人征服印度，以及雅利安人源自北歐等假說的提出，雅利安人開始和原始印歐人，包括北歐人關聯在一起。納粹在此基礎上改變了“雅利安人”這個概念的意義，他們基于特定的種族主義理論，以科學合理之名，把在優生學計劃中留存下來的、最為優秀的德意志人稱為“雅利安人”，這個概念有別于最初的雅利安人種概念，是通過優生學計劃和法案制造并明確的種族主義用法。這套政策與大量科學手段相結合，例如，納粹當局借助了優生學的方法，對在他們看來屬于劣等的民族施以強制絕育等手段，并最終導致了大規模的種族屠殺。與集中營和大屠殺相伴的，還有納粹瘋狂的、毫無人道可言的人體實驗。在大屠殺期間，納粹當局在集中營內對大量囚犯進行科學實驗，其中包括大量猶太人、波蘭人、蘇聯戰俘，甚至包括不少殘疾的德國人。這些人被用于接受外傷實驗、病毒或細菌實驗、生育實驗、毒氣實驗、高空實驗等等，目的是幫助納粹德國開發新式武器，或救助軍隊傷員，并通過科學可靠的結果，證明及推進納粹種族政策的合理性。

在納粹德國，種族政策同優生學的綁定十分明顯。優生學指的是通過非自然或人為的手段，對國民遺傳基因進行改造的一個學科，這個學科旨在操控特定人口的演化方向，既根治遺傳病，又可改良整體的人口素質。優生學也被稱為“善種學”，在世界多國都有著悠久的傳統，但由于操作過程中所采用的手段容易引發人權爭議，優生學也遭到了不少批判。納粹德國推行了一套優生學計劃，其中最主要的手段是“種族優生”（Racial hygiene）。種族優生旨在通過政府篩選，挑出一個民族中最強建、最聰明和道德水平最高的人來培育下一代，這套學說也和醫學有著緊密關聯，并在20世紀早期受到歐洲不少科學家的支持。德國優生學家阿爾弗雷德·普羅茲（Alfred Ploetz）在1895年提出了種族優生的理論，原本是要用于解決當時德國的低生育率，但很快猶太人的問題和人種純潔等議題開始伴隨種族優生理論被熱議，并逐漸在德國形成主流觀念。普羅茲在他的主張中強調公權力對公民生育的干預權，不過早期他還從優生學視角出發，認為猶太人是歐洲排名第二的優秀種族，但后來他修正了這一觀點，認為猶太人的“獨特性”會玷污雅利安人的純潔，贊成納粹德國的種族主義，并在1937年加入了納粹黨。

恩斯特·魯丁（Ernst Rüdin）是當時最為優秀的精神病學家、遺傳學家，他在癡呆癥、躁郁癥等領域成果顯赫，而就精神分裂的遺傳問題，他也做出了極大的貢獻，被稱為“精神遺傳學之父”。但同時，作為“種族優生之父”普羅茲的妹夫和同事，魯丁也相信普羅茲的理論，他認為20世紀初的德國人正在變得“馴服”，這會讓該種族在人種上倒退，并退化且衍生出精神疾病。這一想法讓他開始把自己的工作重心從科研轉向政治，開始鼓吹種族優生，宣揚雅利安人的優越性，以及維護這種優越性的必要。種族優生在納粹德國的大規模實施，連本民族的百姓也不放過，早在1933年，納粹當局就通過法案，要求具有遺傳性疾病的人進行非自愿絕育，對象包括：弱智、精神分裂、酗酒、精神錯亂、失明、耳聾和身體畸形等，在短短4年內有30萬人接受了絕育手術。而與“優生”或“善種”相對應的，是所謂的劣等、“賤種”以及“無生存價值”的人們。納粹德國對優生學的貫徹，意味著這些“無生存價值”的人們幾無立身之地，他們被剝奪生育權，以維持雅利安人種族血脈的純潔、高貴以及優越性。

但一系列絕育措施，包括閹割、結扎等手段，雖然殘忍且非人道，但對納粹當局來說，在塑造完美的雅利安人種族這項大計面前，非自愿絕育的效率還是太低了。為了更快地提純出一個純潔的雅利安人集體，強迫性的安樂死行動也隨之展開。患有精神分裂、梅毒、腦炎、癲癇等疾病的德國人，以及各類非雅利安血統人士，都會被安樂死計劃盯上。在大大小小的醫院里，衰老的、受傷的、生病的人們，其生存價值在“本民族”所提倡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面前，在承載平庸之惡的執行者們眼中，成為急需切除的贅余。劍橋大學歷史學者理查德·伊文斯（Richard J Evans）曾在《電訊報》刊文，說明希特勒是如何干預并扭曲了納粹德國的科學和醫學發展的：到1939年，德國大學幾乎一半的學生都在學習醫學，納粹為醫學投入大量資源，提高了醫生的工資，為“雅利安人”建立了新的醫療保健設施，在迅速擴大的武裝部隊中，為醫療人員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并在許多大學開設了種族優生機構。同一時期，大約三分之二的德國醫生與納粹黨有某種聯系。伊文斯還提到了著名的“死亡天使”門格勒（Josef Mengele），他既是黨衛軍軍官，又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醫生，他的工作在當時的納粹德國是“正常”的學術工作，門格勒會從政府領取科研經費，定期參加學術會議，發表論文并接受同行評議，并向他的老師、納粹優生學政策鼓吹者費許爾（Otmar von Verschuer）匯報自己的研究進展，看起來和一般的科研工作者的日常并無二致。但其實，門格勒的工作內容是篩選集中營囚犯并對他們中的一些人進行人體實驗，例如從運抵集中營的猶太囚犯中挑選出雙胞胎，并向他們注射化學藥物，觀察他們是否有不同反應，并通過這些“科研工作”來尋找改良人種的方法。費許爾和前面提到的普羅茲、魯丁一樣，都是生物學和遺傳學領域的杰出學者，但也同樣癡迷于種族優生理論，費許爾正是通過他的學生及助手門格勒來參與納粹優生學的最新研究進展，諷刺的是，在戰后費許爾依然活躍在遺傳學領域，他在1951年建立了西德最大的遺傳學研究中心，開始關注核輻射對人類遺傳的影響。在1960年代，他“背叛”了自己的種族優生立場，轉而關注基督教倫理，并提醒世人警惕優生學的危害。

在二戰之后，希特勒和納粹德國盡管因為其罪行而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有關希特勒種族主義理念根源的探索卻源源不斷。人們好奇是什么讓這個男人成為人類歷史上最為可怕的大魔頭。《紐約客》曾經刊登一篇文章，梳理了希特勒種族主義理念和美國種族歧視問題的關聯。文章提到，托馬斯·杰斐遜曾經就美國原住民問題發表過種族主義觀點，認為應該“消滅”印第安人。美國人針對原住民的屠殺，似乎為后來納粹德國的大屠殺提供了又一個參考范例；也有證據表明，希特勒對于美國的種族法案深表贊同。另外，美國的優生學理論，以及在移民法案方面對亞裔歸化人群的打壓，都在某種程度上給希特勒和他的幫兇們提供了“靈感”。納粹的種族政策就像種族主義的“百科全書”，從一個統攝全局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出發，再到一系列的宣傳鼓動，并輔以“科學”這套話語體系，為推行種族主義政策增添合法性的砝碼。

而即便美國人在同納粹的戰斗中同樣付出了數十萬條生命的代價，但直到今天，對于少數族裔（猶太人、穆斯林等）的歧視依然嚴重。或許更值得讓今天的我們擔憂的，不是歷史上出現過的種族主義暴行，以及為之辯護、服務的科學手段，而是依然如幽靈般潛伏在我們生活中的意識形態偏見。

顱相學在非洲：殖民統治與盧旺達大屠殺

18世紀，一位瑞士牧師約翰·拉瓦特（Johann Kaspar Lavater）開始探索起顱相學（Phrenology）研究，他的后繼者包括德國醫生弗朗茨·加爾（Franz Gall），還有美國的福勒兄弟（Fowlers）。這些顱相學的“先驅”們試圖論證大腦是“心靈的集合”，用在當時看來非常嚴謹周密的手段，包括解剖等方法對他們的理論加以論證。加爾通過收集、觀察顱骨來判斷個人的心理和道德個性，并認為大腦會決定人們的27項能力，包括記憶力、藝術天分甚至謀殺本能。顱相學理論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開始被廣泛認可，成為一門學科。人們借助顱相學認知人類的精神健康，客觀來講，這門偽科學也在當時推動了法醫學和解剖學的發展。

在西方強國大肆擴張殖民地的時代，不同人種的交匯，也讓來自西方科學家們開始著迷于人種差異的科學論證。20世紀初期，顱相學也在西方人對于進化論和人種差異問題的興趣驅使下，再度成為一門顯學。但也正是在歐洲殖民者的推波助瀾下，顱相學在非洲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大規模的種族歧視和壓迫事件。

盧旺達大屠殺大概是人類歷史上最為慘無人道的暴行之一。1994年4月到7月，短短一百天里，這個國家700多萬人口中，有將近一百萬死于種族屠殺。自14世紀以來，盧旺達主要由三個族群組成，其中擁有牛羊牲口的人群被稱作圖西人（Tutsi），而農民則被叫作胡圖人（Hutu），另有一小部分名為Twa，據信是俾格米人的旁系。盡管胡圖人和圖西人都有自己的富裕階層，但長期以來，圖西人還是形成了更加富有的精英文化。不過，兩個族群之間盡管始終對彼此懷有偏見和矛盾，但“種族”的差異并沒有在兩個族群間被刻意強調，通過種族劃分優劣的手段事實上是在殖民者來到這塊土地之后，才被有意塑造起來的。

比利時人在1912年占領盧旺達-烏隆迪（Rwanda-Urundi），開啟了他們在這塊土地上的殖民統治。也是在這一時期，有關圖西人作為當地更優等民族的神話開始被大肆宣揚。1863年，英國探險家斯派克（John H. Speke）留下了這樣的記載，稱胡圖人是“原始種族”（primitive race），是“真正的卷毛頭、扁鼻子、嘴巴鼓鼓的黑人”；相比之下，圖西人有著更好的血統，是更加優等的民族。比利時殖民者利用了這樣的說法，名為《我所知道的剛果》（The Congo I Knew）的紀錄片也對加劇這種歧視起到了不小的推動作用。比利時人還從本國邀請來科學家，借助顱相學的方法，給當地民眾進行顱面和體型測量，根據測量結果進一步“科學地”區分出圖西人和胡圖人兩個“種族”。從1933年開始，比利時殖民者開始給盧旺達-烏隆迪當地的居民發身份證，證件上會標注每個人的種族。在比利時人的操作下，圖西人的“高貴血統”愈發得到強調，他們的身材更高（盡管和圖西人營養更好有關），鼻子更長更窄，膚色更淺，頭部和眼部的形狀特征也讓他們看上去更接近白人。也正因如此，殖民者更重視圖西人的權益，圖西人也一度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

不過在二戰之后，非洲分離運動愈演愈烈。在盧旺達獨立前夕，比利時人希望盡可能地延續本國在盧旺達當地的殖民統治。過去飽受欺壓的胡圖人如今也得到了殖民者的重視，他們中的一些人被賦予了更大的權力，進入到了當地社會的上層階級，比利時人希望借此緩和胡圖人對殖民者的敵意，并且將本來用于宣傳圖西人優越性的種族神話和顱相學根據，反過來用以挑起胡圖人對圖西人的仇恨。這種仇恨的直接結果是，1959年胡圖人推翻圖西人統治，盧旺達-烏隆迪這塊殖民地上，分裂出了兩個獨立國家，盧旺達和布隆迪，前者是一個胡圖人居多數的共和國。兩國獨立后，胡圖人和圖西人之間的沖突越發嚴重，圖西人在這個過程中受到了極大的沖擊，一些圖西族難民在1986年成立了盧旺達愛國陣線，與盧旺達的胡圖人政府軍之間爆發了內戰。胡圖人則在政府軍的宣傳下，受到名為“胡圖人的權力”（Hutu Power）的意識形態鼓動。停火協議在胡圖人總統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Juvénal Habyarimana）遇害后被撕毀，胡圖人開始大肆屠殺圖西人，以及不少因為擁護和平而被視為叛徒的本族人。

里約熱內盧聯邦大學學者Charles André在他所寫的《顱相學與盧旺達大屠殺》（Phrenology and the Rwandan Genocide）一文中指出，盧旺達的種族問題根深蒂固，因此把責任全部丟給比利時殖民者也并非公允，但事實上，在比利時人來到盧旺達-烏隆迪之前，胡圖人和圖西人并不認為彼此是不同的種族，是比利時人借助顱相學等偽科學手段，強行區分了兩個族群，并在他們之間烙上了種族優劣的烙印。他也借助這個例子提醒讀者，當今社會，尤其在互聯網的推動下，容易出現一些污名化、簡單化和歧視性的話語，并借助一些偽科學概念，試圖一蹴而就地解釋甚至解決復雜的社會現象，在他看來這是相當不可取的。

巴爾干極端民族主義的精神病學外衣

在一篇名為《醫生與亞美尼亞及波斯尼亞大屠殺》（Doctors and the Armenian and Bosnian Genocides）的文章中，作為一個公共衛生領域的杰出學者，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M. Kaplan）對科學種族主義的反思，較之科研工作又更進一步，他站在醫學工作者的視角，反思醫生和醫學是如何在看似合理的科學話語下，為極端民族主義服務，甚至丟盡一切醫療道德準則。卡普蘭列舉了在亞美尼亞種族屠殺和波斯尼亞種族滅絕兩個案例。他認為，隨著歐洲多國財富增長，中產階級群體壯大，中產階級對自身存在的危機感被民族主義者加以利用，這些中產階級大多重視自身的私有財產以及社會地位，擔憂失去他們所擁有的。隨著作為“邊緣群體”的猶太人、吉普賽人和斯拉夫人進入西歐，這種歐洲內部移民可能對西歐社會和文明造成的瓦解，也就成為民族主義者大做文章的地方。種族被作為區分少數族群他者的工具加以使用，優生學對維持既定人群基因優秀程度的主張，也同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捆綁在了一起。卡普蘭觀察到，在優生學被用于民族主義，乃至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過程中，醫生這個群體面臨的道德爭議相當之大，甚至要為亞美尼亞和波斯尼亞的種族暴行負起相當大的責任。

在前蘇聯及其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精神病學在對待持不同政見者的過程中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而在蘇東劇變之后，精神病學在巴爾干半島的種族迫害慘劇中，被一些塞爾維亞精神病學家兼政客加以發揮，成為波斯尼亞種族屠殺的又一推手。

巴爾干半島的極端民族主義曾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對當地百姓造成嚴重的傷害，盡管半島上各個民族矛盾的出現要早得多。盡管都屬于移民到巴爾干半島的斯拉夫人種，在歷史上，哈布斯堡王朝利用克羅地亞人對歐洲的強烈歸屬感，通過宣傳手段讓克羅地亞人相信他們比塞族人更加“優等”，但又許給克羅地亞境內的塞族人以一定的特權，挑撥兩個民族的矛盾。在宗教上，羅馬天主教會也極力主張克羅地亞人由奧匈帝國統治，并主張信奉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是俄羅斯人的同盟。1918年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聯合王國（后更名為南斯拉夫王國）成立，但該國大塞爾維亞主義的傾向讓克羅地亞民族主義者非常不滿，他們也主張本民族的平等權利，有一些人相信，正是克族的右翼民族主義者刺殺了推行大塞族主義的國王亞歷山大一世。而到了二戰時期，過去一度被塞族欺壓的克族人，在納粹勢力的扶植下，成立了克羅地亞獨立國。該國的納粹組織烏斯塔沙（Usta?a）開始了和納粹老大哥類似的種族政策，通過“國籍法”在把克族人定性為高貴的雅利安人的同時，大肆迫害塞族人，約70萬塞族人被送到集中營并遭到屠殺，一同受難的還有相當規模的猶太人和吉普賽人。

盡管戰后在鐵托的主導下，前南斯拉夫試圖建立起“社會主義新民族”，強調各民族之間的“兄弟情誼”，但往日你死我活的種族仇殺記憶，再度被民族主義政黨調動了起來，讓鐵托死后的南斯拉夫又陷于不太平。大塞爾維亞主義在前南斯拉夫解體前后，與巴爾干半島上的其他各種極端民族主義再度粉墨登場。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擁有相當數量的塞族人、克族人人和穆斯林，民族矛盾也變得愈發尖銳。在波黑獨立之后，波黑境內抵制獨立的塞族人建立起了塞族自治區，波黑當局的鎮壓最終引發了武力沖突，克族與穆斯林一同對抗力求維持民族獨立地位的塞族人，內戰也因此爆發。其中，1994年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造成了8000個平民的死亡，其中多為穆斯林，是二戰后歐洲最為嚴重的種族屠殺行為。

卡普蘭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精神病學和種族主義的關聯。事實上，顱相學、優生學和精神病學這三個領域的發展，在種族主義的歷史上，經常互相影響。例如，顱相學的一個理論基礎，就是認為根據人類頭顱的形狀能夠確定一個人的心智和道德水平；優生學目的雖是對遺傳疾病進行干預治療，但除了疾病之外，也涉及到人類精神健康和道德水平的干預；而精神病學的診療則在一定程度上服務于優生學，尤其是種族優生，因為通過精神病學的診斷，不符合優生學要求的人群會被區分出來，加以治療干預，甚至像納粹當政時期一樣，被強制絕育或送去安樂死。秉持大塞爾維亞主義的塞爾維亞民主黨SDS，其建立有著濃厚的醫學，尤其是臨床精神病學背景。拉斯科維奇（Jovan Raskovic）是當時克羅地亞薩格勒布的塞族精神病學家和精神病醫生，正是他在1990年領導成立了SDS。作為前南地區頗有名氣的精神病學家，拉斯科維奇的理論卻充斥著極端的種族主義氣息，他發展出一種用以解釋種族差異和“命運”（destiny）的理論，并表示這套理論是歷經長時間的工作，運用科學的精神病學手段和經驗，在塞族、克族和穆斯林聚居區的邊界，經過反復觀察得出的科學論斷。原本同為斯拉夫人的塞族、克族和穆斯林在拉斯科維奇的理論中，有著各自不同的精神構造，例如，塞族人具有俄狄浦斯情結，克族人則有閹割焦慮，而穆斯林則注定與貧窮為伍，并始終保持好斗性。根據拉斯科維奇的理論，克族人會在某種“悲劇化的命運”驅動下挑戰塞族人的權威和統治。簡而言之，拉斯科維奇的理論是用以證明塞族人對克族人的優越性，并維護塞族的侵略、壓迫的合理性。不過，克族精神病學家也并沒有閑著，他們也利用精神分析等手段，得出塞族人“好戰、文化水平低、有自卑情結”等精神特質，并大加攻擊。

事實上，精神病學家們在前南斯拉夫解體后的民族主義運動中，扮演著以科學為名的種族主義者的角色，雖然他們試圖用民族主義的說辭，以及對本民族的忠誠為理由替自己的行為開脫，但他們的科學論證卻基本上是在替本族人主導的種族罪行辯護。塞族和克族的精神病學家還試圖用精神分析來建構出對立族群的天然缺陷，例如克族精神病學家會論證塞族人在政治上的偏執心態，以及對武器所表現出的“近乎色情”的迷戀。而當國際輿論對塞族人主導大屠殺表示譴責時，塞族精神病學家們則同政府聯合起來，在1993年發表了一份題為《戰爭的壓力》（The Stresses of War）的文件，記錄了戰爭對塞族百姓的影響，聲稱國際輿論是在“妖魔化塞族人”，并且受到了某種意識形態的驅使，可能導致潛在的、針對塞族人展開的種族屠殺。

來自薩拉熱窩的精神病醫生拉多萬·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zic）在拉斯科維奇退出政壇之后接過了他的位子，領導SDS，這位帶有些許神秘氣息的政客，后來成為波黑境內塞族共和國總統，并且一手推動了大規模的種族滅絕。斯雷布雷尼察屠殺里，8000名穆斯林慘遭殺害，而在卡拉季奇治下，基于種族、政治和宗教緣由的殺戮成了家常便飯。在這個過程中，卡拉季奇的精神病學背景，被認為是有效煽動民族仇恨并導致種族屠殺的一大原因。一些人相信，卡拉季奇利用他的精神病學經驗，利用言語和心理攻勢讓他的部下認同種族歧視的意識形態，在種族屠殺中，精神病學在卡拉季奇手下變成一種帶有邪教色彩的力量，甚至讓這些參與屠殺的人們“暴力程度”急劇上升。

精神病學成為了兩族民族主義對抗的又一戰場，兩個民族在歷史、文化和宗教因素之外，試圖尋求科學手段來為本民族的優越性提供合理依據，并維持各自的極端民族主義立場。這種做法事實上也建構出了以民族或種族為劃分標準的社會結構。在克羅地亞，那里也有相當數量的塞族人，而在塞爾維亞也有頗具規模的克族人，以及像波黑這樣既有克族和塞族，還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政治實體，但族群之間的對立，在近乎意識形態宣傳的精神病學理論煽動下，延伸出一條以科學之名劃定的隔閡。族群與族群之間的歧視與仇恨變得更加言之成理，因為除了歷史上的血債之外，還多了“科學”依據為之背書。

科學種族主義的幽靈

在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確”風行的今天，也有一部分人持著這樣一種觀點，認為人種的優劣是可以通過科學手段加以證明的。這種看似“理客中”的論調，也常出現在性別議題上。2007年，因發現DNA雙螺旋結構而獲得諾貝爾獎的詹姆斯·沃森，公開表示黑人的先天智力不如白人，一同遭到沃森開炮的還包括肥胖者和相貌不佳的女性等，沃森表示這些都需要“基因工程”加以干預。這樣的言論讓沃森在海外學界變得聲名狼藉，不過仍有不少人支持他的種族主義論斷，并言之鑿鑿，以“科學”為名復述著沃森的主張。這其中，或許也有某種民族主義、沙文主義在當今社會政治格局中作祟。但需要每一個人警惕的，或許應該是這樣一種假科學之名、行種族歧視之實的“科學種族主義”。

沃森的擁躉們所操持的理客中論調，更像是某種科學種族主義的回歸。今年1月17日，《國際社會主義評論》（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就發表了題為《科學種族主義的回歸》（The Return of Scientific Racism）一文，提醒人們要小心當下科學種族主義的卷土重來，并把矛頭對準了特朗普上臺前后，洋溢在美國的“白人至上主義”氣息，以及對“政治正確”的反擊。文章提到，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一些人試圖用科學的手段證明一些族群在生理上優于其他族群，盡管經歷了一次次失敗，但這種科學種族主義的嘗試卻屢屢出現。如今，大行其道的智商測試同樣被應用到了證明種族優劣之上，然而事實表明，用于比較黑人與白人種族差異的智商指數，在黑人群體受教育程度日漸提高之后，其差距已經明顯縮小。換句話說，與其拼死證明黑人在智商上較之白人的“低下”，或許人們應該把重點放在教育公平等議題上。

對于精神病學和精神分析在種族主義問題上的影響，Alexander Thomas和Samuel Sillen在他們合著的《種族主義與精神病學》（Racism and Psychiatry）一書中，明確指出了“科學種族主義”在建構上的不可靠，認為基于科學種族主義的種種證據往往都帶有相當的模糊性。在種族問題面前，精神病學盡管扮演過“邪惡”的角色，但目前對于精神病學家們來說，重要的或許還是盡可能地擺脫種族主義神話的影響，跨越這層隔閡，讓精神病學的方法能夠更廣泛地應用、服務于原先被區隔開的黑人等深受歧視的群體，更好地滿足過他們的精神健康需求，這才是科學和醫學應用的正道。

而在《國際社會主義評論》那篇文章的結尾處，作者也提到了一個現實，就是“種族”至今依然作為一個生物學層面的概念分類存在，科學對于種族劃分的信任，讓種族神話依然延續著。我們不可避免地要生活在一個被構建起來的種族社會中，但在面對種族差異時，我們需要警惕的是這樣一個社會結構所產生的系統性壓迫，而非那些看似“科學”的證據。當然，更為可恥的，是繼續堅持用看似理性、客觀、中立的“科學”，為由民族主義、宗教偏見等因素所激發的社會壓迫背書。如果我們將永遠生活在一個科學的種族主義社會之中的話，誰能保證自己不會迎來“無生存價值”的那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