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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出走的決心》導演尹麗川:女性的困境,隱性而日常
根據“50歲蘇敏阿姨自駕游”真人故事改編的電影《出走的決心》,由尹麗川執導,阿美、尹麗川編劇,詠梅、姜武、吳倩、張本煜領銜主演,已于9月15日全國公映。
詠梅飾演的女主角李紅一生平凡而坎坷,為了家庭,她不斷讓位妥協,將自己的夢想擱置。原生家庭中,父親為照顧弟弟讓她放棄學業;婚姻里,丈夫的指責謾罵使她陷入抑郁與焦慮。一向支持和體諒自己的女兒,面對事業困境時,也習慣性要求母親付出。漫長的等待,讓焦灼的心在痛苦與壓抑中終于孕育出了 “出走的決心”。

導演尹麗川
導演尹麗川畢業于北大,在法國學習電影,2008年執導的《牛郎織女》入圍過戛納電影節“導演雙周”單元,除了是導演之外,她還是詩人和作家。但她的創作也曾經因成為母親而陷入長時間的停滯。即便在重返片場后,母親與導演身份也時常讓她陷入兩難。
早在四年前,尹麗川就和詠梅合作過短片《重塑》,講述女性反抗社會規訓和重塑找回自我的故事。巧合的是,她們幾乎不約而同地看到了蘇敏自駕游的故事,隨即一拍即合決心將它搬上大銀幕。
李紅的掙扎不是個例,《出走的決心》立足現實基底,展現中國式婚姻家庭圖景,直面個體與家庭之間的隱痛,也引發觀眾對生活的思考,探尋活出自我的更多人生選擇。不同于“娜拉”的出走,李紅的出走,是一種更具現代性的女性解救自我、成為自我的時代敘事。
影片上映首日,票房位列中秋檔季軍。微博、豆瓣、小紅書等社交短評區涌現出大量好評,許多觀眾看完都表示希望將電影推薦給自己的母親。
日前,導演尹麗川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講述她作為女兒、母親、創作者的女性洞察。

詠梅飾李紅
【對話】
追溯出走前的半生,深入系統性困境的根源
澎湃新聞:關于蘇阿姨的故事,可以有挺多的“打開方式”,從類型上甚至可以做成一個公路片,但電影選擇了“她的前半生”。這個角度是如何確定的?
尹麗川:就像體育片通常會展現一個人如何贏得勝利,我們更關注主角是如何克服艱難去實現這一目標的。對于蘇敏阿姨的故事也是如此,我認為講述她如何被塑造以及如何發生改變是更重要的。當她上路后,從電影的角度來看,戲劇性也會相對減弱。我們想要探討的是她所面臨的普遍性困境,通過追溯她的前半生,我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這些困境的根源和形成過程。

飯桌上活在背景中的李紅集合了中國女性的歷史和當下的許多經驗
澎湃新聞:我們在李紅這個角色身上看到集合了中國女性的歷史和當下的許多經驗,你將哪些觀察融合到了這個人物身上?
尹麗川:這就是女性的“系統性困境”。電影里的李紅,有來自原生家庭的壓制,被父親剝奪了考大學改變命運的機會。在與丈夫的關系中,家務和養育孩子默認由女性承擔,即使分攤生活費,卻從未分擔勞動,她承受著丈夫隱性的壓制。到女兒這一代,女性獨立意識覺醒,但母職困境仍存在,最后轉嫁到誰身上?仍然是家庭結構的最底層——也就是李紅和她代表的中老年婦女去承擔的。
退休之后,她們以為可以過上自己想過的生活,但是又因為孫子孫女兒外孫又再一次的被困住,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群體,而大家習以為常。就像電影里孫大勇說的,都這會兒了你怎么不明事理呢?這不是你應該做的嗎?
這個困境不是一個顯性的,不是說誰真的壓迫你了,誰家暴你了,我們想表現的是這種非常隱性而日常的困境。
澎湃新聞:李紅身上有很普遍性的一面,但她也有非常獨特的自我?,F實中蘇阿姨也是做了許多人想做卻不敢做的事。關于這部分有怎樣的觀察和塑造?
尹麗川:李紅從年輕的時候就是有那種天真的熱情和樂觀的冒險精神在的,她一直想要云游四海,想要考大學,想要了解更多的世界,這個東西一直是被壓制掉了。但是這個種子一直在她的心里。
我們對其他很多同齡女性也有走訪和調研,我也看了很多資料,會發現自己對其他生活環境、工作身份的女性,也會有刻板印象。我看到保潔阿姨用廢棄的鋼琴自學彈琴,看到身邊來自農村的女性打工者熱愛讀書,這都是真實發生的,每個人都有豐富的內心世界,有對美的追求,內心的遼闊與否與你的受教育程度和個人際遇沒有關系。
李紅也是這樣內心遼闊的人,喜歡鮮花與美,生命力蓬勃。她最終展開了行動,50歲去學車,同時她不斷去學習新生事物,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她學習了剪短視頻,學習了跟陌生網友溝通,這種生命力和行動力讓她成為后來的自己。
澎湃新聞:蘇阿姨自身的經歷中的獨特,還在于她后來一路上克服種種困難,獨自面對了很多艱難又精彩的時刻,這些堅韌的能力和前半生的經歷是否有關?
尹麗川:在具體的一些處理事情的能力上可能是有的,比如她從小就帶三個弟弟,結婚后照顧一家人,后來又半輩子打很多零工,從事各種體力勞動,也是培養了某種堅韌。但我覺得人不必經過苦難才能成為自己。她可以用她的堅韌能力做更多美好的事情,為自己喜歡的事情而努力而付出。

姜武飾孫大勇
在普遍性和個體經驗中找平衡
澎湃新聞:準備拍這個電影的時候,身為創作者,你對原型人物最好奇的部分是什么?前期接觸的時候有什么事或特質令你印象深刻嗎?
尹麗川:李紅這個人物身上集合了很多女性的縮影,并不只有蘇敏這一個原型。我們也采訪了很多普通女性。對于蘇敏,我們是看了她的所有材料,文字的和視頻的,但前期沒有再采訪她。我想要避免太過于“傳記”, 因為這是一個劇情片,要重新塑造故事。蘇敏也很開放,非常尊重創作者,沒有對我們的創作本身提出任何要求。

因為對于丈夫孫大勇的角色塑造過于負面一度沒有男演員愿意接
澎湃新聞:聽說這個片子一開始因為對于丈夫的角色塑造過于負面一度沒有男演員愿意接,在男性角色的塑造上是如何考慮的?
尹麗川:確實一度最大的障礙就是找不到男演員,都覺得太負面了。在此要特別感謝姜武老師,他不僅和我們站在了一邊,還為人物增添了豐富的細節,令這個角色減輕了一點壓抑感,也更生動、更復雜。
在塑造男性角色時,我們已經有意拿掉了一些更為極端的東西。比如現實中蘇敏的丈夫有過暴力行為,但我更希望在普遍性和個體經驗中找到一個平衡。這個男人的行為和性格也與他原生家庭有關,他也沒有得到過足夠的愛,自己也缺乏愛的能力,他的身上也是有悲劇性的。
在影片的最后,當女人離開后,男人坐到了女人一直干活的位置,隔著柵欄看著外面,他其實也是不自由的。而影片中另一個男性,更年輕的一代,會有所改觀,最后他換到了一個提成更低但有更多時間照顧家庭的崗位。
總之對于男性人物,我們也力圖多維度的塑造。但電影還是需要一個明確的角度,我們是選擇以女性為本體的角度,從女性的視角來展現這個故事。

母女關系是影片著力塑造的一對關系
澎湃新聞:片中塑造了兩代不同的女性,但即便是女兒,也有一面理解一面“綁架”媽媽的時候,兩代女性相似又不同的困境構建是如何考慮的?
尹麗川:母女關系確實是我們著力塑造的一對關系。在我們看到的報道里,可能更多的是她怎么去反抗“夫權”給她的枷鎖,是她丈夫這邊的壓力。但是母女關系是更隱性的阻礙,它以愛的名義,以你是一個姥姥的名義要求你留下來。聽上去,更符合大家對一個像李紅這樣的女人的期盼,這個是我特別想去處理的東西。
澎湃新聞:詠梅老師的表演真的太真實了,她從一開始就是第一選擇嗎?
尹麗川:對,我們幾乎是同時看到這個故事的。她看到報道就跟我說,這個人物太有勁兒了。真的是不約而同地,我們幾位女性都選擇了這個故事。
澎湃新聞:現實中的蘇敏還在路上,關于電影結束的節點如何選擇?
尹麗川:結局確實很難定,我們想過很多結局,有想過表現她在路上遇到困難然后解決了困難,又必須有李紅和女兒的一個對話,因為女兒是她最牽掛的人,她的出走也一定程度上讓女兒又陷入具體的困境,人物需要情感上的和解和彼此理解。同時,我們也需要她回到她自身。所以就設計讓她在旅途中看到了過去的自己,年輕時想云游四海卻未實現,50多歲終于做到。最后經過取舍,留下了女兒和見到過去自己的情節。還有一個沒用上的結尾是她在車邊,小女孩問她從哪來去哪,她愣了一下后笑了,是一個很燦爛的笑容,意味著她的生活可能性道路已經打開。
澎湃新聞:你自己的創作也一度因為母親的身份停滯,這段期間的經歷和感受是怎樣的?對于后來的創作有怎樣的啟發?
尹麗川:母職是我最大的困境,它會在起碼一段時間完全淹沒你,它會代替你的個體身份,這個確實是很痛苦,越想有自我價值感的人就會越痛苦。在成為母親之前,你都一直好像覺得自己擁有全世界,很自如,直到你做了母親。最后也只能安慰自己說,創作者有一個福利,就是你可以把痛苦轉化為素材,有了更多的感受能力,也就有了更多素材。
澎湃新聞:近些年大家對女性議題關注很多,你覺得身為女性創作者是否迎來了一個比較好的時刻?
尹麗川:肯定是,我剛做導演的時候,女導演真的是挺少的,現在越來越多,大家會越來越是真正從女性角度來去重新思考一下這個世界的構成。對關注女性議題的作者來說,機會和空間應該比從前更多了,希望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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