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國家在國際舞臺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并呈現出多樣性。作為“全球南方”的一員，中國在推動這些國家的發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9月12日，第十一屆北京香山論壇“高端訪談：全球視界”在北京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全球南方”主題訪談的受訪嘉賓是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賈慶國和坦桑尼亞- 中國友好促進會秘書長約瑟夫·卡哈瑪 ，訪談由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編委吳挺主持。

9月12日，第十一屆北京香山論壇“高端訪談：全球視界”在北京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圖片來遠：北京香山論壇官網

以下為訪談主要內容，略有刪節：

如何理解“全球南方”？

吳挺：賈教授，您在美國研究方面非常有名，為什么“全球南方”這個概念引起了您的注意，您是怎么看待它的？

賈慶國：這個概念引起我的注意，是在烏克蘭和俄羅斯發生沖突之后。當大家都在談論解決戰爭的方法時，“全球南方”國家（立場）各不相同。比如新加坡支持美國對俄羅斯的行動，而朝鮮與俄羅斯形成了“聯盟”。所以“全球南方”是這樣一個群體，有不同的國家，而且這些國家也有各自不同的利益、立場和觀點。

吳挺：約瑟夫·卡哈瑪先生，您是怎么理解“全球南方”這個概念的呢？

約瑟夫·卡哈瑪：我為什么開始關注“全球南方”這個概念？我來自非洲，我們希望通過與中國的關系積極推動“全球南方”合作。我來自一個外交世家，去過很多國家，對“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越來越感興趣。“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方面的重要性越來越大，是一個熱點話題，大家都應該關注。

吳挺：中國是“全球南方”的一員嗎？

約瑟夫·卡哈瑪：我認為中國確實是“全球南方”的一員。中國一直以來都在幫助非洲國家，從歷史上看，60年代坦桑尼亞剛獲得獨立時，中國就與我們共建了坦贊鐵路。當時世界銀行和其他國家都無法為我們提供貸款，但中國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提供了5億美元的資金，這對非洲的發展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僅提升了非洲的貿易能力，還增強了我們的獨立發展能力。

如今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全球安全倡議等在南方合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上周習近平主席提出了“十點中非合作建議”，表明中國一直都是“全球南方”的一員。中國的政策和行動表明了它一直與我們在一起，推動非洲的基礎設施和貿易發展。

和平與發展是“全球南方”的共同訴求

吳挺：賈教授，您剛才提到其實有不同聲音，“全球南方”國家有不同的觀點，特別是針對俄烏沖突，有很多研究論文也提到了，俄烏沖突凸顯了“全球南方”的崛起，“全球南方”大部分國家都不支持對烏克蘭發起軍事行動，也不同意對俄羅斯進行制裁，希望看到的是和平解決沖突，但又不從軍事上援助任何一方。您認為“全球南方”這些共識背后是什么邏輯？或者在解決安全問題方面有沒有共同觀點？

賈慶國：很多“全球南方”國家既不支持俄羅斯采取軍事行動，也不站在美國那邊抨擊俄羅斯。

我覺得“全球南方”國家確實有很多共同的立場觀點。

第一，都有共同的發展利益，特別強調發展，因為它們都是發展中國家。

第二，它們都是相對較弱的國家，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即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權利干預其他國家的內政，換句話說它們都認為應該維護國家主權，因為這是大家的共同利益。

第三，它們都非常希望在國際舞臺上發揮更大的作用，發出更強大的聲音，相信它們的聲音沒有得到足夠的傾聽。

與此同時，“全球南方”國家也存在很多不同之處，包括政治體系、價值觀、發展水平、財富水平等。這就帶來一個挑戰：如何管理好這些不同，控制內部矛盾，通過合作和磋商來實現共同利益。當然，中國在這方面可以發揮積極作用。我們已經在全球層面推出了很多倡議，如“一帶一路”倡議等，推動基礎設施的發展，為“全球南方”國家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吳挺：您同意嗎？約瑟夫·卡哈瑪教授，您覺得“全球南方”有共同的訴求嗎？

約瑟夫·卡哈瑪：當然有。我們都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治理和金融機構中沒有足夠的發言權。“全球南方”國家要共同解決經濟問題，實現與“全球北方”平等的對話權。

“全球南方”是一個整體，但也有各種不同，多樣性很突出，有矛盾也是很正常的，但怎么管理分歧呢？它們需要共同討論來解決經濟問題、發展問題、貧困問題、貿易問題。以及，怎么讓它們更容易和世界其他國家坐下來談？在這方面中國確實發揮了非常令人敬佩的作用。

吳挺：在日益增長的貿易保護主義、區域全球化和地緣政治挑戰背景下，“全球南方”的共同使命是什么？南南合作的重大挑戰又是什么？

賈慶國：大國之間的緊張關系，尤其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對“全球南方”國家產生了巨大影響。中美在高科技領域的“脫鉤”導致了高科技產品價格上升。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了，因為中美市場開始“脫鉤”，美國推行的所謂“安全化”政策影響了其他國家。為了多元化，美國要求把制造業遷回國內或轉移到其他國家，這導致全球市場變小，生產規模減小，結果是成本上升，全球經濟受到了不利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南方”國家面臨全球通貨膨脹的挑戰。如果中美能夠想出一些解決方法來保持貿易流動，“全球南方”國家也會從中受益。同時，在安全問題上，美國一直在推動其他國家站隊，這也是一個挑戰。尤其是在東南亞，很多國家感受到了壓力。通過合作來解決這些挑戰，實現共同利益，是“全球南方”國家的共同任務。

吳挺：作為非洲國家，最大的關切是什么？

約瑟夫·卡哈瑪：當兩只大象打架，遭殃的是底下的草。非洲并沒有做好應對大國沖突所帶來影響的準備。糧食價格上漲，安全問題加劇，很多國家被迫在大國之間站隊，這并不是我們想要的。很多問題是相互交織的，我們必須解決一個才能解決另一個。中國在這些問題上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們需要在談判桌上進行和平探討，解決邊界、水資源和饑餓等問題。在這方面，我們期待與中國繼續合作，因為我們看到了中國在“全球南方”中發揮的積極作用。

中國在“全球南方”的角色

吳挺：去年非洲聯盟被接納為20國集團成員國，是“全球南方”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今年1月，埃及和埃塞俄比亞加入了金磚國家。您認為“全球南方”如何在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同時，在全球治理方面取得更大成就？

賈慶國：“全球南方”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隨著這些國家變得更有能力，它們的聲音在全球層面上越來越被聽到。

我一直認為，二戰后全球秩序有兩種理解。一種是意識形態，強調個人的政治權利，包括民主自由；另一種是強調世俗利益，如主權和領土完整。蘇聯解體后，西方的價值觀一度成為主流，尤其在科索沃戰爭期間，軍事干預改變了世界面貌。但隨著中國崛起和相對的西方衰退，對全球秩序的理解正在發生變化。

全球自由化的崩潰是一個被夸大的論點。我認為全球秩序正在向更加世俗化的方向發展，這種價值觀變得更加重要。尤其在俄烏戰爭爆發后，我們意識到國界的重要性，以及國家不使用暴力的重要性。“全球南方”國家可以在這一新的全球秩序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吳挺：約瑟夫·卡哈瑪先生，您對“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的崛起有什么期待？

約瑟夫·卡哈瑪：毫無疑問過去的治理體系正在發生變革和調整，而且“全球南方”的聲音也越來越自信，越來越明顯，但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如推動非洲國家在聯合國擔任常任理事國，提高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作用。2022年，“全球南方”國家占據了全球GDP的58%，比七國集團高很多。

我們確實取得了很多進展，但在這些治理機構中需要更多進步，才能更加公平。我們希望這個世界更加和平，有更多邊的思維方式和更公平的決策，特別在全球治理層面。

吳挺：在逆全球化趨勢下，二位和“全球南方”的年輕一代討論過他們眼中的全球化？對于新一代有哪些期待？

賈慶國：年輕人確實比我們這代更快地適應時代的變化。對他們來說，這個世界并不僅僅是一個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而是一個復雜的、多元化的世界。他們接觸“全球南方”國家的機會越來越多，也有在西方國家的學習經歷，比我們這一代更國際化。我教過很多“全球南方”國家的學生，他們的求知欲很強，總是將中國發生的一切與自己的國家結合起來。他們很想知道中國在發展模式、反腐敗、高科技等領域取得了哪些進展。通過這樣的交流，他們能夠形成自己的看法，同時也能吸收其他國家的智慧。他們對于世界的理解會影響到他們未來的決策。

也許有一天我們的領導人在見面時會發現他們其實是同學，有了這種友誼和信任作為基礎，很多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約瑟夫·卡哈瑪：當今世界更加復雜，但青年人使用社交媒體，眼界更開闊，去過世界上很多地方，去過西方國家，很多人也來過中國，還有中國駐坦桑尼亞大使館與我們的合作，目前有2000名坦桑尼亞學生在中國學習。這只是一個開始，隨著越來越多的青年人接觸中國，他們有更多的平臺與“全球南方”的不同代表交換意見。

吳挺：最后一個問題，您對中國在“全球南方”的角色有什么期待？

約瑟夫·卡哈瑪：中國在“全球南方”的作用是一以貫之的。坦桑尼亞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幫助我們實現工業化，提供醫療援助。比如在上世紀70年代，中國極力推動了坦桑尼亞一個甘蔗廠的建設。中國的醫療隊從上世紀60年代以來一直活躍于坦桑尼亞。他們幫幾千人做了手術，幫助當地人解決醫患問題，真的發揮了非常杰出的作用。在過去五年里，中國在坦桑尼亞當地的公司雇用了幾千人，去年還投資了一個玻璃廠（4億美元）。

我希望中國繼續在這些方面與非洲合作，特別是與我們的年輕人合作。我們50%的人口不超過15歲，很年輕，如果他們接受教育培訓后再工作，就有大量的價值。而且他們也有一些人會從西方回國，探討中西方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