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有劇透

《野孩子》是殷若昕導演繼頗受好評的《我的姐姐》之后的新作。巧合的是，《我的姐姐》以姐姐和弟弟的情感建立為電影的情感主線，《野孩子》則以沒有血緣關系的“小偷”哥哥馬亮（王俊凱 飾）和“孤兒”弟弟李明軒（關子勰 飾）的情感關系為電影的情感主線。可以說，《野孩子》是聚焦不同社會議題的“我的哥哥”。

《野孩子》海報

《野孩子》取材自“流浪兄弟”真實事件。事件中，一對無血緣關系的兄弟——21歲的馬亮與8歲的軒軒，因各自家庭問題流浪在外，相依為命生活一年多。馬亮靠偷竊維持生計，軒軒幫忙銷贓。兩人雖生活艱難，但彼此關愛，展現超越血緣的深厚情誼。事件被曝光后，曾引發廣泛關注。

馬亮（王俊凱 飾）

由此，《野孩子》本身是攜帶現實主義基因，電影直面“社會困境兒童”議題。社會困境兒童指涉那些由于家庭經濟狀況、家庭結構、健康狀況或社會環境等因素而致使其在生活、教育、醫療等方面遇到困難的兒童。《野孩子》主要聚焦社會困境兒童中的“事實孤兒”，即“事實無人撫養兒童”這一群體，他們仍有父母中的至少一方，卻由于各種原因得不到適當的撫養和照顧。

軒軒（關子勰 飾）

電影將事實孤兒的產生，主要指向一些父母的“生而不養”——父母雖然生育了孩子，但是沒有盡到養育的責任，不論是物質上的供養，還是情感上的關懷。

像電影中軒軒的父母，在很年輕的時候生下了他，隨后就把他扔給以撿拾垃圾為生的爺爺撫養。奶奶病重臥床，爺爺又有酗酒的惡習，根本沒有盡到撫養軒軒的責任，甚至軒軒跟著馬亮離家很長一段時間，爺爺也沒有想過要找軒軒；軒軒的叔叔同樣生而不養，把年紀更小的堂妹扔給爺爺……

《野孩子》直接且尖銳地揭示了像軒軒這樣的事實孤兒的“困境”。他們面對的不僅僅是物質的匱乏、情感的孤獨——比如軒軒經常吃不飽，遭到同齡人的欺凌，甚至遭到醉酒爺爺的毆打；更深層次地，是他們在缺乏管教之后的“野”，讓他們極有可能在未來步入歧途。

軒軒被爺爺暴力毆打

電影中，飾演軒軒的關子勰演技非常生動，既充分保留童真，也展現出超越年齡的成熟與才華，幾場情感爆發戲都很動人。但從觀眾的反饋來看，確有不少人認為軒軒“并不討喜”。是的，他并不是苦情戲中刻板印象的“乖孩子”，雖是事實孤兒仍乖巧懂事、善良正直；恰恰相反，雖與馬亮有著很深的情感羈絆，但軒軒實際上是一個很有可能“變壞”的孩子，電影中關于軒軒的一些橋段讓人細思極恐。

比如獨自跑到公共場所去玩的軒軒，跟其他小孩子起過兩次沖突，一次是直接搶走小孩子手中的冰淇淋，另外一次是與小朋友游戲中起了爭執，軒軒不懂得如何友善溝通，而是態度“惡劣”地踩水坑弄濕別人……這是讓家長畏懼的“熊孩子”。

這些行為反映出軒軒對人際交往規則的不熟悉以及情緒管理能力的欠缺。兒童需要穩定的情感支持來發展健康的自我認知和社會交往能力，但軒軒作為事實孤兒，缺乏這種支持，也缺乏正確的引導，他只能選擇沖動和負面的方式來應對沖突和挫折。

又比如，雖然馬亮三令五申軒軒不能偷竊，但軒軒還是多次從超市等地偷來不少他喜歡的東西。

軒軒也偷東西

這也反映出，作為事實孤兒，軒軒的成長環境缺乏足夠的正面榜樣和持續的行為規范教育，加之物質上的匱乏感，導致他在面對誘惑或壓力時難以做出正確判斷。馬亮雖然盡力教導，但在資源有限、自身也需要應對諸多生活挑戰的情況下，他難以提供足夠的監督和引導。

成為事實孤兒本身已是命運對他們的一種嚴峻考驗，然而這些不幸的孩子長大后還更容易走上歧途，出現行為偏差，甚至觸犯規則和法律。《野孩子》后半程花費那么多篇幅去刻畫以大毛（陳永勝 飾）為代表的長大了的社會困境兒童群像，用意就在于揭示出這一點。

大毛（陳永勝 飾）

大毛等成年人已經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他們街頭搶劫、砸車偷盜、私闖豪宅盜竊；這個團伙里還有很多像軒軒這樣的小孩，或盜竊，或假扮殘障兒童乞討詐騙，淪為不法分子的斂財工具，大有可能成為下一個馬亮或大毛。

總之，在拋出社會困境兒童這一議題方面，《野孩子》較好地完成了任務，的確有助于讓更多人關注到社會困境兒童這一弱勢群體。

只不過，僅憑這一點還不足以成為電影賣座的理由，就像《我的姐姐》能夠賣座并不僅僅因為它拋出“重男輕女”這一議題；關鍵在于電影是否具備情感張力，它該如何調動觀眾的情緒，如何打動觀眾內心。

《野孩子》選擇了馬亮與軒軒的兄弟情——身處困境卻不離不棄的深厚親情，以及他們在逆境中相互扶持、共同成長的羈絆，這也是昔日新聞原型的“淚點”。

有些可惜的是，電影在羈絆的建立這個關鍵環節上說服力有所欠缺。

一方面，馬亮決定不拋下軒軒，并從已經啟動的班車下來，此時大概是劇情的四分之一處；但由于馬亮之前對軒軒的關心或互動并不多，甚至有些冷漠或疏遠，那么在沒有明顯觸發事件或情感催化劑的情況下，馬亮突然表現出對軒軒的強烈牽掛，難免讓人感到困惑和不解。

馬亮與軒軒開始建立兄弟情

這么重要的情感的轉變，需要有一個合理的過渡和解釋，比如共同的經歷、相互的理解和支持（電影只是通過一些閃回快速帶過他們一起偷東西的經歷），或者是某種更深刻的內心覺醒（而不僅僅是對講機這個道具的簡單運用），來逐漸建立起他們之間的情感聯系。

另一方面，人物性格的塑造，也是影響情感羈絆建立說服力的關鍵因素。電影對于馬亮何以成為如今這個以偷竊為生的馬亮的講述，是完全缺失的。由于馬亮最初的性格設定中，并沒有包含太多的溫柔、關懷或責任感，他表現出的對軒軒的牽掛，還愿意帶著軒軒這個負擔（馬亮自身尚且朝不保夕），就顯得有些突兀，情感表達的真實性和感染力均缺乏力度。

馬亮起初還挺排斥軒軒的

馬亮保護軒軒的動機，僅僅以“馬亮他自己淋過雨，希望為軒軒撐把傘”來闡釋，是不夠的。多少長大了的社會困境兒童曾經淋過雨，但他們卻選擇傷害別人，拆壞別人的傘。馬亮如何克服人性的弱點、環境的弱點為軒軒撐傘，需要更完善、更有說服力的邏輯鏈條。

軒軒營養不良后，馬亮買來牛奶，要軒軒每天都喝牛奶

《我的姐姐》的情感張力不僅僅來自姐姐與弟弟的情感羈絆（從姐姐對弟弟厭惡到逐步接納相當可信），更來自姐姐最后面臨的兩難抉擇，足以將大多數觀眾卷入其中——如果面臨同樣的困境，我們該如何選擇？自我與家庭，要放棄哪一個？

除了馬亮與軒軒的情感羈絆外，《野孩子》也具備一個有力量的情感內核。不僅僅是拋出社會困境兒童這個議題，而是更進一步追問，為什么這些兒童會陷入困境？

批判“生兒不養”只是最表面的一個層次，事實上，很多社會困境兒童并不全然因為生兒不養，而是因為家庭收入低于當地最低生活保障線，無法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如食物、住宿、衣物等。

縱然“生兒不養”并不鮮見，那么社會是否有兜底機制，如福利補貼、公共服務等，讓那些陷入困境的家庭和兒童獲得必要的幫助？法律和政策的干預又哪里去了？包括但不限于制定相關法律政策、提供社會福利服務、建立監護制度等，來保護這些兒童的權益。

“苦命的孩子”需要社會更多的關愛

電影中比較動情的一刻是馬亮為生病的軒軒唱起那首久遠的童謠——那是昔日媽媽曾給馬亮唱的，“羅羅面面，油饃串串，豬肉扇扇，蜂蜜罐罐，我娃是個福蛋蛋！福里生，福里長，從小就能把福享。”純真童謠中的美好愿景，與社會困境兒童所面臨的匱乏與苦難形成鮮明反差，反思了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兒童福祉未能得到充分保障的現狀，這是溫情與諷刺并存的一幕。

如若說這些議題不適合在電影里深入言說，那么電影仍然可以將觀眾置身于道德困境中，即，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些違法亂紀的“野孩子”？他們是我們平時里厭惡、恐懼的小偷或搶劫犯，他們也是被拋棄被遺忘的社會困境人群，我們該如何評判他們？我們可以做一些什么？

電影沒有利用好這個機會。主創者對野孩子遭遇的同情，演變為電影最后有些失控的“溫情”，失足青年一個個都顯得有情有義起來，與此前的違法亂紀判若兩人。當電影替觀眾作出了道德判斷，真相也就流失于涕淚交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