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國家越打越強，而有些國家卻越打越弱。  視覺中國 圖

戰爭、財政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一直是財政社會學關注的重要主題。日本專修大學徐一睿教授新著《戰爭與財政》，用20萬字的篇幅，聚焦于地緣政治與國家興亡這一主題，探索戰爭財政在其中的角色。借提前閱讀了該著作的機會，我也來談談戰爭財政對于國家興亡的影響。

1.研究戰爭與財政的兩條路徑

戰爭與財政二者之所以產生關系，是因為行政機構（特別是其中的財政機構）為了軍事行動，需要不斷地設法籌集人、財、物等各種資源；如果軍事行動長期地進行，那么行政管理方式、國家政治制度甚至經濟社會運行方式，都會因籌集資源的行動而改變。就此主題，學界至少產生了兩條互不排斥的路徑，不同的學者在研究時各有側重。

第一條是公共管理的路徑，即探討財政為戰爭行動籌集軍費的不同方式。進一步而言，在歷史上，同樣處于戰爭的背景下，為什么有些國家越打越強，國家實力伴隨戰爭而增強，而有些國家卻越打越弱？在軍事財政史中，這樣的管理問題事實上早已得到反復的討論；而且只要現實中戰爭不消失，該問題就會繼續得到關注。我們能夠看到的案例有：戰國時期的秦，因軍功爵位制和什伍編戶制等制度能夠有效地動員人力與物力，最終取得戰爭的勝利，但統一天下后很快二世而亡；三國時期的蜀漢，財政上除了征收部分田賦收入外，大量收入來自鹽鐵和蜀錦的國家專營，正如諸葛亮的那句名言指出的（“決敵之資唯仰錦耳”），但因蜀錦這樣的貨物市場潛力有限、長期國家專營又效率低下，國家實力伴隨戰爭不斷地削弱。

在徐一睿教授的新著中，分別討論了英國和日本的戰爭財政策略：前者在議會同意下通過普遍地征收工商稅、舉借公債，以及利用殖民地資源，最終取得帝國擴張的成功；后者通過提高稅收、發行戰爭債券來支持軍事行動，相對于清代中國和沙皇俄國而言財政制度更加有效，因此取得戰爭的勝利，但不斷展開的軍事行動以及議會和公眾無法有效地控制軍事開支，最終帶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慘敗。

第二條是政治學的路徑，即探討國家如何因財政力量的塑造而成長，甚至因此走向現代。這樣的理論議題所體現的財政手段、軍事能力與國家建構之間的關系，早在“財政社會學”的理論傳統中就得到比較充分的討論。《新財政社會學：比較與歷史視野下的稅收》（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一書的編者將此傳統稱為財政社會學的第三條學科脈絡，并指出此脈絡揭示出稅收的社會后果主要是它對軍事征服的重要性。

在他的新著中，徐一睿教授運用了約翰·布魯爾在《權力的支柱》（商務印書館2024年版）一書中提出的財政軍事國家概念來描述英國，認為英國長時期準備戰爭或從事戰爭對財政收支構成了壓力，為了應對壓力，為了更有效地籌集財政資源以供應戰爭，英國國家制度變革頻繁，最終率先成長為現代國家。對于其中的因果關系，琳達·科利在《戰爭、法律與現代世界的形成》（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4年版）一書中也有解釋：“在一個戰爭耗費越來越大的時代，發布革新的國家法律文本以更好地吸引多數臣民，確保國家的武裝力量與稅收，同時以某種關乎自由與福利的保障作為回報，對某些歐洲君主來說，不失為一種謹慎的做法，也是值得冒險的賭博”。

2.來自英國和日本案例的啟示

對于戰爭與財政這樣的主題，徐一睿教授特別運用了英國和日本兩個案例，為我們詳細展示了其中的歷史過程與理論邏輯。與其他同類著作相比，除了用歷史故事說道理帶來的可閱讀性強之外，徐教授的著作在地理范圍上，擴大到少有著作涉及的殖民地時期的印度和明治維新之后的日本；在時間范圍上，從早期近代擴展到當前正在發生的事件；在戰爭形式方面，也從傳統的熱戰擴充到非傳統的戰爭形式（如貿易戰、技術戰）。從這一系列精彩的論述中，我至少得到兩個啟示。

第一，認識到時代的不同對于戰爭與財政的影響。在徐一睿教授的書中，我們既看到了近代英國從18世紀開始，因內部制度建設的成功而走上帝國擴張、殖民地掠奪的道路，并取得豐厚的利益，又看到了隨著時代風云的變化，在19世紀末同樣走上這條道路的日本，不但給中國乃至全世界帶來災難，也讓本民族陷入深淵。

進一步地，我們更要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時代又發生了變化，就像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老一輩政治家強調的，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時代的主題。雖然我們要牢記古人所說的“忘戰必危”的教導，更要警惕“好戰必亡”的教訓，與此同時還必須看到，當今的戰爭可能會更多地采用貿易戰、技術戰等非傳統形式。財政對于戰爭的支持，可能再也不是傳統的大造堅船利炮以秀肌肉，而是采用非傳統形式，在和平主義前提下鞏固貿易地位、推動技術創新。

第二，加強議會審議預算的制度建設，以贏得國家與社會在利益與價值兩個方面的共容。通過英國與日本兩個案例的對比，徐一睿教授展示了能否在制度上確立議會對政府的有效約束，決定了戰爭財政的成敗以及國家建設的方向。

在立憲君主制下，英國由議會民主投票選舉出來的領導人構成的政府，在利益上同社會高度相容：國家通過高明的稅收手段和高效的行政機構，將工商業資源轉化為政府的財政收入，依此打造出強大的軍隊，在世界范圍內開展軍事行動，獲得了大量殖民地、戰利品和自由通商特權等；社會空間中工商業的巨量商品有了傾銷的渠道，金融家們也能夠將業務活動拓展至海外各國以賺取利潤，凡此種種都切實符合國內各類群體的利益，尤其是有利于資本的擴大再生產。特別地，借助于民主決議的議會制度，國家和社會在價值觀上，也達到了那個時代最大程度的共容，并隨著時間的推移，長久地保持正當性。

而日本，按照徐一睿教授的說法，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建立的議會制度，雖然比起西方民主國家先天不足，但還是發揮了通過預算審議來監督政府的作用，包括審查和削減不必要的支出。由此那時的日本達到國家和社會一定程度的利益與價值共容，軍隊得到了比較強大的財政支持，能夠長期作戰并始終具備較高的士氣。但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由于預算內容基本不透明，提交審議的預算細節極為粗略，議會無法對戰爭支出進行精細的審查和監督，公眾無從了解這些資金的具體用途，更無法對軍費使用情況進行負責任的監管。所以說，日本之所以走上大規模對外侵略的道路并最終遭遇失敗，其中一個無可回避的原因是，不能建立起議會審議預算的制度。

3.戰爭財政與國家發展的關系

當今，我們面臨著自改革開放以來從未有過的復雜局面。在戰爭、財政與國家發展的問題上，一方面，我們要堅持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認識到時代的發展對于戰爭與財政的不同影響；另一方面，我們不能遺忘戰爭財政對于國家興衰的歷史教訓，加強預算審議的制度建設，贏得國家與民眾在利益和價值兩方面的共容。此外，在今天的世界，我們還要積極地探索，在財政上如何有效地應對貿易戰與技術戰等非傳統的戰爭形式。

對于當前中國面臨的挑戰，各學科都在做出自己的知識努力。相對來說，我們財稅學者該更加努力，并應能做出更大的貢獻。這不但是因為戰爭、財政與地緣政治、國家興亡密切地聯系在一起，正如徐一睿教授在書中所展示的，而且還因為如果有危機發生的話，那所有的危機最終都會轉化為財政危機，對財政收支提出要求。所以，財稅學者深入研究戰爭財政與國家發展關系這一主題，可以為這個時代的中國貢獻本學科的力量。

（本文為徐一睿教授著《戰爭與財政》一書序言，作了適當改寫。作者劉守剛為上海財經大學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財政史、西方財政思想史、財政政治學。代表著作有《國家的財政面相》《打開現代：國家轉型的財政政治》《財政中國三千年》等，聯合主編“財政政治學譯叢”“財政政治學文叢”“中國近現代財政名作新編叢書”“財政政治學視界論叢”等多套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