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在北京，看上海”，“澎湃下午茶/京滬之間”系列于2024年5月17日正式啟動。“京滬之間”旨在解析中央政策，探討上海思路。

第一場研討會，暢談中國經濟轉型中的上海戰略。第二場研討會，聚焦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第三場研討會，關注科技金融。第四場研討會，關注新稅制與新業態。

我們邀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稅收研究中心主任楊志勇，中國人民大學財稅研究所執行所長呂冰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李明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二級巡視員、研究員張俊偉。

以下為楊志勇演講精要。楊志勇指出，研究新稅制前先要明確新業態的定義，他認為，目前的稅制基本適用新業態。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稅收研究中心主任楊志勇   澎湃新聞記者 權義 圖

先定義好新業態，再研究它

三中全會《決定》指出，要“研究同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這句話兩個值得解讀的關鍵詞，一個是“新業態”，一個是“研究”。

“研究”意味著在探討稅收制度與新興業態適應性的問題時，我們應當采取一種審慎的態度。基于對當前經濟環境和稅收需求的深入分析，稅收的基本功能是為政府提供財政收入，再者才是調節功能。稅收制度受到更多復雜因素的約束，如高質量發展、社會公平、市場統一等。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對稅收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戰，要求我們對“新質生產力”進行深入研究。新質生產力的概念涉及數字經濟和新技術的發展，這些因素在新業態的形成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新業態”對于上海來說非常重要。上海臨港地區就能看到許多當地原先沒有的新產業。對新業態的界定和理解需要結合地方實際情況。對于新業態而言，現行稅收制度可能不再適用。稅收制度的設計和實施必須考慮包容性監管原則。監管的維度和力度需要精心把握，以避免過度監管導致的創新抑制。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三新”（新產業、新業態、新產業）占GDP的比重，2023年是17.73%，2022年是17.36%，這里面我們最關心的是“三新”經濟增加值，目前公布得比較具體。

“新業態”指的是什么呢？需要有一個定義。新業態指順應多元化、多樣化、個性化的產品或服務需求，依托技術創新和應用，從現有產業和領域中衍生疊加出的新環節、新鏈條，新活動形態。

“新業態”有三種具體表現形式：一是以互聯網為依托開展的經營活動；二是商業流程、服務模式或產品形態的創新；三是提供更加靈活、快捷的個性化服務。

這里我們要關注的是稅制問題。2021年上海市印發的《上海市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先導產業發展“十四五”規劃》指出，推動以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為特征的數字經濟加速發展，重點打造以三大產業為核心的“9+X”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先導產業發展體系。

其中，“9”個戰略性新興產業重點領域包括：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三大核心產業，以及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新材料、新興數字產業等六大重點產業。“X”是指前瞻布局一批面向未來的先導產業，重點布局光子芯片與器件、類腦智能等先導產業。

文件還提到“加快建設臨港新片區”，這里的新業態是多樣的。但這種新業態和三中全會里面寫的新業態有共同點，也有不同點。這里的“新業態”指的是通過保稅等政策措施來重新發展的產業。過去的保稅區以傳統倉儲物流為主，新的未來綜合保稅區會催生出更多的新業態。

但我們在討論新業態時，應當明確新業態的具體定義和范圍，避免將所有新興經濟活動一概而論，否則可能會導致對新業態的誤解，不利于新業態發展。

如果現行稅制能夠有效地覆蓋并適應新業態的發展，并在公平、效率、以及促進高質量發展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那么稅制可能無需進行大的調整。稅收制度的主要目標是為政府提供穩定的財政收入，同時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如果現行稅制已經能夠實現這些目標，那么其存在就具有合理性。

稅收征管的能力和深度是決定稅制適應性的關鍵因素。稅收征管不僅涉及稅收的征收效率，還關系稅收政策的公平性和有效性。現行稅制的適應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稅制的未來發展。

總之，要以此作為標準來判斷目前的稅制是否與新業態適應，再決定稅制是否需要改以及如何改。

數字時代的稅收挑戰與改革

數字經濟的發展給稅收帶來了新挑戰。網絡交易的隱蔽性、數字貨幣的匿名性和跨境性可能讓資金流動難以追蹤，這對傳統的稅收征管模式構成挑戰。

現行稅收征管體系主要依賴于對人、財、物的追蹤。然而，在數字經濟中，數字產品和服務的無形性使得傳統的征稅抓手變得不再適用。數字產品無需物流即可全球交易，這使得傳統的稅收征管手段難以適應。隨著反洗錢系統的建立和完善，資金流動的監控變得更加嚴格，但數字貨幣的興起又為資金的匿名流動提供了新的途徑。

新業態發展到什么程度？這是開放式的問題，答案決定稅制改革的方向和程度。面對這些挑戰，稅收制度的改革方向可以是多方面的：

一是保持現有稅制的基本框架不變，通過技術手段提高征管效率；

二是進行邊際修正，對現有稅制進行小幅度的調整以適應新業態的發展；

三是進行全面創新，構建與數字經濟相適應的全新稅收體系。一些國家，如法國已經開始嘗試對跨國大型數字企業征收數字服務稅。這樣一種直接課稅的做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稅源流失問題。

在探討與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時，我們必須深入分析數字文明對工業文明的影響。數字文明是重塑工業文明，還是替代工業文明？當前，我們還不清楚對數字文明的演變趨勢及其對稅收制度的長遠影響。

如果數字文明不能徹底替代工業文明，那么現有的稅收制度仍然大體適用，但需要進行適當的調整以適應數字經濟的特點。以增值稅為例。目前進項稅額未包括人員工資，但自動化和人工智能技術廣泛應用后，人員工資占比就可能下降，增值稅制可能更容易適應這種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地位的變化。

當前，中國經濟回升向好的同時，基礎還需要進一步夯實，居民收入增長的可持續性、房地產下行的壓力等等都需要高度關注。人口深度老齡化意味著社會保障體系需要財政發力解決。我們討論更多的稅收政策目標，不僅是為了鼓勵就業，更根本的是要朝向更深層次的生活目標，或者說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目標。

所以說，稅制改革是邊際創新還是全面創新，取決于數字文明是否形成，并且是否能夠替代現有的工業文明。稅收的實質是為公共組織提供可支配的財力，以支持公共服務和社會發展。這個公共組織是國家、是政府。在個人所得稅方面，優化專項附加扣除機制，降低中低收入群體的稅負，是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措施。

稅收政策的設計和實施是整個公共政策體系的一部分。稅收政策需要與其他政策如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相協調，共同作用于社會經濟的發展。稅收政策應當追求簡潔、高效和公平，同時考慮到征管成本和政策的可持續性。

上海新業態很重要，品種也最多。這也提供了很多應用的場景，可以去做更多的闡釋，包括包容性監管。包容性監管并不意味著放任自流，而是在確保市場秩序和公共安全的前提下，為新業態的發展提供適當的空間。

這里面還有一個數字經濟和招商引資的問題。園區經濟模式在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提供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園區經濟為企業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在這一過程中，稅收政策可以發揮重要作用，通過稅收優惠和財政支持，吸引投資，促進產業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