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快三十年了。在許多人看來，那段歷史就是美國與其主要戰略對手蘇聯之間一場兇險的全面對抗進程。不過，美國戰略界對此卻頗有些不同的理解，對冷戰中戰略穩定關系，其視角也是多重的。

總的說來，美國的戰略穩定觀談不上穩定。從“NSC162/2號文件”對戰略穩定的預期設想，到“第一次打擊穩定”、“危機穩定”、“軍備競賽穩定”，再到最后里根對戰略穩定的顛覆，美國的戰略穩定觀伴隨冷戰對抗形勢的變化而不斷出現調整。

但是，冷戰強硬派信奉的技術優越和力量優勢一直是其政策思想上的主線。

核對抗一開始，如何消除托馬斯·謝林所說的“彼此恐懼核突襲”困境，就成為當務之急。“NSC162/2號文件”給出了一個頗具戰略意境的設想，即通過核報復力建設和實現核充足，最終形成雙方都不愿意發動核大戰的核僵局，其中暗含了達致擺脫核困境、實現戰略穩定的某種形式的雙方意愿確認。

然而在冷戰很長的時間里，美國人卻不愿意進行這種雙邊關系的探討，而是將其轉化成另外一個問題，即面對核突襲恐懼，如何確保美國核報復力量安全？這就把雙邊關系的政治問題轉化成美國力量建設和技術發展的單邊性問題，是典型的工具理性主義的思維模式。

工具理性主義的一般政策路徑，是對國家安全進行量化的分析，強調風險評估、成本與收益核算，遵循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工具理性或技術理性的思維模式，從“最壞假設”出發制訂安全戰略，追求自身實力的最大化優勢。

在工具理性主義的指導下，美蘇戰略穩定從一個雙邊關系的問題變成了美國如何單方面取得“第一次打擊穩定”的問題，即如何確保美國核報復力量的安全有效，迫使蘇聯不發動核襲擊。以“北極星”潛艇為代表的機動性和隱蔽性能優越的戰略技術突破，是美國實現戰略安全保證的關鍵。說白了，美國追求的不是真正的穩定，而是以力量和技術優越為內涵的戰略優勢。

艾森豪威爾在離任時曾告誡說，要警惕來自軍工復合體的威脅，警惕美國的公共政策被科學技術精英所綁架。但事實正是如此，艾森豪威爾自己的政策也強化了這一事實——除了大力發展洲際彈道導彈，他還積極推進反導導彈系統的研究，1958年的“防衛者”項目是之后“衛兵”反導系統乃至里根戰略防御計劃的基礎。

美國不少戰略家都指出，過分依賴技術和力量的戰略路徑難以應對現實世界的復雜局面，也難以真正有利于美國的長遠利益。例如戴爾·沃爾頓和科林·格雷就曾分析道：即使大國或大國聯盟之間在軍事力量上相互匹敵，國際體系仍然可能是深度不穩定的狀態，過分關注武器常常會導致對更關鍵因素的忽視。是否會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是由導彈或潛艇的發射重量來決定的，而更多是由于領導人的個性、價值觀，政府是否決策謹慎、合理的戰略判斷，以及機遇來決定的，軍事力量只是構成國家整體實力的許多因素中的一個。

基辛格同樣認為，政治穩定和國際體系穩定高于單純的軍事戰略穩定。在面對強硬派制造的軍控談判困境時，他曾質問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到底什么是戰略優勢？ 這些數字層面上的問題有什么政治、軍事或實際的意義嗎？ 你能用它來干什么？”

但即便是基辛格，也無力改變些什么。在1970年代美國的對外政策中，他扮演的不過是一個過渡者的角色，其作用在于化解美國處于相對弱勢時所面臨的相對困境，一旦國家力量出現轉機，強硬政策必然成為美國的選擇。

美國追求技術和力量優勢的戰略觀與兩極對抗的基本戰略結構相互強化，決定了真正的政治穩定和戰略穩定是無法實現的。無法擺脫安全困境的美蘇始終無法相信對方，也總是有意無意地夸大對方的軍事力量與戰略意圖，指責對方破壞相互確保摧毀的戰略共識。

這種戰略互疑如此根深蒂固，以致總是出現基于“最壞假設”的戰略猜疑和不斷升級的敵意。一種有意的限制性行動，本意是要達到緩和關系的結果，卻往往被對手理解為另一種全力挑戰的前奏，而非戰略克制。

由于缺乏有效的相互了解和溝通的機制，美蘇雙方也確實常高估對方的武器性能。在20 世紀80年代初，蘇聯認為，美國洲際彈道導彈的更高精確性，與其他因素一起，使美國核武庫的有效力量增加了3倍。美國也嚴重高估蘇聯在20世紀的70年代末80 年代初洲際彈道導彈的精確性。事實上，到1991 年解體時，蘇聯還沒有達到美國情報機構估計的它在十年前就已經達到的軍事打擊水平。此外，美國官員往往有意在公開場合夸大“蘇聯威脅”，以獲得對擴張軍力的政治支持。

隨著戰略競爭的推進，雙方核武庫不斷擴張，戰略技術也不斷翻新，對抗在猜疑中日益尖銳，真正的戰略穩定遂無從談起。根據托馬斯·謝林的理論，即便是敵對國家之間，也總有共同的軍事利益，這是軍備控制的基本前提假設。對于這一點，美國國內一直沒有共識，在政治層面上對雙邊關系共同利益的探討也備受局限。

而工具理性主義要求美國對自身和對手的實力不斷進行重新評估和認知，這個動態過程決定了美國政策的動態性。在這個動態的過程中，強硬派的路線很容易得以確立，對實力地位和戰略優勢的追逐反而構成了政策動態性中不變的訴求。

在與盟友關系方面，政策動態性變化的一個重要使命是維系美國對西方陣營的領導力。這種領導力要求美國保持強大的核武庫與戰略投擲力，以確保美國威懾延伸的可信度。就這一點而言，戰略層面的完全穩定與美國的領導權之間存在著內生的緊張關系，因為它會導致盟友對美國核保護傘倚重的減弱

由于在進攻性戰略力量與戰略投擲力上擁有相對優勢，美國的相關決策并不追求取消核對抗與核威懾，而是希望通過占有優勢的核對抗與核威懾最大限度地達到美國需要的戰略效果。在最基本的目標（即消除核沖突的恐懼）在技術和力量上實現后，美蘇戰略穩定關系的重要性即被超越，它隨后成為美國維系主導地位的某種調控手段。因此，美國通常傾向于在技術和力量層面與蘇聯討論戰略穩定問題，而拒絕從政治層面與蘇聯達成真正的戰略穩定共識。

在更普泛的層面而言，真正的戰略穩定只是一種理想形態的大國戰略關系或國際戰略態勢，它在根本上受制于大國關系的動態性，受制于大國力量和政策的變化。

在冷戰時期，美國作為擁有戰略優勢一方所秉持的戰略穩定理念及其進行的對外政策實踐，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冷戰的進程。就美國而言，冷戰時期的戰略穩定觀可以理解為：通過確保以核報復威懾力量為關鍵內涵的戰略力量和技術優勢，以及通過主導與蘇聯的力量較量和戰略博弈進程，從而達到對國際戰略態勢的主導性塑造。

在美國戰略界看來，冷戰并不僅僅是美國與蘇聯之間、北約與華約兩大軍事集團之間的緊張對峙，它還是美國作為主導國家，經由一場非武力的持續運作與博弈，而最終在與主要對手的較量中取得勝利的戰略關系進程。如今，冷戰的概念在美國國內屢屢被提及，并作為美國對外政策的歷史來源，正是基于這樣一種理解。這或許也能很好地解釋為何美國相當一部分的政策和戰略研究者對冷戰這一兇險的國際政治現象，表現出一種并不反對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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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選自作者刊于《當代美國評論》（2018年第3期）的論文《美國戰略穩定觀：基于冷戰進程的詮釋》。為閱讀方便，略去注釋。作者葛騰飛系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澎湃”經授權選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