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簡介】

尼古拉（來自意大利）

1982年出生。2017年加入蘇州瑞派寧科技有限公司，定居中國。現為華中科技大學教授。曾在德國電子同步加速器中心的未來直線對撞機部任研究員，在俄羅斯國立原子研究大學應用數學系擔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主要涉及硅光電倍增管的開發與應用、數學建模、數據分析、并行計算探測等領域。在國際高水平期刊發表論文230余篇。在國際物理領域頂級期刊《物理評論快報》(Physical Revie Letters)以并列第一作者發表文章110余篇。

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核科學與醫學影像會議(IEEE NSS/MIC Conference)，是行業內的頂尖國際會議。2017年10月，我代表中國的數字PET（正電子發射斷層成像儀）團隊在會上做了關于全數字PET在質子刀精準治療中應用的報告，博得滿堂彩，團隊也獲得了三個新人獎。作為一個藍眼睛、金頭發的意大利人，我代表中國的研究團隊，為中國的科研成果“站臺”，這令在場的人多少有些詫異。

其實，這沒什么好奇怪的，因為，我就是一個“新中國人”。

我是Nicola，中文名尼古拉，1982年出生在意大利的一個叫拉梅齊亞泰爾梅的小城，2008年在德國漢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先后在德國電子同步加速器中心、俄羅斯國立原子研究大學、英國牛津大學等機構從事研究工作，2014年加入蘇州瑞派寧科技有限公司，定居中國。

想改變世界就來中國！

要說我和中國是怎樣結下緣分的，這還得從2010年我在德國一次偶然的發現說起。那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在漢堡大學圖書館偶然翻閱到一篇由中國華中科技大學謝慶國團隊寫的論文，該團隊研發出全球首臺動物全數字PET，實現了亞毫米的高空間分辨率。作為“業內人士”，“首臺”“第一”等這類頭銜對我來說并不稀奇，真正吸引我注意的，是幾個外行看來并不起眼的數字：該團隊將儀器的晶體尺寸切到1.89ｍｍ，得到的分辨率是1.00ｍｍ。正是這幾個小小的數字，令我感到無比震驚——要知道，就連全球PET產業巨頭西門子的動物全數字PET，將晶體切到1.52ｍｍ之小，也只能得到1.42ｍｍ的空間分辨率。這樣的技術突破，讓我看到中國在數字PET技術領域無人能及的“領跑”地位。從此，我記住了東方的這個團隊。

2013年初，我來到俄羅斯國立原子研究大學工作。我當時所在的團隊從事新一代光電轉換器件SiPM（硅光電倍增管）的相關研發工作。理論上SiPM的工業價值遠超當時被廣泛使用的光電倍增器件PMT，但由于技術瓶頸，二十多年來SiPM一直停留在實驗室，沒有真正應用到工業界。中國數字PET技術的成功，讓我看到了將SiPM這種半導體光電倍增器件推向廣泛應用的希望：全數字PET的技術構架，尤其是MVT（多電壓閾值采樣）的信號處理方法，將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SiPM的技術優勢。

因一項中俄國家合作項目，謝慶國教授與我所在團隊的瓦列里教授有緣相識。此后，兩個團隊一直保持著聯系。2013年夏天，應謝教授邀請，我和瓦列里教授一起到中國華中科技大學數字PET實驗室參觀訪問。令我們萬萬沒想到的是，謝教授見到我們的第一句話便是： “你們什么時候來工作？”

“Shock！”（震驚）——要形容我們當時的心情，非這個詞莫屬。

第一次來中國，本是抱著過來參觀交流的心態，沒想到謝教授“簡單粗暴”地直接想拉我們“入伙”，這一定是在開玩笑。沒想到，謝教授說，他是認真的。盡管我們當時沒有立即答應謝教授的提議，但我們達成了另一個協議：每年進行３—５個月的合作研究。

隨后的一年里，我們兩個團隊經常交流。我越來越被這個富有激情的中國團隊所吸引，我們對科研有著近乎偏執的狂熱，對事業富有激情，我們也總能在交流碰撞中獲得靈感、擦出火花。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意大利南方人，熱情是我的標簽。在我心目中，謝教授就有些像意大利南方人——熱情又幽默，集中體現在愛開玩笑上。他經常在我們解決一個技術難題后說：“你們想躲在實驗室里寫一輩子論文，還是想改變世界？如果你們想改變世界就到中國來，解決了中國的問題，就是解決了世界的問題；為中國人做出的貢獻，就是為地球人做出的貢獻。”在不知道他是第幾次開這個玩笑的時候，我突然在電話里說：“我想加入你的團隊，到中國去。”

一年后，瓦列里和我雙雙加入數字PET團隊。后來謝教授經常以我為例對團隊的小伙伴說， 開玩笑也是個技術活，開得好就真的可以把人“忽悠”過來！

“新四大發明”、數字PET，“中國創造”改變世界

剛到中國，就有小伙伴問我，你們外國人眼里的中國是不是人人騎自行車，沒有抽水馬桶，貧窮又落后啊？現在是不是很震驚？我沒有被中國的情況震驚，卻被這些問題震驚了——中國人對我們國際友人有著怎樣的誤解？

時代不一樣了，作為80后的一代，我們其實很容易在網絡上看到中國的巨大變化：上海、北京是和羅馬、柏林、紐約一樣時尚、一樣現代化的大都市；我們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印有“Made in China”（中國制造）的商品；在我曾經學習和工作的那幾所世界一流學府也處處可以聽到中國話、看到中國人；中國的“新四大發明”——高鐵、掃碼支付、共享單車和網購，更是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

現在，手機上直接點個外賣，足不出戶就可以享用各種美食，我不用再擔心自己一個人沒時間買菜做飯，只需擔心身材會不會走樣；我幾乎不帶錢包，因為有了支付寶，不需要帶現金出門；我用手機刷個二維碼，就可以騎自行車到處遛彎兒；高鐵更是將生活在中國這片廣袤土地上的人們的距離大大拉近。我經常跟意大利的家人開玩笑說，每次回家，都感覺回到了“原始社會”，不帶現金出不了門。

其實在我看來，“新四大發明”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但數字PET卻是能拯救人類生命的健康利器，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數字PET比“新四大發明”更牛！PET是“精準醫學”的重要設備，與CT（計算機層析成像儀）、磁共振成像儀一并稱為醫院“三件套”，是腫瘤等重大疾病早期診斷的利器。盡管PET跟CT、磁共振成像技術同時出現于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但PET的普及程度卻遠遠不如后兩者，根本原因就是超高速閃爍脈沖信號采樣的技術瓶頸。中國的數字PET創新性地以MVP實現了PET超高速閃爍脈沖的精確數字化，取消了模擬電路，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突破了困擾PET四十多年的技術瓶頸，將使PET成為跟CT、磁共振成像儀一樣普及的儀器，造福人類健康。

意大利有一句諺語：Al bisogno si conosce l’amico（需要是創造的源泉。）戰勝癌癥等傳統意義上的絕癥，是全人類的需要。意大利的地中海神經研究所是歐洲最大的腦疾病研究中心之一，我們覺得這個研究所非常大，有1135張病床，每年有上萬病例。可是到了中國，我才發現，僅僅是蘇州，就有８個三甲醫院，每個醫院都有神經科室，每年的病例量更是有數十萬。我開始重新回味謝教授總掛在嘴邊的那句“玩笑”：“世界上最富有挑戰性的工作大多在中國，解決了中國的問題，就是解決了世界的問題；為中國人做出的貢獻，就是為地球人做出的貢獻。”患癌者數量的增長、巨大的老齡化壓力、龐大的醫療開支，使中國對早期診斷、精準治療和新藥開發都有著巨大的需求，而PET無疑是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

在中國干實事——痛快！

在看到我所投身的事業具有重要意義的同時，我更深切體會到在中國做實事的“痛快”。“痛快”——我最近才在中國學到的詞，這個詞比“快樂”“滿足”這些詞更能表達我在中國干事業的感受。因為，我跟一幫非常有實干精神的中國人共事。這特別體現在政府的辦事風格上。在歐洲，政府并不會將關于科研創新的問題擺上優先解決議程，但在中國政府眼中，科技創新永遠是排在優先位置的，任何一個有關科技創新的問題，都能得到優先高效的解決。

在中國，“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注重科技進步和全面創新”等口號天天可以在電視里聽到。2017年10月18日，我們收看了中共十九大開幕式，十九大報告中“科技”出現了17次，成為高頻詞之一。中國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可以說，中國對科技創新的重視程度遠遠高于歐洲。

中國對科技創新的重視，絕非僅僅停留在口號層面。2017年中國研發費用支出總額達到1.76萬億元人民幣，遠遠高于其他發展中國家。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國研發投入中政府投入占比較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科技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等科技相關部門是真正具有遠見卓識的“風險投資者”。它們不斷發掘好的想法，支持科技工作者開展研究，開發好的技術。這當中，中央政府挑起了科技研發的大梁，地方政府舉起了科研成果轉化的彩旗。校企合作、大學老師創業等都是政府鼓勵提倡的。還是以我熟悉的蘇州為例，這里創業環境非常友好，政府每年舉行招商對接會，幫助好的技術落戶，提供從招聘到財稅到知識產權的一系列培訓，讓搞技術的人也能夠快速地了解企業經營管理。

中國，謝謝你成就了我

在這樣的環境里，我也更有干勁，更加全情地投入我的事業中。

從2015年到2017年，我們團隊相繼研發出基于SiPM的數字PET探測器，完成高靈敏度的全數字SiPM的研制及應用研究，解決了目前SiPM的技術瓶頸問題，從根源上掃除限制弱光探測領域發展的障礙，推動了弱光探測產業及相關行業的跨越式發展。2016年，中國為我們這些青年科學工作者提供了越來越優厚的科研條件，使我們能夠潛心開展科研工作。

鑒于我在科研工作中取得的一系列成績，2016年12月，意大利政府授予了我“莫里塞大區大使”稱號（大區相當于中國的省），這個稱號是意大利的地區最高榮譽，由意大利總統親自頒給生活在國外的科學家、文化工作者和企業家，每年最多授予４人，稱號終身有效。事實上，提名和選舉的過程非常漫長復雜，我一開始根本沒想到國家會在那么多優秀的人中選上我。我想，正是因為有幸參與中國數字PET的研發，我的科研夢想才能得以實現，這也讓我最終獲得了來自家鄉的最高榮譽。

新的一年，我還將著重研究數字PET在質子刀精準治療中的應用。去年在臺灣長庚醫院的實驗中，我和團隊利用數字PET首次監測到了質子束打到人體組織上產生的氧15，這意味著質子刀在線監測難題有望就此破解，或將極大地改善質子刀對癌癥的治療效果。數字PET質子刀是當今世界最前沿的科學技術之一，其研究和應用是跟民生息息相關的健康工程，能投入這個充滿挑戰又意義重大的項目中，我無比興奮。

另一件讓我特別有成就感的事情是，2017年10月，我的努力促成了數字PET莫里塞研究中心的誕生，該研究中心由蘇州瑞派寧科技有限公司和地中海神經研究所聯合創辦，是意大利境內首個由中國機構設置的海外研究中心。在第一期建設階段，意大利政府給予人員、場地和啟動經費的支持。此次和瑞派寧一起創辦數字PET實驗室，旨在利用瑞派寧前沿的數字PET技術和產品，結合地中海神經研究所豐富的臨床資源，共同開展腦科學、腦疾病和類腦的研究，在３—５年內建成腦疾病基礎研究、新藥研制和臨床診療新方法研發的中心。令我備感興奮的是，2018年1月15日，數字PET莫里塞研究中心即將迎來第一個優秀的意大利博士生埃馬努艾萊，這也標志著該中心正式開始運行。同為莫里塞人，我們都希望能夠在這個中心并肩戰斗，共同開墾更多未知的科學處女地，反哺家鄉，回饋社會。

令我感觸特別深的是，以前在我的印象里面，中國跟包括意大利在內的歐美發達國家的合作模式，大都是西方投入技術，吸引中國的人才加盟，而如今在數字PET團隊，則是由中方輸出技術，引進西方的人才。2017年4月，瑞派寧動物數字PET在芬蘭國家PET中心裝機使用；2018年6月，這款設備還將在意大利的地中海神經研究所裝機使用。當我在武漢的一家醫院看到一張1914年引進、由意大利制造的Ｘ光機的照片時，我不得不感嘆，雖然沒有出生在意大利最意氣風發的時代，卻有幸遇到了飛速發展的中國。

如今，隨著全球數字PET裝備研發和應用高峰在中國形成，我更加堅信，越來越多相關領域的頂尖人才將和我們一起投身到中國的數字PET研發中來，投身到中國的科技創新浪潮中來。

就像謝教授總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將數字PET技術應用到造福全人類的健康事業中。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只要是關乎民生福祉的技術發明，中國人都有這個格局和膽略與全人類分享。”這充分體現了中國科學家的一種自信——既謙虛吸納國外的人才，又敢于分享自己的成果。在中國的這幾年，我發現像數字PET這樣的領跑技術也如同雨后春筍越來越多。我深深地感受到，中國在科技、文化、制度等各方面都越來越自信，正是這樣的“中國自信”，給了我們這些外國科學家在這里成就事業、實現夢想的信心和力量！

這樣的信念也令我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那就是攜妻帶女舉家搬遷到中國定居，當“新中國人”。2017年5月，我的太太丹妮拉（Daniela）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即將到中國工作。我四歲的大女兒和即將出生的小女兒都將到中國生活、學習，中文將成為她們的母語，我還在說服我剛剛退休的岳母到中國來幫我帶孩子。當然，作為一個“新中國人”，我也有一些小煩惱。比如，由于國籍限制，我沒有辦法申請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優秀青年科學基金項目。此外，申請一些國家科研項目時，需要用中文答辯，而最讓我“自卑”的就是我的語言能力：在中國生活四年了，我還是聽不懂、不會說中文；我的意大利英語也經常讓大家聽得一臉蒙圈樣兒；受語言限制，我的一些提議也曾被“當場槍斃”……

盡管在成為一個“新中國人”的路上，還有諸多挑戰，但我無所畏懼、滿心期待。

我愿做新時代的馬可·波羅

早在兩千多年前，古絲綢之路就將東方的中國和西方的意大利連接了起來，馱著絲綢的駱駝商隊在沙漠中艱難穿行，往返于長安和羅馬；兩千多年后，有了飛機，有了網絡，地球成了一個村，北京到羅馬只需要11個小時，中國人和意大利人想要通話只需要按下撥號鍵。

今天，中國已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帶一路”倡議也引領了絲綢之路的復興，這條路不僅是一條通道，也是在長期交往過程中各個國家之間形成的“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贏，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發展”的絲路精神的象征。

作為一個科學家，我眼中的“一帶一路”更是一條智力交匯之路、創新融合之路。我愿意做新時代的馬可·波羅，做東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的使者，用我畢生心血，投入數字PET的研究中，投入戰勝癌癥、對抗死亡的人類健康事業中。

（原題：我是一名“新中國人”，本文出自浙江文藝出版社推出的“我的四十年”叢書之《親歷中國四十年》，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