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一個應該被歷史銘記的年份，其標志性事件是民粹主義的狂飆激進，女權主義的浪潮洶涌，基因編輯嬰兒的突然而至。這三個事件催生了許多具有時代意義的思想命題：什么是民粹主義？民粹和民主是什么關系？女權主義的根本訴求是什么？如何界定性別歧視和性別平等？基因編輯嬰兒到底是福還是禍？人類已經準備好迎接基因時代了嗎？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繆勒（Jan-Werner Müller）新著《什么是民粹主義？》（What Is Populism?）

民粹主義風起云涌

一個幽靈正在歐美上空游蕩，這個幽靈就是民粹主義。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脫離歐盟，是民粹主義冠冕堂皇地登上歷史舞臺中央的標志性事件。自此，一股民粹主義的浪潮席卷歐美大地，對西方世界的民主政治構成了嚴峻的挑戰。毫不夸張地說，此時此刻，西方世界已經進入了民粹主義時代！

然而，什么是民粹主義？對此，西方學術界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繆勒（Jan-Werner Müller）在其新著《什么是民粹主義？》（What Is Populism?）中對這個問題作出了初步澄清。這本書出版不過兩年余，但卻已經被翻譯為20多種語言了，可見其在學術界的影響力。

在這本書中，繆勒的民粹主義定義分為兩個部分。在他看來，民粹主義的第一個必要條件是反精英主義（anti-elitism）。許多報刊媒體都曾認為，民粹主義的核心特征是反對現政權。倘若如此，世界上到處都是民粹主義者了。從古到今，時時刻刻都有各種對現政權不滿的異見分子，難不成這些異見分子都是民粹主義者？如果以這樣的方式來界定民粹主義，那么民粹主義的光譜實在太大了，以至于這個概念本身可能都會喪失意義。因此，繆勒認為，并非所有反對現政權者都是民粹主義者。盡管民粹主義者多多少少都對現政權不滿，但是反對現政權并不足以界定民粹主義。民粹主義的首要特征是反精英主義。精英當然包括現政權的統治者，但是，精英并不僅限于政治精英，還包括文化精英、媒體精英、經濟精英等。

民粹主義的第二個必要條件是反多元主義（anti-pluralism）。民粹主義者宣稱只有他們才真正代表人民，這就是繆勒所謂的排他性代表（“exclusive representation”）。競選時，他們把對手刻畫為道德敗壞的精英；上臺后，他們拒絕承認任何反對黨是合法的。總之，民粹主義者不是宣稱“我們是99%的人民”，而是“我們是100%的人民”。正是因為民粹主義者壟斷了人民的概念，所以他們才宣稱，凡是民粹主義者都是人民，凡是非民粹主義者都不是人民。非我同類，其心必異。

然而，反精英主義并不足以界定民粹主義。實際上，民粹主義所聚焦的不僅僅是人民與精英的對立，而是人民與敵人的對立。在當今世界的民粹主義現象中，民粹主義所呈現的是錯綜復雜的三重敵人關系。第一重是內外關系上的敵人。民粹主義者所聚焦的是本國人與外國人的對立，因此，他們常常反對非法移民。第二重是縱向關系上的敵人。民粹主義者所關注的是人民與精英的對立，因此，他們常常反對現政權，妖魔化主流媒體，譴責資本家。第三重是橫向關系上的敵人，民粹主義者所重視的是多數群體與少數群體的對立，因此，他們常常反對穆斯林和猶太人等少數族裔。正是如此，民粹主義的敵人是多重的，而不是單重的。而反精英主義只是民粹主義的一種面相，而不是其全部面相。實際上，民粹主義者每時每刻都在尋找他們的敵人。哪里有敵人，哪里才有民粹主義。一旦敵人煙消云散了，民粹主義也隨之壽終正寢了。

繆勒的另一個重要觀點是，民粹主義只存在于代議制民主中，因此，民粹主義是民主的陰暗面。民粹和民主就像是一對同母雙生的孿生子，但是一個是魔鬼，一個是天使。民粹主義者的政治伎倆是以民主的方式反民主。現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制度是代議制，代議制要求人民代表代表人民。然而，民粹主義者卻反復宣稱，人民代表已經無法代表人民了。人民代表已經違背了他們當初的承諾，走向了人民的反面。正如盧梭一針見血所指出的，選舉人民代表時，人民自以為是自由的；然而，人民代表選出后，人民就是徹頭徹尾的奴隸。人民代表利用人民的短暫自由，從而使人民成為永久的奴隸。因此，人民代表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只有民粹主義者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

但是，這個觀點實際上狹隘地理解了民粹主義的應用范圍。的確，在西方世界中，民粹與民主相伴而生。但是，這種觀點卻排除了非民主國家的民粹主義現象。學界公認，現代民粹主義發源于十九世紀末的俄國民粹派和美國人民黨。然而，當時的俄國尚處于沙皇統治時期，根本就沒有什么民主政治。如果民粹主義是民主政治的特有現象，那么俄國的民粹派就不是民粹主義現象了。不止俄國，二十世紀以來的拉美非民主國家和亞洲非民主國家都在上演層出不窮的民粹主義悲劇。他們妖魔化政治對手，并向人民作出承諾他們將真正代表人民。然而，民粹主義者上臺后，非但沒有兌現他們當初的承諾，反而通過不斷制造各種敵人，把整個國家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之中。繆勒的謬誤在于，他把民粹主義刻畫成西方民主世界的獨特現象，而忽略了非西方世界普遍彌漫的民粹主義霧霾。

凱瑟琳·麥金農（Catharine MacKinnon）1979年出版的名著《職場女性的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 of Working Women）

女權主義方興未艾

米兔運動（Me Too Movement）發源于美國，其焦點是反性騷擾和反性侵犯。2006年，黑人女權主義者塔拉納·伯克（Tarana Burke）創立了“Me Too”標簽。當時，一位十三歲女孩想悄悄向伯克傾訴她所遭遇的性侵經歷。但是，伯克覺得自己并沒有準備好聆聽這樣一個故事。于是，她就把這個女孩推給了別人。事后，伯克深感內疚，心中反復縈繞著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為什么你不直接對她說‘我也是’（me too）呢？”這就是“Me Too”標簽的由來。伯克的初衷是希望這個標簽可以喚起具有同樣經歷的女孩的同理心，從而讓女性受害者可以從眾人的感同身受中得到些許心靈的慰藉。我們跟你在一起，你并不孤單！這就是這個標簽所發出的溫暖信號。

然而，“Me Too”作為一場運動，卻起源于2017年。2017年10月15日，好萊塢女星艾莉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在友人的建議下，在推特上發了一條簡短的消息：“如果你曾被性騷擾或性侵犯，請寫下‘me too’來回復這條推送。”消息發出，她就上床休息了。孰料，待她第二天醒來，她竟然收到了55000條回復，而“Me Too”則成為推特最熱門的標簽。自此，米兔運動席卷全球，波及各行各業，從而成為2017年最具有標志性的社會運動。當年，《時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就是這些勇敢言說性騷擾和性侵犯經歷的“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

紛紛爆出的性騷擾或性侵犯事件，不斷刷新著公眾的三觀。仿佛一夜之間，一些稱號從德高望重的象征淪落為備受質疑的符號。米兔運動的火苗火速蔓延到公益圈、影視圈、媒體圈、宗教界和知識界。這些曾經令人肅然起敬的領域似乎都已經成為性騷擾和性侵犯的重災區。這恐怕成為了前所未見的社會現象，其影響之深，波及面之廣，超乎了人們的想象。

在這樣獨特的社會背景之下，我們再來翻閱琳達·赫什曼的著作《溫柔的正義：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奧康納和金斯伯格如何改變世界》，或許就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了。奧康納是美國最高法院第一位女性大法官，而金斯伯格則是最高法院第二位女性大法官。兩人的政治立場迥然相異，奧康納是共和黨人，而金斯伯格是民主黨人。兩人的出身背景截然不同，奧康納是西部農場的鄉村女孩，而金斯伯格是紐約大都市的猶太女孩。兩人的行事風格也判然有別，奧康納富有保守主義的脈脈溫情，而金斯伯格飽有自由主義的激進風采。然而，有一點，她們是相同的，那就是女權主義的身份烙印。正是由于這重共同的身份背景，兩人在最高法院期間并肩作戰，攜手并進推動了美國的性別平等，從而在法律上為美國女性開辟了一片片嶄新的人生小天地。

她們的女權主義思想底色源于她們早年的人生遭遇。奧康納在斯坦福大學法學院念書。畢業前夕，她投出去的許多份求職簡歷都只有一個冷冰冰的回復：“我們不招女性！”后來，她又求助朋友的父親，而朋友的父親坦率地告訴奧康納，他所在的律師事務所從來就沒有招過女律師，他自己也沒有這個打算；如果她要來，只能做個助理。她失望地拒絕了。最后，走投無路的奧康納只在一個政府部門找到了一份沒有薪水，也沒有辦公室的工作。這就是她的漫漫人生路的殘酷開端！

金斯伯格的人生經歷也不外如是。她求學于哈佛大學法學院。開學第一年，她就遭遇了女性的種種尷尬。當時哈佛的拉蒙特圖書館（Lamont library）不對女性開放，所以金斯伯格被拒之門外。而且，女性也不能參加《哈佛法律評論》的晚宴。更匪夷所思的是，哈佛法學院院長召集全班所有9名女學生，然后義正言辭地質問她們：你們的錄取名額原本屬于男性，你們憑什么證明你們被錄取是合理的？她的求職歷程也屢屢碰壁。她的老師們熱心地推薦她去最高法院大法官菲利克斯·法蘭克福（Felix Frankfurter）那里實習。但是，那位大法官卻直截了當地說：“不考慮女性。”

因此，她們的心靈中早早就埋下了女權主義的種子，立志在未來的法律生涯中撼動性別歧視的陳規陋習。最終，兩個人生軌跡沒有交叉的女性，一個從西部，一個從東部，在華盛頓的最高法院相遇，成為具有傳奇色彩的最高法院姐妹花。

她們的故事有助于我們反思：如何從法律角度保障女性的權利，并從根本上消除無所不在的性別歧視？米兔運動源于女性受害者在互聯網上的血淚控訴，而不是法庭上的起訴與辯護，其根本原因是性騷擾案件的證據難以收集保存，以及女性時時刻刻所面臨的蕩婦羞辱。如此一來，一個兩難的處境就產生了：如果她們在互聯網控訴，那么公眾可能會質疑她們進行網絡審判；但是，如果她們不在互聯網控訴，那么她們可能只能默默吞下辛酸的苦果。米兔運動未來應該何去何從？這是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

米兔運動只是女權主義的開端，并不是結束，等待她們的將是一條漫長的道路。正是如此，女權主義運動尚有許多未竟的事業。許多女權主義著作尚未被翻譯成中文，凱瑟琳·麥金農（Catharine MacKinnon）1979年出版的名著《職場女性的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 of Working Women）就是其中一例。麥金農可以說是性騷擾理論之母，她開創了性騷擾法學理論，并在美國推動了一系列性騷擾立法。

學術界的性別歧視也是一件令人堪憂之事。女博士不但在大眾的口中成為了侮辱性的第三性別，而且在求職中也屢屢遭遇用人單位赤裸裸的性別歧視。如此，女博士進入高校和科研機構就越來越難。

桑德爾早在2007年就出版了反思基因工程的通識著作《反對完美》（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基因編輯嬰兒突如其來

2018年底最轟動的新聞是誕生了世界首例基因編輯嬰兒，其始作俑者是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目前，學術界和媒體主要從兩個角度反思和批判基因編輯嬰兒問題。第一，從科學的角度探討基因編輯嬰兒是否存在安全風險問題。例如，是否有必要使用基因編輯技術來免疫艾滋病？基因編輯技術是否存在脫靶的可能性？第二，從倫理的角度反思科學家是否應該進行人類基因編輯實驗。例如，人體實驗是否違背了生物醫學倫理？

然而，鮮有人從人類基因編輯的社會政治后果角度來考察基因編輯嬰兒所帶來的危險。哈佛大學學術明星桑德爾是少數從這個角度探討這個問題的先行者。他早在2007年就出版了反思基因工程的通識著作《反對完美》（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2013年，本書中文版面世。盡管這本書出版的時候尚未出現基因編輯嬰兒，但是，這本書中所蘊含的見識依舊可以用來作為我們反思基因編輯嬰兒事件的思想資源。

例如，優生學問題。桑德爾指出，如果基因革命進入人類領域，那么曾經臭名昭著的優生學（eugenics）將有可能卷土重來。優生學這個詞語出自達爾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之手。他于1883年創造了這個詞語，然后不遺余力地為之歡呼吶喊，并希望優生學可以成為人類的新宗教。優生學曾經一度風靡歐美，俘獲了一大批擔憂人類未來命運的科學家和思想家。新型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的代表人物霍布森（Hobson）就是優生學的鼓吹者。霍布森深深服膺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優勝劣汰學說。他主張，國家應該控制婚姻，控制生育，從而實現“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人種改良目的。

可是，優生學在二十世紀產生了非常可怕的政治后果。1907年，美國印第安納州居然率先立法強制精神病人、罪犯以及貧民絕育。而后，美國多達29個州紛紛效仿，緊跟印第安納州的步伐。這個如今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居然在二十世紀創造了6萬多人接受絕育手術的黑暗歷史，真是令人難以置信。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上臺執政后，立即推行了臭名昭著的《遺傳病后代預防法》，禁止低劣人種生育下一代。所謂的低劣人種，包括窮人、盲人、聾子、智障、同性戀、猶太人等。希特勒是優生學的狂熱信徒，他在《我的奮斗》稱贊優生學是人道主義的典范，因為它讓人類減少了苦難。最后，納粹主義者直接拿起屠刀，全面推行慘絕人寰的種族滅絕政策，希冀一勞永逸地解決低劣人種。優生學頓時成為令人望而生畏的名詞。

如果人類基因編輯技術全面成熟，那么，早已被人遺忘在歷史垃圾堆的優生學是否會借機死灰復燃呢？這是一個讓人擔憂的問題。在基因時代，國家完全可以通過基因編輯技術全面接手人類的生育問題。國家永遠繁榮昌盛的最大保證是，滿街皆圣人，遍地是神人。如何實現這個目標呢？優生學。優生學的最佳手段無疑是基因編輯技術：改造最優秀者的基因，讓他們和他們的后代成為圣人、神人、超人；同時，讓那些低劣人種接受絕育手術，以免他們的后代拖國家的后腿。這樣的未來是否是等待著我們的命運呢？這恐怕是我們深為憂慮的問題。

桑德爾十年前的小冊子固然具有某些先見之明，但是，它也只是反思基因編輯嬰兒事件的起點。這本書案例居多，而分析太少，稍顯遺憾。實際上，這個問題尚有許多可供研究的空間。例如，自然人和基因人的關系問題，基因社會階層固化問題，基因時代的立法問題。正是如此，基因編輯嬰兒事件依舊在等待人文社科學者的開掘。

2018年未必是最糟糕的年份，但肯定是最不確定的年份之一。民粹主義將何去何從？女權主義將走向何方？基因編輯嬰兒事件將如何收場？這些都是歷史的未知數。等待我們的未來是什么？答案在風中飄蕩！

原文注釋未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