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20世紀前期最偉大的教育家之一。他倡導學術自由，積極捍衛教師的獨立性，開辦實驗性學校以踐行自己的教育理念。在美國，有六所學校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他是實用主義哲學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代表作《民主主義與教育》是一部堪與柏拉圖的《理想國》、盧梭的《愛彌兒》比肩的巨著。

他是功能心理學的奠基者之一。他關于“反射弧”概念的論文對功能心理學的發展做出了極大貢獻。

他是無神論者、社會主義者、人文主義者、民主的主要倡導者。他常常參與在為有色人種與婦女爭取平權的第一線。

他的哲學思想與教育理念影響了一代人。胡適、陶行知、蔣夢麟、蔡元培等近代中國新教育運動的推動者，都奉他為思想導師。

他是約翰·杜威，John Dewey。

現代的亞里士多德

無關乎哲學、教育學，還是心理學、傳播學，對民主的堅定信念是杜威思想中不變的主題。

杜威認為，要想擴大民主，應將其作為一項道德工程，從政治領域擴大到工業與社會，鼓勵社會實踐中的智慧和多元化。民主不僅要通過擴大投票權來實現，還要通過確保公民、專家和政府人員之間的溝通形成公眾輿論，而后者要對他們采取的政策負責。

“在我的心目中，民主等同于人類的終極道德理想。”杜威的這句話，在20世紀思想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一筆。

歷史學家、教育家Hilda Neatby稱杜威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亞里士多德”：“若非哲人，勝似哲人。”

1859年10月20日，杜威出生在美國佛蒙特州伯靈頓的一個普通家庭。從佛蒙特大學畢業后，杜威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攻讀教育，同時也在哲學教授Henry Augustus Pearson Torrey門下學習。

1884年博士畢業后，杜威先后在密歇根大學和芝加哥大學任教，并擔任美國心理學會主席、美國哲學協會會長等職務。1904年起，他擔任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教授，直至1930年退休。

在哥大任教的二十多年是杜威一生中的重要時期。在此期間，胡適、陶行知、陳鶴琴、郭秉文、張伯苓、鄭曉滄等人都在杜威門下學習，他們回國后成為了新中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杜威的民主思想和實用主義教育理念也由這些學生帶回中國，并通過各人不同的詮釋與創新，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為新生的中國社會注入了思想的清泉。

與中國的不解之緣

1919年，杜威和妻子在休假期間前往日本。他的日本朋友得知這一消息，邀請他在日本進行了一系列講學。在日本的所見所聞，讓杜威對神秘的東方社會新奇不已。胡適、陶行知等人獲悉老師在日本，也借機邀請杜威來中國一游。于是杜威夫婦決定從日本乘船來到上海，順路見一見中國這一古老的國度。

誰知在中國這一待，就是兩年零兩個月。

杜威夫婦到達上海灘時，是1919年4月30日。彼時中國正處于社會新舊交替的過渡期。在北洋政府的統治下，腐敗的官僚主義等封建殘余依然存在，百姓的風貌呈現出一種渙散之感；與此同時，新文化運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民主”與“科學”的思想開始在中國社會各界嶄露頭角。杜威敏銳地捕捉到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復雜形勢，并將這些細致入微的觀察一一記錄在了他和妻子寫給子女的家書中。

就在杜威來到中國幾天之后，中國近代史上最具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之一發生了——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學生示威者們走上北京街頭，抗議巴黎和會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給日本。這不僅僅是一場愛國運動，更是一場思想與文化的革命。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下，“民主”與“科學”的理念已形成一種廣泛的思潮，變革的新風暴席卷了中國社會。見證這一學潮的杜威十分驚詫。他密切關注著五四運動的進展，在聽聞學生被北洋政府拘捕的消息時異常憂慮，又在知曉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后激動不已。他在寫給子女的信里提到：“中國不簽和約，這件事所含的意義是什么，你們是不會想象得到的。不簽約這件事是輿論的勝利，而且是一些青年男女學生們所掀起的輿論。”

同年5月30日，杜威終于得以來到北京，親眼見證這歷史性的學生運動。看到年輕的學生們罷課走上街頭，抵制日貨，并聯合工商界人士一起抗議，杜威被深深地震撼了。在這種時代精神的感染下，杜威由衷地感嘆道：“我們正親眼見證著一個國家的誕生。”原本打算夏天過后就返美的杜威，向哥大請假一年，又續假一年，以便留在中國進一步觀察。

在這兩年中，他先后考察訪問了上海、北京、奉天（今遼寧）、直隸（今河北）、山西、山東、江蘇、浙江、江西、福建、廣東、湖北、湖南等13個省市，舉辦了近200場講座，內容涵蓋哲學、社會學、教育學等各個話題，在中國思想界和教育界引發轟動。1920年8月，北京晨報社所編《杜威五種長期演講錄》的出版引發廣大知識分子競相傳閱，西方實用主義哲學在中國廣為傳播。用胡適的話來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這樣大。”

展現真實中國

杜威于1921年7月離開中國。在離華前，他為《新共和國》（The New Republic）、《亞洲》（Asia）等雜志撰寫了大量文章，打破了傳統的“東方主義”視角，向美國民眾展現了中國最真實的一面。杜威告訴美國學界：“西方要想了解中國，必須要先充分了解中國的歷史習俗和制度。因為是社會制度塑造了人們的思考方式，而非思考方式決定社會習慣。”

他真誠建議那些主張外部干預中國的人，“要實現中國的自由正如實現世界和平一樣，其關鍵在于無為而治。給中國一個機會，并給她以時間……中國不會被外界拯救，因為她早已習慣于自己解決問題。西方世界那些急迫的改革措施無法融入她自身的智慧，對她而言毫無意義，也不具價值。”

杜威與胡適

正如胡適在對杜威夫婦的臨別贈言——《杜威先生與中國》中所說：“杜威先生真愛中國，真愛中國人；他這兩年之中，對我們中國人，他是我們的良師好友；對于國外，他還替我們做了兩年的譯人與辯護士。”

*本文參考自：

《杜威家書》, [美]約翰·杜威 / 愛麗絲·Ｃ·杜威,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John Dewey in China》, Jessica Ching-sze Wang,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杜威先生與中國》, 胡適, 《東方雜志》；《1919－1921：杜威在中國》, 周惠斌, 《中華讀書報》；《民主主義與教育》, [美]約翰·杜威 , 人民教育出版社；《杜威在華教育講演》, 單中惠、王鳳玉編,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Robert B., JSTOR

*圖片來源：胡適文集（歐陽哲生編）第十一卷；meridian.org；intellectualtakeout.org

編寫：凱瑞，責編：翩躚。更多內容請關注公眾號“哥大全球中心”（ID: ColumbiaGlobal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