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5日，全球倫理圓桌會議暨第二屆全球倫理國際論壇在意大利羅馬大學順利舉行。論壇以“全球危機之下，如何重啟全球倫理？”（Global Ethics: How to relaunch this discussion in the face of global crises?）為主題，作為第25屆世界哲學大會“跨越邊界的哲學”（ Philosophy across Boundaries）圓桌會議之一。復旦大學全球倫理研究中心委員會成員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一同參與了討論。與會者有復旦大學全球倫理研究中心主任鄧安慶教授，復旦大學全球倫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金林教授，復旦大學全球倫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汪行福教授，復旦大學全球倫理研究中心秘書長錢康青年副研究員，復旦大學全球倫理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成員、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Jon Mandle教授，特邀嘉賓同濟大學張念教授，以及國內外對全球倫理懷以興趣、抱以關切的來自諸多國家的學者們。會議分為上下兩個半場，每個半場由專題研討和自由討論構成。

與會學者合影

在開場環(huán)節(jié)，復旦大學全球倫理中心秘書長錢康青年副研究員對復旦大學全球倫理研究中心（后文簡稱“中心”）的宗旨、性質與架構進行了介紹。他強調，中心旨在基于全球社會面臨的倫理挑戰(zhàn)，在哲學的層面上深入全球倫理的理論基礎，探討全球倫理的普遍原則與理性根據(jù)。鑒于過去數(shù)十年來全球倫理在推進和發(fā)展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阻力，中心的創(chuàng)立者們深刻意識到，要想在尊重世界文化多元性的情況下具體地確定某種全球性的倫理規(guī)則是及其困難的。因此中心更多的地將自己的定位視為是對全球倫理的理論基礎進行深入反思，并且搭建能夠促進世界各地的哲學家展開相互對話和交流的平臺。經(jīng)由去年在上海舉辦的第一屆全球倫理國際會議，中心得到了國際學者的大力支持，其中包括來自世界哲學大會主席盧卡教授的認可，并受邀來到羅馬參加世界哲學大會并主持全球倫理分會場。作為倫理學和哲學領域的國際學術交流和合作研究的平臺，中心希望打破國界與學科的隔閡，將倫理議題拓展至全球范圍，邀請更多學者重啟全球倫理的討論。

在上半場會議的專題研討部分共有三位學者進行了主題報告。第一位報告人是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的Jon Mandle教授，他從哲學的方法論出發(fā)對全球倫理的討論進行了反思。他指出，目前存在兩種廣為接受的倫理學研究方式：一種可以被稱為道德人類學路徑，采取這一路徑的學者重視實踐形態(tài)與道德原則的多樣性，他們試圖對世界各地不同社會、不同社區(qū)、不同文化中的道德進行描述；另一種則被歸于規(guī)范理論，采取這一路徑的學者旨在確立合理的道德原則，認為普遍的道德原則可以應用于不同的文化群體，乃至推廣至全球范圍。但是，這兩種研究路徑都存在理論上的風險：道德人類學無法從現(xiàn)存的事實出發(fā)推導出道德性的規(guī)范原則，因而反有可能為特定社會中存在的不公辯護；而規(guī)范理論家則忽視了不同社會、文化和群體分享著彼此差異與多樣的價值，為了高度抽象的概念與理論犧牲了生活經(jīng)驗的復雜性。Mandle教授指出，道德人類學家和規(guī)范理論家需要相互學習，尤其是對于采取后一路徑而哲學家而言，應當基于人類學對現(xiàn)實社會的經(jīng)驗考察，以使得諸如自由與平等的抽象概念獲得具體的內容。在會議結束后，Mandle教授接受了中的采訪，并進一步補充了自己的觀點：首先，Mandle教授肯定了1993年《全球倫理宣言》的積極價值。他認為，《宣言》代表著建立一個共享的、全球性的倫理規(guī)范的努力，這有助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相互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信任和熟悉度。盡管在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想要形成這樣一種全球性的共識都不可避免地會早遇到各種沖突和分歧，但至少大家可以在一種共同推進的努力中探索可以分享共同利益和價值觀的領域。換言之，即便這種探索無法即刻產(chǎn)生實際的影響，但從長遠的視角看，一定是能夠對全球倫理的工作產(chǎn)生助益的。接著，Mandle教授指出了重建全球倫理的兩重挑戰(zhàn)：第一，理論困難，即在承認多樣性的前提之下如何構建共同價值觀與共同的規(guī)范原則；第二，現(xiàn)實障礙，即由于當下廣泛存在的信任危機，跨國聯(lián)結變得困難。哲學家更多考慮的是第一點，也就是探尋普遍的規(guī)范原則。然而，單純對不同的觀點進行分類，然后試圖找到共識或重疊是不可行的，因為全球性的倫理規(guī)范需要被建構而非單純地被發(fā)現(xiàn)。換言之，Mandle教授并不認為有一個全球性的道德規(guī)范等待被發(fā)現(xiàn)，全球倫理研究的方法應該是一種能夠包容和尊重多元價值的哲學重構。所以，解決理論困境的正確途徑是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礎上，促進不同傳統(tǒng)之間的對話。在這個意義上，建構全球倫理的關鍵在于在統(tǒng)一中保持多樣性，在以相互尊重為前提的對話中看到其他觀點的合法性，一方面堅持自己的觀點，另一方面在與他人的互動中的跨越自身主觀性的限制。隨后，Mandle教授強調共同原則的合法性在于理性的公共使用，即承認不同觀點的平等合法性，并允許這些彼此相異的特定視角與價值被納入共享視角的構建中。在這種建構中，類似于羅爾斯所提出的“理性的公共使用”是至關重要的。最后，他對復旦大學全球倫理研究中心表達了贊許，認為中心使得世界各地的學者們可以從不同的文化出發(fā)，同時立足于哲學，從而展開真正的討論與相互的學習。

接著，復旦大學鄧安慶教授的報告以“‘共存性正義’與‘個體性自由’：全球倫理的基礎與目標”為題，對作為全球倫理之基礎的“存在論正義”概念加以進一步的闡釋與深化。鄧安慶教授指出，在論文《全球倫理新構想》中，他通過對于“存在論正義”的闡發(fā)超越了政治哲學的 “全球正義”概念，并以此為基礎證明了從存在之正義可以構成一種無中心、無強制的自然自由的全球性規(guī)范秩序；而本次發(fā)言將具體地論證如此這般自由的規(guī)范秩序通過何種有別于國內法的“立法程序”而成為普遍有效的規(guī)范機制，即從“世界公民”身份的“思想程序”，證明從不同文化的道德哲學中，可以通達一種普遍性的“共存性正義”，并以此作為全球倫理的基礎。論證通過以下三個層次逐步展開：第一，全球倫理討論需要從哲學上而不是宗教上為人類共存之正義奠基，因為唯有從存在論上對于正義的思辨出發(fā)，我們才能從各自所處的特殊文化和宗教的信念中抽身退出，進而使用公共理性思考世界之共存這一全球倫理的基礎；第二，從多元文明的特殊倫理原則中可以推導出共同指向的人類“共存性正義”，因為若將地方性的倫理知識視為特定民族對于世界之存在機制的哲學探索，那么不同文明所確立的道德原則實則是對普遍有效的“共存性正義”觀念的表達；第三，立足于“世界公民”的“共存性正義”秩序，才有保障“個體性自由”的充分發(fā)展，因為全球范圍內的沖突從根本上是現(xiàn)代文明與前現(xiàn)代文明間的沖突；而對于個體自由的保障作為現(xiàn)代文明的基本要素，構成了全球文明正當性的基石和判準。只有在此標準之下，民族精神才得以實現(xiàn)世界化而進入世界歷史，表達出特定民族對于全球倫理共存性正義的領會。因此，全球倫理的基礎在于共存性正義，而目標依然是個體性自由的充分而自主地發(fā)展。

隨后，復旦大學汪行福教授的報告以“View from Nowhere——A Global Ethic for All Human Beings and Our Common Habitat”為題，分析了兩種競爭性的全球倫理理論，提出了一種“不帶有任何地方性色彩的全球倫理”的概念。首先，他指出了當前全球危機之下思考全球倫理的緊迫性和必要性。其次，他將漢斯·昆（Hans Küng）和希瑟·維多斯（Heather Widdows）的理論視為全球倫理考察中兩種對立的研究取向。其中，漢斯·昆持有一種“最低限度的全球倫理觀”，認為全球倫理的普遍原則可以從諸多主流宗教的基本共識中引出；而希瑟·維多斯則支持一種“綜合的全球倫理觀”，要求全球倫理將廣泛的全球性問題納入考慮，涵蓋戰(zhàn)爭、移民和氣候變化等諸多領域。然而，這兩種立場都有其局限性。對此，汪行福教授指出全球倫理面臨的核心挑戰(zhàn)在于一方面在現(xiàn)代性的基礎上說其合法性基礎，另一方面在現(xiàn)代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展示其可行性。因此，全球倫理的基本原則和規(guī)范應該基于內格爾提出的“本然的視角”（view from nowhere），它要求個體放棄自己的特殊立場與主觀意見，進而獲得人類整體的普遍與客觀視角。汪行福教授認為，“本然的視角”對全球倫理具有重要意義。首先，它為全球倫理的原則提供了認識論基礎。其次，它可以作為區(qū)分全球性倫理問題與地方性倫理問題的標準。第三，它提供了對于全球秩序的批判性視角。

在上半場會議的自由討論部分，與會者基于以上三個報告的內容進行了討論。Mandle教授對汪行福教授倡導的“本然的視角”提出了質疑。首先，Mandle教授指出自己在發(fā)言中強調了一種能夠兼容具體經(jīng)驗的規(guī)范性理論的重要性，這恰恰批判了排除一切特殊性的中立視角。其次， “本然的視角”可以以另一種方式獲得理解，正如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所說的那樣，只有在承認個體的差異性與獨立性的條件之下，我們才能做到不偏不倚。在這樣的理解之下，“本然的視角”并非超然世外的立場，而是每個有理性的人可以在世界中采用的思維方式；以此為基礎的倫理原則也并非源自對于特殊性的忽視或否認，而是將特殊性充分納入其中的調節(jié)性原則。因而，如此被理解的“本然的視角”實質上是“view from everywhere”。 汪行福教授對Mandle的質疑進行了回應。他指出，“本然的視角”作為一種思維方式，要求人們以與主觀偏好相疏離的方式思考，嘗試將自己置于中立與公正的位置上，因而不能等同于“view from everywhere”。

會議現(xiàn)場

第二位來自歐洲某國的討論人關注的問題是，我們需要全球倫理（global ethics）還是全球道德（global morality）？Mandle肯定了兩者的區(qū)分，認為全球倫理研究需要將具體的倫理規(guī)范和更為基礎性的道德原則區(qū)分開來，清晰地定義目前我們能夠處理的工作。

第三位討論人是來自瑞典的哲學家Andreas F?llesdal教授，他一方面認為我們啟動的全球倫理討論十分必要和有意義，另一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質疑性的問題：如果全球倫理是解決方案，那么它所針對的問題到底是什么？怎樣的問題需要全球倫理來解決？在處理具體問題時，如氣候問題，我們如何化解分歧？Mandle教授認為我們不能高估哲學家所能產(chǎn)生的直接政治影響，因為哲學所能做的充其量是逐漸地、慢慢地影響和塑造人們的背景、文化和取向。我們誠然應當對氣候變化的原則和管理責任進行批判性反思，但是不能指望哲學家解決具體的倫理困境。汪行福教授就如何解決分歧、達成普遍原則進行了補充。他認為我們或可通過像在會議中進行的辯論來達成共識，或可汲取歷史經(jīng)驗來尋求共識。

第四位討論者想進一步了解汪行福教授所言的“本然的視角”與中國的“天下”概念之間的相似之處。汪行福教授指出“天下”具有兩重含義：第一，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所有的人；第二，共同的規(guī)范性原則。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天下可以作為全球倫理的思想資源，因為它促使我們站在普遍性的高度思考倫理問題。但是，也要警惕一些中國學者對于“天下”概念的原教旨主義式的復興，因為在這些學者看來，“天下”意味著一個具有中心化結構的世界帝國，國與國之間存在親疏遠近的等級關系，這是需要被否定的。

在短暫的休息之后，下半場會議的專題報告部分又開始了。復旦大學王金林教授作了以“客觀精神的‘萌芽’——全球倫理芻議”為題的報告，借用黑格爾思想資源重新審視了30年前通過的《世界倫理宣言》。報告分為以下四個部分：第一，對全球倫理的討論進行了歷史性回顧，闡述了該宣言發(fā)表以來，全球倫理的理論框架及其概念遭遇的批評與挑戰(zhàn)；第二，基于當下人類生存處境的重大變化，要求對全球倫理進行重新定性；第三，指出雖然《宣言》中的全球倫理概念可被定位為全球化時代社會性客觀精神的“萌芽”，但它對概念中蘊含的歷史性尚缺乏充分的自覺，未能真正突顯全球尺度上人類迄今的道德文明之成就。若要有效地回應當今危機與挑戰(zhàn)，全球倫理必須具有歷史性、全球性、倫理性與方向性；第四，考察了全球倫理面臨的三大主要障礙，即特殊主義、主權主義、發(fā)展主義并指出對文化多樣性的尊重、對國家主權的尊重、對經(jīng)濟與技術發(fā)展的企求不應當損害全球倫理的基本原則。

最后，同濟大學人文學院的張念教授從女性主義視角對全球倫理進行了反思。張教授首先從“什么是多樣性？”出發(fā)，指出我們通常在文化與政治語境下考察“多樣性”，這意味著對于“多樣性”的討論被限制在理性主義的哲學范式之下。然而，如果從感性哲學的角度出發(fā)，“多樣性”則意味著感性的豐富與具體。那么，對于感性主體而言，我們如何確立普遍原則？理性的邏輯對于解決倫理沖突而言是否充分？感性的邏輯對于倫理而言意味著什么？或許女權主義實踐已經(jīng)表明了這種可能性，我們應該學會使用我們的感覺，去愛一個具體的他人，并通過他們的面容、聲音和姿勢中與他們建立聯(lián)系、尋求理解，因而從女性主義去發(fā)展情感倫理和關懷倫理，或者還是一個比理性主義更有效的全球倫理進路。

在下半場會議的自由討論部分，與會者基于以上兩個報告的內容進行了討論。第一位發(fā)言人現(xiàn)為來自波蘭的德國柏林洪堡大學哲學系的在讀博士生，她指出跨語言的溝通在全球倫理研究中具有重要性。她認為只有對全球倫理中的核心概念與關鍵著作進行更多的翻譯，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才能順利實現(xiàn)。因為翻譯不僅僅是直譯或試圖表達意思并傳達它們，而是發(fā)生于不同文化視野之間的思想碰撞。第二位發(fā)言人是一位來自羅馬的音樂家，他認為語言系統(tǒng)的多樣性反而是全球倫理討論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跨文化交流并非增加了溝通上的困難，而是增添了討論的豐富性。第三位發(fā)言者是復旦大學的在讀博士生，她指出如果我們僅僅使用英語討論全球倫理，那么不可避免地產(chǎn)生概念上的模糊。

來自奧斯陸大學的F?llesdal教授進一步強調了重建全球倫理的關鍵，在于從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中獲取思想資源，因為每個文化傳統(tǒng)都有自己特定的視閾與問題，哲學家要做的是理解這些差異，以此為基礎展開學習與批判。比如，一些西方哲學傳統(tǒng)確實非常認真地對待全球范圍內的道德的深刻分歧，但這并非考察問題的唯一視角。孫向晨教授對于中國家庭觀念的討論就能讓我們了解到中國哲學中的共同體視角，而西方哲學家大多沒有對此給予足夠的重視，這種文化差異是我們需要更多思考的領域。

來自美國天普大學的一位博士后從公共衛(wèi)生領域出發(fā)對全球倫理進行了反思。他對全球倫理的興趣來自新冠疫情引發(fā)的全球正義和健康正義的問題，但是，他強調，全球倫理的價值并不在于切實地解決我們當下面臨的全球問題，而在于提供一般性的原則，使全球化進程中的所有參與者得以在遵循這些原則的基礎之上，提出切實可行的政治解決方案。

來自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的一位助理研究員基于自身的研究背景表達了對于全球倫理的看法。他認為，公共性是全球倫理的核心特征，因為全球倫理實質上旨在為全人類提供一種公認的對世界、對生活的態(tài)度，為國際合作與交流提供基礎性共識。而這樣的理論目標為諸多哲學流派所分享，他所研究的印度宗教哲學中的吠檀多學派，其核心思想可以被概括為人和世界終極本源在根本上的一致性。在這個意義上，它探討了存在于不同個體之間相同的根本與基礎，為尋求共識提供了一種不同的思考路徑。

復旦大學全球倫理研究中心主任鄧安慶教授對本次會議進行了總結。鄧安慶教授首先指出了本次會議的要旨，在于以哲學的路徑開啟對于全球倫理討論，因為以理性為基礎是全球倫理的題中之義。30年前的全球倫理探索試圖從主流宗教共享的道德原則引出全球倫理原則，但是每個宗教過于強烈地信仰自身宗教的絕對神明以此來為倫理與道德立法，使得它很難突破信仰的邊界，跨越文化的差異，以產(chǎn)生跨越宗教和政治的世界倫理共識。唯有哲學才能凝聚世界理性的力量，讓不同觀點的對話得以可能；只有將各民族理性精神中體現(xiàn)的道德原則提取出來，通過羅爾斯式的道德直覺，才能獲得全球人類共同生存的規(guī)范秩序建構的全球視野。正如他在報告中將“共存性正義”與“個體性自由”作為全球倫理的兩大關鍵要素，前者意味著全球倫理必須跨越本民族的邊界，以世界精神為指向，找到本民族倫理原則與全人類共通共享的共同價值，將共存性正義作為全球倫理的基石與單個民族在世界上獲得立足的道德條件；后者意味著使現(xiàn)代性所要求的個體自由落實于每個世界公民與單個民族國家之上，不僅在觀念上建構起全球倫理共識，還要以自由自愿為基礎，憑借有效的具體機制來規(guī)范自由自主的地方性行動。隨后，鄧安慶教授將會議的圓滿成功歸于兩點：第一，啟動全球倫理的討論與世界哲學大會“跨越邊界”的努力高度一致，因為全球倫理的討論必然具有引導學者超越所屬民族與國家的世界倫理立場，一方面沖擊本民族倫理的邊界，另一方面挖掘出特定文化與民族所具有“跨越邊界”的普遍主義天賦。第二，將超越單個民族的公共理性作為討論全球倫理的基點，這一基本路徑引來了國際學者的廣泛認可，吸引他們積極參與討論。這也是本次會議比第一屆全球倫理國際論壇更進一步的地方，學者們開始有意識地從方法論的角度展開討論，從哲學的角度分析不同文明建立倫理原則的理性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