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學擬解雇創意寫作課講師

8月24日，斯坦福大學在其官網宣布正在重組創意寫作課程團隊——學院內的23名講師，將被轉為短期聘用。校方表示這些講師將實行一年任期制，可以續任，最長不超過五年。斯坦福在描述講師職位和近期變化時，特別強調瓊斯講席一直是臨時性的，將其描述為“有限期、有固定年限的教學職位”，旨在幫助人們過渡到其他地方，獲得長期教學職業。在該背景下，學校將此次解雇和重組視為“恢復瓊斯講席的原始意圖”。校方計劃在五年后，項目中的講師數量將與現在相同，屆時提供的課程數量將比現在更多。

當地時間2024年6月12日，美國加州斯坦福大學校園。

斯坦福大學創意寫作項目由華萊士·斯泰格納（Wallace Stegner）于1946年創立，是全美最杰出的創意寫作機構之一。在1940年代，E.H.瓊斯（E.H.Jones）設立了華萊士·斯泰格納獎學金，它被認為是美國最負盛名的創意寫作獎學金，為新興作家提供支持。瓊斯博士還設立了瓊斯講席，保證杰出的斯泰格納獎學金獲得者能夠獲得足夠的時間和支持，準備出版手稿、提升教學技能，并過渡到其他長期的教學職位。受聘者可獲得一定的時間和資金支持以完成創作，除此之外，每年通常需教授幾門本科課程，并且鼓勵本科生產出各自獨特的創意寫作表達。校方在聲明中表示，本次調整項目的重大決定是由該機構學術委員會商議后決定。

這一決定引發了學生和講師的強烈反應，許多人簽署公開請愿書，并在網上表達了他們的失望和不滿。突如其來的變化讓講師們感到震驚，他們也對同事和人文學科學者所使用的冷漠、企業化的術語感到驚訝。講師基利（Tom Kealey）表示，目前的瓊斯講師在斯坦福的任期少則一年，多則二十年，而現在所有人都被要求改成與大學簽訂短期合同。基利表示：“整個情況不僅悲慘，而且離奇。實在沒有任何道理。坦白說，我感覺院長們也不明白教授們為何投票決定解雇我們。”

本次調整也恰逢創意寫作項目的負責人、詩人伊凡·博蘭（Eavan Boland）的離世。截至2020年去世前，博蘭已擔任該項目負責人20年，她促進了項目的擴展，通過講師們來提升學生的興趣并拓寬課程設置。講師愛德華·波特（Edward Porter）指出，講師們“不斷獲得（一年合同）續聘，盡管博蘭的做法確實與瓊斯講席的最初意圖不一致，但這對學生、教學和項目都是有益的。”

在一封尖銳的公開信中，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的助理教授，克里斯托弗·肯普夫（Christopher Kempf）表達了他對斯坦福的失望，并談到短期聘用制將讓項目充滿不穩定性：“你們當然已經意識到校方決定帶來的影響：這些講師們指導了超過90%的創意寫作學生，教授了超過50%的英語課程，三分之二的英語專業學生選擇了創意寫作方向。現任和過去的瓊斯講師們是與英語系聯系最緊密、服務時間最長的一批教員。正是因為這些講師的工作，數千名斯坦福本科生能夠以作家和個人的身份，體驗到真正的關注。”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重大變化發生在2023年幾位瓊斯講師向部門申請公平補償、福利和試圖探索通往永久教學職位的途徑后。基利還寫道，許多講師感到背叛：“院長們澄清這不是他們的決定，而是創意寫作高級教授們的決定。這些人正是我們過去5到15年的教學同事。他們在之前的秘密會議上決定解雇全部23名初級同事。”波特說，大學試圖制造出“人造稀缺”，暗示沒有空間讓新的年輕斯泰格納獎學金獲得者通過成為瓊斯講師來獲得提升，“因為這些年老的家伙們占據了所有的資源。”

直至2023年，許多講師為了繼續在斯坦福教學而接受了薪資削減，在加州的標準下，他們的薪水被劃分為“非常低收入”。考慮到講師們在2023年9月爭取并獲得了加薪，但是卻在一年后被集體解雇，基利表示，“在我看來，高級教授們不喜歡這種情況——他們不喜歡平民的發聲。”波特則談到了“平衡一種價值觀與另一種價值觀”的問題。他說，“終身教職或處在終身教職軌道的創意寫作教師不會教很多課程，他們中的許多人并不參與教學。他們不關心本科生。這不是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工作是寫書、成名和籌集資金，而這非常必要。”但如果回到設立瓊斯講席的初衷，關心本科生和為新興作家提供晉升機會同樣重要。

作家喬伊斯·卡羅爾·歐茨（Joyce Carol Oates）在社交媒體上發帖，質疑斯坦福的決定是否出于節省開支的目的，或者受到了性別歧視的影響。歐茨寫道：為什么高級教師們會投票解雇那些承擔了大量教學工作的同事？最令我困惑的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幾所大學之一，竟然缺乏簡單的同事間的友好與慷慨。斯坦福收到的捐贈足以支持一個國家。而那些備受贊賞的寫作教師，在請求了適度的加薪后卻遭到解雇。即使算上加薪，他們的薪水也遠遠低于高級教師。歐茨也指出，只有男性高級教授參與了決定解雇的投票，這一點也獲得了基利的確認。

斯坦福大學官員表示，他們決定替換這些教師（其中一些在校教授多年）并非出于上述原因。斯坦福人文學科與科學學院院長德布拉·薩茨（Debra Satz）說， “對該項目的調整是基于項目的價值觀和原始意圖，而不是出于財務考慮。”作家詹姆斯·福爾特（James Folta）則指出，這一決定似乎更加受到金錢和權力的驅動：相較于被長期雇傭、與項目深度綁定的社區成員，流動性較強、薪水較低的臨時講師成本更低，更容易操控。無論出于何種理由，許多人都認為，這一系列舉動“從根本上威脅了斯坦福創意寫作項目的核心——提供細致、專業的教學，建立長期且穩定的關系。

在談到該項目的特色時，許多師生都談到學習和教授創意寫作的過程可以激發學生和教師之間深厚的聯系。波特表示，該項目有許多人際交往的部分，而短短一年間師生很難建立深入的聯系。講師們很愿意在課堂外與學生交流，如果學生愿意，講師會提供持續的指導。據往屆學生們所說，學生在創意寫作項目中學習如何深入自己的內心，并將內心的感受傳達給讀者，而教師則如同引導他們獲得啟蒙的神職人員。

2017年斯坦福數學專業畢業生彼得·萊斯勒在給學校的信中寫道，“本科寫作研討會是學生遠離家庭和故鄉，第一次能夠講述從未講述過的故事，并將這些故事打造成藝術的地方。”他強調寫作的研究是“嚴肅而必要的”，涉及約翰·濟慈所稱的“靈魂塑造”。

對于未來的調整，即將就讀英語專業的安娜貝爾·王（Annabelle Wang）表示，目前的情況甚至讓她重新考慮了自己的學習課程。“這肯定會讓英語專業變得不那么受歡迎，我認為對于學生和學生體驗來說，這將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很多社區將會消失。”此外，教師的流失也可能使得創意寫作課程種類減少。

2012年成為瓊斯講師的妮娜·施洛瑟（Nina Schloesser）被告知今年后自己將需要離開，“我感到非常傷心，因為我非常喜歡我的工作。看到許多年輕人成長是我的榮幸”。她補充說講師和學生之間形成了“持久的關系，這些關系基于我們對寫作技藝和文學的熱愛。對我來說，這是一種非常深刻的經歷。”她的同事、2009年成為瓊斯講師的前斯泰格納獎學金獲得者莎拉·弗里施（Sarah Frisch）說，“我感到心碎。不僅是為我自己。我為未來幾代學生感到心碎，他們將失去建立長期關系的益處。”

美智庫關注美國如何有效參與非洲事務

非洲的發展態勢充滿活力，變化迅速，如何應對這種態勢是一項復雜的挑戰。歷史上，從殖民主義到冷戰，西方大國一直將非洲視為攫取利益的工具和地緣政治斗爭的棋子。然而，隨著非洲的發展和世界向多極化時代的轉變，美國發現其政策和對非洲的接觸已經與當地的現實和利益脫節。由于資源豐富、人口快速增長，非洲常被稱為“未來的大陸”。一個關鍵問題是：美國如何才能有效地參與非洲事務？

美國智庫CSIS制作的聚焦非洲議題的播客“Into Africa”

美國智庫CSIS制作的一檔聚焦非洲議題的播客“Into Africa”在8月播出兩期節目：《Rethinking U.S.-Africa Strategy》和《Building Africa’s Digital Future》。節目分別邀請了曾任拜登總統特別助理和國家安全委員會非洲事務高級主任的Judd Devermont，以及思科公司副總裁Francine Katsoudas，分享他們對美國在非洲存在的看法。訪談由CSIS現任非洲項目主任Mvemba Phezo Dizolele主持。

重新思考美非戰略

Judd Devermont曾擔任CSIS非洲項目主任，并在白宮工作過。當被問及對非洲的看法時，他表示，無論是在政府還是在智庫工作，他對非洲重要性的看法始終如一：“非洲對我們共同的未來至關重要。句號。”

Devermont認為，在過去的30年里，美國與非洲大陸及其人民一直保持著積極的雙邊關系。在智庫工作期間，通過與大量非洲私營部門的接觸，他清楚地認識到，非洲和世界都在發生巨變。因此，上世紀90年代末制定的一套方法和政策已經不能滿足當前的需求。基于這一信念，他在2020年8月為CSIS撰寫了一篇名為《非洲世紀的新政策框架》的論文。他認為，這篇論文是白宮請他起草美國非洲戰略的原因之一。

以下是Judd Devermont在播客采訪中的觀點摘要：

“我們需要調整我們的方式，因為世界在不斷變化。其中一個重要部分是，非洲不再只是一個配角。我們不能再把它割裂開來。如果我們要解決氣候變化、大流行病、新世界秩序等挑戰，必須有非洲的參與。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需要采取不同的步驟：

重新思考伙伴關系：我們必須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與非洲的合作。我們需要注入更多的復雜性。例如，我們可能需要與非洲領導人合作以完成某些任務，但如何在涉及地緣政治競爭或反恐時，不讓這些特定問題主導整個關系？如何把長期目標（如民主與治理、和平與安全、貿易、投資、發展）視為真正的變革催化劑，從而使非洲人在全球舞臺上更加積極活躍？

適應年輕、聯系緊密、日益城市化的非洲：我們需要調整政策，以應對非洲大陸的年輕人口、日益增加的連接性和城市化趨勢。”

Devermont反思了2023年的動蕩：8月加蓬發生政變，7月尼日爾發生政變，4月蘇丹內戰爆發。他感到這種局勢令人沮喪，并開始思考這些問題是不是非洲歷史上最糟糕的時刻。

他回顧了20世紀90年代的歷史，對當時許多人的看法進行了反思。在那個時代，人們認為是“歷史終結”的時刻，柏林墻倒塌，蘇聯解體，非洲也經歷了一些重大事件，如種族隔離的終結、納米比亞獨立、莫桑比克內戰的結束和多黨民主的引入。但同時，那一時期也是混亂、破壞和沖突的時代，利比里亞和塞拉利昂內戰、“黑鷹墜落”、盧旺達種族滅絕和剛果戰爭導致大量人員喪生。

Devermont認為，當時和現在有相似之處。當冷戰結束時，一個特定的國際體系解體，一個新的國際體系建立，這個體系由美國主導并基于規則。后來美國從非洲撤出了大量資源，并直到2011年才恢復到1992年的援助水平。

現在，美國和蘇聯不再是支持政權的主要力量，國際體系重新引入了競爭和新的參與者。當前的時期是規則被挑戰的時期，這為內部不良行為和外部操縱提供了更多機會。這與20世紀90年代有相似之處。

Devermont引用了羅伯特·卡普蘭的《即將到來的無政府狀態》，并提到克林頓政府時高級主管唐·斯坦伯格引用的《圣誕頌歌》中的一句話：“這些是將要發生的事情的影子，還是可能發生的事情的影子？”這句話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我們正在做的事情——舊的工具已經不起作用，而非洲大陸正被這些歷史性和全球性的力量束縛著。

他認為，如果我們要與非洲伙伴和其他國家一起努力，達到一個穩定、繁榮、民主正在上升而非下降的新境界，美國不可能單獨實現這一目標，但它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美國必須謙卑地發揮作用，參與對話，并把各方帶到談判桌前。

當被問及美國應如何反思歷史教訓、理解當前非洲的中立愿望，以及適應新形式的國際競爭時，Devermont說：

“非洲人希望有可選擇的合作伙伴。因此，當美國表示我們是首選伙伴時，我很難讓他們改變這一觀點。如果美國說我們想成為首選合作伙伴，而非洲人卻表示他們想選擇合作伙伴，這就從根本上脫節了。我們應該開始尋找持久的解決辦法。

這也意味著我們可以對我們在非洲的盟友和對手的行為表達具體的擔憂，因為它們可能會影響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可能會削弱非洲的主權。我們可以對此進行對話。但根據我的經驗，我們從未說過，選擇我們還是選擇中國、選擇我們還是選擇俄羅斯。對話總是更具體。

比如，你們正在做的一些事情，我們希望美國的競爭對手能參與進來。我們還有一些工作要做，你們也有一些工作要做，以確保競爭環境公平。

但這從來都不是全有或全無的選擇。現在的挑戰是，‘要么全有，要么全無’在媒體上聽起來非常受歡迎。

過去兩年，每篇文章或報紙都在說，俄羅斯人要來了，而美國正在訓練非洲士兵。這些事情的框架也有問題。即使當你向記者解釋我們其實并不是這樣做的時候，他們會說，是的，我知道，但我的編輯喜歡這樣的框架。所以，我不是在責怪他們。我想強調的是，有時我們在談論這些問題時都有責任。這包括美國政府、美國媒體、智庫、非洲媒體和非洲政府。有時候，細微之處并不暢銷。這些細微之處更難用要點來表達。

但我只想分享我的經驗，我們認識到非洲需要并希望有合作伙伴。我們的目標是成為最好的合作伙伴，但我們也不會回避對其他合作伙伴所做的事情的不同意見。”

建立非洲的數字未來

當被問到美國應如何調整政策以更好地回應非洲當地需求時，Devermont表示：“我相信非洲人正在提出非常重要的問題，這是好事。當我在拜登政府任職時，我們正處于一個轉折點。因此，這始于我們如何看待非洲，我認為戰略和隨后的接觸都體現了這一點。但隨后，這變成了一個工具問題。”

他提到了一些工具，例如為“非洲青年領袖計劃”增加資金。政府還宣布了一項新的“肯尼迪和博雅教育倡議”，并啟動了一項耗資8億美元的非洲科技或數字轉型計劃，其中包括技能提升的舉措。

無獨有偶，思科公司今年7月發布了關于用AI技術提升非洲網絡韌性的報告《Elevating Africa’s Cyber Resilience: Unveiling Regional Challenges and Charting AI Solutions》。思科公司副總裁Francine Katsoudas在CSIS的8月播客節目中討論了非洲的網絡安全現狀。

Katsoudas表示，報告強調的不僅是非洲的網絡連接問題，還包括安全連接。她詳細討論了非洲網絡安全的一些具體挑戰和機會。例如，各國間網絡安全專家的數量差異巨大，美國有近50萬名安全專業人員，而尼日利亞僅約有5000人。因此，每個國家都需要建立和擴展網絡安全能力。技術培訓的重要性顯而易見。

關于人工智能在非洲大陸的廣泛應用，她指出，人工智能既可以支持網絡安全，也需要關注人工智能本身的安全性。同時，各國或各州在政策上的獨立處理使問題更加復雜。她建議制定一致的協議和分享機制，這將非常有益。

思科公司參與了在內羅畢與內羅畢大學合作建立一個網絡安全中心。該項目不僅在技能和能力建設方面下功夫，還創建了一些溝通機制，以便肯尼亞能夠改善溝通和措施體系。

Katsoudas還強調了普及數據隱私和數字素養教育的重要性。由于非洲大陸連接互聯網的人較少，學習數據隱私和數字素養可能需要時間。我們首次學習到網絡釣魚（phishing）的例子，通常是通過IT組織教導的，例如“不要點擊此鏈接，要注意這些事項”等。這種教育對于真正保護社會是必不可少的。

數字素養教育不僅包括理解一些術語，還包括了解需要注意的事項和最新的攻擊手段，如惡意軟件和網絡釣魚。需要確保有方法來阻止這些威脅并支持人們。

如何才能擁有這些能力？Katsoudas認為，首先必須連接人們，因為連接會帶來教育機會、就業潛力，甚至醫療支持。在建立連接和教育的過程中，需要培養能夠建設未來更強大網絡的人。

當被問及非洲頻繁的領導人變更是否影響思科與政府合作時，Katsoudas表示，領導變更有時會改變優先事項，因此，與全球公司合作時，首先要明確“我們用技術要實現什么目標？”技術目標因國家而異。有些國家重點是確保人們能夠參與和接入技術，其他國家可能重點是數字記錄，幫助公民獲得所需的處方或醫療服務，還有一些國家專注于數字化交通項目，使用技術更好地理解和調整需求。因此，思科需要理解非洲各國的優先事項和需求，并引入合作伙伴，提供長遠且有規模性的解決方案。她介紹了思科的“國家數字加速”計劃，通過該計劃，與全球50個國家在數字項目上合作，以改善公民體驗。

Katsoudas強調了非洲大陸在互聯網連接和年輕勞動力方面的巨大增長機會，并指出金融行業的創新是非洲經濟潛力的一個重要例子。她鼓勵私營部門抓住機會，與非洲建立更緊密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