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農歷新年將至，“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的編輯邀請國內外各大高校的歷史系博士生們對自己2018年讀到的歷史類好書進行了一個盤點和分享，做成了一份書單，以饗讀者，此為第一篇。藉此祝各位讀者新年如意。

王悠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Tobie Meyer-Fong, What Remains :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 2013（《浩劫之后：太平天國內戰與同光時期的中國》）

此書之前，太平天國研究多集中在事件本身（太平天國之起源，意識形態，清廷、太平天國以及捻軍、“洋人”勢力之消漲、縱橫捭闔，以及個中突出的洪秀全、洪仁玕、曾國藩等個人之類）或戰后的經濟影響（上海的崛起、蘇常浙之人口損失、團練厘金的興起等等）。梅爾清突破了已有的范式，將目光轉向飽受戰爭創傷的個人和社群。

《浩劫之后》著重探討戰后江南地方士紳乃至民眾走出困境、重建社會秩序的努力。除了第一章 “戰爭”（War）和最后的“尾聲”（Endings），正文六章“文字”(Words)、“黥體”（Marked Bodies）、“骨肉”（Bones and Flesh）、“丹青”（Wood and Ink）“傷逝”（Loss）均從一個側面講述戰爭的苦痛和戰后的掙扎。

如果你關注太平天國，你需要讀這本書；如果你不知道太平天國（第一個也唯一一個占據中國半壁江山的基督教政權，近現代史的開端，人類史上最血腥的內戰之一），那更應該讀這本書。

Jean-Laurent Rosenthal and R· Bin Wong, 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 :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 2011

中譯本：王國斌、羅森塔爾《大分流之外：中國和歐洲經濟變遷的政治》（2018年10月）

如果你也在思考為什么中國會被西方超越，西方為何能夠崛起，那么2000年出版的《大分流》一書（作者彭慕蘭 Kenneth Pomeranz）則提供了目前最有創見亦最有爭議的討論范式。就筆者所知，在地中海史、中東史、英國史、西歐史、印度史、非洲史等領域均有英文專著深入探討“大分流”范氏。

《大分流之外》則是一位歷史學家（王國斌）和一位經濟學家（羅森塔爾）聯手，對“大分流”討論的最新回應。二位作者系統而有力地反駁了“古代中國靠人情不靠法制”、“中國人沒有契約精神”、“中國沒有民主”等許多國人習以為常且深以為然的對中國落后的“闡釋”，并從政治（中國的大一統對應西歐的頻繁戰亂）和經濟（利率和信用市場）的角度提出了對“大分流”理論的修正。

Martin W· Huang, Negotiating Masculin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006（《明清時期的男性構建》）

比起“沒有女人味”之于女人，“不像男人”或“不是男人”之于男人似乎是更大的侮辱。黃衛總的《明清時期的男性構建》便探討了中國歷史上“男人如何努力讓自己變得更男人”這樣一個課題。這也是繼雷金慶的《男性特質論：中國的社會與性別》(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 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 2012年中文版)和宋耕的《才子：中國文化中的權力與男性特質》（The Fragile Scholar: Power and Masculinity in Chinese Culture, 2004）之后，此方向的第三部英文歷史著作。即使性別研究常被等同于婦女研究，黃衛總等學者的著作也促使我們關注男人如何認識自己這一課題亦是性別研究的重要維度。

《明清時期的男性構建》主要分析了徐渭（倭寇時直浙總督胡宗憲幕僚，《明史》稱“天才超軼，詩文絕出倫輩。善草書，工寫花草竹石”）及《三國演義》《水滸傳》《隋唐英雄傳》《野叟曝言》等明清的男性社會精英（即文人）及其著作。通過文本分析的方式，此書為我們展示了這些男性如何深陷“不夠男人”的焦慮并為此做出的努力，而“英雄”、“圣賢”、“好漢”等充滿男性氣概的話語又如何在文學作品中起起落落。在這些話語中，女性成為了臉譜化的“他者”、男性證明自己“像個男人”的工具，亦被永遠排斥在這個文人構建的純男性世界之外。

一句話簡介：明清文人如何讓自己更有“男人味”。

Dorothy Ko, 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 2017（《硯臺的社會生活史：清初的匠人與士人》）

即使讀書在清代常被描畫為一項男性的活動，最聞名朝野的琢硯家中卻有一位來自蘇州閶門專諸巷的女性——顧二娘。顧二娘款的硯臺如何成為一個超品牌(super brand)？男性文人又如何浮想聯翩，色情地將顧二娘的技藝和三寸金蓮聯系在一起？

與此同時，北京內務府造辦處乃至滿清朝廷正在徒勞地推廣著松花石硯。北京江南以外，廣東肇慶城外黃崗村的石匠和外地或當地的文人、福州的品藏家也都在以硯臺為媒展開自己的故事……

從《閨塾師》《纏足》到如今的《硯臺的社會生活史》，高彥頤的每一本書都為學界帶來新的震蕩。這一次，她帶領讀者以硯臺為管，窺視了清初宮廷、石場、以及士-工生活的點點滴滴。

Jacob Eyferth, Eating Rice from Bamboo Roots: The Social History of a Community of Handicraft Papermakers in Rural Sichuan, 1920-2000 (2009)

中譯本：艾約博《以竹為生：一個四川手工造紙村的20世紀社會史》（2016年12月）

以在清代便頗負盛名的“夾宣”產地為引，通過細致的田野調查、理論探索以及史料搜羅，艾約博還原了在宗族紐帶和社會性別分工下的夾江手工造紙。這是一個有七十二道工序、各家都號稱有配方卻沒有任何新技術能夠在村中保密、男性在耳濡目染中學會手藝、女性作為“外人”廣泛參與卻被無限貶低的世界。在1949年和1979年兩個轉折點，這個世界被顛覆、被重構、被解體。

《以竹為生》書寫了一個在工業-農業、城市-鄉村的二元想象圖景中，中國的鄉村如何變成了農村、“住在鄉下的人”如何成為“農民”的故事。這也是一個鄉下男女的技能如何被獲取、被剝奪，又應該如何被理解的故事。

如果你關心集體化、戶口政策、改革開放、城鄉關系、“傳統”造紙公益、或四川夾江中的任意一點或幾點，這都是一本不容錯過的書。

任曉瑩 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 考古學博士生 

巫鴻：《物盡其用——老百姓的當代藝術》，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本書源自巫鴻在2005年策劃的超大型裝置藝術展覽「物盡其用」，展品是一位北京婦女趙湘源一生的上萬件積存：幾十塊硬如化石的肥皂、一摞一摞堆疊在柜子內的布頭、家人手制的泥質花盆，不勝枚舉。這項展覽曾受邀在許多國家展出，2009年，它作為現身于紐約現代美術館的第一件大型中國當代藝術作品，展出于在該館的中央大廳。展出獲得了巨大成功，觀眾在這些琳瑯滿目的日常雜物間駐足穿行，許多人默默流下了眼淚。

第六屆光州雙年展上的《物盡其用》，2006年

一個普通家庭的普通物品，何以轉化成一件威力巨大的藝術品，這本書回答了這個問題。本書內容由兩部分組成，上半本由巫鴻先生執筆，以長篇導言的形式介紹了展覽的策劃過程以及趙湘源女士的生平，并探討物品、記憶和紀念碑性之間的關系。下半部類似三毛的《我的寶貝》，趙湘源女士以回憶錄的形式記敘了這些收藏從何而來，使讀者能夠走進她少年至中年的生活。

今天我們已經很難深入了解六七十年代的生活，在被物質和消費主義裹挾的當下，人們看待物品的眼光也時移世易，但是這本書所展示的物品與個體的聯系，日常瑣碎如何成為情感和記憶的載體、進而成為治療和凝聚社會共識的良藥，都讓我們能夠感同身受，并以此為起點重新觀察當下的生活。

袁靖：《中國科技考古導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

我們了解考古，但似乎并不知道除了發掘之外，考古學家是在干什么。我們經常看到考古，但卻不清楚信息從何而來。這本書介紹了目前考古學領域所使用的科技方法機理以及重大成果，展示了科技方法是如何進入和深化考古工作，并在數十年間內改變了這個學科的根本面貌。雖然本書是一本面向學界的綜述性專著，但對于普通讀者而言，它用深入淺出的平實語言揭示了科學機理，具象地展示了實驗室工作的過程。

我們所熟知的考古工作，是針對精美的人工制品、墓葬或者居址的發掘和整理，針對考古科技的敘述則會讓讀者看到考古的另一面——土壤、骨骼、殘渣、灰燼，甚至人類和動物牙齒上的結石，都能夠提供大量信息。書中，作者用一整章介紹了科技考古手段如何參與公元前1800年后中國第一個國家水平的政治實體，即二里頭遺址的考古工作。各種科技手段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逐漸在我國的考古工作中推廣使用，新方法的運用與新發現一起，為我們揭示越來越多的歷史細節。通過本書可以一窺這個充滿挑戰的歷程。

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金吾倫/胡新和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科學對于我們生活的影響不言而喻。無論是衣食住行還是環保健康，人們都希望科學能提供最優解。但是，科學的本質是什么？科學的發展是怎樣的形態？根據科普著作和中外教材，科學似乎是一系列重大發現前后相繼的結果。《科學革命的結構》則將這一表象的真實情況揭示出來。

在這本書中，作者對科學史事件的洞見讓人擊節贊嘆，他以沉靜的筆調回顧了我們所熟悉的牛頓、拉瓦錫、愛因斯坦等科學家的理論被接受和成為范式的過程。作者指出，科學和科學研究的范式之間的關系集中表現了科學的本質。范式，指同一時期學術共同體奉為標準的一系列普遍性規則、方法、概念和理論，是一整套理解世界的方法，范式的改變會使得整個學科的研究問題都發生改變。據此，科恩將科學發展的模式表述為：前范式科學-常規科學-針對反常的范式斗爭-新常規科學，后三個階段會循環往復出現。

正如法國思想家莫蘭指出的，自從《科學革命的結構》之后，科學的發展就不再被看作是通過累積知識進行，而被看作是通過改革知識的組織原則進行。值得注意的是，科恩的科學觀不止作用于自然科學領域。包括他本人在內的許多學者，都意識到這種思考對于諸如歷史學和社會學在內的許多學科都具有指導意義。

希安·瓊斯：《族屬的考古——構建古今的身份》，陳淳/沈辛成 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本書可以概括為“當我們在討論族屬時我們在討論什么”。“族屬”即 Ethnicity，可以簡單理解為“民族”或者“族群”。對于社會科學而言，運用族屬及類似概念對人群進行分類，是許多研究的基礎性工作。《族屬的考古》回顧了這些概念被使用的歷史，揭示了人們在運用族屬時實際所包含的假設，最終回應“考古學家應當如何看待族屬”這一考古學的基本問題。

自從王明珂和姚大力以來，我們知道，族屬、民族這類概念十分復雜。一方面，族屬有“自我定義的族群歸屬”和“他者眼中的分類圖示”的區別；另一方面，族屬“與生俱來”的這一特征，與其作為獲取政治和經濟資源手段的工具屬性又截然兩分。如何超越這種二元對立來認識族屬，考古學家是否能夠在遺存中識別族屬，本書給出了系統性的回答。

當前，對于族屬的關切還有深層的現實意義。海因里希·塞瑟爾伯格在《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一書中認為，我們當下面對種種全球化危機——國際恐怖主義、氣候變化、金融和貨幣危機，以及大規模的移民浪潮時，根本沒有做好準備。而作為區分“我者”和“他者”最順手的武器，族屬常成為一個漂浮的能指，被許多政府和媒體用以回避由于全球的相互依賴關系缺乏政治上的調節產生的問題，繼而造成社會更深層次上的斷裂。本書是我們重新審視族屬問題的絕佳透鏡。

楊陽 英國埃塞克斯大學 歷史系博士

Jan Willem Stutje, Ernest Mandel: A Rebel’s Dream Deferred (London: Verso, 2009)

簡·威廉·斯塔奇：《厄內斯特·曼德爾：被延遲的反叛之夢》，左頁出版社2009年出版

厄內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 ，一位譽滿全球卻又被容易人遺忘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集大成者。出生于猶太裔左翼家庭的他，在家庭的熏陶下自年輕始即參與左翼運動并經歷了20世紀中后期幾乎所有帶有轉折性意義的歷史巨變。為還原曼德爾作為革命者和知識分子的一生，斯塔奇在其書中一方面突出了曼德爾以馬克思主義革命者身份參與抵抗納粹的地下組織到見證蘇東的崩塌的一生，一方面又帶大家領略曼德爾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樂觀的理想主義情懷，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學術研究來闡發其社會主義必勝的信仰，而這種樂觀的知識分子式的理想主義往往要為現實的反噬付出極其悲情的代價。如果大家想了解20世紀西歐激進左翼運動的變化和左翼知識分子在那個時代的激辯和互動，本書不啻是一本“以小見大”的典范之作。

John Bew, Clement Attlee: The Man Modern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約翰·比尤：《克萊門特·艾德禮：造就現代英國之人》，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年出版

生于20世紀40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英國老人們常說自己是“艾德禮的孩子們” （the children of Attlee），為什么呢？那是因為在艾德禮治下的1945-51工黨政府為當今英國福利國家的創立立下了基石之功。即便如此，艾德禮依然是英國現代史上最被低估的一位政治先驅。很少有人想到英國如今福利制度的基石，是這樣一位性格內向難懂的小老頭帶領工黨政府創造出來的。在二戰前后那個風云激變的年代，是艾德禮一次次面對工黨黨內的質疑，努力保持黨內的團結；是艾德禮，力排眾議，成為二戰中站在溫斯頓·丘吉爾背后的那個人，幫助他組建聯合政府抵抗納粹的入侵；同時又是這個相貌普通性格內向的艾德禮，在1945年大選打敗極具人格魅力并且聲望處在全盛期的丘吉爾，帶領工黨以巨大優勢獲得大選的勝利。隨著歷史檔案的開放和豐富，倫敦國王學院戰爭系教授約翰·比尤的這本傳記歷史將艾德禮個人豐富的政治世界進一步具象化，利用對檔案資料的全面審視，帶我們去認識一位社會主義者同時又是一位愛國者的艾德禮的傳奇而又普通的人生。

伊薩克·多伊徹 《先知三部曲》，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初版，2013年再版

誰是托洛茨基？是先知還是惡魔？不，他是十月革命的策劃者，是蘇聯紅軍之父，是讓他的敵人聞其名顫抖之人。他更是一位具有極高理論素養并且性格不羈倔強的革命知識分子。多伊徹在他的書中為我們大家呈現出這樣一位“先知”的托洛茨基，同時也描繪了一位犯錯的，喜歡爭辯的，有著家庭溫存的“普通人”托洛茨基。作為20世紀最優秀的傳記作家之一，多伊徹庖丁解牛般地講述了托洛茨基作為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一生，將他的個人命運置于20世紀革命洪流的發展和倒退之中，并將革命史，人物傳記，社會政治運動研究和文學的可讀性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部書對研究蘇聯史及國際共運史有著極高的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