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說到，1960年末美蘇實現了初始狀態的“第一次打擊穩定”，美國不再擔心突然襲擊的問題。即便如此，這種關系仍是低水平的、脆弱的，其中任何一個環節的差錯都可能引發錯誤的軍事行動，即使決策者并不想這樣做。此外，力量的分散部署也會增加偶然或未經授權的發射行動的可能性。

很快，挑戰就來了。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爆發，非理性因素隨時可能導致危機失控，引爆全球性核戰爭。雖然美軍在危機中展現出更大的優勢，海基和陸基導彈技術及精確性能都比蘇聯更為先進，但肯尼迪總統仍不免于恐懼，“（這）不是基于對赫魯曉夫意圖的恐懼，而是對可能發生錯誤事件的恐懼”。

“相互確保摧毀”與“危機穩定”

經過古巴導彈危機，美國政策精英大都認識到維持戰略穩定是一個關鍵問題。時任防長的麥克納馬拉主張通過威懾穩定來制止核戰爭，他強調“相互確保摧毀”的戰略觀。

在1964 年12月3日提交的核力量問題備忘錄中，麥克納馬拉提出“確保摧毀”的核心戰略方針。其側重點是打擊蘇聯的城市目標，在報復力量的規模方面，要求建立一支打擊城市目標的第二次打擊力量，即在遭到蘇聯核襲擊后仍能通過還擊，一舉毀滅蘇聯的20％ ～25％ 的人口和50％ 的核設施，以摧毀蘇聯的大城市作為威懾，遏制蘇聯發動核戰爭。

古巴導彈危機后，避免爆發核沖突、核戰爭成為美蘇共識。兩國通過建立首腦熱線，建立溝通機制，開啟了越頂外交。在危機中，基于對手具有充足的懲罰性核報復能力這一事實，雙方確認沒有哪一方有發動核戰爭的動機，因此不管分歧有多大，危機的程度多么嚴重，雙方都致力于減少各種壓力，包括心理壓力，以避免危機失控。這就形成了所謂的“危機穩定”局面，亦即美蘇戰略穩定關系的第二階段。

“危機穩定”側重于確保第一次打擊穩定和避免危機失控，在時間和效果上具有聚焦效應。但它仍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雙方長期存在的安全困境和戰略競爭。

反導條約與“軍備競賽穩定”

古巴導彈危機曝露了蘇聯在核力量上的劣勢，莫斯科隨即提速追趕。與此同時，美國的主要精力被越南問題所消耗，核競賽漸漸成為一種負擔。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蘇聯的核武庫在數量上已經接近美國的規模，雙方形成大致的戰略均勢。而且，蘇聯導彈的重量更大，種類更多，在大型陸基導彈方面處于優勢。

美國政府、戰略界乃至公眾，再一次陷入了極大的恐慌之中。只是這一次的焦點不是“突然襲擊”，而在于核軍備競賽——怎樣應對軍備競賽造成的不穩定，成為美國戰略家的當務之急。

拜越南戰爭所賜，美國篤信力量優勢的強硬派的影響力下降，溫和派獲得戰略主導，通過戰略緩和尋找戰略妥協成為可能對外政策選項。例如托馬斯?謝林主張通過戰略博弈來實現軍備控制；基辛格則從國際體系的角度出發，致力于建構包括蘇聯在內的主要大國都接受的政治秩序和戰略安排，并希望通過這種安排限制蘇聯的軍備發展，重塑美國的主導地位。

而使美國強硬派真正接受“軍控”路徑的，還是技術的發展，尤其是具有戰略功能的彈道導彈防御系統和分導式多彈頭導彈進攻系統的出現。蘇聯在前者占有先機，美國在后者占主導地位。對于強硬派而言，借助有關軍控談判來限制蘇聯在防御技術上的突破，成為一種“合理”的政策選擇。

1960年代末，通過軍備控制來實現長遠的戰略平衡，成為美國的戰略共識。1969年，尼克松政府上臺，實現“軍備競賽穩定”正式進入優先決策議程。所謂“軍備競賽穩定”，指每一方的武器發展都明確地設計為保持某種長期的相互脆弱性現實，而非通過單方面的努力去贏得戰略優勢，這樣一來，成本高昂甚至可能是致命的軍備競賽升級就得以避免。

隨后開啟的談判試圖從兩個方面，建立以軍備競賽穩定為內涵的美蘇戰略穩定關系：

一是技術和力量層面，這反映了美國的一貫主張，包括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兩個方面，即《反導條約》和《美蘇關于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的臨時協定》。前者通過禁止部署全國性彈道導彈防御系統，阻止蘇聯占有先機的反導防御系統的擴展，使美蘇在防御性武器的研發部署方面形成大致對等局面，避免任何一方獲得明顯優勢。后者以維持現狀的方式，把美蘇兩國陸基和潛射導彈數量分別凍結在已建或在建現有水平。這樣，由于雙方戰略防御性能均維持在較低水平，沒有哪一方有動機去發展進攻性打擊力量，即實現了所謂的“軍備競賽穩定”。

另一個屬于政治層面，即《防止核戰爭協定》，這反映了蘇聯的一貫政治立場。協定宣布雙方致力于消除核戰爭危險和使用核武危險。但是，美國不同意蘇聯一開始提出的彼此明確承諾不使用核武器的要求，使得該協定對美蘇戰略穩定關系作用并不明確。美國國內一貫強調實力地位和技術優勢的強硬派，愿意就技術和力量問題進行技術性談判以限制對手，卻不愿意達成政治協議而限制自身，特別是當他們處于相對不利地位之時。

穩定的終結

對于1970年代的戰略妥協性安排，美國國內的強硬派日益感到不滿，他們發展彈道導彈防御力量的訴求從未停止，這使美國政府維持了對導彈防御的研發投入。到70年代后期，隨著分導式多彈頭技術的成熟發展，他們又極力促成給現存導彈加裝分導式多彈頭，這極大地撼動了美蘇戰略平衡，意味著新的不穩定時代的到來。

與此同時，美國對反導系統的技術研究取得新進展，主要的防務公司加入強硬派的行列，力主改變現狀，推動新型反導系統的部署。溫和派逐漸失去戰略主導的位子。

1979年6月，美國總統卡特和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簽署《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SALT II），對各自的戰略武器的總額、分導式多彈頭的數量、重型導彈、蘇聯的逆火式轟炸機、美國的巡航導彈、戰略武器的改進等做出一系列的限制，以便維系彼此之間的“軍備競賽穩定”。然而，由于強硬派日漸占據上風，美國國會始終沒有批準該條約。

在強硬派營造的社會政治氛圍中，里根當選美國總統。里根認為，美國已經在和蘇聯的競爭中處于劣勢，呈現出所謂“脆弱之窗”，必須進行“一場強有力的防務建設”，予以糾正。在他看來，“相互確保摧毀”是一種戰略失常，美國的目標不是穩定關系，而是消除蘇聯戰略核導彈的威脅。

1983年3月23日，里根提出著名的“星球大戰計劃”。它在軍事上并不依靠核力量，而是充分利用激光、粒子束武器、地基和空基導彈系統等各種新興的高水準武器系統，以及各種傳感器、指揮與控制、高性能計算機等技術系統，構建一個由成百上千個戰斗中心和衛星系統組成的、覆蓋全球的、兼具防御性和進攻性的武器綜合體。

說白了，里根政府試圖利用美國先進的軍工技術、強大的工業基礎和經濟實力對蘇聯進行戰略壓制，徹底改變冷戰以來長期持續的以相互軍事威懾為特征的戰略穩定關系，將美蘇關系帶入了一個不確定、不穩定的新階段。

這種非穩定性戰略，不僅僅局限于軍事層面，而是一種全面的進攻性戰略。有學者稱之為“強制外交”或“強制戰略”，里根政府內部則稱其為“成本強加戰略”（cost-imposing strategy），即用美國的大規模軍備建設迫使蘇聯去投資其無法支持的新武器項目，繼而開啟新的重大軍事競爭領域，使蘇聯之前的武器投入過時，最終陷入進退失據的戰略泥沼之中。

面對美國的戰略競爭壓力，蘇聯很快陷入了“帝國困境”。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很清楚，里根的政策意在推翻兩強均勢，極大地削弱蘇聯甚至是要結束社會主義陣營，正如安德羅波夫在1983年就指出的，“如果我們開始做出讓步，失敗將是不可避免的”。

但蘇聯還是讓步了。當里根政府將“成本加強戰略”推進到極限邊緣，轉而提出重啟武器談判的建議時，蘇聯無法拒絕。在三年之內三位最高領導人相繼去世之后，蘇聯進入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年代”。這位年輕的蘇共總書記在內推行改革，在外與美國重新進行武器談判，而談判的結果將反映出新的實力現實。

1985年11 月21 日，美蘇最高領導人在日內瓦發表共同聲明，“雙方同意，無法贏得核戰爭，也絕不打核戰爭”。冷戰時期建立在彼此恐懼突襲、相互確保摧毀基礎之上的美蘇戰略穩定關系，就此宣告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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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選自作者刊于《當代美國評論》（2018年第3期）的論文《美國戰略穩定觀：基于冷戰進程的詮釋》。為閱讀方便，略去注釋。作者葛騰飛系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澎湃”經授權選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