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31日至9月1日，為紀念晚清民國經學家張錫恭先生逝世一百周年，由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中華孔子學會經學研究專業委員會、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聯合主辦的“禮樂文明的精神——第十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張先生的故鄉上海松江舉行。來自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等共計四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機構的一百二十多名學者參加會議。

張錫恭，字希伏，號聞遠、茹荼軒主人等，晚清民國松江婁縣人，生于咸豐八年（1858）四月二十二日，卒于民國十三年（1924）九月四日，師從黃以周、王先謙等經學大師，粹然純儒，精治禮經，入民國后隱居小昆山，著有《喪服鄭氏學》《喪禮鄭氏學》兩部巨著，其著作近年來經發掘整理，堪稱清代經學乃至中國數千年經學之殿軍，《茹荼軒遺書》之影印版與整理本近期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華書局出版。此次會議選在張先生逝世百年之際，在張先生家鄉舉辦，既為紀念張先生，更為發揚張先生守先待后之精神，以探詢中華禮樂文明精神在世界文明之中的定位。上海市松江區博物館與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聯合主辦的“昆崗傳硯——張錫恭先生逝世百年特展”亦在8月29日開展，展期四十八天。

開幕式

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主任、山東省泰山學者、孔子研究院特聘專家吳飛教授主持開幕式。吳飛老師提到，在一百年前，1924年9月3日，我們所在的松江，曾經發生過一場規模不大不小的戰爭，今稱江浙戰爭。炮彈和戰火打到了小昆山，驚醒了睡夢中的張聞遠先生。張先生在倉皇中帶著藏書和著作離開了松江，就沒有再回來。10月2日，張錫恭去世。從此，他的生命結束了，他的藏書、著作就開始了逐漸散佚和被人遺忘的過程。三十年代，蒐集張錫恭遺著的運動也展開了，中間經過好幾次斷裂后，現在又重新接續起來。我們今天帶著本來應該屬于張先生的藏書重新回到這個地方，給百年前的事情一個交代、一個安慰。一百年之后，我們帶到松江的不僅僅是他的文稿，更重要的是禮樂文明的精神。

吳飛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黨委書記齊紅在開幕致辭中首先對各位與會代表和境外代表表示熱烈歡迎和衷心感謝。齊紅老師表示，中國經學國際研討會從2012年首次舉辦以來，已經成為經學領域受到廣泛關注的學術會議，而此次會議規模較以往更為宏大。可以看到，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文化多元化背景下，中國經學的意義日益凸顯。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在未來，將繼續與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通力合作，共同整理張先生的遺稿。

齊紅

中華孔子學會經學研究專業委員會理事長、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院長陳壁生在致辭中表示，經學是中國最基本、最核心的學問。對張聞遠先生他們一代人而言，辛亥革命可以說是最為重要的精神事件，他們的學問回應著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文明巨變。張錫恭集二千年喪服學之大成，與曹元弼遍注群經交相輝映。張聞遠先生的喪服一書以一經通群經，貫通群經大義與歷史制度，人倫家國問題建立在實質的義理之上，形成了以人倫為中心的經學體系。可以看到，喪服是理解中國文明基本價值的基礎。最后，陳壁生老師對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這些年來為舉辦這一系列經學會議所付出的努力表示衷心感謝。

陳壁生

上海人民出版社張鈺翰編審在致辭中表示，上海人民出版社近年來希望能夠在經學領域有所突破，已經陸續出版了《新經學》輯刊、《通志堂叢書》、唐文治《十三經讀本》、王欣夫《士禮齋經解》等，《茹荼軒遺書》將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計劃收入《喪服鄭氏學》《茹荼軒日記》等一系列著作。對于《茹荼軒遺書》的編纂而言，林振岳、吳飛兩位先生近年來對張錫恭遺稿的搜集至關重要，出版社會和兩位老師配合，共同為當代的經學研究作出貢獻。

張鈺翰

主旨發言

開幕式之后，大會進行了兩組主題報告，分別由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周飛舟和中華孔子學會經學研究專業委員會理事長、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院長陳壁生主持。

周飛舟

復旦大學的吳格教授的報告是《〈喪禮鄭氏學〉成書記》。吳格教授詳細講述了《喪禮鄭氏學》一書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由金松岑、曹元弼、封衡甫、王欣夫等江浙學人整理寫樣、聯絡傳遞的歷史以及張氏原稿及相關文獻在近年陸續面世、經當今學人關注收集的歷程。吳老師指出，《喪禮鄭氏學》稿本、書版及相關人物活動，是近世江南學術傳承、圖書流轉之實證，更是數世學人嘔心瀝血保存禮學文獻的見證。

吳格

浙江大學的虞萬里教授的報告是《漢代傳注附經與章句、注解興替》。虞萬里教授對傳注附經的曲折發展以及章句、注之興替于傳注附經之關系進行了詳細的考辨，分別考察了《周易》經傳合一的過程、《尚書》與《尚書大傳》的分合過程、《春秋左氏》經傳合一的過程和《古文孝經》經傳合一的年代。虞老師指出，隨著經學的發展，由先秦之傳體演進到章句時代，各家離章析句之經文漸趨定型，為“注”之產生創造了條件。

虞萬里

上海博物館楊志剛教授發表了《晚清民國禮學重構的若干趨向——兼談禮學內在精神之傳承發展》一文。楊老師回顧了清季民國修禮的歷史，并聚焦郭嵩燾、孫詒讓、張錫恭、劉承干等人物，討論其學術宗旨。楊老師指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藉由研究者們“尋找”“發現”，重新對古代禮制及文化展開各種研究，禮學得到“激活”。近年包括對張錫恭在內的晚清民國禮學人物的整理、出版，反映了學術傳統接續的不斷深化，也將影響禮學現代重構的下一步可能與走向。

楊志剛

河南師范大學的呂友仁教授發表了《對陳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的十二點質疑：兼論其“不敢治經”》一文，對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書中的觀點提出了十二點質疑，并建議北京大學組織全國經學力量，編纂《‘二十四史’引經考》，彌補和糾正現有二十四史整理成果中存在的經學失誤。

呂友仁

澳門大學的鄧國光教授的報告是《因文明道：唐文治先生〈十三經讀本〉及其評點札記探要》。鄧老師指出，二十世紀前期出現的《經學文鈔》《十三經讀本》這兩套非常重要的經學教育用書繼承了“因文明道”的經學教育向度，乃二十世紀經教實踐的軸承，足為今后經學所正視與發揚。

鄧國光

同濟大學的張文江教授的報告是《楊踐形先生的兩篇序——兼述民國以來的易家》，張文江教授詳細介紹了楊踐形先生的學術淵源和著作流傳情況，探討了楊踐形先生于1949年以后僅存的兩篇序——《神形篇》序和《周易終始》序，介紹了序中提到的師友，分析了他對當世易家的評論，指出楊踐形先生的這兩篇序對于我們理解民國以來易學史的重要性。

張文江

分組論壇

8月31日下午至9月1日，大會舉行了五場分會場論壇，共計二十三場的會議報告。

分會場第一場

分會場第一場在8月31日14:00—15:40舉行，總共設置了六個分會場。

第一分會場由北京師范大學的華喆老師主持。

南京師范大學王鍔老師、郭明儀博士進行了題為《張錫恭〈喪服鄭氏學〉平議》的報告。發言人在報告中對比了張錫恭的《喪服鄭氏學》與蔣彤的《儀禮喪服表》。在分析《喪服鄭氏學》一書的禮學價值時，發言人在肯定該書成就的同時，對書中“慈母”與“姨”的定義提出了兩點質疑。報告認為喪服條例復雜，張錫恭的個人觀點雖有小疵，但難以掩蓋《喪服鄭氏學》的成就，是研讀《喪服》的必備工具書。

上海交通大學林振岳老師在評議中表示，郭老師的文章從清代學術史的角度回顧了《喪服鄭氏學》，將《喪服鄭氏學》生成的環境還原了出來。此外，林老師指出，張錫恭的手稿中其實亦有附表，建議在之后的研究中可以將蔣彤的表與張錫恭的表進行比較。

北京大學吳飛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張聞遠先生〈喪服異義駁〉藁本考述》。吳老師首先介紹了張錫恭《喪服異義駁》寫作的背景，考察了《喪服鄭氏學》和《茹荼軒日記》中對《喪服異義駁》一書的記述。吳老師講述了張錫恭《喪服異義駁》前三則如何駁斥程瑤田之說，并介紹了張錫恭的“大節級”學說。其次，吳老師分別論述張錫恭如何在第四、五則駁敖繼公之說以及第六則如何駁賈疏之說，文中所論雖多已見于《喪服鄭氏學》，然亦頗有差異，兩者對勘，有助于深入理解聞遠先生喪服學之運思。

井岡山大學鄧聲國老師在評議中指出，吳老師的文章第一次整理出張錫恭的《喪服異義駁》，文章對張先生的六條駁論逐一介紹，對我們今天理解張錫恭的治學思路很有幫助。

上海交通大學林振岳老師報告題目為《張錫恭行年簡譜》。林老師的報告對張錫恭的家世與生平進行了詳細的整理，將張錫恭的人生分為八個時期：早年時期、南菁書院時期、松江融齋精舍、兩湖書院時期、松江館課時期、南京蒯氏館時期、禮學館時期和小昆山時期。

南京師范大學王鍔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林老師的論文讓我們非常清楚地了解張錫恭先生的生平，并就年譜的編纂體例提出了幾點建議。

復旦大學徐淵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周官“成數”與五行、六合思想的考察》。他通過對《周官》一書中“成數”的分析，指出《周官》主“六合”的基本結構，與“五行”為主的數術潮流存在一種競爭關系，討論了《周官》一書在五行方面所顯示的時代特征，并且指出張錫恭先生在《周官》研究方面的特殊貢獻。

臺灣成功大學林素娟老師在評議中指出，徐淵老師的文章考慮到《周官》誕生的時代背景，還讓我們了解到張錫恭先生的《官聯表》，對我們很有幫助。不過在五行、六合的發展脈絡上，林老師認為還需要更仔細地考辨。

四場報告結束后，與會人就《喪服鄭氏學》的體例、張錫恭年譜的整理、六合觀念和五行觀念的產生與競爭、鄭玄的王禮構建與官聯觀念等問題進行了討論。

第二分會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林鵠老師主持。

北京大學周飛舟老師、許方毅同學報告的題目為《“報”在中國社會關系中的地位——基于喪服學的討論》。報告詳細討論了報服的特點和不同類型，并在此基礎上討論了報服中蘊含的禮義，以及至親無報服的原因。臺灣東華大學程克雅老師在評議中指出，該文能夠讓學界重新審視對清末民初學者的認知，開拓禮學研究的空間，但是在對報服的解釋邏輯上仍然有進一步商榷的余地。

臺灣東華大學程克雅老師報告的題目為《論曹元弼、張錫恭“報”義詮解》。報告深入討論了報的本字和語源義，報的《三禮》經典注疏釋義，以及張錫恭和曹元弼對報的詮釋的比較。北京大學周飛舟老師在評議中指出，該文從字義的起源和《三禮》對報的討論兩方面拓展了學術界對報的理解，具有很大的啟發性，并提出可以進一步探索報的主體間的仁至義盡問題，以及報與祭祀之間的關系。

河北大學劉斌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喪服〉“為祖后”析論》。報告詳細闡釋了對“為祖后”問題進行討論的重要性，“為祖后”的不同情況與禮義內涵，以及在嫡孫之父有廢疾不立而且父在的情況下，嫡孫之祖父為嫡孫服服的情況。華南師范大學雷天籟老師在評議中指出，該文把“為祖后”的各類情況都進行了闡釋并把喪服中涉及到“為祖后”條目之間的關系都進行了清晰地梳理。同時，雷老師認為可以進一步討論在“父在”的情況下“為祖后”的服制問題。

重慶大學鄺其立老師報告的題目為《〈世說新語〉“名教中自有樂地”發微 ——論玄學對魏晉禮學的影響》。報告深入分析了 “名教”一詞含義的轉變，以及漢晉之間情禮觀的差別。上海人民出版社張鈺翰老師在評議中指出，該文從小切口進入，擴展到玄學對禮學的影響這一大問題，提出了名教與自然并行的新觀點，具有很強的啟發性。同時，張老師提出魏晉時期禮儀規范的變化似乎與本文所持觀點并不一致，需要進一步商榷。

第三分會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李震老師主持。

浙江大學朱振宇老師報告的題目為《自然、習俗與忒拜戲劇中的克瑞翁》。朱老師聚焦于19世紀浪漫派《安提戈涅》中的克瑞翁（Creon）這一形象，闡述了既有的批評者不論用“家”與“城”，還是用“自然”與“習俗”的二元范疇加以簡化，均有失妥當。朱老師強調，結合文本細節的分析及文本所處的歷史語境，將其與索福克勒斯其他兩部忒拜戲劇看作一個整體進行解讀并理解三部戲劇中克瑞翁形象的關聯，是理解忒拜戲劇的關鍵，從而分析“自然”與“習俗”在索福克勒斯視野中的意義。評議人顏荻指出，克瑞翁在三部劇中分別具有三種不同的形象和反映。把“作為一個平庸的人”的克瑞翁放在一種什么樣的位置上解讀比較合適？對此的進一步思考有助于解決安提戈涅和克瑞翁二元分割的問題。

清華大學顏荻老師報告的題目為《理解死亡：古希臘的冥府與死后世界》。顏老師聚焦“死亡”問題，選取了古希臘世界中三個具有代表性的死亡思想，探討古希臘人如何理解死亡與死后的世界：傳統的宗教與神話、在希臘地區流行的厄琉西斯秘儀以及啟蒙運動中靈魂不死與靈魂轉世學說。這三種死亡思想彼此之間充滿張力，但也恰恰是在如此復雜的交織中，構成了古希臘豐富且厚重的關于死亡的理解。浙江大學朱振宇老師在評議中指出，不同的死亡觀背后實際上反映了三種不同的對于文明的觀念，而如何理解近代死亡觀中德性與文明的分離，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德國耶拿大學仲威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從精神中來，到精神中去——論“自然”在黑格爾哲學中的概念性消逝》。仲威博士為我們簡要地梳理西方思想史中自然與精神之關系的演進過程；并重點闡明黑格爾哲學中的自然概念，在其中，精神概念最終實現了對自然概念的絕對超越；進一步地，從中西文明比較的方面對相關問題做出一些反思。整體上讓我們更好地了解了巫和宗教的區別、西方宗教和中國宗教的異同以及自然和精神的關系。

上海交通大學余治平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此篇文章具有中學和西學的雙重視野，所涉及的問題在中西哲學中都有重要意義。此外，余老師建議進一步思考李澤厚的觀點在黑格爾哲學視角下和中國本土宗教背景下的不同理解，同時可以增加對佛教中相關概念的討論。

第四分會場由暨南大學李旭老師主持。

清華大學方朝暉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德何以有威？——儒家德性原則的文化心理機制》。方老師試圖從文化心理結構出發，揭開德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最高原則的真正秘密。他指出，德的本質要素由一種行為構成，即某種被認為真心幫助他人的行為，這一行為導致受惠者對施惠者有感激之心；圍繞這一本質要素，先秦政治思想中的德論基本上不出德行、德性（德目）和德政三者框架。由此我們得出，德是中國文化獨特的關系本位的產物，反映了人與人在心理上的感應。這種感應是中國文化中一方服從于另一方的最有效條件，中國文化中最有效的政治權威——德性權威——正由此形成。德的提升之所以成為殷周之變的標志、并代表一種政治理性，是因為德性權威下的政治服從不是建立在強迫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心悅誠服上，是人們自覺自愿的選擇。

北京大學李暢然老師在評議中指出，首先，理性和巫術之間，是一個漸進的光譜，而不是截然二分的，巫術很明顯的也是遵循一定的因果鏈的。第二，德本來的意思，還是要從“得”的含義來生發，會對它的本意理解得更深刻一些。德和天命之謂性還是有很大的關系，方老師將德與性基本劃等號的這一套解釋，也是符合實情的。最后，德最多的似乎是一種穩定的可能性。

北京大學李暢然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姻親在禮三本中的獨特性暨人倫中的優生因素》。李老師指出，先祖暨父母雙親在禮三本中承上啟下，提示著人類自生自化的類本質。盡管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是政治學重要的區分，然而第一，人類個體間均存在著廣義上的血緣關系因而具有相當的潛能，這是人類社會及相應的政治成立的前提。第二，從優生角度乃至物種先天的趨向看，兩性結合以血緣盡可能疏遠為佳，因此在父系血統體系中不享有獨立統系的母親一方，不僅在狹義的父系族群血緣中占據地位，同時也是廣義的人類血緣的真實要素，從而關涉到了公共領域。因此，儒家對包括姻親在內之血緣的重視具有普世意義，不宜視作前現代的狹小視角；而宋儒以人各有父母來解釋“分殊”，忽略了婚媾關系已然兼具的“理一”之向度。

國際關系學院唐紀宇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李老師的文章結構比較復雜，首先是站在儒家的立場上進行了辯護，對于西方社會學對儒家親的概念的狹義理解做了一些批評；在儒家內部，李老師又批評了宋儒的狹隘性。唐老師提出，從荀子的禮三本到后來，“天地君親師”中君和親的位置發生了改變，是否可能也是從國家到個人的思路，導致君的位置會向前移，還有待探討；其次，宋儒具體指的是誰，需要點明具體的人物；最后，說孔孟是介于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間，但具體來說是什么向度，在文章中還未充分地展開。

北京大學肖清和老師報告的題目是《明末清初中西有關天命之性的詮釋與再詮釋》。肖老師指出，《中庸》中的天命之謂性歷來受到注疏家的重視，對其的解釋也有所不同。其中，對中國哲學影響最大的是朱熹的解釋。朱熹認為天命之性即天地之性亦即理，但理只是一種潛在，需要與氣相結合才會在人身上落實，因此就有了氣質之性。晚明入華的天主教在附會儒家經典之時，對其進行了新的詮釋。天主教認為天命即天主命，天命之性即天作所賦予人的靈性，而靈性就是靈魂，具備推理能力。天主教還將天命之性作為判斷一個宗教是否為真假的標準，認為天主教是天主欽命之教，符合天命之謂性，因而是真教。通過考察明末清初東西方有關天命之性的不同詮釋，可以為深入理解晚明以來的中西文明互鑒與文化交流提供有益參考。

清華大學方朝暉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文章特別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傳教士對儒家的改造，和對基督教某些教義的放棄、背離。首先需要辨別，在先秦文獻里，天和地的含義存在區別。在商朝的時候，不存在祭祀天，只祭祀地，地是高度人格化的；西周以來的文獻中，地和天并存，天一方面有人格化的神，另一方面又有自然的含義，所以天并不僅僅是人格神的含義。此外，還可以考察一下，傳教士在什么意義上背棄了基督教自身的傳統，比如把性等同于靈魂，這就擁抱了性善論，拋棄了基督教的原罪說。盡管原罪說不能等同于性惡論，但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傳教士和原始的基督教傳統是有背離的。原始的儒家思想經傳教士理解后，將儒家的修身與在上帝面前的懺悔與禱告混同在一起，然而兩者有本質的區別。如果有更多的區分，能夠把這個問題看得更清楚。

蘇州大學王俊敏老師報告的題目是《潘光旦論人本與中庸之道》。人本論和中庸論在潘光旦的思想中占有綱領性的地位，是講學的提綱，但沒有形成系統的著作，都是散見的論文，缺少系統化。因此本文希望將其條理化和一定程度的系統化。人本論的第一層，是一切從人出發，向人歸宿；第二層，是遇有二事以上發生沖突時，一切折中于人，即由人來斟酌損益。中庸之道論，表面上好像指的是第二層，其實是兩層都賅括的，中西人文思想都有近乎三才的說法，三才天地人，人居天地之間，不以天地，而以人為出發點和歸宿點，也未嘗不是一個中庸的看法。

南通大學顧海亮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本文對潘光旦文稿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解讀，并給出了幾點建議。首先，王老師的主要思路是將潘光旦的思想，通過其兩篇文章梳理出來，但參考文獻不足，建議補充更多的原稿與既有研究。其次，體用思想不是從玄學出來的。最后，中國的天、地、人思想與西方的物道、神道、人道，不能簡單的比附，因為中國強調天人相感、天地相通，與西方所強調的天人的主客二分存在本質區別。

第五分會場由武漢大學覃力維老師主持。

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臺灣中心的黃冠云老師報告的題目為《何謂孔氏三世出妻？》。黃老師注意到，根據《禮記·檀弓》的兩段記載，孔氏在包括仲尼本人在內的四代或五代之間，有三人提出離婚，可為非比尋常。黃老師希望對此提出解釋，結合其他的文獻記載，例如有關周公、孟子的，探討這有關孔子家族歷史的一樁公案中所揭示有關許多古代文獻性質的基本問題：何為紀實、何為虛構、我們如何區分以及區分的目的又是為了什么。

中國社會科學院徐到穩老師在評議中指出，他注意到了黃老師在史學方法甚至中國古代的男女關系問題上的一些關懷，但這更反映出了“孔氏三世出妻”問題本身的復雜性，若能更全面地梳理該問題的學術討論歷史，包括結合現代對孔氏學說的批判與討論，會使這個問題更加清晰。

孔子研究院的曹景年老師報告的題目為《明代“三禮”新說考論》。曹老師注意到，作為一門學問的“三禮之學”的學理合法性并不穩固，這主要是因為《禮記》本身是禮經之記，與《周禮》《儀禮》并稱為經未必合適，而且《禮記》內容龐雜，很難單獨成“學”。朱熹、吳澄在“《儀禮》為經，《禮記》為傳”的思路下，對“三禮”文本進行了系統改編，但都沒有實質性撼動傳統的“三禮”說。至明代，以李經綸等為代表的學者解構了《禮記》文本，創建了包含《周禮》《儀禮》《曲禮》在內的“三禮”新說。曹老師認為，這一新說將文本組合意義上的“三禮”提升為禮學構架層面的“三禮”，周禮、儀禮、曲禮分別代表宏觀層面的國家設官分職、中觀層面的重大儀禮活動、微觀層面的日用倫常之禮三個禮學面向，其所構建的禮學體系更為科學合理，對于今天禮學的研究與傳承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曲阜師范大學張帥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曹老師的關注點非常有新意，與以往對明代禮學的價值的相對疏忽相比，曹老師對明代禮學成果給予了充分的尊重，這對于中國禮學發展史的梳理以及“三禮學”學科在學理上的構建具有重要意義。

臺灣“中央研究院”的劉柏宏老師報告的題目為《陳澔〈禮記集說〉與朱子 —— 兼釋 “ 坦明之說 ”》。劉老師提到，元人陳澔編撰《禮記集說》是宋代以降《禮記》發展的重要里程碑，而要解釋陳澔《集說》通行于明清社會的原因，歷來慣常意見是從朱子學作為時代思想背景的立場出發，但劉老師指出從師承家學聯系陳澔《集說》與朱子的說法有不足之處。他依據三條線索從師承之外的角度確認陳澔《集說》與朱子的聯系，并針對陳澔“坦明之說”進行了梳理，認為陳澔對《禮記》的注解對于今人理解《禮記》的現代價值很有意義。

就此報告內容，曹景年老師在評議中首先肯定了劉老師在文章中分析詳盡、資料充足，之后，曹老師提出關于《禮記集說》排除《大學》《中庸》等而直接采用朱子章句這樣的朱子四書學影響或許應當給予更多的說明；以及有關《禮記集說》的時代評價，明清時期的批評應當給予更多的關注。

曲阜師范大學的張帥老師報告的題目為《經義邏輯與現實抉擇——魏晉南朝郊天禮沿革考》。張老師提出，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五禮制度成熟發展的關鍵時期，五禮之吉禮中最重要者當推郊天禮。魏晉南北朝也是禮制建構自覺地受經學指導的時期，在鄭玄禮學與王肅禮學的不同影響下，郊天禮分化出圜丘與南郊二禮，隨著鄭學與王學影響力的消長，郊、丘禮的設置也在不斷的變化之中，從中可以看出禮經的詮釋與禮制建構之間非常復雜的關系。曹魏與西晉時期分別遵從了鄭玄與王肅之學，東晉以及南朝的禮制建構則是雜糅了鄭、王二學。

杭州師范大學褚葉兒老師在評議中提出，魏明帝時期的郊天禮與鄭玄所定之例的差異是多方面的，除了張老師所關注的名稱以外，還有其他的問題值得討論；同時對于晉初禮制中“五帝”的內涵與鄭玄禮制中的五帝之差異也需要給予足夠的考察分析。

第六分會場由鄭州大學蔣鑫老師主持。

湖南大學郜積意老師報告的題目為《禮經席儀綜考》。郜老師指出，升席和降席之法是《儀禮》席儀的核心所在，升降之法關乎席之首尾，而席之首尾上下，在經書中或無明文佐證，帶來了諸多理論上的疑難，郜老師認為，辨明鄭注“由便”“躐席”的含義對于更好地理解席儀升降之法有重要意義，也能夠依此檢驗各種理論解釋之得失。郜老師主要討論了遵者之席、祝席、戶內主人席、介侑降席相關的四個疑難。在評議中，許子濱老師認同應當重視對《儀禮》中的各種“瑣碎”細節的理解，以及通過圖片輔助論證的重要性；并就席區分首尾等問題與郜老師、林秀富老師展開討論。

嶺南大學許子濱老師報告的題目為《禮例與經例的運用——論禮家詮解禮書“皮弁服素積”的分歧與消解策略》。許老師的報告主要關注“皮弁服素積”的鄭玄解釋，討論禮例與經例的應用及其對于理解完整皮牟服的重要意義。許老師強調，鄭玄對皮弁服的詮解，其策略固然值得今人借鏡，其成效也應用禮例與經例來檢驗。在特殊的情況下，盡管經例與禮例不符，或構成沖突，但不能因此鄭義非是。在評議和討論環節，郜積意老師指出，衣食住行，“衣”是《儀禮》中重要主題；他也肯定了文章在引用上的豐富性，但認為超出《儀禮》自身的太多引用（《左傳》《國語》等）也會使得整體的論述效果減弱，兩位老師就如何把握使用《儀禮》之外的文本引用來進行論證的彈性展開交流，并與現場旁聽馬楠老師就鄭玄和王肅之間的分歧展開討論。

洛陽師范學院林秀富老師報告的題目為《試論鄭玄“朝正禮”說及其對〈儀禮〉分章發展的影響》。林老師指出，鄭玄提出“朝正禮”說來說明《大行人》篇未記載行朝禮的緣故，她從五個方面（朝先享、朝正禮、不嫌有等、明臣職、朝先享）分析鄭玄的“朝正禮”所包含的理論預設。林老師同時認為，禮典主要禮義來自中心正禮與主要禮段。最后，林老師通過梳理賈公彥對“正祭”概念的使用以及朱熹和吳廷華對于“朝正禮”概念的接受，討論了“朝正禮”概念對于《儀禮》分章發展的影響。并認為由《儀禮》禮典文本所構成的禮典概念，也有可能是鄭玄經學理論體系的核心之一。

井岡山大學的徐敏老師報告的題目為《〈禮記〉深衣十二幅說考》。在明確深衣如何分幅、破幅、聯幅的基礎上，徐老師處理了分幅、破幅異說，通過計算證明，深衣形制應當為深衣通身十二幅之制，徐老師認為，異說中的誤解來自于對“幅”的理解不當。在評議環節，林秀富老師對文章的結構安排提出建議，與此同時，林老師認為，似乎并非所有的“幅”都能夠以“寬度等幅的布”來進行解釋。

分會場第二場

分會場第二場在8月31日15:55—17:35舉行，總共設置了六個分會場。

第一分會場由北京大學吳飛老師主持。

清華大學趙曉力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宗法制非父權制——讀吳飛〈禮以義起〉》。他在整理張錫恭、吳飛等人“至親生至尊”理論的基礎上指出，親親也有兩種——生活親親與生命親親，指出中國傳統宗法制是建立在生命親親和生命尊尊情感之上的宗法制與西方純粹建立在權力基礎上的父權制有根本不同。評議人吳飛老師指出，趙老師的發言能夠很好地引入后面的爭論，很好地區分了中國的“宗法制”和羅馬的“父權制”，不只有尊尊，而且有親親。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林鵠老師進行了題為《關于張錫恭喪服學的幾點意見——與黃銘、劉斌、朱明數三位博士商榷》的報告。發言人提到，在七月參加清華大學召開的“經學與中國文明”學術研討會期間，發言人曾經仔細閱讀過黃銘、劉斌、朱明數三位學者關于張錫恭《喪服鄭氏學》的論文。林鵠老師在肯定三位老師研究成果的同時，圍繞書中的“為父后者為嫁母服”、對“父為長子”條“不繼祖”的解釋、以大夫之子為中心的尊降與厭降等幾個問題提出了不同于三位老師的理解。評議人黃銘肯定了林鵠老師對父為長子條的討論，不過在嫁母的問題上，黃老師與林老師有所商榷。黃老師指出，對于嫁母絕族，鄭玄在《喪服小記》注等多處都有表述，從這個角度，黃老師認為，祭祀的主持人仍然要考慮二姓之好的問題。

重慶大學的黃銘老師報告的題目是《“一本”與“二本”——“正尊降服”說小議》。黃銘老師首先指出，張錫恭的《正尊降服篇》是為了解決為以往禮學家忽略的“加隆”與“不降其適”的矛盾而提出的。如果將“正尊降服說”視為算法，將“加隆說”的一個步驟拆解為先加后降兩個步驟就顯得疊床架屋，但考慮到子婦的喪服，就知道先加后降的步驟是必然的。其次，圍繞“降服”的對象是本服還是加隆服，黃銘老師提出了“旁親原則—己親原則—確認傳重唯一性”的子服算法。在此基礎上，黃銘老師重新理解“三年喪”與“至親以期斷”，認為將子女對父母的渾然之情，人為地抽象并分離為“親親”與“尊尊”兩個元素，是為了推演出更多的人倫關系。黃老師認為自己提出的“基于‘一本’之下的‘二本’抽象推定說”能夠彌補張錫恭“正尊降服說”義理解釋的缺陷，為其算法提供另一種義理的解釋。評議人林鵠回憶了自己與黃銘老師過去的討論，并就黃老師對張錫恭的理解提出了幾點批評。

華南師范大學的雷天籟老師進行了題為《從喪服學論仁義關系——對張聞遠先生“正尊降服”的一個哲學解釋》的報告。報告人重構張錫恭從仁義關系解釋喪服制度最為核心的三年喪原理，認為仁是一種最為基本的對活著的感受力，“仁”“愛”“親親”的原理一致，而“義”是人根據對活著的感受力而建立的規范，“義”“敬”“尊尊”的原理一致。“仁”是“義”的原因，“愛”是“敬”的原因，“親親”是“尊尊”的原因，三年喪是它們的統一體。報告人指出，張錫恭的“降”和“報”都不在喪服制度中，而是“在制服先”，一定程度上剝離了宗法因素，張先生對《論語》和《孟子》的創造性闡釋，重新解釋了喪服制度的原理。評議人朱明數肯定了雷老師解釋的學術價值并提出了自己對張錫恭正尊降服說的幾點質疑，表示我們在閱讀《喪服》時必須對“降服”“報服”等概念進行底層的離析。

四場報告結束后，與會人就《喪服》中的絕族、為人后等問題進行了交流。

第二分會場由四川美術學院李為學主持。

同濟大學谷繼明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吳地易學源流略論》。報告回溯了吳地的地域因素對后世易學的影響，介紹了吳地有史以來主要的易學大家及其主要貢獻，并闡釋了吳地易學的主要學術風格。中國人民大學李守力老師在評議中指出，該文梳理了吳地的易學史，進行了首尾呼應，肯定了吳地易學問題的學術意義，并認為可以進一步在此基礎上拓展吳地易學的研究范圍。

同濟大學吳小峰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周易·履卦〉中的禮教精神——履卦講疏》。報告結合自身體會與現實社會現象，生動地闡述了序卦中的物畜與禮，履卦中的柔履剛和履虎尾，以及卦的辨上下與定民志的功能。暨南大學李元駿老師在評議中指出，以陽為不可見，以陰之呈現陽的觀點仍然有待商榷，此外，陰呈現陽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作為一種一般性的通則來進行學術研究仍然存在疑惑之處。

中國人民大學李守力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從〈周易〉萃卦看天人感通的禮樂核心》。報告闡述了《周易》卦辭與卦義的三個層次，繼地與天通“亨”的層次，地與天通“利涉大川”的層次，人與地通“利有攸往”的層次。同濟大學吳小鋒老師在評議中指出，“亨”是否存在人與天通、人與人通的層次這一問題可以進行進一步討論，從元亨利貞的角度去梳理六十四卦是否是一個好的角度也有待商榷。

暨南大學李元駿老師的報告題目為《王化的限度——以蒙卦“不利為寇”為線索》。報告討論了“包蒙”與“擊蒙”的內涵，“王者無外”與“治五千里內”的理解，以及天道生生與有限政教之間的關系。評議人谷繼明老師指出，該文以小見大，討論了蒙卦的深刻內涵，深入探究了經學與易學之間的互動和區別，也從人道與天道之間的關系討論了“亨”的意義。但是，谷老師認為該文的倫理觀更偏向經文學還是古文學仍然有待討論。

第三分會場由北京大學李霖老師主持。

北京大學張麗娟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天祿琳瑯舊藏宋刻本〈纂圖互注尚書〉略說》。張麗娟老師指出，今存《尚書》宋刻本共有五部經注本，惟天祿琳瑯舊藏宋刻本《纂圖互注尚書》因殘卷散存，又不易獲見，未能列于校勘之目。張麗娟老師有幸于2024年6月在拍賣市場中獲見民間收藏的天祿本《纂圖互注尚書》第一冊，與今存《尚書》諸善本相比勘，從版刻流傳、文本特點以及異文分布等方面為我們介紹了該版本的相關情況。

清華大學馬楠老師在評議中指出，張老師的論文全面分析了《尚書》天祿琳瑯本的源流和特點，為我們討論并比對四庫叢刊本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天祿琳瑯本的重要性使得它仍是研究者案頭必備的版本。

清華大學張濤老師報告的題目為《王欣夫〈論語注疏解經考證〉初識》。張老師指出，王欣夫先生不僅集藏書家與文獻學者于一身，而且曾從吳縣名儒曹元弼學習，所受經學熏染，亦極深湛。其中，先生的《論語注疏解經考證》撰成于1951年冬，本擬仿儀征劉氏《左氏傳舊疏考證》例，撰成一書，但不久院系調整調到復旦大學中文系，致力于講授“文獻學”課程，其親自撰述專書涉及經學者當推是書。其書根基仍在文獻校勘，而精絕者直入漢晉注與唐宋疏之堂奧。

復旦大學吳格老師在評議中指出，張濤老師的發言讓我們對王欣夫先生的為學與為人更加了解，基本上更無遺意了。此外，吳老師提到，當今學者之間的交流以及異代學者之間的“知己”之感是十分值得珍視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李震老師報告的題目為《〈詩傳遺說〉所見朱子論〈詩〉語錄佚文輯考》。李老師介紹道，南宋黎靖德編纂的《朱子語類大全》是最通行的朱熹語錄匯編本，但所收并非全璧。朱熹嫡孫朱鑒編刻的《詩傳遺說》，收有不見于《語類大全》的語錄佚文三十余條，足為補充。《詩傳遺說》系由朱熹子孫編刻，刊刻時間早于“五錄四類”中的大多數文本，其佚文與異同反映了朱子語錄之更原始的面貌，有較高的文獻價值。

北京大學李霖老師在評議中就《朱子語類》的一些編纂和版本問題提出了一些疑問，并就相關話題與李震老師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安徽大學王獻松老師報告的題目為《江永〈禮書初編〉考論》。王老師指出，徽州學者長于禮學，其中江永《禮書綱目》頗具代表性。江永生前名聲不顯，但在死后，其名下多出了不少托名之作，今人認為《禮書初編》一書即江永所撰。但經考察，《禮書初編》實系清末南京陳作霖據江永《禮書綱目·曲禮》內容刪訂改編而成，因此，《禮書初編》的作者項應著錄為“陳作霖”。

清華大學張濤老師在評議中指出，王老師的文章已經十分完善，不僅結論可靠，而且在下判斷時分寸感的把握也很到位，對相關研究的推進具有切實意義。

第四分會場由重慶大學馮茜老師主持。

國際關系學院唐紀宇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太平經國之書〉中的理財思想》。唐老師指出，鄭伯謙的“理財”觀念，雖然指向國家層面的財物管理，但它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財政學或公共經濟學。因為這些學科更多地關注政府的經濟行為以及由此導致的資源配置與利用的問題，而鄭伯謙則是在理想政治的視域下審視“理財”的。在鄭伯謙看來，“理財”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于其與民生問題的緊密關聯，另一方面在于其對君心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因此，在“理財”制度的安排上既要防止君主侈心的萌生，又要滿足奉養君主的需求。為此，鄭伯謙提出了兩個基本原則：即理國之財非理天下之財，與理其出非理其入。而對于“理財”中必不可少的監督環節，鄭伯謙認為只有監督者相對于被監督者有“相臨之勢”，監督才能真正地落到實處。

臺灣大學彭美玲老師在評議中給出了文獻資料方面的補充和擴展研究的建議。首先，補充了鄭伯謙的背景信息，提出也許可以將其與永嘉學派的脈絡聯系起來看；他曾任常德知府提舉兵馬，或許也刺激到他的學術工作。其次，從文獻上看，《太平經國之書》的流通量不低，引用率也不低，或許可以展開一定的輯軼工作。最后，王安石曾經帶起了一股《周禮》學的高潮，鄭伯謙此書大概也是承此風潮而作，那么也可就此展開對這一波《周禮》研究風潮的探索和比較。

重慶大學陳緒波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先秦儒家人鬼祭祀觀念探析》。在《周禮》中，先秦儒家將整個鬼神體系分為天神、人鬼、地祇三類。三類之中，先秦儒家更多重視的是與人們日常生活關系更為密切的人鬼。在先秦儒家對于生死的最基本認識中，人的死亡就是魂與魄的分離，此后便稱鬼神。而在人鬼祭祀中，尸作為神主，再一次完成了魂、魄的聚合；祝則作為一種特殊的媒介溝通了鬼神與現實世界。尸與祝的存在，是整個祭祀活動得以實現的重要保證。人鬼祭祀活動以饋食禮為主，所表現出的最直接的人文意義就是“孝”。同時通過對生死、鬼神的重新詮釋，先秦儒家構建起了一個與生人世界相映的鬼神世界。先秦儒家對于鬼神世界的構建，再一次印證了儒家倫理思想存在的正當性，更加強化了儒家倫理思想在現實世界的影響與作用。

中山大學李曉帆老師在評議中則從《儀禮》文本不全、三《禮》文本之間的張力等方面為文章論證先秦祭祀活動的人文化與理性化提出了建議。首先《儀禮》中的祭祀對象只有人鬼可能是因為高堂生傳本遺失了祭祀自然神的部分；其次《禮記》中有「祭祀不祈」的明確表述，而《儀禮》中卻記錄了禱詞，因此二者所反映的思想不盡相同，在引用互證時需要謹慎。

中山大學李曉帆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從神靈敬畏到倫理自覺：〈禮記〉自然神祭祀制禮依據的躍遷與實踐演化》。李老師指出，《禮記》各篇對所祭自然神的認知并非全然一致，前人多因這些“不定之辭”而低估《禮記》的思想價值。 其實從這些差異中，剛好可以得見春秋到兩漢期間自然神信仰的內在演進（思想變遷），以及相應的祭祀依據躍遷與實踐演化。 《禮記》中雖然有人格性自然神的記載，但只有個例，并且已然不見如殷墟卜辭中“帝令雨”、“帝令風”般具象化的天神行為。 自然神往往以非人格性、且具有超越性與倫理性的道德神形式存在，被視為宇宙間法則來指導人間事宜。 部分論述中，純物質性的自然世界認知已然萌芽，智識群體將天地等自然對象在理性上視為純物質的自然之物，但在價值認知中又再次將部分超越性加諸其身，從而構建感性上的信仰情態。 《禮記》所載自然神的變化特征恰與春秋到兩漢期間智識群體世界認知的理性化、人文化趨勢一致。 對自然神的認知不同，祭禮構建也隨之不斷發展，祭禮構建依據逐漸從外在的神靈力量震懾，轉向人們內在的心性彰顯與倫理自覺，如何祭、乃至祭或不祭，逐漸完全掌握在人的手中。

重慶大學陳緒波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本文的理論建構視角宏闊，但《禮記》文本的構成本身非常復雜且時間跨度大。篇章之間前后矛盾之處很多，鄭玄、孔穎達都無法彌合，如何理解其內在的一致性和統一性是一個需要更多論述的問題。其次，文章以天為自然神的代表，并從含義上分為三類，嘗試提出一種從人格性的意志天，轉變為倫理性的道德天的理性化、人文化趨勢。但從文獻形成的年代順序來看，論證意志天的材料《月令》、《檀弓》等主要是戰國晚期的，論證道德天的材料則成書于春秋時期和戰國中前期，似乎與結論有不一致之處，或許值得更細致的探討。

第五分會場由復旦大學郭曉東老師主持。

清華大學的陳壁生老師報告的題目為《〈春秋〉之義與〈喪服〉之禮》。陳老師注意到，《春秋》今文學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其中，“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之說，曾引發五經之異義，為歷代所聚訟。許慎以東京大儒，五經無雙，而認為“妾母之子為君”是否應尊其母為夫人，是一個《春秋》學問題，因此，備列三傳之異義。而且，在這一問題上，罕見地出現《公羊》、《左傳》義同，《穀梁》義異。許慎從《公羊》、《左傳》，而鄭玄以《喪服》觀《春秋》。“母以子貴”是建立在“親親”基礎之上的一種基本原則，如果說“子以母貴”在《春秋》學史上向無爭議，“母以子貴”自漢代開始，便引起了巨大的爭論，從許慎《五經異義》所列的穀梁家說到鄭玄，乃至清代經學家劉逢祿等等，都極力反駁“母以子貴”。陳老師提出，重新理解這一問題，對今人如何讀《春秋》，如何理解《春秋》與禮學的關系，乃至如何讀經本身，都有可以參考的意義。

復旦大學郭曉東老師在評議中指出，陳老師在文章中的切入點細致入微，但展現了春秋學與喪服學的關系這一大問題，對于禮學是否能統攝整個經學體系的質疑是非常有價值的；郭老師還提出了一個問題，即是否有鄭玄以外的《公羊》禮制體系，使我們對上述的大問題能有更多角度的考察。

華南師范大學的張淑一老師報告的題目為《侯康〈春秋古經說〉的學術價值》。張老師提出，侯康是清代嶺南地區著名的經學家、史學家，其重要著作《春秋古經說》通過音義比較、義理闡發等訓詁學方法，試圖復原《春秋》古經面貌《春秋古經說》體現出鮮明的學術風格：以《左傳》為尊、以漢學為宗、對杜注能客觀評價，既體現反映了清代考據學的時代特點，也彰顯了嶺南學術兼容并包的地域特點。《春秋古經說》廣泛引用和借鑒前輩學者的觀點，亦與同時期學者的同類著作形成互補，對清人研究成果做出補充、質疑和發展，共同完善《春秋》學的學術體系，受到后人較高的評價。

北京師范大學秦行國老師在評議中首先肯定了張老師文章中的論述和梳理達意清晰，不過張老師的方法更偏向歷史學，對于經義的訓詁中的一些細節問題，秦老師與張老師進行了商榷；并且還提出，在經學中，漢學和宋學并非涇渭分明，在經義方面的考察需要注意這一點。

北京師范大學的秦行國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天與禮：胡安國〈春秋傳〉中的秩序世界》。秦老師提出，宋儒胡安國在《春秋傳》中以天理為基礎，塑造了自然秩序、人倫秩序與夷夏秩序。在自然秩序上強調畏天、敬天，天人相感，人倫秩序上以禮為基礎，強調尊王，君臣之倫，而在夷夏秩序上亦以禮為則強調攘夷，夷夏大防。在此套秩序之外，胡安國又進行了反向的探討，在畏天、敬天之外強調借由內省、修德而可以實現以人勝天，在尊王之外強調天的主宰性，天對王的制約，而在攘夷之外，卻強調用夏變夷，夷狄可進。

上海交通大學余治平老師在評議中首先贊同了秦老師對于胡安國文本材料的版本選擇，在此基礎上對于夷夏問題的考察以及從天與禮關系切入的視角選擇也非常值得肯定；余老師提出，對于漢學“天道”到宋學“天理”的過渡，“天道”的諸種釋義間的比較等形上層面的闡發與細節的展開還可以給予更多的重視。

孔子研究院的陳以鳳老師報告的題目為《〈春秋穀梁傳〉視域下的聘禮與聘例》。陳老師提出，聘是古代一項重要的禮制，主要涵括天子聘諸侯、諸侯聘天子、諸侯相聘三類。《穀梁傳》所言聘禮對禮書的記載略有補充，其重在據禮比經而立例。由例而閘發《春秋》微旨。《春秋》所記聘事共三十九則，兼有周王聘魯與諸侯聘魯，或書“使xx來聘”、或書“xx來聘”，或書時，或兼書時月，或兼書時月日，書法不一而足。書“使xx來聘”、書聘者尊稱、書時三項具備者為“聘”之正例。聘之變例，則主要是變文“使xx來聘”、聘者稱謂的書寫，于“筆削”間揭示《春秋》奧義。聘例藉由比經而得，聘禮在正例、變例之間推闡精微。比諸聘之正例與變例，亦可見《穀梁傳》所蘊含的尊天子、不以親親害尊尊、華夷之別、以禮化夷的思想。

就此報告內容，華南師范大學張淑一老師在評議中首先肯定了陳老師對這一問題的闡述和分析非常細致；之后，從歷史學與經學、禮學間的學科交流的角度，張老師與陳老師就一些細節進行了商榷，例如聘禮的正例與變例的定性問題，以及從史料闡釋的角度《穀梁傳》與《春秋》的文本的可比性問題等。

第六分會場由南開大學范廣欣老師主持，由復旦大學鄧秉元老師、臺灣成功大學林素娟老師、武漢大學博士后研究員覃力維、清華大學吳迎龍博士進行共計四場報告，并由林素娟老師、鄧秉元老師、范廣欣老師及上海師范大學高瑞杰老師對報告內容進行評議。

復旦大學鄧秉元老師報告的題目為《禮學備物觀念的起源及發展——孔門德性論的內在展開》，鄧老師的報告對禮的“備物”觀念進行梳理和澄清。鄧老師認為，在先秦時代，備物觀念大體可以包含四個時期的發展。首先是早期以報本反始為目的的禮樂實踐，其次是周初經文王、周公創制立法后拓展到天地視野，再次是孔門德性論自覺之后在心性領域的開掘，最后則是內圣外王精神驅動下戰國秦漢的經世之學。在評議環節，林素娟老師就情深文明中情感與情實的關系、對孟子本心的理解是否容易受到宋明理學的框架的影響等問題與鄧老師展開交流。高瑞杰老師參考沃格林的相關說法，就孔子在漢代以后的形象及漢代經學的回溯問題向鄧老師提問。

臺灣成功大學林素娟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周禮中的物觀與辨名物之道》，林老師指出，《周禮》中“辨”＋“物”或“名物”的組合是非常常見的表達，其義為對物的辨別。《周禮》由 “辨名物”來建立官職系統以及祭祀、貢賦、賞罰、教化系統，也由“辨名物”展現天道、政事及人倫之秩序。鄧秉元老師在評議中與林老師討論了周禮中對于具體事物的辨別同商周文化的融合這一復雜的前史背景之間的關系。

武漢大學博士后研究員覃力維報告的題目為《甘鵬云、王葆心經學通論著述關系考辨》，發言人指出，在民國經學通論著述中，潛江甘鵬云刊印《經學源流考》較有特色，但該書內容與羅田王葆心《經學通論》大體重合。從成書先后而言，甘氏刪改王書之跡較為明顯，覃老師認為，光緒中期以及光宣之際，二人先后交匯于兩湖書院、京師優級師范學堂，可能影響了各自經學通論的成書。他進一步指出，王氏《經學通論》傳世本不全，甘書雖不無體例問題，但內容更為完整，因此，要見原編全貌，仍然需要二書合觀。在評議環節，高瑞杰老師就王葆心對于今文經學的總體評價更為平和的問題與覃老師展開交流，包括王葆心是在什么意義上肯定康梁學說，造成兩人這一差別的原因所在等問題。

清華大學吳迎龍博士報告的題目為《舊典新章：胡玉縉與民初的祀天改革》，吳博士的報告聚焦于胡玉縉與民初的祀天改革的關系，他首先討論袁世凱祀天改革的核心訴求與理論困境，進而，針對如何具體執行祭天典禮的難題，袁世凱共收到了三份祭天方案，吳博士指出，相比于賈耕和陳煥章的方案，胡玉縉的方案在不損益古制的情況下提出諸多具體的改革條目，既有經學家的操守，在學理上更有說服力，又有新時代下情理的關切，在運用上更具可行性，于是在國會討論中獲得了廣泛的支持。吳博士希望基于此進一步思考古典禮制如何進入現代政制的問題。在評議環節，范廣欣老師就為什么一定要古典禮制進入到現代政制當中去、對袁世凱的討論在全文論述中的作用以及如何理解共和的精神等問題與吳博士展開交流。

分會場第三場

分會場第三場在9月1日9:00—10:40舉行，共設置六個分會場。

第一分會場報告由清華大學趙曉力老師主持。

中央民族大學安文研老師發表了題為《昭穆制與宗法制、喪服制度的制度互構》的報告。發表人指出，在禮學體系中，昭穆制并不是一個孤立的制度，它與宗法制、喪服制度存在著深入地互構關系。昭穆制不僅是宗法制的實踐形態，也是其他禮制得以實現的基礎性制度，是禮學體系的基礎。清華大學趙曉力老師在評議中肯定了安文研老師的研究結論，引申到對葛蘭言和列維·斯特勞斯親屬制度研究的討論。

中國社會科學院常達老師報告的題目是《從經典中的人君之“家”重審儒家人倫思想》。常老師的報告指出，人君之“家”在儒家人倫秩序中具有特殊意義，它不僅是代表個體親情的場域，更是人君政教典范和倫理義務的體現。也正是因此，人君得以從“一家之私”出發來展現其“典范之公”，并通過恪守親親之道保留“親親”作為一種人倫精神的必要性，使家國、公私之間的張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兼容。中央民族大學安文研老師在評議中指出，常老師的論文對“私”的概念進行了很好的界定，明確了公私一貫的倫理格局，并提出了幾點文獻學上的疑惑。

山東大學蔡杰老師報告的題目是《父喪與君喪的沖突如何化解？》。蔡老師指出，父喪與君喪的沖突問題是研究君父關系的重點。通過對父喪與君父相遇時，未殯、既殯、既啟等多種情況的殯葬沖突分析，蔡老師指出，孔子的應對方案是以具體情境的緊急性為判斷依據。其次，通過對多種情況的喪服沖突分析，雖然以“尊尊”作為權衡標準，但其應對方案也是靈活變通的。北京大學陳立瑜老師在評議中指出，蔡杰老師的報告清晰地描述了君父兩大倫的沖突，不過，在具體的情境下究竟如何去做，陳老師認為這一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的討論。

北京大學的陳立瑜老師報告的題目是《在子與婦之間：禮經對女性情感世界的體察——以〈喪服·記〉“子折笄首”的情境為例》。陳老師指出，禮經認為對于已婚女性而言，子和婦的身份都是內在于她的。因此，禮經針對這個情境制定了“卒哭，子折笄首”的禮，對她返回夫家的時間節點和服飾做出了規定。可以看到，禮經對女性人格與情感有充分的體察和關照，站在女性的立場上去為她考慮。中央民族大學安文研老師在評議中指出，陳老師觀點鮮明，自覺地帶入了社會學分析的意識和視角，從人倫實踐的角度考慮了婦人兼為女子子的復雜心態，刻畫出了女性在雙重處境下的道德分量，不過仍有意猶未盡之處，可以結合其它材料擴大議題。

四場報告結束后，報告人就經典材料的使用、內外公私含義的問題進行了討論。

第二分會場由武漢大學朱數明老師主持。

北京師范大學孟琢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先秦經學視域中的“以意逆志”新探》，報告深入探討了孟子“以意逆志”思想在經學發展史中的地位和影響，并闡發了“以意逆志”的深刻內涵與產生的歷史背景。評議人肖清和老師指出，該文非常有深意，從經學而不是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角度去理解孟子的“以意逆志”，具有很大創新性。此外，肖老師認為孟子的思想在與西方詮釋學進行融合的意義上仍有一定的討論空間。

中央美術學院萬笑石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取爵于篚：一項祭禮儀節的變遷及其圖像表達》，報告討論了爵在祭禮儀式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闡述了圖繪中的“前獻爵”，宋代以來禮圖中的篚的形制，以及“取爵于篚”這一環節在禮圖中的消失過程。評議人郭永吉老師指出，該文能夠從細微處去發現問題，對器物的形制考據也非常深入。同時，郭老師也提出，篚作為器物的形制的變化是否能體現儀節的變化仍然有待商榷。

鄭州大學蔣鑫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天體帝德”：鄭玄六天說的體用顯隱結構分析》，報告討論了鄭玄六天說的哲學意義。蔣老師介紹了鄭玄宇宙論的渾天說背景，鄭玄六天體系的不同組成部分，以及昊天上帝與五天帝之間的關系。評議人林勰宇老師指出，該文闡釋了地與天、諸天、星象之間的關聯，內涵豐富。同時，林老師提出，論文最后提到的皇天上帝、昊天上帝之間的同屬關系，星象之天元氣之天的體用顯隱關系仍然需要進一步闡釋。

第三分會場由重慶大學黃銘老師主持。

湖南大學許超杰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君臣父子與家國天下：曹元弼論殷周革命中的天命與人倫》。許老師指出，面對清末由帝國而民國所導致的“無君”的終局，湯武革命問題中“革命”與“放弒”的區別和界限顯得尤為重要。曹元弼認為，就傳統中國而言，惟有堅持君臣父子之倫序，傳統中國之秩序才能得以維持。通過對文王、武王與周公之君臣父子之倫作了深入的分析，曹元弼實是借助文、武、周公來討論當世人倫的消解，并希望藉此以重建君臣父子之倫。

臺灣東華大學程克雅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曹元弼所探討的湯武革命是經學史中不會回避的一個問題，歷代學者面對這一復雜且微妙的問題，在不斷的探討與消解中想要捍衛的仍然是一種經典的理想型。在對曹元弼的學術內容充分挖掘的基礎上，程老師對許老師的進一步研究提出了期待。

暨南大學李旭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周秦之變下的兩漢政教意識 ——從“天人三策”到〈史〉〈漢〉書志》。李老師指出，漢武帝時期董仲舒和司馬遷的王道觀一本《春秋》之義、孔子之學，其政教理路由內而外、由近及遠。及東漢班固撰《漢書》十志，一方面承接《史記》八書的“古今-天人”論域，另一方面在充分吸收新莽古文經學之成就的同時反其道而行，構建出“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的古制圖景，力矯新莽以虛文為教化的迂闊與妄誕，開鄭玄、杜佑制度禮樂之學的先河。

重慶大學閆云老師在評議中指出，在李老師的報告中，宋人所探討的“治出于二”可以追溯到《史》《漢》的志書，具有一定的時代合理性。此外，閆老師建議對制度源流的問題意識和探討方式都可以進一步細化、深入。

重慶大學閆云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大一統文教根基的凝定與化成——由〈春秋〉向〈詩經〉的溯源》。閆老師強調，由《春秋》學“大一統”向“《詩》教”溯源，能夠把握周代立國關鍵時刻中治體演進脈搏，由此窺探三代大一統的文明原理和秩序機制。其中，漢儒《毛詩》學通過對周代詩教傳統基本結構、政教內涵、致治邏輯的理論建構尤其重要。閆老師認為，回溯三代立國時刻、治體源流而理解大一統政治的基源性，可以認識到中國文明原理的特質和大一統的普遍性意義。

清華大學陳壁生老師在評議中指出，“大一統”是一個非常廣泛的話題，從不同角度和時代來看都具有不同的面向和內涵。將分封制與大一統相關聯，是閆老師文章的一個創見，但是否要將這一觀點落實到《詩經》上有待進一步考慮。

中央民族大學李明真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君師之間：漢魏晉時期的孔子祭祀與孔子形象》。李老師指出，漢代的辟雍禮與魏晉時期的釋奠禮都具有祭孔學禮的性質，在制度上具有承襲關系。從辟雍祭孔到太學釋奠的轉變的背后，是孔子形象的轉變：從有德無位、為漢家立法之素王，到君師合一的結構被打破后，師所傳之道是尊德尚齒的儒家品格，而不再是致太平之大義。漢魏晉時期孔子祭祀的發展，展現了君師之間、政統與道統之間更為復雜的面向。

湖南大學許超杰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李老師選取祭祀作為切口對孔子形象從漢到魏晉的變遷做了討論，很有價值。但似乎文章的側重點更多是在于變遷的結果而非原因，而后者對于深入分析該問題具有意義。

第四分會場由北京大學李暢然老師主持。

杭州師范大學褚葉兒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天子的孝天與孝親：論鄭玄的明堂禮》。文章通過梳理、分析和比較鄭玄對于明堂禮的構建與兩漢之際的明堂禮實踐、其他經學家的明堂說，明晰了鄭玄明堂禮的特點。褚老師指出，在鄭玄的建構下，明堂宗祀是最直接的以父配天，它是以祖配天的起點，所以明堂宗祀和南郊郊祀構成一個意義整體，緊密不可分；從義理上講，天子之至孝由對父的親親之情開始。鄭玄的感生說一方面由孝親上升至孝天，另一方面也是認為天子應該從天（公）的層面行使家內之孝。但是在后來的經學史以及禮制史中，由于對感生說的拋棄、跳過以父配天直接以祖配天，使得明堂禮的重要性削弱。

重慶大學馮茜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本文對鄭玄明堂禮的詮釋既有歷史感又具有思想層次，揭示出了其中所承載的豐富的義理。孝經講的嚴父以配天，講的很清楚，王莽和明帝的時候其實也意識到了，所以王莽的元始儀里面，講法與做法之間有點矛盾，發生了背離；明帝的時候也是。這可能是因為實踐的目的，而鄭玄沒有現實的負擔，所以能夠從經學的、學術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所以是否能夠理解為，這樣一種由孝親推到孝天的這樣一種思想，其基礎是從經文本身加以提煉的，而相對于這一基礎，鄭玄的感生說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是他發明的地方？

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明學院何仍端報告的題目為《禮聞“來學”，亦作“往教”——王艮論“修身見于世”》。文章想探討的是泰州學說的一個疑點，即王艮對禮學的態度是否發生了斷裂式的轉變。通過梳理王艮學說及生平經歷的演變，何老師總結了王艮禮學的特點，其一，禮學大綱即是“自卑尊人”。王艮本著師生之禮及恕道的邏輯推論，大倡“尊己”“尊人”的正當性。從“尊己”到“尊人”的中間環節，則是“人亦尊我”。其二，王艮禮學的一貫教義，不在于“別貴賤”，而在于“化賤為貴”。青年的“馭輪上京”、晚年的“修身見世”，皆是如此。

中國社會科學院李震老師在評議中指出，這篇文章征引廣泛，文字流暢，對泰州學派的研究非常深入。從王艮對于禮的早期、晚期的講法，引入到王艮的修身論，從他生平經歷的過程中看到其禮學觀點的變與不變。何老師非常有見地的一點在于，指出王艮他非常個人性的、去改變別人的傾向一直沒有改變，他一直不是一個獨善其身的姿態。但是，如果看王艮兒子的說明，王艮的一生是有一個變化的，存在著從學習到影響他人的轉變。所以想請教何老師，王艮一生貫穿的主線都始終在影響他人，還是晚年學為圣人后才影響他人？

北京大學孔祥瑞老師報告的題目為《試論父之尊的四個層次》。文章旨在回應喪服學的一個核心問題，即厘清尊尊如何生于親親，又如何進一步從中推演出多個層次的尊尊。其核心難點在于，如何從含義相對簡明確定的親親之“一”，推出父之尊、祖之尊、宗子之尊、夫之尊、爵位之尊等“多”種尊尊。通過為父服與為諸母服、為諸祖服，以及為宗子服與為國君服的比較，孔老師認為，父之尊包含生身至親之尊、家之嚴君之尊、本族正統之尊、宗子收族繼體之尊四個層次。通過區分出這四個層次，可以對父、母、祖等“至尊”的關系、為母服的各種情況、宗子與祖之尊的關系等問題給出比較完善的解釋。

河北大學劉斌老師在評議中指出，這篇論文寫得非常成熟，問題意識很強。一般認為親親生尊尊，但其中的機制還未被闡釋清楚。孔老師從這個問題入手，從尊的層次來加以考察，抓的點特別準確；對喪服的經傳，歷代學說有也很好的理解，論證特別詳細，能夠把考證后的原理系統地呈現出來。但是，如何處理喪服傳中的私尊？如何處理父之尊與母之尊之間的張力？能否把祖之尊、宗子之尊建立在父之尊之上？這些相關問題還需要更好地加以回應。

第五分會場由中國政法大學郜喆老師主持。

復旦大學的郭曉東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因“辭”見義與比“例”推義：董仲舒與何休詮釋〈春秋〉的方法論異同》。郭老師提出，“辭”與“例”都是治《春秋》關鍵要素，欲明《春秋》大義，或因“辭”以見義，或比“例”以推義。就治《春秋》的方法論而言，因“辭”見義與比“例”推義，二者事實上有著相當大的差異性。在兩漢《公羊》學傳統中，發明“辭”法最具代表性的當屬董仲舒，而在方法論上以揭橥《春秋》“例”為特色的，則以何休為代表。通過對董仲舒與何休的比較研究，可以對作為方法論意義之“辭法”與“例法”的異同有一更為深入的了解，并進而由此彰顯董仲舒與何休詮釋《春秋》之方法論得失。

北京師范大學秦行國老師在評議中首先肯定了郭老師論述詳實，對于兩方觀點之比較和結論非常有啟發性；之后，以朱子對《春秋》文本的處理為出發點，就辭、例關系的理解以及“以禮見褒貶”與“以事見褒貶”的比較與郭老師進行了探討。

上海交通大學的余治平老師報告的題目為《鄭伯克段：兄不親親，弟不尊尊？——禮法與人倫博弈個案的公羊屬辭研究》。余老師提到，鄭莊公殺死親弟共叔段一案因為滲透著親親尊尊的糾結、政治與倫理的對沖而常被后世所議論，但卻經學史上卻無人點破、理出脈絡并闡發鄭伯大惡的根本原因是損壞人倫秩序。余老師回歸經學詮釋的方式，借助《公羊》多種辭法，挖掘并辨析各自所包含的義理而對罪責判定進行第一次系統而集中的哲學論證，即是對春秋學研究的創新和推進，藉此實現對國君帶頭破壞血親人倫基本秩序構成大惡的創新性詮釋，并一一指出公羊家評價之不足。

復旦大學郭曉東老師在評議中指出，余老師選擇《春秋》中具有重要意義的“鄭伯克段于鄢”事件這個切入點非常好，報告中對于該事件中政治與倫理的對沖、國法與倫情的張力余老師都把握的很準確，對于親親尊尊問題的討論很有啟發性。

孔子研究院的李翠老師報告的題目為《何休對〈春秋〉“王”義之發明》。李老師提出，天王、王、天子是《春秋》經對周天子的通稱，從《春秋》書法來看，各有義旨。《公羊傳》多以例明義，開篇即以文王正始說詮釋了天命一統的理念，“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者方配“王”之稱號，王為正名，天王、天子為通稱。何休以《傳》為宗，對“王”進行了獨特的思想發明和理論創新。他發明“時王之禮”，提出“以天正王”，極大彌補了《公羊》略拙于“治正”的闕漏，強化了《公羊》禮制的普適性及實踐性；他以“天子一爵”說重塑“天一天子一天下”的天人秩序，將天子置于爵序頂層，賦予“天子”稱號現實層面的政統權利，亦對其權利進行“天”的限制；他明“王魯”說，“托隱公為始受命王”，塑造一個理想中的圣德廣大的“新王”以變革現實中不堪的“舊王”，將天命轉向劉漢政統，并且以其三世說構筑的歷史進化論為后世之“王”制法。

就此報告內容，郜喆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李老師的文章是當下《春秋》學研究新趨勢下的工作，對何休《春秋》學的時代背景和義理解讀把握比較準確，具有一定的現實價值；之后，就文本理解和論述中的一些細節問題進行了探討，并且從總體思路上，兩位老師關于如何理解何休對禮制構建的追求背后的意義以及其在歷史上的位置進行了商榷。

第六分會場由重慶大學陳緒波老師主持。

南開大學范廣欣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君子與禮義：荀子〈王制〉篇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范老師細讀荀子《王制》篇文本，引入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的相關觀點與之進行對比，范老師指出，與以盧梭為代表的社會契約論傳統不同，荀子認為人人平等是混亂的根源，也是一種違反自然秩序的不自然的狀態，而文明社會在于重建有建設意義的差等秩序，讓每個人各得其所，讓社會整體和諧安寧。荀子認為，盡管先王創造了文明秩序，在現實世界中這個秩序卻不能由一個人，而是由君子群體來維系。因此，就政體而言，他主張由貴族（集體負責）制而非君主制政府來實現先王之道。在評議環節，宮志翀老師就做中國的政治思想史的方法論問題與范老師討論，與此同時，也討論了對于政治體而言，平等和不平等哪一個是人的自然。

北京大學陸胤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從“經文”到“經義”——“讀書革命”視野中的近代讀經法變異》，陸老師的報告關注近代讀經法的變異，指出清末通過康梁對今文經學的推崇，經義逐漸從經文中脫離出來。陸老師指出，伴隨著白話文的興起與新學科秩序的形成，這一問題已不限于讀經本身，更關乎普遍意義上的教化實踐與讀寫生活，預示著一場漫長“讀書革命”（Leserevolution）的發端。鄧國光老師在評議中指出，“經學瓦解”的問題要從不同的層面來進行處理，并就“經學瓦解”這一問題的歷史脈絡同陸老師展開交流。

同濟大學孫磊老師的報告題目為《重構天下文明圖景——晚清春秋公法觀再審視》，孫老師認為，《萬國公法》所引發的晚清經世儒者對西方國際法的爭論，可以在經學的視域下來把握，孫老師分別討論了以康有為、唐才常為代表的今文經學公法觀和以廖平和宋育仁為代表的今古文經學公法觀，強調晚清春秋公法觀是現代中國國際法書寫中最具有文明主體意識的先行者，對我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重構天下文明圖景有重要價值。評議環節，范廣欣老師就丁韙良傳統、春秋公法的理論源頭等問題與孫老師商榷。在交流環節，宮志翀老師、鄧國光老師亦指出陳煥章的《孔教經世法》的重要理論價值。

中國人民大學宮志翀老師的報告題目為《獨立自由、“去形界”與婚姻的瓦解》，宮老師以女性群體為考察對象，結合康有為在《大同書》中關于女性的討論，關注近代中國的獨立自由觀念及其推動的社會變革的基本特征，特別是如何理解男性和女性、男女有別以及婚姻生活。在評議環節中，陸胤老師與宮老師討論了男女觀背后的人論、傳統社會賦予男女不同的社會屬性、以及儒家在現代開放社會中如何維持屬性分別、獨立自由這一概念最初包含的負面色彩等問題。

分會場第四場

分會場第四場在9月1日10:50—12:30舉行，共設置六個分會場。

第一分會場由中央美術學院萬笑石老師主持。

臺灣大學黃啟書老師報告的題目是《李之藻〈頖宮禮樂疏〉樂疏中樂律部分的承襲與發揚》。黃老師指出，明代李之藻《頖宮禮樂疏》為當今孔子廟研究中極為重要的原典文獻之一，其樂疏部分完整涵蓋了詩、音、舞三部分。其理論有四個主要特點：一是“度數為本，先音后詩舞”；二是“制器審音，方能定樂”；三是“律數悉遵朱載堉之說”；四是“重視音樂之教化功能”。香港中文大學張曉宇老師在評議中指出，黃老師對《頖宮禮樂疏》的研究進行了很好的推進。此外，張老師就李之藻樂學的歷史背景、《四庫全書總目》對《頖宮禮樂疏》的記載等問題進行了討論。

臺灣“中央”大學郭永吉老師發表了題為《西漢樂舞制度與儒家之關系》的報告。郭老師從先秦儒家理念中對雅樂、俗樂的區分論起，厘清雅樂、俗樂之本質與分際，針對西漢朝廷樂舞一一檢視，發現絕大多數均非雅樂，最后分析了西漢朝廷所用樂舞不合儒家理念的原因。北京師范大學李曉煦老師就雅樂和俗樂的分際、西漢儒生對雅樂的看法、《東觀漢記》材料的使用等問題提出了一些商榷之處。

香港中文大學張曉宇老師報告的題目是《九獻儀節考：以〈禮記正義〉大祫九獻說為中心之考察》。張老師仔細梳理了九獻這一禮學難題，逐項分析二祼、朝踐、饋獻等各項儀節，以杜佑《通典》、衛湜《禮記集說》所輯陸佃《禮記解》、楊復《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為例，論說九獻學說在中古禮學知識界中的繼承、衍伸與修正。重慶大學陳緒波老師在評議中指出了飲酒禮在禮學當中的重要性，對祼禮的含義進行了補充，就文章的幾處細節提出了問題。

北京師范大學李曉煦老師發表了題為《唐代大儺儀制探析》的報告。李老師指出，儺禮最早出現在《周禮》中，隨著東漢等朝的實踐，至唐發展成熟。李老師對《大唐開元禮》中開元時期的大儺儀制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包括行儺人員和動作流程兩大部分。不過至于唐后期，人們對儺禮的功能認知更加理性，民間要素增多，至唐后期不行，儺戲最終取代儺禮成為“儺”的代名詞。評議人黃啟書指出，李老師的報告考證精審，對儺祭的演變有相當好的發現，之后兩位老師就禮圖的繪制、佛教化娛樂化傾向對儺戲意義的影響、明清相關儀式等幾個方面進行交流。

第二分會場由臺灣成功大學林素娟老師主持。

中國人民大學李若暉老師的報告題目為《背周道而用夏政：從論六家要指看墨家禮制之構建》，報告從身份與非身份的禮制討論入手，闡釋了墨家的禮制內涵，指出墨家是一種選賢制而不是身份制，在祭禮上是生無等級死無等級，強調節用。評議人方朝暉指出，該文從等級的角度出發對儒家的禮制進行批判性分析，具有很強的啟發性。但是，仍然需要區分等級與身份這兩個概念上的差別，墨家的禮制思想也存在可批判之處。

清華大學馬楠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從〈論衡〉看漢代章句的經義論難》，報告提出了循文說解和經義論難的思路，并展開了經義論難的具體過程，提出了論難的整合異同，以及通義作為論難的終結。評議人華喆老師指出，論文功底深厚，具有很大啟發，但是南北朝對論難方式的總結是否可以被用作看待前朝的論述是有待商榷的，不同人對論難的討論之間的聯系和區別也需要進一步澄清，缺少必要的說明。

北京大學李霖老師的報告題目為《〈漢志·六藝略〉劉歆遺意鉤沉》，報告分析了劉歆《移書》的寫作目的，并在此基礎上分析《漢志·六藝略》中劉歆的表達內涵。評議人馬楠老師指出，該文對移書的認識是非常正確的，但是接下來可以對劉歆對他人進行批判的技巧和技術進行補充，此外，學官的增設問題也需要重新進行討論和澄清，可以嘗試不按民國時期今古文對立的思路，而是回到西漢時期的討論框架中去。

第三分會場由德國耶拿大學仲威老師主持。

中國社會科學院徐到穩老師報告的題目為《荀子是禮學大師嗎？——構建儒家經學專業主義評價體系的一番嘗試》。徐老師認為，近百余年來學術界對荀子在中國禮學史上的地位莫衷一是，這折射出完整精密的儒家經學專業主義評價體系至今闕如。通過辨析九位有代表性的中國禮學家與荀子的關系以及中國禮學史的開端，徐老師判斷出荀子對后世禮學影響非常有限（至多是禮學名家）且是中國禮學“史前人物”。進而強調，構建儒家經學專業主義評價體系是一項對治經學虛無主義的龐大工程，需要經學共同體付出持久而艱辛的努力。

孔子研究院陳以鳳老師在評議中指出，徐老師對經學史的歷史和分類都有自己的獨到見解，陳老師就相關問題與徐老師進行了提問和探討。

黃岡師范學院曾軍老師報告的題目為《何以“居”？——〈禮記〉所載居喪禮及其思想意涵》。曾老師認為，居喪之禮是喪服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生者守喪之禮。先秦儒家重視居喪之禮，一方面居喪者在三年之中謹守禮節，哀情隆殺有漸，修養得以提升。從思想史角度來說，居喪禮或許開啟了儒學修養工夫路徑。一方面合于禮成為社會的普遍行為標準，知人、識人的準的，孝心禮行得到弘揚，醇厚社會風氣。

中國社會科學院徐到穩老師在評議中對曾老師的文獻綜述、文章結構和寫作方式等問題提出了建議，可以再增加一些社會學、人類學的理論依據。

中國政法大學郜喆老師報告的題目為《論早期中國思想世界中的三次“絕地天通”》。郜老師向我們闡釋了早期中國思想世界中關于“絕地天通”概念的三次衍變：首先從《國語·楚語》出發，春秋時期諸侯國大夫和史官意圖通過“五官”體系來實現“絕地天通”。接著轉向孔子編定的《尚書》，“絕地天通”向以天道為核心的政治神學進行轉變。最后聚焦于孔子所著《春秋》，強調了通過革命和改易歷法來實現政教與天道的重新連接。郜老師認為，以上三者既是對“絕地天通”神話的解釋與重構，也是對中國政教文明之基的不斷遞進。

海南師范大學林勰宇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我們可以把“絕地天通”的不同階段理解為人們對同一歷史時間的不同敘事和記載，后世學者也具有不同的視角和觀點，郜老師的文章對于我們進一步理解該問題具有啟發意義。

海南師范大學林勰宇老師報告的題目為《關于“古不墓祭”問題禮學闡釋之嬗變芻議》。林老師據先秦秦漢文獻記載指出，“墓祭”習俗出現于春秋戰國，包括葬日尸祭土地神、歲時以供品祭祀墓主等內容。“墓祭”可能源于戎狄之俗，雖不合古禮，但在秦漢以后作為“廟祭”和“家祭”的補充形式被廣泛接受。作為一整套綜合性習俗，其內容可能因時代、地域、宗族不同而存在差異。蔡邕所說“古不墓祭”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觀點，而是針對東漢明帝所創上陵禮而言，特指古時天子不在墓前舉行祭祖儀式。

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曉璇老師在評議中指出，前秦至秦漢墓制演變以及宗廟祭祀與墓祭此消彼長，有助于理解漢代墓祭興起的現象。

第四分會場由北京大學吳飛老師主持。

武漢大學楊華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前人研究禮學的若干方法》。楊老師首先指出，禮學是一切傳統學術的基礎，六經皆有禮在其中；同時從廣義上來說，禮也是傳統文化的根基。傳統禮學研究有其悠久的傳統，從中可以歸納出五種研究方法：歸納凡例、繪制圖表、循次第讀禮、注重群經之間與經史之間的內證外證、以及注重明悟大意而非陷入細節。在當今從事禮學研究，則有一些困境需要特別注意：要克服古今知識的捍格，不能采取“六經注我”的盲目態度；需避免饾饤之學；在傳承與創新的平衡中要更重視傳承的一面，但跨學科、跨文明的比較是當代研究應當把握的創新機會。

北京大學吳飛老師在評議中指出，平衡傳承和創新的問題在張之洞、曹元弼的工作中即有體現，《禮經學》在繼承的基礎上已經提出了很多新的思考。除了比較研究之外，我們今天還有更多的技術手段來進行類似傳統繪圖研究的復原工作，例如彭林老師的《儀禮》復原就是其中的典范。但新的技術手段更加凸顯出了鄭玄的注解體系在對待儀式實際可操作性上，與敖繼公等宋元之后學者在思路和態度上的差異，這是一個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臺灣政治大學鄭雯馨老師報告的題目為《論方苞比類法對禮儀的詮釋及其義蘊——以〈儀禮析疑〉為中心》。比類法即將事物、現象分類，相互參照、比較，從而求得理義或是非的步驟。鄭老師首先介紹了清初經學家方苞在研讀《儀禮》時應用比類法的具體表現與特征，指出方苞尤其偏重于“同能見同”的方法，得事物現象之共相進而括例；其主要目的在于闡明義理；在具體詮釋中采取部分與整體相互印證，呈現相當程度的系統性。其次，透過與淩廷堪《禮經釋例》的對照，指出方苞著重禮意詮釋的特征，而對于論據多寡與凡例普適性的重視程度較為不足，并歸因于方氏所秉持的“禮即理”之宋學預設。最后，指出比類乃承襲自朱子“理一分殊”的觀念，是為格物、窮理的實踐。

井岡山大學鄧聲國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比類法可以歸為釋例研究，向上可以追溯到漢唐以來的研究傳統，在清初成為學者“以經解經”之思路的具體實踐，方苞正是推廣此法的重要人物。文章通過將方苞的比類法和凌廷堪的研究相比較，很好地凸顯了方苞的貢獻和特點。文章提出以「禮即理」的宋學立場來解釋方苞以比類法解經的學術研究，或許可以進一步與漢唐學者的釋例研究相比較，從而讓討論更全面。

中國政法大學呂明烜老師報告的題目為《“材料先行”與“義理先行”：經學方法論視域中的“三家之僭”》。 呂老師從方法論角度透視《論語》“三家之僭”諸章解釋史，梳理出“材料先行”和“義理先行”兩種解經策略：“材料先行”側重考索群經，就事論事，通過系聯群經、彌合眾說搭建經學語境；“義理先行”則堅守經制，帶著對事件性質的判斷考量材料。解經方法并不天然地和某種經學立場或陣營捆綁在一起，卻透露了注釋者對“經”的理解和對解經工作的性質判斷，從方法論視角考量傳統注疏，對我們思考經學的當代開展方式有重要價值。

武漢大學楊華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文章使用了較為復雜的概念，辨析非常細密，如果有計劃就“三家之僭”作為一個歷史事件本身展開討論，空間觀念的地域性會是一個可能的切入點。從出土楚簡中也會有“東南西北”的地理概念，但這些方位是以哪里為中心其實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不同地區的諸侯政權是不是有各自的區域性的空間觀，可以作為討論魯國祭祀泰山的一個文化背景。

北京大學郭重言老師報告的題目為《鄭玄〈儀禮〉位向注解中的“統于”原則》。郭老師整理了鄭玄在注解《儀禮》中各種角色、物品的位置與朝向安排時所提出的“統”之原則，歸納出其典型的形式與傳達的禮義。并以設席之位向問題為例，展開討論了“統于尊者”這一簡單原則如何幫助我們通貫地理解，包括在堂上、室內、為神、為人等諸多情況下設席的內在規律。并通過與結構主義方法以象征性結構分析建筑空間的思路之比較，提出《儀禮》中的位向設計不僅僅是基于“象征”邏輯的定位問題，在此基礎上還需要通過安排統籌眾多人、物內部的相互指引關系，來實現更細膩同時也更靈活的空間敘事。

臺灣政治大學鄭雯馨老師在評議中首先肯定了文章很好地運用繪圖的方法，清晰直觀地呈現了《儀禮》位向安排中的“統”之規律，并對儀式形式生成的邏輯層次展開了解析。其次指出，《儀禮》各篇之間的敘事主題大相徑庭，但在有限的行禮空間中，經過反復的折衷權變，很可能會出現偶然性的重疊，這正是其在空間中靈活的一面。因此在討論形式背后的禮義之時，儀節的語境是讓分析更深入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五分會場由上海交通大學林振岳老師主持。

上海交通大學的潘星輝老師報告的題目為《是故惡夫佞者》。潘老師注意到，在《論語》中，孔子論“佞”多泛言，唯有一顯一隱兩處交代了具體語境：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后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潘老師以此為線索，參考歷代對“佞”字的釋義，提出孔子對“佞”的厭惡以及這種厭惡所表現出的孔子對當時政治形態、意識形態變化的擔憂以及對品性虛偽之人的批評，并在此基礎上討論了現代社會中“佞”的野蠻生長這一令人擔憂的趨勢。

就此報告內容，李為學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潘老師從古典理論見諸現代問題的問題意識非常值得肯定，“佞”相比反映在個人身上的現象，更恰當地說應當是群體的氣質，而《論語》中對佞的討論對于現代的一些社會問題非常具有參考價值；報告中對“仁”和“佞”的比較也非常有啟發性。

四川美術學院的李為學老師報告的題目為《〈論語〉中的天學問題》。李老師提出，《論語》“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一句中“天道”當作何解釋歷來有爭論。但是近代研究者注意到,“古無以天理做天道解者”。如果說宋儒的“天理”解釋傳統更為哲學化需要我們警惕的話，那么另一個解釋路向就是依照漢儒鄭注、司馬遷《天官書》中的解釋傳統，將之與古典歷法制度聯系起來。而我們恰恰能夠讀到《論語》中關涉到天學的內容，除了直接論及天道之處，就集中在《為政》《堯曰》等章的堯舜圣王德性問題中，以及郊禘、告朔、舞雩等具體禮制之中，這說明以歷法問題為核心的天學問題構成了儒家基礎。由此延伸出的天人問題、時間問題也是我們理解儒家政治設計的基礎。

就此報告內容，顧海亮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李老師從漢儒而非宋儒的觀點出發，以歷法來理解天學的視角非常有價值，除了《論語》以外，《詩經》《尚書》和禮學中皆有論及天道與歷法關系的論述，可以作為李老師研究的補充，同時還建議可以參考日本學者一些對朱子的批評研究來綜合考察這個問題。

南通大學的顧海亮老師報告的題目為《〈論語〉“能近取譬”新考——兼論孔子言“仁”之“德行“政事”之分》。顧老師注意到，《論語?雍也》“能近取譬”章，孔子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答子貢“問仁”，學者多視為理解孔子“仁”學的關鍵。從宋學義理貫通角度，在“德行”（德性）層面以“恕”、“忠恕”詮釋此章的基本思維模式，有其問題意識及哲學理論意義，但也存在不少學理問題。而從漢學文本考據層面講，以往詮釋并沒有找到切實有效的證據，以形成確定之解。通過對《論語》中孔子與弟子論“仁”諸條目作全面梳理與詳細解讀，顧老師提出由此可見孔子言教弟子采取“因材施教”“因情境設教”的方式，其言“仁”有“德行之仁”“政事之仁”的區分，分別針對“修德者”與“從政者”而言。

就此報告內容，吳小鋒老師在評議中指出，他非常贊同顧老師將“利人”“達人”的概念不單從德性出發，而是放到歷史背景里討論，這是對于經典的研究工作所必要的。在此基礎上，吳老師從考慮經史關系的角度，建議顧老師可以嘗試將政事層面和德性層面的理解建立聯系，以期闡發經文超越時代性的價值。

上海交通大學的陳穎飛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從清華簡〈封許之命〉論西周初期的分封》。陳老師提出，清華簡《封許之命》是迄今唯一詳細記載西周初某諸侯國分封的出土簡文。《封許之命》帶來的一系列新知，成王封許，始封君是呂丁，他是因功受封，糾正了許慎所言“甫侯所封”、杜預所指“武王封其苗裔”。許慎、杜預解說“許”,可分為糅合先秦舊說、受到漢以來文獻影響、推演新見三部分，而后者往往致誤，杜預的武王說疑系誤讀《周本紀》武王封諸侯而來。西周初期分封不能簡單看作武王的一次分封，或武王、成王的二次分封，即便是成王時期的分封，也有前后期之封，是一個發展的過程。

就此報告內容，寧鎮疆老師在評議中指出陳老師在報告中對于幾代分封脈絡的梳理非常清晰，對于分封細節的考據詳實，采用清華簡分析也得出了與一般文本相比更新穎的觀點，兩位老師隨后就周初分封中的邏輯與制衡智慧等作了熱烈深入的探討。

第六分會場由湖南大學許超杰老師主持。

湖南大學殷慧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宋明禮教思想的展開及其特性》殷老師將宋明禮教的特點總結為義理化、主體化和民眾化三點，她強調義理化是為了應對漢末以來玄學的質疑和佛學的挑戰，此將禮義上升到本體高度，以理、心、良知解禮，建構了相應的形而上學體系。主體化以禮教思想的內向化、心性化為內因，表現為詮釋者在詮釋禮教規范、禮學經典時的在場，這種傾向與義理化相伴而生，在陽明以心言禮后特別彰顯出來。民眾化的傾向與主體化相聯系，是庶民社會的產物，而陽明的“萬物一體”則為民眾化注入了新的思想源泉，使民眾化傾向在陽明后學中發展到極致。在評議環節，張自慧老師就人類的文明史作為教化史的問題、禮之本的內涵、禮儀和禮義二者的區別等問題與殷老師、現場旁聽周加李老師展開交流。

上海師范大學張自慧老師的報告題目為《禮宜樂和：禮樂文明之精神特質——兼論中華文明韌性之根因》。張老師的報告關注中華文明富有韌性和生命力的原因，張老師指出，從文化上說，中華文明的強大生命力源于其獨特的禮樂文明模式，特別是禮樂教化所蘊含的禮宜樂和的內在機理。張老師進一步從理論維度和實踐維度分別探討了禮宜樂和同“文明以止”的思想淵源以及先秦儒家探索出“文明以止”的路徑和方法。在評議環節，殷慧老師就禮之本在中國哲學思想脈絡中的理解、“止”這一概念如何統合六經等問題與張老師展開交流。

新疆師范大學依力亞·艾爾肯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先秦儒家“禮教”的“德性”化育及“理性”養成——以〈禮記〉為中心的考察》依力亞老師從《禮記》文本出發，指出禮教化規范為義務、化知識為德行的化育之功，從仁、義兩個角度討論了禮教對于德性養成的作用。在評議環節，李翠老師從編輯的角度與依力亞老師展開交流。

陳赟老師的報告題目為《禮之起源、秩序本性與文明歷史——以〈禮記·禮運〉為中心》。陳老師的報告內容由暨南大學李旭老師代為發言并進行評議，陳老師的報告論證和展示了從神顯到人倫的禮學史脈絡。在討論環節，在場老師結合自己的發言內容就這一禮學脈絡發表看法和感想。

分會場第五場

分會場第五場在9月1日14:30—16：00舉行，共設置五個分會場。

第一分會場由湖南大學殷慧老師主持。

臺灣大學彭美玲老師發表了題為《略論宋代家族塋域之經營管理——兼及其倫理情懷》的報告。彭老師采取文獻研究法，旁參考古研究成果，分別展開探討了宋代家族塋域的營造、維護管理和附帶功能，討論了傳統塋域反映的倫理情懷。湖南大學殷慧老師評價彭老師的論文是一篇極為充分扎實的論文，而且有很強的現實關懷。

重慶大學的馮茜老師發表了題為《明堂禮說與漢魏明堂形制復原谫論》的報告。馮老師指出，學者在西漢長安明堂、東漢洛陽明堂形制的復原上存在若干分歧，主要體現為五室、九室方案，以及堂室結構的不同。發言對漢唐明堂禮說和遺址平面，北魏平城明堂，北魏洛陽明堂，唐高宗永徽明堂進行了詳細的討論，并指出盡管漢唐時期鄭玄禮學極具影響，但其明堂五室說卻被排斥在明堂實踐之外，北宋徽宗政和明堂是唯一一座采用鄭玄五室說的明堂。評議人褚葉兒指出，馮老師的文章通過梳理經說，對建筑學家對明堂的復原提供了有宜的思路，補充了明堂禮制實踐和鄭玄經說間的差異。

上海師范大學的孫逸超老師報告的題目是《北宋后期的皇帝祭祖禮制改革——以元豐改制為中心》。發言人指出，北宋后期的皇帝祭祖禮制改革將唐代滲入太廟祭祀的牙盤食、朔望上食等“私”的祭形式移入景靈宮祭祀，結合其它世俗祭祀形式將景靈宮祭祀改造為“時王之制”，與太廟的“先王之制”共同構成國家祭祀。重慶大學馮茜老師在評議中表示，元豐改制的禮制改革研究相較于職官改革的研究較少，孫老師的文章給人很多啟發，對于公私概念的使用、此一禮制改革與元豐改制的關系、景靈宮的性質，馮老師認為仍有可商榷之處。

東京大學的程雪茹老師報告的題目是《敦煌寫本〈孝經鄭注義疏〉之新探》。發言人對敦煌本《孝經鄭注義疏》的書寫形式進行考察，著眼于疏文之內容特點，考察其對經文與鄭注的特殊解釋方法。此外，還對先行研究中爭議最大的撰者問題進行回應，自敦煌本《孝經疏》入手，說明《孝經疏》所據本之經文及鄭注與敦煌出土之今文《孝經》《孝經鄭注》及《群書治要》本《孝經鄭注》之區別，總結了此寫本在今文《孝經》之經文及鄭注文本之定著過程中所具有之價值。清華大學陳壁生老師在評議中指出，程老師對林秀一、陳金木等先生的著作相當熟悉，對敦煌寫本《孝經疏》進行了很好的系統研究，不過對于《孝經疏》的節抄現象、邢昺《孝經疏》引皇侃疏的方式以及文中對諸疏觀點的對比，陳老師提出了幾點質疑。

第二分會場由武漢大學楊華老師主持。

上海大學寧鎮疆老師的報告題目為《清華簡〈四告〉與周禮》，報告分析了“野心”一詞在歷史中的演變過程，“封豕”之“封”的變化過程，以及《四告三》中的“懿”字的意義，“威儀”二字的內涵，以及其對“野”的克制。評議人徐淵老師指出，該文深刻地揭示了《四告》中的觀念，例如克己復禮等，可以將《四告》作為西周禮義的代表，但是在中國思想史原點的問題和“自古以來”的問題上仍然有待商榷。

中國美術學院朱贏老師的報告題目為《禮崩樂壞時代的特殊器銘：由中山三器反思銘文的功能》，報告以銘文出現在器物外部這一特殊情況為出發點，討論了中山王器銘的特點，即文體修辭雜糅以及敘事主題集中，以及中山王器銘的告誡意圖。評議人楊志剛老師指出，該文從制作方式、文本特點、展示性與紀念性之間的關系推進了中山三器的研究，在此基礎上，中山三器是否有第三種更能仍然可以繼續討論。

上海市松江博物館楊坤老師的報告題目為《〈君奭〉孔傳“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之研究》,報告討論了“奭”一詞在《說文》和《君奭》一書中的相同和區別之處，并分析了孔傳對這一詞語分析的過程和問題。評議人寧鎮疆老師指出，該文書寫得非常細致，但是在文章結論的確定性和清晰性上可以進一步深化，以及在同姓與不同姓的問題上，仍然存在一定模糊性，可以進一步予以澄清。

第三分會場由華南師范大學雷天籟老師主持。

井岡山大學鄧聲國老師報告的題目為《清代前期〈喪服〉詮釋特點述論》。清代前期的《喪服》詮釋處于一個承前啟后的時代。就文獻詮釋形態而言，這一時期的《喪服》詮釋文獻大致可分為專門“喪服”類詮釋文獻、《儀禮》類詮釋文獻、《禮記》類詮釋文獻和三禮總義類詮釋文獻等四類。此外，詮釋者們在詮釋體例上也呈現出集成式風格。在詮釋內容上，既展現出了重視考據實學化的風格，又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推陳出新。

武漢大學朱明數老師在評議中指出，鄧老師的論文不僅文獻引用非常扎實，而且還涉及到對學術史和思想史的深入洞見，對我們了解清代喪服學大有裨益。

北京師范大學華喆老師報告的題目為《段玉裁與〈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關系蠡測——書段玉裁致徐養原札后》。華老師指出，嘉慶初年阮元組織學者校訂《十三經注疏》并撰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為后世留下了諸多話題。其中，段玉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細節目前學界知之不多。由故宮藏有段玉裁致徐養原書札一通及今本《儀禮注疏校勘記》可知，徐撰寫《儀禮注疏校勘記》初稿完畢，段向徐提出校改文字及開列目錄體例等多種意見但被采納者寥寥。結合段玉裁在經局中的諸多表現，他在《校勘記》撰寫過程中更像是一位顧問，而非實際主持者。

澳門大學鄧國光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書信作為經學研究的切入點具有很切實的價值，曹元弼先生也曾表明過這一觀點。因此，華老師的文章雖然并非“大問題”，但對我們研究《儀禮》的校勘過程很有幫助。

福建人民出版社宋一明老師論文的題目為《陳壽祺與段玉裁之交游：兼考段氏晚年之宋學轉向》，由福建人民出版社莫清洋老師代為報告。宋老師認為，近人論及清代小學，總會提到“段王之學”；論及閩中學術，多不出朱子藩籬。但段氏晚年有所謂宋學轉向，陳壽祺之經學又與江浙學人遙相呼應。宋老師通過考察學者交往之跡，窺見其學術形成的途徑，并觀察其思想轉變的歷程。陳氏與段氏的交游，對于我們了解清代學術之一端具有重要意義。

北京師范大學華喆老師在評議中就段玉裁晚年是“推崇宋學”還是“宋學轉向”的表述向宋老師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并對相關問題表達了自己的感受和看法。

武漢大學朱明數老師報告的題目為《文本、經義與實踐的互動：清代學者“為人后”禮論》。朱老師認為，清代學者對“為人后”的問題具有深入研究。他們堅持“為人后”禮重所后宗、抑本生宗的基本經義，并在日益深入細致的文本研究之中，對“為人后”“為祖后”“間代立后”等問題做出清晰、明確的解說。更在恪尊經義的前提下，努力拓展文本的詮釋空間，將現實關懷靈活地整合其中，發揮血緣倫序的調節作用，最終清晰規定宗族成員的繼承次序，在理論層面塑造出指導士庶實踐的嚴密而理想化的禮儀模式。

華南師范大學雷天籟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朱老師的文章將許多清代學者有關“為人后”的問題都統合在了一起，不僅清晰、有條理，亦對把握清代喪服學的整體脈絡有所幫助。

第四分會場由浙江大學朱振宇老師主持。

孔子研究院張斌老師報告的題目為《祀孔衍變與優禮孔子后裔的重要意義》。文章對祭孔活動及對孔子后裔的優禮進行了歷史梳理。張老師指出，自宋代以來，到1935年，將孔子后裔奉為衍圣公，期間共歷時八百多年。衍圣公的爵位是嚴格按照宗法制度的嫡長子來承襲的，其主要職責包括祭祀孔子、管理孔廟及推薦任命官員。祭祀孔子的活動也隨著其地位提高，規模越來越大。對孔子后裔的優禮，存在著尊崇道德、構建教化和治國方略、塑造封建王朝合法性以及引領社會風尚的意義。

中央民族大學李明真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文章雖然時間跨度很長，但梳理得相當詳實，抓到了很多關鍵的問題，也考察了很多有意思的問題，比如指出衍圣公和奉圣公的封號，采取了宗法制。期待張老師進一步加以推進的是，祭孔的廟存在著許多的層次，孔子的廟很早就走出了曲阜，超越了一家一姓的意義，具有公開的、公私兩重不同的面向。去考察這多重層次之間的互動過程，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此外，也期待張老師之后的研究為我們揭示學術對孔子祭祀的影響。

外交學院周加李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對比視角下的中國國宴及背后的文化研究》。李老師采用對比法，對比分析歐美國家與中國國宴的差異。歐美國宴采用分餐制，獨立烹制，重視整體呈現；中國國宴則采用共食制，烹制方式講究調和。國宴差異背后的文化根源在于，歐美國家國宴存在個人化、節儉化與平等化的特點，背后有深厚的基督教淵源；中國國宴則可用集體化、調和化、隆重化與差異化來總結，往往通過飲食來表達情誼。

湖南大學石瑊老師在評議中指出，飲食文化研究，國內做的人很多，但大多抱有獵奇心態，研究方式和專業研究機構有所區別。周老師這篇文章的價值在于，開篇就揭示了飲食是塑造一個人的身份問題，并提高到一國、一民族的精神象征。但需要厘清一下中國分餐制的歷史沿革，事實上，中國歷史上有三種用餐形式：秦漢，采跪坐分餐制；魏晉南北朝后，由于北方胡族進入，開始在同一桌子上飲食，圓桌分食，但仍然有分餐的影子，歷史學家稱之為圍桌；合食制實際上是直到北宋初期才出現的。

湖南大學石瑊老師報告的題目為《論鄭注“八珍”的飲食文化內涵》。“八珍”典出《周禮》，向來是中國高端飲食的代名詞。石老師指出，鄭玄注釋《周禮》，牽合《禮記·內則》，以淳熬等八物解釋“八珍”，其說的核心是將“八珍”看成是天子以飲食奉老的禮宴。與宋代以降，社會上逐漸興起的食材“八珍”說不同，鄭注“八珍”說有著豐厚的飲食文化內涵。支撐鄭說成立的食禮體系和飲食養老的觀念，作爲兩大內核，始終貫穿中國飲食的發展變遷，是其中不變的文化傳統。

中國美術學院丁筱老師在評議中指出，石老師這篇文章對鄭玄注周禮“八珍”解讀進行了非常細致的分析。最大的特點是，除了禮學的內在邏輯之外，石老師同時關注到鄭玄學說中的社會歷史故事和現狀的因素，所以他所勾砌出的先秦養老奉食的傳統，解讀了鄭玄食禮的現實原因，這是特別重要的一個價值所在。文章在余論中，還區分了以宋代為界，中國飲食文化變遷過程中的變與不變，這也是古今之變中重要的問題。石老師以鄭注“八珍”為限，展示了經學家在義理上展現出的創造性以及在經世方面耦合的努力。

中國美術學院丁筱老師報告的題目為《黃賓虹對經、史、子與中國畫價值的重構》。丁老師提出，作為現代中國最具古學修養和世界意識的畫家，黃賓虹在中華文明處于“存亡絕續”的歷史時刻逆流而上，將中國畫之思想基礎推及老子之學，不僅重構了以“史官-老子-司徒-孔子”為序列的上古學術譜系，還本著“藝術救亡”的目的，發揮道家思想中的“經世”意義，提出“言東方文化者，首重逸品”的觀點。在中西沖突的文化語境中，黃賓虹重新發明了中國畫與老學思想的普遍價值與世界意義。

中央美術學院萬笑石老師在評議中指出，丁老師非常敏銳地指出黃賓虹階段性的變化。期待作者進一步補充黃賓虹的學習史，包括他的藏書、學習經歷等，將會是非常有意思的議題。此外，文章還解釋了王賓虹做法的現實需求——回應外來沖擊。是否是時代的迫切感，促使他采取這種重構甚至是創新的做法？

第五分會場由上海交通大學的余治平老師主持。

上海師范大學的高瑞杰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天道與倫常：鄭玄郊天禮考辨》。高老師提出，郊祀禮展現為人道與天道的直接勾連，在王朝禮儀中居于最尊地位。鄭玄郊祀說一方面強調天子郊天皆于夏正建寅之月，有祈谷與報本兩重意蘊；另一方面又區別周魯之郊：魯博卜三正，且始郊于周正建子之月；天子郊禮建構為三等：冬至以遠祖配昊天上帝于圜丘，夏正以始祖配感生帝于南郊，季秋以受命王泛配五帝于明堂，如此網羅眾家、融通群經，豐富了天學的層次與政教意涵。推諸其知識背景，與漢代氣化宇宙論頗有關聯：從星象上看，天為降氣生物的根源；從氣學上看，天地萬物又同出于元苞。鄭玄將“天降氣”與易之元、太極作一融通，強調六天合元、天物同極，從而兼顧宇宙本體的一元性與社會倫理的分殊性，并通過圣人感生與有父的結合，使天道與倫常巧妙融合，深刻體現出其融通宇宙秩序與政教文明的經學詮釋能力。

李曉璇老師在評議中指出高老師對郊祀與宇宙論關系的洞見很有價值，使得禮制與形上學之間能夠建立起一個比較融貫的聯系；李老師特別提到，報告中對于帝嚳祭祀的解釋非常精彩而有啟發性；之后，對于文章中氣化宇宙論部分的一些細節問題，兩位老師進行了探討。

孔子研究院的劉曉霞老師報告的題目為《吐魯番唐寫本〈論語鄭氏注〉的幾個問題》。劉老師提出，鄭玄為《論語》所作的《論語鄭氏注》，是他晚年之作，對研究他的思想具有重要價值，在《論語》學史上有重要地位，卻在流傳過程中漸漸亡佚了。二十世紀初，從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發現了幾件唐寫本《論語鄭氏注》殘卷；之后，又相繼出土了一些《論語鄭氏注》殘卷；1969年，吐魯番阿斯塔納三六三號墓出土了著名的唐中宗景龍四年卜天壽寫《論語鄭氏注》長卷，為研究《論語鄭氏注》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劉老師正是從這三十一件敦煌、吐魯番寫本的殘卷著手，對唐寫本《論語鄭氏注》的文本校勘、流傳脈略問題進行闡述，對《論語鄭氏注》的特色與鄭玄在其中體現的校經取向與思想表達做了相關探討，以期對唐寫本《論語鄭氏注》的研究有所助益。

徐到穩老師在評議中指出，劉老師的文章中對于唐寫本《論語鄭氏注》的文獻學考據詳實，對于文本本身的關懷于鄭學研究而言很有價值；不過對于唐寫本對于鄭玄在思想史上地位的確立究竟有多大的作用，徐老師與劉老師各從自己從事的研究領域的經驗進行了商榷。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李曉璇報告的題目為《董仲舒郊祀論與西漢前期郊祀禮制小考》。李老師注意到，漢武帝對郊祀禮制的興趣與元光元年拔擢儒生董仲舒、公孫弘等人在時間上非常巧合，使人思考善言“天人之際”的董仲舒是否對漢武帝朝的郊祀禮制有所影響。李老師通過爬梳考證《繁露》“郊祀七篇”的郊祀論與西漢前期（特別是漢武帝時期）郊祀禮制的關系指出，由秦及漢初皇帝郊祀的時間安排，可知董仲舒上“天人三策”進入漢武帝視野的時期，正是漢武帝開始醉心于“巡狩封禪改正朔”等國家禮制活動的開始；《太初歷》所確定的新的歲首，正是董仲舒三統循環理論下繼周者用夏正的建寅之月；郊祀太一的時間，也正遵循《春秋繁露》和《公羊傳》所說的“郊必以正月”。可見董仲舒郊祀論對漢武帝郊祀禮制的影響。

高瑞杰老師在評議中提到郊祀記錄真偽的問題，肯定了李老師對西漢郊祀的考據非常細致，包括對于秦漢相交之際的禮制變化、父天母地觀念對郊祀的影響等；關于西漢郊祀中的“正月”歷法問題，兩位老師進行了探討，高老師還就“魯郊”與李老師商榷了一些意見。

閉幕式暨“張錫恭先生與經學研究”圓桌論壇

會議閉幕式暨“張錫恭先生與經學研究”圓桌論壇于9月1日16:20—18:00在開元廳舉行。主持人為上海市松江區博物館楊坤館長。上海交通大學林振岳副教授、北京大學周飛舟教授、澳門大學鄧國光教授、臺灣成功大學林素娟教授、南京師范大學王鍔教授、湖南大學殷慧教授、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明學院何仍端博士、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吳飛教授等八位老師參與論壇。

林振岳老師首先發言，他首先對吳飛教授幾十年來默默推動對張錫恭的研究表達敬意，引導觀眾再次回顧了張錫恭先生的一生，并介紹了未來計劃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茹荼軒遺書》的情況。

周飛舟老師第二位發言，他回憶了自己與吳飛老師的交往和友誼，稱自己是“第一批外行的讀者”。周飛舟老師稱張錫恭的《喪服鄭氏學》是最好的經學引入書，這本書很像一個教材，既對于門外漢來說很友好，又對于專業學者而言具有足夠的挑戰性，可以說是“循循善誘又深不可測”。從社會學學者的角度看，書中的傳統資源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仍然日用不知、習焉不察地生長著。

第三位發言人是鄧國光老師。鄧國光老師對周飛舟老師的演說表示肯定，他從具體的事件講述了文明巨變背景下張錫恭、曹元弼等民國學人德行文章的價值與意義，并且討論了今天經學研究、禮學研究的意義。

第四位發言人是林素娟老師。林老師分享了過去兩天的會議中的收獲和感受，她尤其提到張錫恭先生特殊的精神，以一經通群經，回應文明的巨變。同時，她也指出了禮學在今天面對的幾個挑戰，如何理解禮儀的現當代性，在大學研究的學科分化如何研究禮學，如何面對異文化。此外，她分享了從會議中收獲的關于張錫恭與《周官》的心得，并對會議的召開表達感謝。

第五位發言人是王鍔老師。王老師回憶了自己過去三十多年讀禮學、讀經書的歷程，尤其是編纂《十三經辭典》的艱辛。之后，他就張錫恭著作的命名問題與吳飛老師、林振岳老師進行了交流，并討論了張錫恭著作使用《三禮》的版本學問題。

第六位發言人是殷慧老師。殷老師回憶了過去自己閱讀《茹荼軒文集》的經歷，討論了張錫恭兼宗漢宋的學術取向與清末學術潮流的關系，以及參觀松江博物館時對南菁書院教育傳統的感受。

第七位發言人是來自法國的何仍端老師。何老師對大會邀請表達衷心感謝。作為一個漢學研究者，他對能夠與張錫恭先生相遇感到榮幸，表達了希望能夠將中國的喪服研究帶到法國的愿望。他表示，抽象的、純粹的宗法的研究或許并不是最能詮釋中國禮制的，從張錫恭先生的《正尊降服篇》中，我們對親親尊尊的原則能有更好的了解。

最后一位發言人是吳飛老師。吳老師對幾位老師提出的張錫恭讀書問題進行了回應，與幾位老師繼續討論了漢宋之爭的問題和晚清南菁書院的學術傳承，對張錫恭的人格精神表達了崇高的敬意。

至此，經過兩天的研討，二十多個分會場共計百余篇論文的討論，“禮樂文明的精神”第十屆中國經學國際研討會圓滿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