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島大學納春英教授《隋唐平民服飾研究》是在其博士論文《隋唐服飾研究——以平民日常服飾為中心的考察》基礎上，經過十年堅持不懈地修改、補充、完善，受到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于2023年由人民出版出版。該書是她《唐代服飾時尚》（2009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之后第二本以服飾為主題的研究專著。目前已有2篇書評文章，充分肯定其“總體史”“自下而上”研究視角的創新價值以及對隋唐服飾史研究的貢獻。筆者認為，該書“自下而上”的歷史觀念和研究方法值得進一步分析，選擇平民和表征其身份屬性的服飾兩個維度的互文性、整體性研究所凸顯的七大特點，可謂隋唐歷史研究的再次轉向，也是中國古代服飾史研究一個方法論和目的論創新之作。

《隋唐平民服飾研究》書封

一、“自下而上”歷史觀念和研究方法

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起，以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愛德華·湯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拉斐爾·薩繆爾(Raphael Samuel)等為代表的英國史學家掀起了一種社會史研究新思潮。他們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圍繞人類歷史創造的主體與客體及其與社會發展之間的互動關系，吸收其他社會科學的新觀念和新方法來研究英國歷史，于70年代逐漸形成了新社會史學派。他們批判性超越法國傳統總體史思想（如年鑒學派）和英國社會史研究傳統（如屈威廉“排除了政治的人民史”和托馬斯“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史研究），構建了“自下而上”揭橥社會形成與發展之間普遍聯系及其存在意義的綜合與全方位分析與研究歷史的新方法，真實而全面揭示普通大眾或下層民眾日常生活（勞動和日常生活條件、生活方式的特點、物質和精神文化）的歷史，反映下層廣大人民群體作為社會發展推動力量的歷史貢獻。納春英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從整體史出發，改變以前只從文化或社會生活角度研究服飾的碎片化研究方法，采取“自下而上”研究視角，以考古學和文獻學為基礎，重點梳理隋唐平民服飾材質、構成、裝置成本和禁忌及其歷史演變脈絡，嘗試建構隋唐平民的歷史。她的研究具有多重意義：一是將平民群體服飾及其變化作為觀察隋唐社會歷史的一個重要視角，更新了隋唐歷史的方法論，提出了一個新穎的研究范式，因為“下層歷史代表了一種抉擇，因為它通過關注大眾或人民的生活、活動和經歷，把人們的注意力從精英或統治階級身上吸引開來。”二是這種整體性的“自下而上”視野在傳統厚重的“自上而下”中國歷史研究范式下，自然而然地有了相互結合的意愿與習慣性行動，呈現出一種多視角的研究路徑，嘗試展現平民通過服飾參與并貢獻于唐代服飾文化發展和社會生活建設“微”與“著”的史學觀念與歷史實踐。三是“自下而上”歷史觀念和整體史學觀念指導下的平民關注既是作者選擇的一種研究方法，也是作者作為一名隋唐史研究專家關注且主動選取的一個獨特研究領域。以馬克思唯物史觀為指導的史學研究傳統讓作者研究隋唐平民服飾時應然確然地提到了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與分析方法，如“剝削階級”（14頁），再如對平民生存艱難（275頁）之同情，這些出于階級的分析也為整個研究注入了新活力，也試圖讓那些普通人民被歷史抹去的聲音應該被聽見、讓他們的歷史作用和貢獻被認識。如作者所言，“其實平民的存在對歷史時期的社會物質的增加和生產技術的提高，都產生過直接而積極的推動作用。”（第3-4頁）

二、“自下而上”整體考察平民服飾之新見

隋唐時期，作為社會秩序和等級制度表征的服飾經歷了北朝胡漢交融復雜形態之后迎來了整體性制度回歸與統合，平民服飾在這一時期文化融合大背景下如何研究？平民作為少見于史載的下層群體，其整體或個體生活形態被淹沒于浩瀚史海之中，作者選擇這一處于隋唐社會金字塔等級結構下端的群體，通過服飾管窺其生存狀態和社會環境，既有創新性學術意義，更有史料闕如和論述進路選擇的挑戰。顯然，作者回應了這些挑戰，以透物見人見精神和馬克思主義新社會史整體觀念與“自下而上”觀察視角，通過莫高窟供養人透視隋代平民服飾、將唐代平民女子日常服飾與袒露女裝分類討論、唐代平民男子服飾分唐初期和中晚期進行討論。在這些通論基礎上重點探討平民禮服、服飾材質和色彩、平民置裝成本、服飾禁忌等“微觀”話題，最后觸及平民的真實生活層面，并剖析平民男女艱難生存狀態的根由。縱覽全書，既有隋唐時期的通透感，也有平視普通百姓過程中的深描與聚焦。

莫高窟唐代壁畫

筆者將全書總結為以下七個方面的主要特點：

第一，在資料搜集上，“竭澤而漁”。研究隋唐服飾，考古資料實證頗為重要。作者采用了大量考古實物與圖像資料，引用古籍、著作、論文等共計160余種。有了如此豐富的資料作基礎，其立論言之有據，再加上科學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令獨著印象深刻，正如杜文玉教授所說：“納春英的這部書不是一時的著作，而是長期的持續的研究結晶，據我所知前后持續的時間不下十年，作者在這一期間陸續發表了不少階段性的研究成果，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參考和借鑒了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這一點從此書的緒論中可以獲知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杜文玉《序》）由于作者在搜集資料時文獻材料與考古資料并重，因而“圖文并茂”成了本書的一個顯著特點。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注重實證主義的治學方法。作者指出，“服飾在古代社會承載的社會功能極其強大，與之發生聯系的不僅有社會生活、各種制度，還包括經濟、法律、國際影響等各個方面，這就需要研究者在具體研究中，既要看到其在特定歷史階段的變化發展，還要發掘其與社會其他方面所發生的聯系、所起的作用以及所承擔的功能等等。”（《緒論》，第3頁）可見，作者的思路是“從總體史的視域出發，力求在主干清晰的情況下，多角度、多側面研究隋唐服飾”（杜文玉《序》），而其研究方法，則是實證主義的治學方法，這是在傳統考據法基礎上又借鑒了西方蘭克學派的治學精神而形成的治學方法。

第三，在章節結構方面，布局合理，重點突出。全書共分十章，分別為“隋平民服飾研究”、“唐代平民女子日常服飾研究”、“唐代女裝袒露現象研究”、“初盛唐平民男子服飾研究”、“中晚唐平民男子日常服飾”、“隋唐平民禮服研究”、“隋唐平民服飾材質與色材研究”、“隋唐平民置裝成本研究”、“隋唐平民服飾禁忌研究”、“唐代平民的生存狀態與服飾研究”。在這十章中，研究隋唐平民服飾造型占了五章（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可謂重點突出；而其他五章，涉及平民服飾的材質、置裝成本、禮服以及唐代女裝袒露現象的歷史背景與成因，可謂結構合理。

第四，注重禮服研究，也是本書一大特點。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禮儀之邦，禮在古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從大的類型來分，禮分為吉禮、賓禮、兇禮等。作者在第六章專設“隨唐平民禮服研究”，從“平民冠禮禮服”“平民婚禮禮服”“平民兇禮禮服”三個方面對隋唐平民在成人禮、婚禮、喪禮（兇禮）等不同禮儀場合的禮服進行了研究，指出隋唐平民禮服主要分三大場合穿著：冠禮禮服（包括笄禮禮服）、婚禮禮服和喪禮（包括殮服）禮服。

第五，“平民服飾置裝成本研究”，立意新穎。在這一領域，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麻布、葛布、絹帛等的價格方面，而對這些原材料制成之服飾的價格研究極少。鑒于學界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極少，可資借鑒者不多，這方面的研究便成為有一定難度的課題，具有創新性，正如杜文玉教授所說：“棉花種植在唐代并不普遍，但在敦煌、西域地區已有種植，各種棉布的價格也見于敦煌文書，根據這些記載與正倉院實物記賬的記載，此書詳細地研究了唐代棉布制作的各類衣物的價格。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這一章在研究平民服飾成本時不是籠統地說價值若干，而是分別就服飾的各部分進行了研究，如頭部、上身、下身、腳等部位不同的衣飾和鞋襪的價格情況，不僅增加了研究難度，而切還提高了研究的學術價值。”（杜文玉《序》）

第六，對“唐代女裝袒露現象”研究，結論允當。作者對“唐代女裝袒露現象”研究，從“唐代女裝的裸露問題”“唐代女裝裸露的流變過程”“唐代女裝裸露的原因”三方面對“唐代女裝袒露現象”進行了分析和研究，其結論是“唐代女性的裸露是中國服飾史上的極端事件之一，也是唐代女裝的標志之一……所有溯因追源的工作都不應忽視南北朝以來女性不惜以妒婦形象出現的平權努力，以及佛教《大云經》中佛陀將化女身救世的預言和武氏為其政治野心所做的平權努力。”（第85—86頁）彌補了我們以往認為“唐代女裝裸露與唐代開放相關”的單一而局限的認識。

第七，對隋唐平民服飾禁忌的研究，與以往比有所突破。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服妖”方面，從民俗禁忌的角度研究不多。作者認為中國古代“禁忌”來源寬泛而不確定，或源于上古先民的生存方式，或源于日常生活的技術局限，或源于法律禁制，或源于儒家禮制約束，這一切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平民服飾。此書“從平民禮服中的禁忌、喪服中的禁忌、日常服飾中的禁忌（包括時間禁忌、方向禁忌、顏色禁忌、貴色禁忌）、女子頭部禁忌、男子頭部禁忌、足部禁忌等方面，對隋唐時期平民服飾禁忌的各個方面進行了詳盡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這方面已經大大地超約了前人。”（杜文玉《序》）

三、不僅僅“自下而上”：服飾史研究的一些反思

前述本書的七大特點亮點及其對隋唐史、服飾史研究的貢獻之后，筆者不揣冒昧，提出一些值得反思和商榷的地方，并簡述個人淺見。

（一）概念界定與材料選取之間存在一定的間隙。作者將“平民”概念限定為與官員和權貴相對的群體，包括隋唐社會中一切沒有官職、爵位和封號之人，也包括富裕農戶、大商人和耕讀傳家讀書人在內的富裕階層。特別強調不包括貴族的侍女、傭仆、宮廷和貴族家養的伎樂、方外的比丘、道士、道姑及娼妓等（第14頁）。除了文獻記載的官方性之外，隋唐墓葬及其陪葬物皆為國家喪葬制度界定下按照墓主人官秩位序安排的官方組合性系統配置，從“事死如事生”儒家喪葬倫理儀軌或文化記憶（紀念）傳承功能來看，所有俑像器用皆為墓主人服務系統成員或元素，構成廣義上仆從侍衛體系和個人化的生活服務系統，有直接或間接的人身附屬關系（尚需進一步研究）。按照作者“平民”概念，這批俑像所代表的、以服務墓主人為目標的個人化輔助系統顯然不屬于作者界定的平民序列，但作者卻多處使用墓葬資料。如湖南湘陰縣大業六年墓巾帕罩頭的女侍俑（21頁）、唐墓壁畫宮女圖（第69頁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墓）與女伎樂（執失奉節墓，78頁）等不屬于平民的“侍女”或宮女為何又能作為證據呢？北齊墓葬侍衛、武士（27-28頁）和唐墓壁畫出行圖中馬夫駝夫（98頁）也能成為例證呢？甚至還有被作者排除在外的僧侶（123頁）呢？

（二）細節或個案討論有待進一步深入。作者敏銳地發現隋代貴族女性披襖子的時尚（42頁）源于北朝夷族風俗，一直延續至宋，西域、中亞也有將皮裘做襖子的現象。作者特別強調襖子多為穿在身上，只有外披于身上的才稱“披襖子”。姜伯勤認為這種披衣的穿著方式來源于西亞和中亞的風格。也有人認為披襖子來源于漢代袍服，承載了一部分宮廷隱晦生活禮制化的功能，屬于中原王朝的宮廷秘辛。顯然，作者僅僅關注到這個獨特現象，并未進一步深究。其實這一特殊服飾內涵和淵源極為豐富或復雜。筆者曾有文章討論過北朝至隋唐墓葬中俑像所披兩袖空垂袍服的草原游牧和波斯淵源，應是一種身份地位象征，而非平民服飾。而且披袍不僅僅限于女性，北朝至隋唐墓中大量男子俑像披袍，款式和功能呈現出由族性、禮性向裝飾性和符號性演變的時段性軌跡。

（三）平民服飾與時代共振的胡漢交融元素有待進一步挖掘。作者認為隋代平民女子服飾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民族大融合后出現了新變化，如上衣下裳等細節變化明顯，她強調隋平民女子服飾對朝鮮半島服飾的影響（第33-34頁）。還應該探討的是隋唐平民服飾中繼承北朝以來既有胡漢雜糅傳統（北齊或北周）以及體現隋唐大一統創新性服飾文化底層特征，或者隨著時代變化新來的異域元素，如是否存在像馬夫駝夫一樣將袍服下擺挽至腰帶處的裝束，或者便于勞作將褲腿扎起來或挽起來的裝束（見于湖北湖南一帶隋唐墓，可做參考），這些異于傳統儒家“衣冠整齊”禮儀的奇裝異服淵源何在？隋唐男子通用的幞頭、窄袖圓領或翻領（單翻領或雙翻領）與靴子套裝如何隨著胡漢交融潮流而變化乃至被定型？廣義的胡服，還是狹義的胡服？

（四）其他一些細節問題。本書的個別用語也值得商榷。如說喪禮時有“哀子哀孫”一詞，倒沒有大的問題。但在農村生活過的人都知道，在辦喪事時，相訇把喪主的直系親屬稱作“孝子孝孫”，因而從準確性來說，似可更改為好。

上述四點反思可謂“瑕不掩瑜”，因為歷史研究具有當時性和相對性，解決了自己預設問題的同時也總會提出一些值得繼續研究的問題或方面。總之，本書材料宏富，視角新穎，不僅是馬克思主義新社會史“”自下而上”歷史觀念和研究方法在隋唐服飾史領域的一次有益探索，而且“就內容的廣度與深度而言，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以往的論著，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杜文玉《序》）杜先生的評語，可謂中允！

（楊瑾，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張維慎，陜西歷史博物館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