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這里是《文明之旅》。歡迎你，穿越到公元1027年，大宋天圣五年，大遼太平七年。

今年是宋仁宗即位、劉太后臨朝聽政的第6個年頭了。這一年，大宋境內沒有什么大事發生。如果非要找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在今年冬天，黃河的決口終于被堵上了。這場水災的波及面挺大的，有32個州都遭了災。你想，北宋這個時候也就300個州，等于全國十分之一的地方都有災情。

問題是，這是什么時候決的口啊？九年前。那為什么這么長時間也不堵呢？難啊。黃河決口，河岸一崩就是一公里長的那么大的口子。別說古人了，今天我們要是站在河岸上，看到大自然的這種規模的力量，也是棘手得很。一輛大載重卡車丟到這么大的口子里，洪水一卷，連影兒都沒有了。宋代可沒有挖掘機，翻斗車啊。那后來是怎么堵上的呢？這就是古人的智慧了。他們發明了一種叫“埽”（sào）的東西，“埽”字，就是土字旁加一個掃帚的“帚”。

這是個什么東西呢？簡單說，就是用竹子編出一個框架，然后往里面填石頭，就是古代版本的鋼筋混凝土。問題是這個埽很大，有幾丈長，抬一個埽，需要幾百人或上千個人，然后丟到決口的位置上去堵水。那為什么需要那么長的時間呢？因為埽用的重要材料比較特殊，是一種蘆竹，能長得特別高，但每年秋天才能長成一批，所以宋朝需要每年征收一些，攢了這么多年，這才攢夠數量，把口子堵上。古時候干點事真難。人力和大自然相比，太渺小了，用人力堆出一個在規模上可以和大自然抗衡的東西，需要智慧，也需要時間。

那你說，有沒有其他減少損失的辦法呢？也有。

這次黃河是從南邊一側決口的，沖的都是今天河南、山東那些土地肥沃、人口密集的地方。所以，當時就有人提議，可以在黃河北岸決個口，讓黃河改道向北流，穿過河北平原，在今天的天津入海，這樣就能減少黃河決口的危害。

能這么干嗎？不能。因為黃河往哪兒流，不光是一本經濟賬和民生賬，還有一本政治賬和軍事賬。

黃河從西向東流，橫亙在華北平原上，那它就是阻擋遼朝騎兵南下的一道天然屏障；如果改道向北流，那宋朝就失去了這個天險。而且宋朝人費了很大勁兒在河北修的那些塘泊，也可能會被黃河的泥沙淤塞。這個方案，在軍事上風險太大了。

你可能會說，咦？現在不是和平了嗎？宋遼之間簽訂澶淵之盟，那是1005年的事，到今天已經22年了，一代人的時間都過去了，怎么雙方還這么戒備呢？

當然啦！別看雙方年年都有使節往來，皇家有個紅白喜事什么的，都還互道慰問，宋真宗去世的時候，大遼的皇帝據說也是哭得死去活來。但這都是表面。雙方嘴上都是兄弟，心里都是算計。

今年還有一件小事：五月份，宋仁宗皇帝過生日，遼朝專門派使團來道賀。宋朝的接待官員在排座次的時候，把遼朝使者排得很靠后。遼朝人不服氣，說你們宋朝使者到我們遼朝，我們可沒虧待，都當成是座上賓呀。現在我們來了，排這么靠后，不合適吧？宋朝官員聽了以后，只能一通瞎對付，說這是真宗皇帝時候就定了的，改不了。

事兒本身都不大，但是你發現沒有？表面平靜和睦的宋遼雙邊關系，底下其實是暗藏風雷的。至少在大宋這邊，任何一個決策，都要假設一下：對方萬一翻臉了怎么辦？任何一個動作，都要暗戳戳地強調一下：我才是正統、是華夏，你是蠻夷、是北狄，我要比出個高低，稍稍壓你一頭。說白了，這個大遼，雖然遠在千里之外，但其實一直是大宋朝堂上一個巨大的、不能忽視的、而且是不懷好意的存在。

但是，你說宋朝這邊，因為防備遼朝，特別愿意花功夫了解對手吧，也不是。在我手頭這本書《宋史測度》里，劉子健先生就考證說，宋代不僅不重視契丹語的學習，甚至哪個大臣要是學了契丹語，還要貶他的官，覺得給大宋丟臉。

哎，有沒有搞錯啊？兩個這么大的政權互相對壘，激烈的軍事對抗隨時都能發生，其中一方居然把自己眼睛蒙上，不想了解對方的情況，這不簡直是拿國運當兒戲嗎？

這就是宋朝這邊的心態。第一，你的文明等級比我低。要不怎么你的經濟、文化，各個方面都不如我呢？所以，你不值得我了解。第二，那為什么在軍事上你又那么強呢？因為你野蠻啊。我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而已。這么一解釋，好像也說得通，符合我們的常識：一個文明人遇到一個粗人，打不過你，但我仍然可以看不起你。你聽聽，這套邏輯好像也確實能自洽。

但這通常都是一個大麻煩。每當我們對自己不滿意的現狀有了特別合理的解釋，并且因此喪失了進一步去了解的興趣，我們通常都是陷入了自己的視角難以自拔。我們這時候已經看不到全貌和真相。

隔了這么一千年，我如果真的穿越回去了，我如果有機會跟當年大宋朝堂的上上下下君臣們聊一聊，我特別想提醒他們：北方游牧生活真的像你們想象的那么不開化嗎？他們真的野蠻嗎？有沒有一種可能，這只是你們的一種偏見呢？

哎，趁著今年天下太平無事，我們就把目光從中原農耕區的大宋朝移開，去北方的草原上吹吹風、透透氣：看看我們中華文明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游牧文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從中原視角看待草原，從農耕視角看待游牧，到底會有多少誤解和偏見。

游牧原始嗎？

我們對游牧生活的第一個誤解，通常就是覺得，它出現得比農耕生活更早。那接下來的推論呢？更早嘛，更原始的，當然要落后一些。其實不然。

游牧出現的時間，不僅比農耕晚，而且它就是在農耕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你可能會覺得奇怪了：一個是擺弄莊稼的，一個是擺弄牲口的，一個在南邊，一個在北邊，400毫米等降水量線，把兩種生活方式截然分開，游牧怎么可能是從農耕基礎上長出來呢？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

咱們先回到源頭上來想一件事。你不覺得嗎？農耕生活的存在，其實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我們的祖先得先有一個信仰：手頭兒這點糧食，我要是能忍住不吃，我把它種到地里去，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我耐心地從春等到夏，從夏等到秋，就能收獲更多的糧食。那我就還得堅信，這塊土地的產權是有保障的，中途肯定沒人來搶我的，我才會這么苦苦地等啊。但是，在農耕時代的早期，怎么可能有這樣的制度保障？祖先們憑什么有這樣的信心？這太不可思議了。

所以問題來了：10000年前的第一批農民，究竟是怎么來的呢？

我見過過一個說法——農業不是被人類發明的，而是被上天恩賜的。農業出現的第一推動力，不是某個大聰明突然想通了某個道理，而是因為突然發現一片野地里長著一大片稻子或者是麥子。我們那些還在搞狩獵采集的祖先們，突然在野地里看到這么一大片能吃的草籽，爽！那還不趕緊收糧食，敞開肚皮吃啊？

一個人一個小時就可以搜集大概一公斤的草籽，那也就是說，一個三口之家家庭一年只需要工作三周，就可以打下全年的糧食，你說這種人有多幸福？但是，凡事都是這樣，天下掉下來這么一場潑天富貴，就像那句茨威格的名言說的，“命運所有的饋贈，早已都在暗中標記好了價格。”

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呢？既然已經習慣了吃糧食，也沒有什么活兒干，那就拼命生孩子，孩子生多了，野生糧食不夠吃，發現把吃不完的草籽種到地里，也能生產糧食，好像也不費什么勁兒，就種一點唄？你聽聽，這就踏上了一條不歸路。在野生的稻谷的周圍，農田開辟了出來，勞動量可就大大增加了，終究有一天，祖先們過上了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耕生活。

那再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孩子越生越多，周圍的土地也都種滿了，糧食實在不夠吃了，怎么辦？只好分出一撥人，給你們一些糧食做種子，你們走吧，找個地方自己種去吧。你聽聽這個猜想，《圣經》里的伊甸園的故事好像就是這么個寓言啊：上帝突然就造了一個吃不愁、喝不愁的地方，把亞當、夏娃擱在這里面，然后因為某種原因，老天爺不高興了，把人類攆走，然后大家就只好過上了四處流散的苦日子。苦確實是苦，但是農耕文明偉大的擴展過程也就開始了。就在過去的幾千年里，我們是眼睜睜地看著中華農耕文明，從渭河、汾河幾條很有限的河谷地區走出來，漸漸地向華北平原，向長江流域一點點地擴散。

但是這些離家出走的祖先，只有繼續農耕這一條路嗎？不啊。這個時候，文明已，經準備好了兩個發展方向。農耕是一個方向，游牧是另一個可行的方向。就拿中國來說，在北方的草原地帶，游牧生活的條件也已經具備了。

最開始，是定居的農耕生活，有了剩余的食物，人類才開始飼養牲畜。這大概是公元前7500-前6000年的事兒。又過了五六千年，到公元前2000年-前1000年這個時間段，也就是夏朝、商朝所處的那個時代，有一波人說，得了，我們也離家出走了，但我們不要種子了，我們要牲口。這才有了去草原上討生活的游牧民族。你看，說到底，農耕和游牧，中原和草原，都是當年分家的兄弟。

但是請注意，游牧民族這個堂兄弟在出走的時候，需要的技術條件其實是更高的。

首先得有馬。馬這個物種，如果不考慮戰爭，對農耕生活其實用處不大。論力氣，不如牛，搞運輸，不如驢。就拿馬和驢的對比來說，驢的優點可就太多了，更好養、不挑食、不容易生病、耐力強、能走地形復雜的路、性格相對溫順。

那馬呢？幾乎是唯一的優點就是跑得快。在平地上，驢最快50公里每小時左右，而馬最快可達65公里每小時。所以，人類最早馴化的是驢，大概距今7000年前，馬要晚1000年，是距今6000年前才馴化的。但是，如果沒有馬，游牧生活就不可能。在古代，人只有騎著馬，才可以控制一大群牛羊。

除了馬，還得掌握金屬冶煉技術，能用金屬制造武器，游牧民族才能去打獵，去保護牲畜，去搶別人，同時也防止別人來搶自己。這就得說說青銅器了。

對比一下：在農耕地區，你最熟悉的青銅器是什么？是商代的鼎啊、尊啊、爵啊，都是些這些祭祀、禮儀場合用到的禮器。當然了，青銅禮器，也是潛在的兵器。對啊，請大家來看看，我有這么多青銅，轉臉我就能把它們做成兵器去打你們，就問你們怕不怕？所以，青銅禮器，本質上起到的也是一種武力威懾作用。商代青銅器還有一些是兵器和車馬，但考古發現的農具就比較少。

但是北方游牧民族不同，青銅器反而是應用普遍的生產工具，比如給馬用的馬具，切割羊皮羊肉的匕首等等。如果你有機會去鄂爾多斯博物館，建議你去看看那里游牧民族的青銅器展，最早也能追溯到3000多年前，也就是商代早期。也就是說，農耕民族最要拿青銅器當禮器、當兵器的時候，同一個時期的游牧民族，人家的青銅器，主打一個實用。當然了，那種工藝的精美程度，可能會讓你覺得有點意外。

好了，有了馬，有了青銅工具，游牧民族的兄弟終于可以單過了。剛開始，在中國北方，農耕和游牧兩種生活狀態，其實是摻和在一起的。但是漸漸地，以長城，也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線為界，游牧民族就跑到北邊去了，而農耕民族則完整占據了南方。

有人就拿這個事實來說，你看，還是農耕民族的文明程度高吧？要不溫暖的、降水量大的好地兒都被農耕民族占了呢？游牧民族都被趕到了北方的苦寒之地呢？

這也是一個誤解。

你不妨打開世界地圖看一下：整個歐亞大陸的中央偏北的地方，有一大條歐亞草原帶，從歐洲的多瑙河下游一直延伸到中國東北的大興安嶺，上萬公里長。如果你有一支馬隊，你就從大興安嶺往西跑，雖然沿途也有山脈，但是山不是很險峻，山脈中間也有可以穿越的通道，你就痛痛快快地跑吧，你甚至都不需要為馬準備飼料，隨處都是草場啊。你要是有勁頭兒，可以一直跑到歐洲。一路上都是熟悉的景色，跟自己差不多生活習慣的人，你不會有什么陌生感。

好，你也可以換一個方向，帶著馬隊從北往南跑，從今天北京附近往杭州一帶跑，那就難嘍：不過1500公里的路，你光要跨過的河流，就有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一條條大河攔在路上，而且從北往南，一路上氣候、植被不斷地發生變化。你一邊走一邊要面對完全陌生的挑戰。

那么請問，你要是游牧民族的兄弟，想要擺脫農耕生活，你選哪個地方生活？當然是北方嘛。歐亞大陸的北方草原帶才是游牧民族命中注定的生存空間嘛。而且一旦一些大型動物，比如馬、牛、駱駝馴化成功后，草原就變得更誘人了，因為這些動物可以作為草原上的運輸工具，甚至可以和人類一起并肩作戰，讓狩獵變得更加有效率。這個時候，游牧生活就正式誕生了。你看這個過程：不是有了草原才有了游牧。而是游牧的人當初選擇了北方的草原。這個因果關系，是不是跟我們想象的不太一樣？

游牧簡單嗎？

剛才說的是農耕和游牧剛剛分手時候，也就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情況。那各自演化了一段時間之后呢？游牧是不是就要比農耕文明水平低一些了？

如果非要用文字的標準來衡量文明的話，可能確實是如此。中原地區的傳世典籍非常豐富，歷史記載數量又多連續性又好。而草原呢？他們有文字，差不多得等到唐朝的時候，才有了突厥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而且傳世的文獻非常非常少。這個差距不是很明顯嗎？

但問題是，這樣的比較是不公平的。

農耕生活需要文字，是因為它需要非常復雜的組織技術，也就是官僚制，而官僚制就需要發達的文字技術來塑造共識、傳遞命令和溝通信息。而游牧生活呢？游是它的底色，逐水草而居嘛，不需要那么高的組織水平，對文字的需求當然也不高。

但是，如果比較兩種生活形態的知識含量，游牧可一點也不低。我們來簡單地捋一下。

農耕民族的命根子是土地，而游牧民族的命根子是牲畜。土地是死的，牲畜是活的。那你說游牧這種生存方式，需要的知識量能小么？一頭牲畜，選種、閹割、分群、交配、接生、治病，每個環節都是大量的知識，而且是變動不居的知識。

而且，游牧民族要對付的，還不僅是牲畜的個體，馬、牛、羊，都是群居動物。怎么利用好頭羊、頭牛，以及動物群落里的關系來管理它們，這也是精巧的技術活兒。

牲畜養大了怎么用，又是一大坨知識。這里順便解釋一點，很多人可能誤以為游牧者放牧，養牛養羊是為了吃肉。其實，古代的游牧者吃肉的機會很少。為啥？因為對游牧民族來說，牲畜就是把草轉換成乳制品、皮、毛、牛羊糞的轉換器。吃牲畜，就相當于農耕民族吃種子，或工人變賣機器。所以，只有在牲畜死了或太老無法轉場時，或者打獵有收獲的時候，游牧者才有機會吃肉。這種機會并不多。那放牧牛羊是干什么的？是要它們的奶、皮、毛、糞啊。這后面又是一大套技術，怎么擠奶，做奶制品，怎么鞣制皮革，怎么剪毛、做羊毛氈，怎么收集牛糞做燃料等等。你看，復雜吧？

這還沒完。牲畜的種類那么多：養羊是最經濟的，羊肉、羊奶、羊皮、羊毛、羊糞，渾身都是寶。但是羊不能負重啊，搞不了運輸，拉不了帳篷，所以還要養牛，牛的耐力好，可以用來拉車。另外，最重要的，游牧民要快速移動，放牧，或者及時地溝通信息、躲避危險、甚至打仗，還要養馬。但是，養馬需要更多的草地，產肉、產奶也少，繁殖也慢，所以養馬是不經濟的。那么請問，你一戶人家到底養多少羊，多少牛，多少馬？這里面又是一大堆學問。

養的時候，牲畜之間還要配合。比如養羊，要養一點綿羊，也要養一點山羊。為啥呢？因為綿羊吃草不太移動，就那么緊著一片草地啃。要是在綿羊群里混一些山羊，山羊就能領著綿羊緩緩移動，避免過度傷害草場。還有，同樣是吃草，要先讓牛和馬吃，然后再讓羊吃。為啥呢？因為牛馬吃草的位置比較高。牛馬吃過了，羊還可以吃底下的。而羊是直接啃草根，它們要是吃過了，牛馬就沒得吃了。

這說的還是原地放牧的情況。游牧民族，你還得游啊。一旦游起來了，游的目的又分成兩種：一種是趨利，水在哪里？草在哪里？另一種，則是避害，躲避災害。

有句話，叫“家財萬貫，帶毛的不算”，就是因為草原上的災害太多了。主要是白災、黑災和黃災三種。白災就是雪災。只要地面的積雪厚度超過15公分，牲畜就吃不到草了，一死一大片。黑災呢？正好相反，是降雪不足帶來的。冬天草原上主要是靠降雪帶來飲用水，沒有水，牲畜也是要死。黃災，其實就是沙塵暴。會導致牧草枯死，牛羊挨餓，最后也是大片死亡。除此之外，還有蚊災、鼠災、狼災等等。

趨利避害，最重要的是什么？這也是和農耕民族有很大不同的地方。農耕主要靠經驗，因為就在這個地方，就在這一畝三分地的范圍內，就這么有限的幾種莊稼，對付各種意外情況，靠代代相傳的知識也就夠了。但是游牧生活就不一樣了。他們要想做出正確的決策，更重要的不是固有的經驗，而是動態的信息。

游牧者對信息的需求是非常饑渴的，有點像戰場上的將軍。什么天氣變化、草場情況、各家人轉場的位置、周圍狼和其他野獸的活動，牲口的病害，人員來往情況等等，他們都要了解。所以，為什么草原上的人那么好客，從源頭上講，本質也是為了打聽信息。

我看過一個資料說，一位牧民的活動范圍都是以200公里為半徑的，這一區域內哪里有草場、哪里有水源他都知道得很清楚。那對比一下，一位農民的生活半徑是多少呢？大約是在5公里。社會學家曹錦清研究浙北農村時得出結論，一般農民的婚配范圍不超過5公里。一個是200公里半徑的圓，一個是5公里半徑的圓，面積相差1600倍，你說，游牧者和農耕者，他們的信息探查能力誰更強？

說個真實的例子，你感受一下，我們節目的策劃人，有一次在草原無人區拍片子。第一天去了一個鎮子，第二天到了100多公里以外的無人區，有個廢棄廠房，架機器取景的時候，你猜怎么著？廠房里出來一個大爺，問他們是不是昨天在鎮子上拍東西。你看，鎮子上來了幾個外人，第二天，100多公里以外的老頭都聽說了。要知道那可是無人區，基本是沒有手機信號的，但在草原上，消息跑得就是這么快。

更進一步地說，游牧者的這種信息能力，又讓他們天然扮演起了技術傳播者的角色。就拿中國來說，從西亞那邊傳過來的冶鐵、小麥種植和馬車技術，都是先從西亞傳入北方草原，再從北方草原傳入中原。

這么給你一捋，你應該不會再覺得，游牧生活和農耕生活，文明水平要差很多了吧？

我看過一個有趣的說法，心理學者梅若李·亞當斯說的，他說，文明不同，是因為隱含的問題不同。農耕文明的隱含問題是：我們怎樣才能把水源引到身邊？而游牧文明的隱含問題是：我們怎么才能找到水源？你看，問題不一樣，答案當然就不一樣。更重要的是，問題不一樣，我們就很難把他們各自的答案放在一起，再去強行分出一個高低優劣了。

游牧野蠻嗎？

剛才我們想證明的是：游牧生活雖然文字并不發達，但也有很高的知識含量。那好，接下來就還有一個問題：游牧者是不是更野蠻？

咱們讀中國史書的人，很容易有這樣的印象，感覺上北方的游牧民族，動不動就越過長城，揮師南下，燒殺搶掠，旋風一樣來，旋風一樣走。更過分的是，還不講信用，就拿漢代來說，明明說好了和親的，漢家的公主也嫁過去了，怎么還是持續不斷地來騷擾邊境？很容易就解釋成，太野蠻了，完全是不講理，沒有規矩和秩序嘛。

的確，中原的農耕民族，很早就形成了一整套大大小小的規矩，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個位置上的人在每個場景下都有明確的行為規范。這套秩序看起來井井有條。

中原地區之所以形成那一套秩序，說到底，是因為家家戶戶的生計都捆綁在固定的耕地上，你跑不了嘛，國家征稅的成本很低，這樣就能用強大的中央財政來供養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形成一種自上而下的秩序。

但是在草原上，這一套就行不通了。家家戶戶都在移動游牧，天地那么大，國家能找誰收稅去呢？沒有稅收，就養不起官僚體系，國家對老百姓的控制力就弱。

就拿漢代和親這事來說，很多時候，真不能怪匈奴單于不講武德，出爾反爾，而是匈奴的組織結構決定了，單于根本做不到對全部族人的令行禁止，就算他自己全心全意想做漢朝皇帝的女婿，也約束不住所有大大小小的匈奴部族。所以和親搞得好，最多可以避免匈奴暫時的大舉進犯，但根本免不了時不時的局部騷擾。

但是，你可別覺得草原上就是一盤散沙，游牧民族其實另有一套秩序，甚至，他們為了捍衛這套秩序，采用了相當殘酷的規矩。

歷史學家羅新老師的《黑氈上的北魏皇帝》，里面就提到了一個非常奇怪的風俗。北方游牧帝國在選擇首領可汗的時候，是這么干的：先由重要的大臣用一塊黑色的毛氈抬著候選人，按照太陽運行的方向，也就是順時針的方向，旋轉九次，每轉一次，新可汗都要接受大臣們的叩拜。然后，新可汗會被扶到馬上去，大臣們用一條絲巾勒新可汗的脖子，勒到他快斷氣的時候才停下來，直接問他要在可汗的位置上干幾年。這個時候，新可汗被勒得頭昏腦漲，神志不清，就會迷迷糊糊說一個數字來。大臣們就記下來這個數，將來好做驗證。這個新可汗要是在這個數之前就死了，那還好，如果到了時間還沒死，那么就要殺掉他，這是對他的懲罰。

為什么這么干？因為草原上大大小小的部落，誰也不服誰，憑什么你做可汗？現在好了，這個人是被絲巾勒脖子，在窒息狀態下說出來的話，這就相當于老天爺通過他的嘴說出來他做可汗的時間。既然老天爺發話了，我們就遵守吧。不過，你到了承諾的時間，就一定要把位置讓出來了。

羅新老師接著做了一個非常大膽的推測，大遼的開國皇帝耶律阿保機就是這么死的。

根據《遼史》的記載，公元924年7月的一天，阿保機突然召見了皇后、皇太子以及一些大臣，跟他們說，自己到第三年初秋時節就會死去。然后說，自己還有兩件事沒完成，既然時間這么緊，咱們趕緊出發吧。然后阿保機在當天就率領大軍出征草原了。果然，到了第三年，公元926年的8月份，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在滅掉了渤海國之后，在班師回朝的途中駕崩了。

哎？他怎么說得這么準？說自己啥時候死，就啥時候死？

羅新老師的推斷是，這既不是什么壽終正寢，也不是什么神奇的預言能力，這就是自殺。

按照前面說的草原傳統，耶律阿保機在924年說的那番話，說自己三年之后就死，不是預言，而是一個鄭重的政治承諾。我只要把滅掉渤海國這件大事辦了，我就死。好了，時間一到，他決心兌現承諾。

那你說，他既然大功告成，也大權在握，就不能不死嗎？耍個賴就過去了？

耶律阿保機這么干，很可能是有一件更大的圖謀，這是他的一次自我犧牲。說白了：我好不容易讓這個國家欣欣向榮，我也把政治異己分子鏟除得差不多了，我為契丹人立下這么大的功勞，我還是按照承諾去死，我就一個交換條件，我死之后，王位就不要再像過去那樣輪流坐莊了。就在我耶律阿保機這一條血脈中父死子繼。

要知道，王位父死子繼，這可是南邊農耕民族的傳統，在草原上原本是行不通的。但是耶律阿保機通過自己的死，換來了當時契丹人對這種新規則的承認，從而完成一個草原游牧國家向一個中原式政權的轉變。

這當然只是羅新老師的一個學術猜想。我們之所以要聊這個故事，是想說：草原游牧社會，自有它的一套規矩，這套規矩和農耕社會不一樣，它不是靠龐大的官僚體系、有力的中央財政、強悍的社會管制能力自上而下建立起來的。草原的規矩，源自于一種超越性的力量，源自于每個人的內心直接和上天的溝通，是一套淳樸的、本真的規矩體系。

而且，在耶律阿保機這里，我們不僅看到了殘酷的草原規矩的樣子，也看到了草原和中原兩套規矩體系互相打通、彼此融合的電光火石般的歷史契機。

今天這期節目，我們講了一個比較抽象的話題：對游牧文明，我們究竟有什么誤解？

講完之后，不知道是否能給你留下這么一個印象：草原游牧文明，不僅不比農耕文明落后，而且是一種有著獨特的生存、生活邏輯的文明形態。它精悍、活潑、淳樸，和農耕文明的柔弱、沉靜、精細互為鏡像，是中華文明的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這也是中華文明可貴的地方，它內涵了多種文明形態，也就是多種人類的問題意識。中華文明里，不僅有江南的小橋流水，中原的慷慨悲歌，也有草原、大漠和雪域的蒼天大地。有了如此豐富的內在組合，每當我們的文明在遭遇危機的時候，總會有再次激活它的資源。漢朝時的匈奴、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鮮卑、隋唐時期的突厥，大宋朝面對的契丹女真和蒙古，一次次地把塞外的漫天大雪卷入到中原王朝的庭前階下，讓中華文明重新抖擻振作。

這就像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說的一句話：“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中華文明哪是什么用幾個簡單的標簽就能概括的存在？始終向外展開懷抱，始終等待新鮮血液的涌入，始終期待對自己的重塑，這才是我們的文明一路走來，弦歌不絕的從容姿態，這才是我等后輩為它驕傲的原因。

好，我們下一年，1028年再見。

參考文獻：

（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2004年。

（元）脫脫等撰：《宋史》，中華書局，1985年。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

（元）脫脫等撰：《遼史》，中華書局，1974年。

（清）厲鶚撰，孔祥軍等點校：《遼史拾遺》，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

鄭也夫：《文明是副產品》，中信出版社，2015年。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羅新：《黑氈上的北魏皇帝》，上海三聯書店，2022年。

劉子健：《宋史測度》，中華書局，2024年。

（美）拉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

（美）狄宇宙著，賀嚴等譯：《古代中國與其強鄰：東亞歷史上游牧力量的興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美）巴菲爾德，袁劍譯：《危險的邊疆：游牧帝國與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

維舟：《游牧生活對歷史的影響》，專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