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中國傳統歷史載記中有精彩的思想史內容，但今日我們談論思想史的時候，完全是從現代歷史學學科的背景來理解的。這意思是說，思想史是歷史學大家族的一支，她與其他分支共享了歷史學的基本信念——求真。但對于什么是重要的歷史事實，如何求真，如何解釋重要的歷史事件與現象，不同分科則有不同的定見。往壞處說，不同分科會形成陌路甚至黨同伐異的現象；往好處想，不同的分科分別呈現了廬山——歷史——的不同面貌與面向，歷史也因此才真正成為立體圖像。

既然思想史是現代歷史學發展中的一支分流，中國思想史也必然會隨著現代歷史學的建構與發展而與世界歷史學發生極為復雜的互動，包括挑戰、回應、模仿、拒斥、自我本質化、他者化、偽造、創造性轉換化等等各種做法。一百年前在爭論全盤西化或部分西化的時候，胡適曾說，在態度上中國需要擁抱全盤西化，但無須擔心中國會成為西方，因為所有的外來文化因子一定會受到傳統文化的抵抗、限制、融合，所以所謂全盤西化其實不會出現。胡適當然非常向往西方民主制度、物質發展與科學態度，但他在什么意義上是全盤西化論者，不是本書所能論斷。胡適顯然有個樸素的見解，認為矯枉就是要過正才能得其中，因為固有文化或傳統都會有惰性，會中和或減緩新加入因子的效力。但胡適沒講清楚的是：一個偌大社會中不同部門與人員“竭力”吸收外來文化之時，一定會受到現實環境的影響而自主或不自主地考慮如何使用、修正、選擇外來因子。個別行動者所認知或接觸的外來因子既不可能相同，其使用、改造的方式、程度也不會同步。換言之，在空間與時間錯落不齊的環境中，外來文化因子一定會隨著總體經驗的累積而緩慢演化成在地社會所能接受的融合模態。用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的話來說就是，新世界觀的理解與掌握，一定受舊世界觀的限制與影響，兩者一定會產生新的視域融合，不再是舊，也非全盤的新。用實證主義的話來說就是，我們必須相信每個人對于新觀念、新事物的引進都會以自己的方式進行嘗試與修正，在一定的時間之后，我們才能看到整體的變化與新面貌。佛教傳入中國成為“中國的佛教”，就是很具體而明顯的例子（其實所有外來文化經過中文化就必然會形成在地化特色，盡管未必是人們心中理想的新樣態）?？上У氖?，青年胡適所處的中國在許許多多層面上都有激烈化的傾向，連溫和的、倡議“改良”而非革命的胡適也難免掉入激情的文字游戲（障），欲以“全盤西化”而不是單純的“西化”來宣揚自己的現代化態度。話雖如此，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在地演化與胡適對于新舊文化融合的想象應該是若合符節的。思想史作為一門學院專業，當然是從西方現代史學發展而來，但從一開始，其實踐就與傳統學術發生了正面的化學變化，其結果既開創出新的學術類型，又展現中國特色或在地特質。中國思想史的歷史，絕對值得有識者投入研究，但本書無法對此做出任何詳細的論述。相反地，此處討論重點完全偏重在西方，尤其是英語世界的發展。

西歐在過去一百年，曾出現多種名稱用來指涉關于觀念、價值與世界態度的歷史研究，包括英語的history of thought、history of ideas、intellectual history、the conceptual history，德文的Geistgeschichite、Begriffsgeschichite、Idees geschichite，法文的l’histoire des idees、l’histoire intellectuelle，意大利文的stori filosoph、 stori della idee，等等。法國歷史學者侯杰·夏蒂埃說，如何叩問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是世上最困難的事，其中最主要的理由是相關專業術語在各國之中多有不同，彼此難以調適移譯。中文世界讀者對夏蒂埃的感慨應該很有共鳴，因為中文學界在使用“思想史”一詞時，有可能代表上述任何一種學術或書寫類型。中文世界使用“思想史”一詞所表現出的寬泛傾向，比較接近英文的history of thought（法文histoire de la pensèe，德文Geschichte des Denkens）。在英語世界，history of thought是history of ideas以及intellectual history出現之前常見的選擇。例如著名史家Leslie Stephen（1832—1904）在19世紀晚期出版了兩冊的History of the English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881）。History of thought這類書名在近期的英、法、德文出版界依舊時有所聞，內容比較像是“研究人類創造性思考及其產物”的一種統稱，尤其是當該作品同時包括形上學、學術發展、科學理論、政治原則、美學、社會學等等內容的時候更是如此?；蛟S可以這么說，History of thought相當現今中文學界對于“思想史”的廣義用法。

思考或思想（thought）除了總括各種主題的心智活動與成果之外，也常用來表達某單一學科或主題的心智層面的探索與成果。最常見的名稱有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與經濟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在學院分科中，它們是政治學與經濟學的次學科。爾來有環境思想史（history of ecological thought, l histoire de la pensée écologique）的倡議，自然是拜近幾十年環境史蓬勃發展結果之所賜。自從1960年代迪維二世創造“歷史環境學”（Historical Ecology）概念以來，環境史就穩定發展，吸引學者投入相關研究。經過三四十年的耕耘，學者也注意到人與環境、自然的互動，反映了人的觀念與價值。中文世界除了起步最早的學術思想史寫作，也陸續有“軍事思想史”“文學思想史”“制度思想史”與“地理思想史”等研究類型的加入與提議。從理想上講，這類科別或主題式的思想研究，目的是在補充原有科別或主題的不足，尤其是涉及“價值”或“意識形態”的研究。表面上看，某一學科越宣稱具有自然科學般的客觀性，就越會對其學科的思想史抱持可有可無的態度。對物理學家或邏輯哲學家來講，“物理思想史”或“邏輯思想史”這些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名詞。物理學本身就是人類思考物理世界的充足內容；物理學之外，再無思想。盡管現代科學哲學開始反省，認為物理學者的主觀想望會影響他們的研究結果，但這樣的意見短期內很難成為物理學者進行實驗或研究時的反思性前提。現代經濟學普遍預設“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兩種經濟認知類型，“規范”涉及價值或“應然”的取舍，而“實證”則是要建立足以解釋“實然”的模型與科學。行政部門、政治領導人會考量施政后果而做出規范，例如給特定產業優惠、為特定族群免稅，但是硬核的經濟學只考慮經濟現象（包括政府政策因素）的實然。

相對于宣稱科學性質濃厚的學科，有些學科本身就是沿著價值的敘述、情思的表露而發展，其學科的思想史就占據相當核心的地位，例如文學。相對號稱不需要思想史的物理學，一部文學史若沒有思想或觀念分析，那是完全無法想象的事。依此而言，環境事關人類的生存、健康、幸福、經濟、發展甚至國家強盛等等價值，環境思想史必然會逐漸為人所重視，大概是預料之中。中國制度思想史的出現讓研究者得以重新體會、揣想古代設定各種制度在人心中的價值、目的或理想，這類似于錢穆在談中國政治制度時喜歡講的制度背后的“精神”（類似民族或集體智慧。錢穆喜歡引孟子的“所過者化，所存者神”，這個“神”應該就是他講的歷史精神）。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發現，思想史研究有個作用，就是透過追問我們習見的歷史解釋背后更深遠或深刻的動機、目的、價值取向，而得到單從制度或現象表面得不到的歷史理解或感悟。當然，很多歷史上的行為，無論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都未能留下行為者的自述。所以欲理解其動機與目的，?？酂o直接證據而需要運用間接證據以及字里行間的訊息、解碼等來鋪陳，有時難免會有故作解人、過度詮釋的問題。甚至有時候會假設歷史本身自有一種理性，不然一種制度不會存在三五百年，甚至上千年。只是這種制度或歷史的理性，常常是作者將自己擺在后觀者，或俯視者的視角所建構出來的歷史想象與解釋，例如黑格爾會說近代歐洲的歷史精神就是自由。

相對于代表泛稱與?？拼晤I域的“思想史”，目前學界討論最多的思想史課題，是相對應英語的history of ideas以及intellectual history。這兩種文類是自足的或自成規矩、規范的思想史，而不是其他學科（如政治史或經濟史）的次領域。自有規范的思想史是與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海洋史、科學史、醫療史、制度史、宗教史、環境史、軍事史、文化史、藝術史這樣的史學次領域并列的學術科別。這意思是說，人們相信人類的價值、意識形態、信仰、情感、道德原則等等關乎心靈與心智活動的現象與成果的本身，值得仔細追問與研究，值得用特別的研究方式與書寫方式來呈現；研究歷史上重要的心靈與心智活動，以及這些活動的結果和影響，與研究重要的戰爭、宗教、經濟、政治制度同等重要。如果我們說，人之所以為人，正在于人會依據價值系統、意識形態、道德原則之不同而建立不同的社會與群體，那么研究這些價值、意識形態、信仰、情感、道德原則就成為研究人類與人類社會的第一要務。極端一點說，所有的歷史都是人類有意識的行動之后的結果。思想史就是研究這些意識的內容，以及它們為何出現在特定的時空，它們與其他歷史力量如何互動、影響。

（本文摘自陳正國著《什么是思想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年6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