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日息烽煙，憂時夜不眠。

天心渺難測，人事憶從前。

京國逢除夕，平生已廿年。

莫嗟清俸薄，壓歲有金錢。

民國十五年（1926）除夕，路孝植（1883—1943）依著清人王宓草題《守歲圖》的詩韻草成五律一首，并于次日補錄在自己的日記上。此詩首、頷二聯感懷時局，頸、尾二聯慨嘆生平，平實地記錄下路孝植的周身境遇，仿佛一把進入路氏人生的鑰匙。

路孝植，字壬甫，陜西省盩厔（今周至）縣人，于1901年赴日留學，畢業于東京高等農業學校農學科。歸國后，他曾短暫充幕，于1905年8月起任湖南甲種農業學堂監督（止于次年2月）。1906年10月，他通過學部游學畢業生試驗，獲賞農科舉人，調部在實業司行走，后改總務司機要科員外郎。所謂“京國逢除夕，平生已廿年”，便是從這一年起算的（該聯下路氏自注“余丙午入都，郎署浮沉廿年矣”，即此之謂）。

1912年4月，隨著舊學部裁撤、接收，路孝植正式進入到北京政府的教育部。1912年8月，他被薦任為教育部僉事，兼任專門教育司第二科科長，負責專門高等學校事務。在當時發布的三十二人僉事名單中，另一位更有名的是周樹人，系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我們沒有找到路孝植和周樹人對彼此的記述，但兩人肯定有交集，一則當時的教育部部員有限，各科科長合計不過14人，抬頭不見低頭見；二則兩人在部中有不少共同的朋友，如許壽裳（季茀）、黎錦熙（劭西）、洪逵（芰舲）等，交游網絡當有不少交叉重合之處。不過，二人的關系想必是疏遠的。路孝植和魯迅是非常不同的人，他們從相似的起點出發，卻在北洋時期的最后時光里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軌跡。

那時候，周樹人還只是周樹人，雖在數年前曾與其弟周作人一起翻譯出版過兩冊域外短篇小說集，但都滯銷了，無甚影響。路孝植也不是什么要緊人物，不過因是學部老人，在部中更有根基，在后來的“仕途”上更多些機會。1913年3月10日，路氏被任命為專門教育司司長，但僅一個月后即因在中央學會互選權風潮中與時任教育總長意見不合而宣告辭職。1914年2月，北京大學農科劃出獨立，改為直屬教育部的國立北京農業專門學校，路孝植被委任為首任校長（任職至1917年7月）。1919年7月，路氏署任湖北教育廳廳長，次年3月獲得實任，但當年年底就因對武昌高師風潮的處置之法不合吳佩孚之意而辭職離任，返回北京。顯然，這次外放任官是中央試圖介入和掌控地方教育權力的一次嘗試。1922年2月，路孝植被教育部委任為留日學生監督，并于3月底赴日考察學務。至當年7月，他又被派充為教育部編審員。到了1925年9月，路氏再次獲得外任機會，被任命為湖南教育廳廳長，至次年8月免職。不過，從日記來看，這一次他并沒有實際到任，而是一直留在部中工作。

北洋時期的路孝植與魯迅

路孝植的日記，留存下來的大約有兩種。一為《東瀛學稼日記》，記1902年日本留學事，是前人已知的。另一《丙寅日記》尚不大為人所知。這一日記始于1926年農歷正月初一，止于六月初九（公歷2月13日—7月18日），盡管時間尚不滿半年，但卻詳細記錄下段祺瑞執政府崩解、國民革命軍北伐初興、北洋政府行將就木的時代巨變下，一位北京教育部公務員（甚至是一群像他那樣的公務員）的日常工作與生活。

相比于同時期個人流水賬式的的魯迅日記，路孝植日記內容更加豐富、具體。比如對于1926年3月18日那天，魯迅在日記中是這樣寫的：

十八日 晴。上午寄小峰信。下午有麟來并贈糖食三種。夜魯彥來。得秋芳信。

同一天，路孝植則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初五日 晴，有風，略有云氣，稍寒。午前孟迪表兄與談少勤同來。午飲于宣南春，即少勤所約也。二時詣丹崖，為陪新親，薄暮歸。仲驤、谷父、造五均如約而來，朶山亦來，乃作通夜長談，以待明晨祭祀。朶山無文廟之役，十二時先去。得沈元裳天津信。是日，多校學生及各團體先在天安門外開會，繼至國務院請愿，因與守衛軍警爭執，竟被擊斃三十余人，負傷者百人以上。軍警亦有死傷。噫，慘矣！

這一天即“三一八慘案”發生的日子。魯迅日記所記極簡，完全不涉及此事。相較而言，路孝植的日記更為詳細，舉凡日常交際、部中公務、時局見聞無不是記錄的對象。觀路氏前后日記，我們便能了解“三一八慘案”的基本原委：

正月二十九日（3月13日） 近日，國、奉兩軍（引按：即國民軍與奉軍）用兵于大沽，附近輪船出入頗感不便。聞昨日有日本兵艦數艘意欲入口，不知因何發生誤會，竟與大沽炮臺開炮互擊，并有日員負傷之說。今日，鹿鐘麟有電報告請向日使抗議；同時，日使亦向外部提出抗議。政府擬先行確查，然后再言辦法。

二月初四日（3月17日） 聞昨日駐京各國公使為大沽事通牒政府，有所要求，并限期答復。各校學生因大沽事，到國務院請愿。

次日，慘案便發生了。此后，他仍關注后續事態：

二月初六日（3月19日） 是日，執政命令以前、昨兩日舉動為共產行為，分飭京內外嚴重防范，并通緝徐謙、李大釗、李煜灜（引按：即李石曾）、易培基、顧兆熊（引按：即顧孟余）等五人，另由國務院將前兩日情形通電各省。聞大沽問題政府已答復各使，嗣后各國輪船可自由航行。倘無枝節發生，可就此結束矣。

二月初七日（3月20日） 執政有令，以前日國務院門前慘案或恐累及無辜，飭內務部行知地方官廳查明撫恤；軍警執行職務時有無超過必要程度，亦著陸軍、司法兩部查辦。全體閣員以國務院門前慘案事前疏于防范引咎總辭職。

二月初九日（3月22日） 閣員總辭職，經執政慰留，聞已照常視事矣。

路孝植日記對“三一八”慘案的記載

路孝植雖然不斷在日記中記下事態進展，但與魯迅不同，他對事件的關注似乎止于紙面。這一期間，于他而言，最煩心的其實還是慘案當天日記中提到的“文廟之役”。

路孝植是在二月初二（3月15日）那天接到部中秘書處通知的，說“初六日文廟春丁祀典派充執事官，審定委員會被派者尚有仲驤、谷父、造五三人”。按孔子祀典以孔誕和丁祭為重，孔誕在每年公歷9月28日，丁祭則分春秋兩次，即農歷二月和八月的第一個丁日，路孝植等人被派的是當年的春丁祭。二月初三，路氏并未赴署辦公，但得到消息，他在春丁祭中的具體任務是充任“西廡先儒執事官”。初四，他于“午后到署，看書廿余頁”，“與仲驤、谷父、造五約定明晚集余齋中，侯至上祭時，同往將事”，于是就有了“三一八”當日一行人在路氏家中“通夜長談”以待天明上祭的情形。

祭孔本是北洋政府一項關乎“人心向善”和“國本底安”的重要文化政治。對于時人而言，丁祭執事或許是一種榮譽，但卻是無償的義務工作，對身體也是不小的考驗，因此在實際執事的路孝植等人看來，卻是一樁苦役：

初六日 丁未。大雪竟日，晚晴，甚寒。寅初，與仲驤、谷父、造五易禮服，同赴文廟。先至敬一亭休息，卯初上祭，執事如禮。送燎后，天已大明，乃各散歸。憊極而臥，午后方興……晚，頭痛作嘔，不思飲食，服仁丹十余粒，略安。

北洋時期的祭孔執事官

北洋時期教育部等“窮部”公務員發薪之難，是人所共知之事。不單丁祭這種臨時派遣份屬無酬，即便是部中法定的薪俸多數時候也無法按時、足額發放。這一點在魯迅日記中已多有體現，而路孝植日記則提供了更多細節，兩者可以交相印證。

1926年2月12日至7月18日之間，魯迅日記共記教育部發薪四筆，路孝植日記共記五筆：

第一筆薪水于2月12日下發。這一天正好是除夕，大約考慮到部員們過年開支廣，這一筆薪水額度較大，且為連夜下發。魯迅日記：“十二日 夜收教育部奉泉二百三十一元，十三年一月分。”路孝植于次日新正補記的守歲詩尾聯“莫嗟清俸薄，壓歲有金錢”之下自注“除夕發薪七成”，說的便是這一次發薪。其實這一聯有涂改，原本寫作“今宵堪自慰，清俸有金錢”。詩固然寫得俗氣，但卻透露出無奈、自嘲和欣喜交織的復雜情緒。

第二筆薪水于3月25日下發。魯迅于次日領到，并在26日的日記中簡要記了一筆：“收教育部奉泉三元正。”路孝植則于25日午后入署，“署中僅存千余元，今日每人發薪三元。不論薪俸等級，一律如此。教部之窮，一至于此，可嘆也！”

第三筆薪水于4月30日下發。魯迅日記失載。路孝植于次日領到，5月1日（三月二十日）日記：“昨日署中又按人發薪六元，今日領到。”

第四筆薪水于5月14日下發。魯迅于次日收到，并在日記中簡單寫下：“［15日］晚教育部送來奉泉七十九元。”路孝植則于14日下午入署，對這筆薪水來源有更多了解：“是日，署中發薪二成二，計六十二元另四毛。今年除兩次平均共發九元外，按成發薪，此為第一次，可嘆也！系俄國退還之庚子賠款。”

第五筆薪水于6月14日下發。魯迅在當日日記中記了“晚收教育部奉泉八十三元”一筆。當天，路孝植也沒有入署辦公，薪水由部中派役送達，但他還是打聽到了是次發薪的各種周邊信息：“今日，署中始籌得二萬五千元，是否俄款未問清。部員發二成五，錄事發四成。晚九時，部役送薪水來，得七十元。”有趣的是，盡管路孝植作為學部老人在教育部中資歷更老，且一度被提拔為專門司司長，兩度被任命為外省教育廳廳長，且出任過北京農業專門學校校長，但經歷了進進出出、起起落落后，他的薪資反不如魯迅來得高（路氏每月全俸約280元，而魯迅則約330元，兩人大概相差一個俸級）。

薪水不到位，部員們工作干勁便不免受到影響。魯迅后期的日記很少記他在教育部的工作，大約是覺得日常瑣務不值一記吧。他在1925年8月至1926年1月間因“女師大風潮”而遭時任教育總長章士釗非法開除了5個月，此后雖恢復原職，但與教育部顯然更為疏遠了，看起來兩者之間只有一張工資單的關系。路孝植不像魯迅那樣可以從事兼職講課或文學創作來獲得各種額外收入，對于工作自然沒有那么跳脫，但似乎也談不上有多少用心。

從日記記載來看，路孝植在教育部的工作顯得相當閑散、自由。1926年，教育部從正月初六（2月18日）起正式辦公，春季施行下午辦公，從午后二時工作至六時。不過，路氏很少有準時入署工作的時候，且絕無加班之事。他通常午后三時或者四時入署，然后六時準點散值，或者五時提前離署，很多時候甚至只是隨意或順帶“到署一行”。如正月二十八日（3月12日），他“午后出前門購物，到衙門看書十余頁”，便是當天的工作；二月十三日（3月26日），“午后至阮府一行，遂入署，昨日看完之書，又加數簽，交出”；十八日（3月31日），“午后賀高少農娶子婦，到署一行，即歸”；次日，“飯后到署，四時胡總長到任，在大會場接見部員，略話數語而退，五時歸”；三月十五日（4月26日），“午后仲丹表兄來，到衙門看書數頁，有索薪會，未到五時散歸”；五月初一（6月10日），“午后冒雨入署，到者寥寥，略坐即出署”……自7月1日起，教育部辦公改為夏季“早署”（午前八時至十二時）后，情況也無實質變化。如五月二十九日（7月8日），“午前，洪鑄生、張若泉偕來長談，客去，匆匆入署，已午初矣，看書數頁而歸”；六月初四（7月13日），“午前入署一行，即歸”……如此，不一而足。至于因臨時有事或疲累晚起，“不入署”也是常有之事。

不難發現，路孝植每日入署工作的主要內容是“看書”。當然，這里倒不是隨意看閑書，而是一項專門工作。自1925年10月底起，路氏被指派為教育部圖書審查委員會委員，擔任農業組主任。他在署中從事的正是農業教科書的審查工作。這一點在日記中多有透露。如正月初七（2月19日），“午后……入署看農業教授書十余頁”；二月十二日（3月25日），“午后到署看書三十余頁，計農業教科書第四冊，教授書第三、四冊，均看完，共簽出四十余條，并擬批一件”；二月十七日（3月1日），“午后到署看書十余頁，農業課本中華書局印。”二十一日（3月5日），“午后起風，到署看農業課本十數頁”；二十五日（3月9日），“午后詣談府，晤味秋，坐談片刻。到署看書十余頁，農業課本第一冊看完”；二十七日（3月11日），“午后起風，過阮府一行。到衙門，以鮑子年先生《大泉圖錄》贈慰蒼。看農業課本數頁，第二冊”；三月十二日（5月1日），“午后入署看書十余頁，農業課本第二冊閱畢”。如此等等。為此，他還在三月三十日（5月11日）那天收到了一筆十一元多的審查費，據說是根據去年新訂章程而得的獎勵金，算是“意外之財”。

教育部圖書審查委員會職務分派。來源：《晨報》1925年10月30日，第六版

翻閱日記，不難看出，民國十五年時，教育部部員路孝植“典型”的一天大概就像二月二十八日（4月10日）日記所寫的那樣：

二十八日 己巳。晴朗如昨。晨起掃除書室，折后院海棠數枝供之案頭，展卷靜坐，一樂也。飯后入署一行。到阮府則又全家往東城矣。詣胡姻伯母處交款。游中央公園，仲丹表兄、循侄（引按：即路遵，時任國務院主事）均在彼，乃同坐啜茗談天。丹兄有事先去。攜循侄徧歷園中各處，百花齊發，妍媚萬端，大好春光固未嘗以時事而略有遜色也。傍晚拉循侄歸，同侍生慈看牌八方。循侄出城已十一時矣。

一日之中，似乎工作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與友朋看戲、喝茶、喝咖啡、逛公園，最好再來一場“清夜長談”。

路孝植是真愛看戲，無論工作日還是假期都會看戲，常常連著幾天天天看戲，甚至一天之內換著地方看戲。他常到三慶園、華樂戲院和開明戲院等處看梅蘭芳、孟小冬、程硯秋、徐碧云等名角的戲，看戲品味并不低，當然也愛評戲，言辭犀利。如二月初三（3月16日），“晚有戲，華樂和鳴社班底，程艷秋、侯喜瑞演《紅拂傳》，極佳；小翠花（引按：即于連泉，藝名‘筱翠花’）外串《閨房樂》，亦可聽。是日，生慈、內子均到談府觀劇，夜二時乃歸”；二十日（4月2日），“午后到署一行……乃至華樂觀劇，艷秋演《梅龍鎮》，非其所長，平平而已。此戲在近數年中，當以翠花為最佳，雖蘭芳莫及也”；三月初三（4月14日），“午后到署看書四頁，循侄電召華樂觀劇，即驅車出城；及至，章仲軒亦在坐。《三進士》一劇情節不佳，而演者不無可取，姚玉蘭為主角，非阿好也”；四月初四（5月15日），“午后循侄來，少坐即去。入署一行。到三慶觀劇，楊寶忠、朱琴心演《烏龍院》，大致不差，未可以嚴格繩之也”；十九日（5月30日），“飯后……適循侄在彼，乃同至三慶觀劇，上坐甚佳，每人加錢三角。朱琴心與郝壽臣合演《無雙》新劇，結構不佳，殊無可取。惟壽臣之古押衙尚有精采”；六月初九（7月18日），也就是《丙寅日記》所記最后一日，“飯后，采庭約迪兄及余至廣德樓觀劇。散戲后，拉采庭、迪兄到百景樓晚飯，并電招丹兄同噉焉。飯罷后，與迪、丹兩兄同至開明觀劇，蘭芳演《審頭刺湯》，唱作并佳”。

北京開明劇院。來源：上海《大報》，1930年7月3日，第2版

看戲之外，路孝植也熱衷于與友朋、同僚聚會清談。路孝植是真愛清談，好幾次入衙署工作時都輟書不觀，轉而與同仁長談。如三月初九（4月20日），“午后……到署，未看書，與同人長談，至薄暮而散”；五月初三（6月12日），“午后到署看書，見知會后日端午節放假一日，薪水則無消息，俄款可得若干，而部校互爭亦未解決。與谷父、造五劇談良久，遂歸”；初七（6月16日），“午后到署，與寇恩老、葉膺唐長談。膺唐說佛學，娓娓不倦無從置詞，頷之而已”。當然，更多的是散值后聚餐，然后作清夜長談。如正月二十日（3月4日），“午后到署。晚赴沈朶山、步洲昆仲之約，夜二時歸”；二十一日，“午后到署，晚沈朶山、步洲兄弟、陳仲驤、彭型百、周谷父、朱造五諸君集余齋中劇談，至子夜乃散”；二十二日晚未聚，偕親友往華樂看戲，“歸已二時矣”；二十三日，諸人設清寒集，“夜十二時散歸”；二十四日，“晚，吳仲漁及朶山、仲驤、造五集余齋中劇談，至子夜乃散”；二十五日，“晚仲驤、谷父、造五三君同來長談”；二十六日，稍事休息，未談；二十七日，“席散后詣谷父家長談，至夜二時歸”；二十八日，“晚集朶山、步洲昆仲處，夜二時歸”……他們幾乎夜夜都在聚談。這不得不讓人好奇，他們都在談些什么？日記對此并無明確記載，我們只能猜測，他們大概同今人一樣，是在聊時局、扯八卦、侃大山吧。當然，從一些記載來看，他們也不一定都在聊天，而可能是在下棋。日記中就多次寫到了“手談”。如四月十六日（5月27日），“午后……到署看書。散直后詣沈府，手談，十二時歸”；二十日（5月31日），“午后欲到署，而型百電招，遂徑詣型百家作手談，朶山、仲驤、霞赤、天漢在坐，夜二時乃歸”；五月初三（6月12日），“晚丹兄處有女客來，與內子陪之手談，夜二時乃散”；十四（6月23日），“未入署，晚邀周衡父、谷父昆仲、鄔纘勛、朱造五及味兄作手談，子夜客散”。從字面看，“手談”一詞當指下圍棋，但也不能排除此處作為打牌的雅稱。事實上，在正月十二（2月24日）的日記中，路孝植已經透露出賭博一事：“四時入署，看書數頁而歸。味兄約同事十余人來博，余未入局，旁觀而已。”

看戲，聚談，品茗，閑逛，確乎是閑適的人生狀態。然而，這不過是彼時生活的一面罷了。“何日息烽煙，憂時夜不眠”，守歲詩首聯早已揭出那喜樂安逸背后的嚴峻日常。實際上，前面描繪路孝植“典型”一天（二月二十八日）的日記只截取了前半，他說中山公園內“大好春光固未嘗以時事而略有遜色也”，所謂“時事”就是日記后半記錄的驚心動魄的時局：

是日政局驟變，段執政已遁入東交民巷某處，警衛司令鹿鐘麟布告安民，宣布段之罪狀，即將府衛隊改編，一面恢復久居延慶樓中曹前總統（引按：即曹錕）之自由，并電請吳佩孚入京主持一切。此事發動于昨日夜間，天明后諸事尚未完畢，各城門均未啟，電車、電話亦不通。辰巳以后乃漸復原狀，城門亦啟。晚十時后，南方炮聲甚緊，并間以槍聲，時見火光如電光然，徹夜不止。兒輩肄業各校前以飛機拋擲炸彈，曾先后放假數日，今已一律開學，乃甫入校又值此變，皆放學歸來。

在幾方軍閥表面均勢妥協下形成的臨時執政府，又在軍閥交爭和內訌中倏忽崩解。政權更易，留給北京老百姓的是實實在在的兵兇戰危，是結結實實的槍炮、炸彈，使人產生不知今夕何夕、明朝伊于胡底的茫然和恐懼。

二月二十日（4月2日），也就是路孝植去華樂戲院看程硯秋演《梅龍鎮》的那天，北京城遭受了奉魯聯軍的首次空襲：“是日午前九十半，聯軍有飛機從西南方向飛來，拋擲炸彈二枚，落于西直門外某某兩處，死李姓老嫗一。首都有如危城，居人不能安枕矣。如何！如何！”

二十一日，聯軍飛機仍于午前飛來，投彈至十余枚之多，所幸并未傷人。當天下午，路孝植入署看書，中間接到家里電話，得知親友來訪，便“約至第一樓聽票友坐唱，循侄亦來。晚間同至絨線胡同西頭天和祥飯莊小吃，菜甚佳。飯后散步久之。又至和蘭號吃咖啡，小樓頗清潔，可吃西菜，容當嘗試之”。

二十二日，“是日飛機又來，時間及擲彈數與昨日略同，無大損害，未傷人”。路孝植“十二時至華美午餐，與谷父、仲驤、造五所湊之小吃局也。午后，復集于谷父家長談，至夜一時乃歸”。

二十三日，“是日午前十時左右，飛機又至擲炸彈，約六七枚，均落在南城”。這一天是清明，路家午間祀先。路孝植于“飯后詣方孝寬長談，晚赴宣南春程麗生之招……飯后同赴若木，煮茗清談”。

二十四日，聯軍飛機未來投彈，“但午前十時左右，似又有炮聲從南方來”。路孝植午后“到署看書十頁，與慰蒼長談，散值后至第一樓”，晚飯后“與生慈打牌消遣”。

……

槍炮聲、炸彈聲還在繼續，戰火益近。巨大的時代震蕩和不確定下，生活卻（只能）沿著舊轍繼續下去了。

五月三十日，也就是7月9日那天，路孝植在日記中記了自己午前到署看書、午后靜坐，記了晚飯后到前門一行，與友人“長談”至十二時，也記了前一日張嘉璈等人在中國銀行的連任命令（儲蓄是他日常的重要活動），還記了近期報紙報道的湘鄂贛浙等省的水災，最后記了國民軍與奉軍之間的沖突，“南口近日有劇戰，吳、張合力猛攻也”，開年以來的緊張局勢一無緩解之象。——若站在中國近代史的主線上看，所有這些大概都算不上是重要的事情。那一天中真正被寫入歷史的，是在遙遠的嶺南，國民革命軍于廣州大校場完成了誓師大會。北伐戰爭正式啟幕，北洋時期就此走向實質性的終結。當然，作為北洋政府公務員的路孝植還不知道這件事，更無從覺知歷史的轉向。

1926年8月26日下午四時二十五分，魯迅偕許廣平啟程離開了北京，送行的友朋多達十四五人，路孝植并不在內。此時的魯迅已不再是1912年與路孝植一起發布為教育部僉事時的周樹人了。他在1918年5月發表了《狂人日記》，1923年8月結集出版了《吶喊》，在離開北京前夕又出版了《彷徨》；在雜文方面，他已經發表《論雷峰塔的倒掉》《記念劉和珍君》等名篇，并先后出版了《熱風》《華蓋集》等雜文選集。這一切足以讓他位列那個時代中國最杰出的作家。不過，有趣的是，這些都未成為他日記中的核心內容。

魯迅離開北京。來源：《魯迅手稿全集·日記》第5冊

“天心渺難測，人事憶從前”，周樹人已不復是以前的周樹人，路孝植卻依然是那個路孝植。他與魯迅的“歷史結局”迥乎不同：魯迅走入歷史，成為了歷史，而他淡出歷史，隱沒于歷史。

回看魯迅日記，那里沒有寫下多少魯迅之為魯迅的東西，而路孝植卻在日記里幾乎寫下了自己全部的人生：

［三月］初三日 癸酉。晴熱。是日為先曾祖母王太夫人忌日，午間設奠。飯后到萬國儲蓄會交款。祝馬瑞書生日。路經東安市場，買折枝丁香數枝。四時到署，未看書；有索薪會，亦未赴。晚集谷父家，仲漁、造五在坐。十二時歸。晚成叔姑丈來，未晤。竟日炮聲不斷，入夜更緊，亦有槍聲，意者戰事離城更近矣。是日，飛機未來。

時局無法改變，余生似無多少可能。人行一世，何曾裝飾過這個喧嚷的世界，不如“買折枝丁香數枝”，裝點一下自己的旅程。

路孝植，大概是另一個時空中的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