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在北京，看上海”，“澎湃下午茶/京滬之間”系列于2024年5月17日正式啟動。“京滬之間”旨在解析中央政策，探討上海思路。

第一場研討會，暢談中國經濟轉型中的上海戰略；第二場研討會聚焦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第三場研討會，關注科技金融。

我們邀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張明、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榮休研究員宿景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員曹勝熙、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韓冰、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陳明藝、中國建設銀行貴金屬及大宗商品業務部資深副經理陸怡烽、上海大零號灣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徐亞云，以及天風證券全球科技首席分析師孔蓉。

以下是陳明藝演講精要。陳明藝從財稅的角度討論目前在促進科技金融方面的政策，科技金融領域國際上值得上海學習的國家或城市，以及當前財稅政策推動科技金融面臨的挑戰。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陳明藝認為，財政補貼應包括對金融機構的補貼。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當前，中國的科創優惠政策在全球范圍內相對較多，現在是創業的最佳時機。自十八大提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以來，財稅的地位逐漸提升。這些年來，財政稅收和金融的支持措施不斷增加，政策效果逐步顯現。在金融政策支持科技發展的同時，財政稅收支持力度持續發力，只是因為財政稅收支持是分布在生產、交易、流通和分配的各個環節，難以全部直接觀察，部分政策支持是面對特定行業或企業，加之政策的滯后性，因此社會公眾對財政稅收政策對產業發展、經濟促進的作用較之金融，未能在短期內感受到政策效果。

在這個背景下，今天主要從財稅的角度討論以下幾點：首先，上海目前在促進科技金融方面的政策。其次，科技金融領域國際上值得上海學習的國家或城市。最后，當前財稅政策推動科技金融仍然面臨的挑戰。

財稅政策對上海科技金融發展的助力

財稅對科技金融發展的支持主要包括財政專項資金和稅收優惠，比如政府性融資擔保和財政獎補等措施。全國范圍內，上海和深圳在科技金融建設方面具有較強的競爭力。然而自2023年起，京滬快線的客流量低于滬深快線，表明上海的地鐵客流量下降，經濟復蘇尚未達到疫情前的水平。為推動上海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激發科技創新活力，必須加大財稅政策支持力度，促進科技金融發展，提升上海科技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增強上海經濟的韌性和抗風險能力。

在專項資金方面，商業資本通常不適合進入企業發展的早期或規模較小的階段。此時，我們可以通過政府、國企、母基金、貼息貸款和保險等渠道進行支持。目前，政府引導基金的使用最為廣泛，這種模式也得到我的支持。例如，投資100億或500億時，政府可以首先承擔20%的資金投入，然后吸引外資和民企跟進。政府引導基金發揮著重要作用，需要進一步優化資金使用方式。

關于全國性基金，北京因央企眾多和資源豐富，是科創企業最集中地區，企業更有可能獲得投資。上海地方國企雖規模位居全國第一，但與央企相比仍有差距。上海可以引進類似的全國性基金，推動科技金融的發展。

稅收優惠主要體現在二次分配中，包括企業的增值稅、所得稅和人才的個人所得稅。海南和深圳對人才的個稅為15%，其余部分返還給個人，而上海則需要政府對人才進行補貼。2025年，上海應積極推動類似大零號灣的項目，爭取留住企業。

在企業發展方面，如果能提供更多稅費優惠，將有利于上海企業的成長。對于種子期和初創期的企業，若能以投資為依據抵扣2-3年的稅費，將有助于推廣類似政策。稅收、財稅和報表等內容應由專業人士處理，以確保企業了解其經濟可行性。然而，企業通常缺乏這方面的專業人才。

無論是種子期還是初創期，財稅政策應盡早告知企業，以支持其發展。浦東新區已有一些特定的優惠政策試點，大零號灣今年的政策密度較大，也包含一些優惠措施。保稅作為一種新稅種，具有推廣亮點。

例如，生物醫藥企業的發展方面，盡管上海和蘇州的生物醫藥行業在全球較為知名，但約80%的生物醫藥企業選擇了蘇州而非上海。這與地價有關，上海將許多第二產業遷出，以保留第三產業。然而，新增的第三產業價值無法抵扣遷出上海的第二產業的損失。截至2024年7月，江浙滬三地GDP，上海低于浙江和江蘇。生物醫藥方面的補貼具有創新性，可以進一步推廣。

總體來看，上海在政府引導資金方面表現良好，但需進一步提升效率。

財政績效仍需改善，財政補貼應支持企業“投早、投小”

從財稅的角度講，關鍵的一點是財政績效。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曾做過相關測試，結果顯示，中央每撥款1元到地方，長三角的使用效率為1，即投入1元產出1元；西部地區的效率較低，為0.56元；中部地區則更低，僅0.4-0.5元。在全國范圍內，中部地區的效率最低，中央撥款1000萬元時，可能有50%未能有效使用。盡管我們支持財政對科創和科技金融的投資，但需重視績效問題。績效評估十分重要且具有挑戰性。財政局在績效評估中面臨的問題是，考評結果將影響與企業的后續合作。

財政補貼應在全市范圍內推廣，包括對金融機構的補貼。我們支持科技金融的發展，支持企業“投早、投小”，相信可以評估出有前途的企業。以耐克和鄭欽文為例，耐克早在7年前簽下14歲的鄭欽文，現在獲得了豐厚的回報。具體來說，財政補貼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商業銀行方面，財稅可以通過補貼鼓勵銀行“投早、投小”，一旦資金投入科技領域，可以享受稅收優惠和抵扣，將有助于政府分擔風險。

第二，在知識產權保險和質押方面，上海在全國范圍內具有較好信用。武漢光谷吸引了許多博士和海歸，但疫情爆發后，這些人才轉向欠發達地區獲取政府資金。上海相對較少出現類似情況。

第三，全國性基金方面，如社保基金，北京和深圳在融資和政策資源方面優于上海。上海應學習北京和深圳，積極爭取全國性資金。

最后，目前上海還有一項優惠政策，即投早、投小滿兩年，第二年可在稅前抵扣70%資金。例如，投資1000萬，第二年利潤800萬時，可以免稅，剩余200萬用于第三年的稅收抵扣。上海已出臺稅費優惠政策指引，但稅費改革似乎進入了黃昏期——雖然稅有所下降，但總體要求金額還是上升。

向紐約、新加坡等城市學習科技財政政策

上海創投和人才方面的稅費優惠政策應進一步推廣。與國際其他國家相比，上海的優惠力度和種類遠不及紐約和新加坡。我們應推動全社會形成支持科創的共識，加大財稅政策支持科創的力度和廣度，有利于吸引全球科技創新資源，匯聚高層次人才，提升上海的科技創新能力，增強上海在全球科技競爭中的地位和影響力。

從全球范圍來看，紐約的政策相對細致且對年輕人支持力度較大。與紐約相比，上海在財政資金支持年輕人方面仍顯不足。例如，紐約的企業每增加一名員工，可以抵扣1000美元的稅，而這種大范圍施行的政策在上海尚未出現。紐約在科技和金融結合方面表現優秀，上海應向紐約學習，爭取各類政策留住高端人才。

新加坡在稅收優惠方面力度較大，尤其是在金融科技和創新領域，他們一直與我們爭奪這些資源。新加坡在疫情三年期間吸引了約4000億資金，顯示出強大的政策吸引力。上海應借鑒新加坡的做法，及時跟進新信息并推出相關政策。

除此之外，德國和日本也有可學習的經驗。德國的政策專注于中小企業，而上海則主要關注大企業，忽略了中小企業。上海可以學習德國的經驗，在關注大企業的同時，也要重視中小企業。同時，東京的財政激勵力度相對較小，但其政策是面向全球實施的，而我們在財政補貼方面往往私下施行，缺乏公開透明。

當前科技財政的挑戰與建議

在第二十屆三中全會上，稅收被認為具有基礎性、支柱性和保障性的三重作用。與科創企業相關的主要是稅收優惠政策。目前上海的稅收政策還面臨以下挑戰：

首先，需關注稅收營商環境和稅收法治建設。上海的稅收營商環境在中國位居前列，但與新加坡和中國香港比較，仍有明顯差距。以報稅為例，新加坡、中國香港的報稅時間比上海短，這表明上海在稅收營商環境方面還有提升空間。稅收法治建設方面，存在如補稅時不走查賬流程、直接公布應補稅額；倒查賬本時未明確具體年份；查稅范圍未覆蓋所有企業等問題。此外，隨著稅收電子化程度不斷提高，優化崗位、提升征管效能是納稅人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這些問題表明，我們的稅收法治環境尚需進一步完善。

第二，建議增加直投，同時擴大對高校的投入，不僅限于產業園區。在投資規模上，應擴大范圍，并針對不同產業細分領域進行投資。在機構的風險補償方面，財稅政策可以對虧損的銀行或天使投資機構提供獎勵或補償，以鼓勵其投資。

第三，績效考核至關重要。之前如“漢芯事件”中的造假問題影響惡劣，我們需依靠體制內的精英進行績效考評，審查資金使用情況，并制定相應評估政策，確保財政投入有效使用。

最后，我建議進一步擴大稅收優惠范圍。目前上海主要在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方面提供優惠。建議將稅收優惠擴展至房地產稅和土地使用稅。深圳通過免費贈送工廠和寫字樓來吸引企業，上海也應考慮擴大稅收優惠范圍。

（田雨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