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下文簡稱CPAC）拉美分會第五次會議在墨西哥召開。這是今年拉美極右翼在西半球的第三次集會。

近年來，伴隨拉美政治力量博弈升級和意識形態斗爭加劇，地區極右勢力進入活躍期，新右翼力量漸顯雛形，開始出現與美西方保守派聯動之勢。

四五年間，CPAC在拉美日益壯大、漸成氣候

20世紀60年代，美國國內掀起大規模激進民權運動，政治經濟和社會平權斗爭取得長足進步。1973年，美最高法院對羅訴韋德案作出判決，賦予墮胎行為合法性，使之成為塑造美國社會的里程碑案件，與此同時也激起了美國自由保守勢力的嚴重不滿。1974年，在美國保守派聯盟和美國青年自由組織的推動下，CPAC正式宣布成立，同年在美召開首屆會議。

CPAC現由極右翼智庫“阿特拉斯網絡基金會”資助，是美國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保守派聚會之一，并經常與西班牙極右翼政黨Vox組織、匈牙利民粹主義組織“價值觀政治網絡”進行互動交流。

自創立以來，CPAC已組織召開會議五十余次，活動范圍和陣地不斷擴大，逐漸從美國擴展到拉美及西半球以外的國家和地區。

2024年2月24日，美國馬里蘭州國家港，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 (CPAC)舉行。阿根廷總統米萊出席會議。澎湃影像 資料圖

2019年和2022年，CPAC相繼進入巴西和墨西哥，每年不定時舉辦，規模日益壯大，發展漸成氣候，并開始對標拉美左翼政黨組織“圣保羅論壇”。前不久，由巴西前總統博索納羅之子愛德華多發起的CPAC峰會在巴西剛剛落幕，出席會議的核心人物包括博索納羅、阿根廷總統米萊、薩爾瓦多總統布克爾、智利共和黨領袖卡斯特、秘魯首都利馬市長阿里亞加、多米尼加軍事強人特魯希略之孫多明格斯等人。會上米萊對本國基什內爾政府、玻利維亞政變事件、委內瑞拉內政等發表了爭議性言論，再次亮明對博索納羅的無條件支持，又借故缺席了南方共同市場首腦峰會，進一步加劇了拉美左右翼政治對立和區域一體化分裂程度。

拉美新右翼，傳統右翼的“表親”

無論是“極端右翼”“激進右翼”“另類右翼”，抑或是“民粹主義分子”“新法西斯主義”，這些都是當今拉美新右翼獨有的身份標簽。具體來看，首先是強烈反對墮胎以及婦女和同性戀權利。拉美的基督教宗教原教旨主義擁有深厚的制度和文化基礎，傳統和新右翼精英們通過將宗教問題與種族、階級和性別議題糅合聯系起來，以信仰為名發起“文化戰”、散布“道德恐慌”，推崇“性別意識形態”，共同為反墮胎合法化和維持傳統異性戀家庭背書。

還有反對犯罪，推行維護公民安全的強硬路線。拉美新右翼善于利用公民安全問題等左翼政府的軟肋，加以放大的同時進行政治化處理，為此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甚至不惜背上“人權迫害”的政治罵名，但往往能快速達到預期效果并在群眾中樹立良好口碑。以此為代表的是薩爾瓦多布克爾、厄瓜多爾諾沃亞對打擊國內暴力犯罪的粗暴治理模式，其中奉行“鐵腕治國”的“布克爾模式”最受關注。

再有就是堅決反共、反左以及反對社會民主主義。左退右進或左進右退已經成為拉美政治生活的常態，反映出地區左右翼交替執政、難以共生共存的底層邏輯。歷史地看，拉美每次進步力量的退潮必然伴隨著自由派和保守勢力的歸來，而進步力量上升的背后也總可以窺見右翼勢力的暗自蓄力。自本世紀以來，拉美已相繼經歷兩波“粉紅浪潮”，相較于第一波左翼執政的輝煌時期，2018年開啟的“第二波粉紅浪潮”中左翼政府治理能力普遍更為脆弱，這也為新右翼和極右派的發展壯大提供了時間窗口。

作為拉美右翼的分支和“異類”，新右翼的組成成分更為復雜，與傳統右翼是“表親而非真親”的關系。米萊是奧地利自由市場經濟學派的狂熱擁護者，在全國推行“休克療法”，主張降低政府干預，鼓勵市場競爭，絕非經濟民族主義者，也不是貿易保護主義者。布克爾也聲明其并非“反全球化主義者”。博索納羅是堅定的氣變懷疑論者和反疫苗陰謀論者，但卻無意貫徹右翼傳統的自由市場論和嚴苛的財政紀律?？ㄋ固厥侵抢F行憲法和親市場政策的堅定衛士，但表現出尊重科學和理性的作風，主動抵制反智主義，行事風格更具可預測性。

除此以外，拉美新右翼的另一大特點是開始向“特朗普化”轉變。無論是被冠之“特朗普分普”的名號還是復刻“讓某國再次偉大”的口號，拉美新右翼一直與這位美國非建制派前總統保持著微妙但友好的關系。究其原因，還是在于拉美新右翼興起時間尚短，政治根基較淺，亟需依附域外成熟極右翼勢力以壯大自身，或是通過抱團取暖的方式集結區域內分散的新右力量。

在這一背景下，CPAC成為美國和拉美極右翼聯動互通的重要平臺。白宮前高級顧問班農、美國保守派聯盟主席施拉普、古巴裔國會參議員盧比奧都已成為CPAC拉美分會的常駐嘉賓。

拉美新右翼集體性崛起及其背后的美國因素

經濟形勢的惡化和中產階級返貧是拉美新右翼集體性崛起的主要原因。拉美經委會最新報告再將今年地區經濟增長預測下調至1.8%，并稱“拉美再難承受第三個‘失去的十年’”。

上世紀80年代，拉美經歷了第一個“失去的十年”，年均增長率為2%。從2014年到2024年，拉美又經歷了第二個“失去的十年”，平均增長率僅為0.9%，與此同時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貧富分化大幅加劇，社會結構越發僵化以及中產階級返貧現象嚴重。

中產階級向來被視為民主政治中的鎮定劑，但當經濟平等不再，中產淪為“新窮人”，便難以發揮其維護政治穩定作用。反之，由于拉美中產階層的多元化和異質性，很難選出可以代表其階級利益的單一政黨，于是便催生出眾多新興的小型政黨，成為當前拉美新右翼團結拉攏的重要對象，其中一部分以政治素人或者“局外人”的身份成為新組織的中堅力量。

政治制度的不穩定性和政治極化現象加劇是新右翼集體性崛起的關鍵原因。拉美的政治制度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對美式民主的效仿，并在工業化和現代化未竟的前提下率先實現了向民主社會的跨越，這也必然導致了拉美的民主運行體系與其實際國情不匹配甚至排異的情況出現。

當前，拉美政黨制度變革的不穩定性主要體現在新政黨的不斷涌現和現有政黨的融合與分裂，表現為政黨制度層面的波動性越大，政治極化的程度就越高，新右翼出現的可能就越大。譬如厄瓜多爾曾因種族和地區分裂原因進行數次憲法改革，但卻間接提升了各政黨的分散程度?？ㄋ固貏t是在脫離傳統右翼政黨“獨立民主聯盟”之后才成為智利共和黨代表。

社會心理和選民心態的改變也起到了催化劑作用。拉美近年來選舉政治中出現了明顯“反現任、反在職”趨向，選民普遍對現政府執政不滿，對國家機構喪失信任，紛紛選擇“用腳投票”，更易被來自小眾或邊緣階層的新興政黨所吸引。一方面，大宗商品價格繁榮的結束和腐敗丑聞的政治化嚴重影響了左翼政府的公信力。阿根廷前總統克里斯蒂娜“筆記本腐敗案”的不斷發酵和巴西總統盧拉與“洗車行動”的糾纏不清，都深刻改變了左翼政客在群眾心中的形象。

另一方面，傳統右翼難以適應時代和社會的全面進步，無法制定出能夠吸引廣大選民的綱領性方案，這為新右翼的介入創造了可能空間。智利前總統皮涅拉執政期間就曾爆發過1990年代民主回歸以來最嚴重的社會動亂，讓智利“拉美民主綠洲”的神話跌落神壇。

社交媒體的廣泛參與成為新右翼崛起的重要推手。在虛擬世界中，訴諸兩極分化的言論往往可以吸引具有強烈黨派身份認同的受眾，從而加劇政治情緒的二元對立。通過操縱媒體和輿論風向就可為新右翼帶來大量潛在票倉，還可以為其“幕后金主”創造巨大經濟收益。特斯拉和Space X所有者馬斯克正在成為極端保守派的精神領袖和拉美新右翼的“超級英雄”。馬斯克頻繁在X平臺上與米萊和博索納羅等互動，其在電動汽車和鋰電池方面的大型投資計劃讓極右翼政黨躍躍欲試，馬斯克本人在新右翼世界的政治影響力和話語權也隨之快速增長。

通過分析拉美新右翼的崛起歷程，不難看出美國因素在背后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尤其考慮到美國大選將至，今年以來CPAC舉辦頻次之多以及特朗普與拉美新右翼互動之頻繁，無不是在這一背景下進行。由于美國民主黨長期致力于培養拉丁裔票倉，拉丁裔選民一直是忠實的民主黨選民，而2020年大選特朗普在少數族裔的得票率上大敗，讓其更加專注于吸引拉丁裔選民群體。

美國的拉丁裔天生保守，堅持“上帝、祖國和家庭”的信仰，與傳統右翼和新右翼擁有天然的親近感，在某種程度上更易與美國共和黨產生共鳴。為此，特朗普在個人風格塑造上更加突出拉美傳統的“大男子主義”和大家長式作風，在提振經濟、擴大就業和提升社會治安等拉丁裔關心的議題上做出更多承諾，并且通過參與CPAC等保守派聚會和與拉美新右翼政治明星結盟的方式，對目標票倉進行精準鎖定。

但結合上一屆共和黨執政時期的美拉關系走向來看，特朗普所謂的“改變”大概率可能是“糖衣炮彈”，畢竟推行“美國至上”的總統是不會與其眼中的“糞坑國家”為伍，而只會建造更高的邊境墻和驅逐更多的移民。而失去了美國支持的拉美新右翼，今后又能走多遠呢？

（章婕妤，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