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進一步解放社會生產力，推動生產關系與生產力更相適應，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要研究同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

一、新質生產力時代的新經濟業態

數字化革命催生了以數據驅動為核心的新質生產力，并在產業融合中形成新經濟業態，逐步占據國民經濟主導地位，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產業規模已占GDP的41.5%。

數字經濟是以數字技術及其衍生產品介入和參與財富創造活動的新業態，其以無形融合的價值存在，成為硅基時代驅動經濟增長的新質力量。按融合形態分，有數字產業、數字貿易和數字服務三大業態，并衍生出各種混合經濟形態。數字產業又可分為數字產品制造、數字產品服務、數字技術應用、數字要素驅動和數字化效率提升等門類。

數字產業是以硅基為核心的數據要素驅動、數字技術應用和數字產品制造體系。包括半導體、芯片、云計算、人工智能、算力、工業互聯網、智能云平臺等基礎設施體系；服務器、處理器（CPU、GPU、LPU）、數據庫、工業大腦、智能大模型、組裝式智能工廠等智能空間技術體系；集成電路、芯片架構、軟件編程、計算機網絡、高性能并行計算、機器人、無人機、工業母機等數字應用技術體系；數據、算力、算法是數字產業的三駕馬車。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是我國數字產業的主要實現路徑，2023年核心產業增加值已達GDP的10%。

數字貿易是由數字信息線上撮合、線下交割、貿易與服務相融合的經濟形態，包括電子商務、物聯網、數字化供應鏈、實用區塊鏈等數字商務技術應用和各種跨模態智能平臺。由于數字信息撮合和數字支付的實現，實物貿易交易效率大幅提高。2023年全國電子商務交易總額50.6萬億元，已超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淘寶、京東、拼多多及其遍布全國的電商，是數字貿易的主力軍。

數字服務是以數字信號流動提供增值服務的價值創造活動，包括信息通信服務，數據傳輸服務，數據增值服務，計算機網絡服務，軟件設計服務，沉浸式視覺技術服務等。數字技術和傳統服務也可融合衍生出新的經濟業態，如科技金融服務、數字金融服務、供應鏈（SCM）服務、快遞物流服務、無人駕駛服務和互聯網+醫療服務等。國家鼓勵發展的低空經濟，如以數控駕駛航空器從事航空旅游、消防救災、醫療救援、氣象農業、快遞物流等低空飛行服務，也算數字服務業態。

數字技術的滲透，還可衍生出更多的新生業態，如郵輪游艇、房車露營、電子競技、直播電商、社交電商、無人零售、數字教育、數字服務+演唱會、旅游、賽事等。

我國數字經濟業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產業大而不強、全而不精、創新質量不高的問題依然存在。為此，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要求發展工業互聯網，建設行業共性技術平臺，促進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更深融合，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

二、新經濟業態的盈利模式與運行特征

由新質生產力所支撐的新經濟業態，具有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高技術、高效能、高質量等“三新三高”六大特征，突出顯示了數據要素和人工智能技術在增強人體機能、催生效率革命中的引擎力量，由數字經濟所主導的新經濟業態，不僅大幅提高了實物交易效率，也改變了價值創造和分享模式。

一是數字產業生產的數據產品和高端軟件可接近零成本復制銷售，網絡數字貿易平臺內的電商容量也可零成本增擴。這種疊加效應和倍增效應，突破了經濟學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

二是把數據作為生產要素投入，不僅大幅提高產出效能，還能孿生新的數據產品。數據要素的持有者，不僅能像資本、勞動和技術要素那樣分享剩余價值，還將主導增值分割和利益分配規則，而數據要素產權，則至今難以清晰界定和歸屬，無論是物質形態的投入產出表還是價值形態的資產負債表，都需要重新探索設置。

三是數據產品質量與原生數據集成量成正比。并隨著平臺數據分析能力的提高激發引力效應和集聚效應，通過數據集聚吸引企業集聚，形成數據壟斷和贏者通吃的競爭博弈格局，在無形中侵蝕實體企業利益和消費者權益，挑戰現行治理規則。

四是數據產品高度個性化定制化，目前尚未形成成熟的市場價格機制。由于獲取的數據資源要素成本差異大、數據挖掘分析能力和算法水平難以合理價值衡量，創新不是均衡的，靈感和汗水的成本效益也不服從正態分布，簡單以均值或成本加合理利潤方法定價也不恰當。數據產品的價格發現、成本攤銷和資產減值準備，要有與之相適應的核算機制。

五是企業研發模式改變。大數據和智能產業的開源模式，決定高端研發更應“站在巨人肩膀上”，不鼓勵無謂的“掘井式”研究。企業研發應以經濟效益為中心，注重市場價值和成本投入適配性。傳統企業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天下英才盡入吾彀的研發中心模式，將被市場化的分布式研發平臺模式所取代。正如現代企業不再有木工坊一樣，“華為不會養著研究蜘蛛腿毛的科學家”（任正非）。創新服從平方根現象，靠的是關鍵少數。小眾化的專業技術，企業需要時可以最低成本向專業研發平臺定制。

六是產業組織形態改變。由于數字信息技術的撮合作用，交易成本大幅降低，市場邊界快速調整，分工高度彈性化，新業態的產業組織形態呈現多元化趨勢。垂直一體化、網絡化的生產組織得以迅速發展，數字平臺可鏈接大批“云工廠”，將訂單按工序拆解分派，驅動線下企業協同生產，中小加工企業作為一個模塊化組織，以適應線上市場需求而隨生隨滅。

七是貿易服務交易形態改變。由于數字信息服務跨越時空的全鏈滲透、嵌入和融合，傳統的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實物交易形態受到線上交易、線下交割、數字支付的電子商務革命，交易效率大幅提高，但因分享主體增加，實體利潤變薄。

在網絡與數字技術加持下，傳統需要勞動者與勞動對象時空同在的直接服務可以遠距離隔空提供，并形成貿易服務一體化供應鏈，大空間跨度提供增值服務。如網購、網約車、網絡訂餐、線上音樂會等，現代服務業也出現了規模效率和分工效率，資源配置方向隨之改變，第三產業比重快速提高。

八是傳統的邊界治理模式需要變革。數字技術以其虛擬、無形、動態、融合為特征的嵌入式價值創造和分配活動，對以物理實體、現實存在為對象、以清晰邊界為標準的微觀治理模式也是一種挑戰。如現行實體企業在經營范圍、產權歸屬、稅目劃分、利益分配和征稅主體上均有清晰界限要求，越界是違法的。數字經濟跨業界、跨時空滲透融合后，要素間受益和增值邊界很難清晰界定，缺乏機構依托和可見物理支撐的跨區域經營活動，原來的征稅權屬劃分標準已難以適應。

三、與新經濟業態相適應的間接稅制改革設想

人類經濟社會是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再走向信息文明的，與經濟業態相適應，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也走的是從財產稅主體到間接稅主體再到直接稅主體的稅制優化之路。

2023年，OECD38個成員國政府收入來源結構中，間接稅、直接稅和財產稅的收入占比結構是31.6%、60.3%和5.4%，其中美國是15.7%、72.5%和10.3%，均有明顯的直接稅主體特征，我國同一時期不含社保費的占比結構是44.8%、32.4%和12.7%（2021），尚處于間接稅主體階段。

為此，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穩定稅負，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二十屆三中全會又進一步提出，要研究同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

在三大稅收分類中，間接稅以貨物服務交易流量為征稅對象，與微觀經濟運行聯系最密切，市場干預和調節能力也最強，研究同新業態相適應的稅收制度，當首推間接稅。我國現行工商稅制是工業文明的產物，間接稅主要有關稅、增值稅和消費稅三個稅種。

2001年加入WTO組織后，我國關稅總水平從15.3%降為7.3%，收入占比也從5.1%下降到1.2%，關稅的財政功能逐漸式微，加上進口環節稅，海關稅收收入占比在10%左右。關稅對經濟的適應性，主要體現在國際貿易和國內產業保護上，全球經濟一體化后，關稅的調節功能減弱，改革目標是更好地適應高水平開放。

從稅收貢獻看，增值稅是國內經濟運行聯系最密切、嵌入度最深的間接稅。微觀經濟運行的每一環節，都會受到增值稅的逆向調節，進出口貨物則遵守消費地征稅主權的國際準則，進口征稅、出口退稅。

我國增值稅實行多環節征收，并實行憑票扣稅、信息管稅的基本征管方式，按業務發生地原則劃屬基本征稅權。稅制要素中，有17個稅目、70多個子目，6個檔次的稅率、征收率，還有相應層次的進項抵扣率和加計抵減率，各類經濟行為歸屬稅目不同，適用稅率也不同。本身由于歷次結構性減稅中兼顧和平衡的需要，碎片化、補丁化特征很明顯。新銷售、新勞務、新服務、新消費業態的出現，稅制適配性自然面臨更多挑戰。

如平臺主導的電子商務，線下實體的貨物銷售增值額已被信息服務、數字支付、物流服務所分享，一項平臺訂餐業務可能涵蓋餐飲、信息、零售、物流等多個稅目，適用稅率不盡相同，進項稅抵扣條件也不一樣，不同的增值分割意味著不同的稅收負擔，避稅空間很大。行業屬性動輒以××解決方案服務商定義的平臺企業，從字面上很難直接界定稅目。

由平臺主導的網約客運服務，可使A地車輛接受B地平臺信息指令完成客運業務，并接受B地的完稅票據，業務發生地完稅原則被分割瓦解。增值稅是共享稅，地方財政依存度高達50%，在分級財政體制下，發生在頭部企業的稅收虹吸現象，地方增值稅留抵退稅額與增值稅收入不平衡問題，均顯示了這種制度性不適應，也不符合國內統一大市場建設要求。

與新經濟業態相適應的間接稅改革，應是建立更適應數字經濟融合性特征的包容性增值稅制度。為此，歐洲一些國家探索將數據產品銷售納入增值稅范圍，對境內未設置常設機構的規模以上跨境電商開征數字服務稅，但大多數國家還是為全球統一市場達成協議，反對惡意稅收競爭，共同遵守OECD組織制定的BEPS行動計劃雙支柱規則。

反觀國內統一大市場建設需要，增值稅改革亦應以體現稅制包容性為目標。

一是泛化稅目、兼并稅率、減少不確定性，盡早向單一稅轉型。以減少避稅空間，提高征管效能，體現間接稅的結構性公平。

二是減少征收環節，鼓勵匯總納稅，條件成熟時向一般銷售稅（GST）轉型。減少稅收征管環節，可提高經濟自由度和運行效率，也有利于降低征稅和遵從成本。如果只在終端消費環節征收銷售稅，相當于間接稅退出了整個生產流通環節，重復征稅自動消除，也無出口退稅，更能體現間接稅的消費者負擔本質，國內經濟循環效率會明顯提高。因此，不同于歐洲國家的增值稅偏好，一些幅員遼闊、市場容量大的經濟體，如美加澳等國，多選擇了單一環節征收的銷售稅。

GST的不足是終端零售環節納稅主體散亂，征稅難度大，前端生產流通中的商品可能會繞過征稅被直接消費，稅收收入得不到保障。但我們應該看到，隨著數字支付的普及、現金交易的式微和稅收治理能力的提高，推行GST會導致稅源流失、稅收不保之憂是可以消除的。

我國消費稅是在增值稅基礎上選擇性疊加征收的特別消費稅，有15個稅目。區別于一般消費稅，特別消費稅主要不是財政功能，而是限制特定消費行為，實現“寓禁于征”，其對特定經濟業態的逆向調節嵌入度很深。

2009年增值稅轉型和公路養路費改稅后，我國消費稅財政功能明顯增強，收入占總比從4.7%提高到2022年的10.2%，逆向調節目標集中在卷煙、化石燃料、酒精飲料和汽車消費領域。

有專家提出，間接稅改革應將消費稅延伸到消費終端環節征收，并從中央稅轉為地方稅，以填補地方財政主體稅源不足。

本文認為，我國消費稅稅源分布極不平衡，全部轉為地方稅，會加劇區域間財政失衡，增加中央轉移支付壓力，也不利于國內市場統一。而如擴大為一般消費稅，又會陷入增加稅負、重復征稅和稅制退化的道德困境。

因此，從經濟適應性而言，消費稅應延伸至零售終端征收，但收入宜由中央地方共享。規模亦應逐步縮減，以減少經濟干預，回歸特別消費稅的本質和本源。

（作者嚴才明為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研究員，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