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月19日起，墨西哥聯邦法官和地區法官發起了全國性無限期罷工，以抗議左翼總統安德烈斯·曼努埃爾·洛佩斯·奧夫拉多爾力推的司法改革計劃。反對黨、罷工法官集體及其支持者認為，即將卸任交棒的洛佩斯總統試圖借機幫助執政黨擴權、掌控司法部門，而后者則指責罷工法官腐敗、行為不法。

除了洛佩斯與司法部門劍拔弩張的關系，圍繞司法改革的其它爭議焦點還包括司法反腐的有效性，以及政治斗爭是否令司法改革變質的問題。此次司法改革繞不開墨西哥政壇激烈的黨派紛爭，改革走向仍存在不確定性。司法部門是否失去其應有職能與屬性，甚至淪為政治斗爭的工具，才是墨西哥公眾真正的關切。

2024年8月25日，墨西哥蒂華納，司法部門工作人員、法官和地方法官舉行無限期罷工示威。視覺中國 圖

罷工起源：墨總統力推司法改革

8月19日，墨西哥各地約5.5萬名司法工作者在工會的帶領下率先發起無限期罷工，隨后得到墨全國大區（巡回）法官和地區法官協會的響應，其所代表的1400余名法官在兩天后正式加入罷工行列。與此同時他們走上街頭公開抗議，并聚集在聯邦議會大樓圣拉薩羅立法宮外，向執政黨主導的議會施壓。

罕見的“司法罷工”旋即給墨國內市場造成震蕩：僅半天之內，該國法定貨幣墨西哥比索貶值超過2%，股市IPC指數下跌0.6%；著名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更是將墨股市評級調低至“低于平均”水平，強調了風險提升、打擊投資水平的可能，無疑將影響國際資本市場對墨西哥的信心。

此次墨司法工作者自發的抗議活動在該系統內一呼百應，竟能迅速形成頗具規模的全國性罷工抗議，直接原因在于數日前國家復興運動黨（Morena）領導的執政聯盟向墨聯邦議會眾議院呈交了司法改革計劃。這是墨現任總統洛佩斯在其任內最后一年力推的憲法改革系列計劃組成部分，也被視為他留給其接班人、候任總統克勞迪婭·辛鮑姆的政治遺產。

洛佩斯的司法改革計劃于今年2月5日提出，彼時距離新一屆總統大選只有不到4個月時間。僅從內容來看，它可謂是墨西哥歷史上最重大的一次改革。具體來說，洛佩斯對司法系統的改革主要聚焦在以下方面：

就墨最高法院法官的產生而言，到2025年最高法院所有法官都將以全民直選的形式產生，投票日前有60天的競選造勢周期；從最高法院的人員結構來看，司法改革將法官人數從11人減少為9人，任期從15年縮減為12年；除了最高法院，聯邦法官和地方法官也將被納入普選產生的范疇，不再由最高法院指派，影響范圍高達數千名法官。

此外，針對負責法官紀律和監察工作的墨聯邦司法委員會，司法改革計劃將該機構取消，由兩個獨立的部門——司法行政部門和司法紀律法庭替代其職能，其中前者由總統任命的5名成員負責司法行政、法官生涯、內部控制的管理工作，后者由普選產生、任期6年的5名成員負責司法工作人員的紀律監察工作，并有權將違紀法官停職、停權。

相比于墨司法部門現狀，改革計劃的力度可謂前所未有，變化和影響不可謂不顯著。一方面，最高法院法官由總統提名、參議院選任改為全民直選，聯邦法官和地區法官也由民選產生，直接改變了長期以來法官群體以專業水平、考試選拔為基礎的任用、晉升模式。在新制度下，任何擁有法學學位、一定年限律師從業經驗的法律人均有參選資格，只要獲得足夠選票即可上任，明顯降低了法官的專業門檻要求。

另一方面，聯邦司法委員會由最高法院院長領導，其他6名成員有3人為大區或地區法官（由最高法院全體會議任命），2人由聯邦議會參議院任命，1人由墨總統任命，強調本機構自主自治、客觀專業，所有成員堅守中立、獨立履職。一旦被改革計劃中的兩個新部門取代，事實上加強了總統和執政黨對司法行政與監察工作的影響。

爭議焦點：執政黨擴權還是司法反腐？

正是這樣的改革內容，在墨社會尤其是司法界引起了巨大爭議。對于法官群體來說，他們本是專業化的特定公職人員，其任職年限和發展前景卻不再取決于本人的專業履歷、業務能力或業績，而是像政務官一般把命運交給民眾的選票。用美國《洛杉磯時報》的話說，法官將面臨“失業”的風險，洛佩斯“想要解雇多數法官”，那么后者自然會罷工抗議。

往小了說，司法改革關乎法官個人的切身利益，往大了說它將深刻影響墨司法系統乃至政治生態的整體走向。該國司法界和法學界人士最擔心的問題，便是此次司法改革將擴大執政黨對墨司法部門的影響，破壞后者的獨立和自主運作。墨西哥自治理工學院法學教授胡利奧·里奧斯·菲格羅亞更是認為，司法改革會“終結墨西哥的司法獨立與司法自主權”。

洛佩斯政府在任期最后關頭力推司法改革，其背景是國家復興運動黨領導的競選聯盟“讓我們繼續創造歷史”剛剛在6月的全國大選中取得更大的壓倒性勝利：辛鮑姆獨攬近3600萬選票，以61.18%的得票率當選總統；墨國家選舉委員會于8月23日確認，該聯盟贏得議會眾議院500個議席中的364席，以及參議院128個議席中的83席——成為眾議院超過三分之二議席的“超級多數”，距離參議院“超級多數”僅一步之遙。

這次大選被視為對洛佩斯和執政黨過去6年執政的“民意公投”，結果證明他們獲得了多數支持。按照既定計劃，新一屆聯邦議會將于9月1日正式開幕，辛鮑姆則在10月1日正式接替洛佩斯就任總統。憑借“超級多數”的優勢，執政黨的司法改革預計將幾無阻礙地得到議會兩院通過、順利生效。

一旦司法改革正式實施，在民意多數支持執政黨的情況下，未來無論是普選產生的法官和司法監察工作者，還是總統直接任命的司法行政工作者，都難免由親執政黨人員構成。如此一來，日后墨司法部門能否保持獨立專業屬性便引發了擔憂。特別是在執政黨已經主導立法和行政部門的情況下，又借助司法改革擴大對司法部門的影響力，不少人擔心墨政壇從此很難有真正的權力制衡，甚至“危及民主制度”。

法律專業出身的美國駐墨西哥大使肯·薩拉查則從另外一個角度分析了法官普選的潛在惡果：全民直選法官意味著用民意和政治壓倒專業能力，極有可能選出政治動機強、經驗欠缺、業務水平不成熟的法官，反而使得販毒集團和其它犯罪集團更容易利用司法部門，為其不法利益服務。

洛佩斯當然對此矢口否認。他抨擊罷工法官不在乎人民，諷刺他們不工作“反而能確保他們不再放任犯罪分子和有組織犯罪”，并再次重申司法改革的必要性——抵御日益嚴重的司法腐敗問題。不可否認，墨西哥犯罪率高居全球前列，若以謀殺受害人口比例計算，全球最危險的10座城市中墨西哥城市便占據7座，有組織犯罪問題尤為嚴重，其中原因自然與司法部門的腐敗息息相關。

美國智庫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指出，墨司法部門既腐敗又失能：由于無處不在的腐敗現象，多數犯罪分子沒有遭到法律制裁，在事實上享受司法豁免。相反，多數受害者沒有經濟能力“負擔”法律服務，真正得到解決的犯罪案件只占5.2%；司法部門在犯罪查詢、警方調查、檢方公訴、制度運作方面的缺陷，往往導致罪案處理結果受到裙帶關系影響，唯獨令精英群體獲益。

2023年墨政府調查發現，約半數受訪民眾對該國司法系統幾無信心，更有超過92%的罪案沒有得到司法機關上報或調查。面對鐵一般的事實，洛佩斯指責法官群體只聽命于權貴，向有組織犯罪“卑躬屈膝”，理應整改。然而存在問題是一回事，解決方案是否有效是另一回事，這就涉及到洛佩斯司法改革計劃的另一大爭議：它能否對癥下藥、解決司法腐敗和失能的問題？

包括菲格羅亞在內的墨法律專家認為，洛佩斯的司法改革沒有經過成熟考慮，主觀隨意性太強，得不到政府宣稱自己要達到的效果。墨法律界人士指出，當前墨司法工作的重點在于公共檢察工作的改革、司法程序正義的維護，以及普通民眾在權利受到侵害時尋求司法保護的有效途徑。然而洛佩斯的改革計劃完全沒有涉及這些當務之急。

改革前景：政爭激烈，有限讓步難以生效

在罷工抗議爆發前，國家復興運動黨籍資深議員伊格納西奧·米耶爾在新聞發布會提出了調整方案，即推遲舉行法官選舉——先在2025年改選半數法官，剩余半數法官于2027年改選，以“保證法律工作和司法系統的穩定性”。不過這種有限的讓步并未平息激烈的反對聲音，也沒有阻止法官罷工抗議的爆發。

由于左翼政黨通過選舉在墨立法和行政系統占據了絕對優勢地位，一個獨立且“政治中立”的專業司法部門成為反對派眼中唯一可以制衡左翼執政黨的力量。去年最高法院院長更替，諾爾瑪·皮尼亞取代了被外界視為“洛佩斯代理人”的阿圖羅·薩爾迪瓦，洛佩斯與最高法院的關系旋即走向緊張，后者不止一次以司法手段阻攔洛佩斯的施政計劃。

例如2022年9月，執政黨主導的議會通過立法，將總數達6萬人的墨國民警衛隊控制權移交給軍方，理由是“防止腐敗并確保該部隊的專業性”。然而在諾爾瑪·皮尼亞履新后不過三個月，最高法院便通過裁決，宣布這一法案違憲，因為國民警衛隊是“民用實體”，其行動、計劃、方案均應由民事安全部門負責。這一裁決惹惱了左翼政府，卻得到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的支持，后者還指出墨西哥存在“執法軍事化”的問題。

此外，玻利維亞的“前車之鑒”也引發了墨司法界和非左翼政治勢力的警覺：自2006年上臺以來，玻時任總統埃沃·莫拉萊斯便開始對該國政治、經濟、司法部門進行激烈改革；到了2011年，玻司法部門完成了法官全民直選的改革，結果便是該國法律界人士普遍認為“玻司法部門淪為政治勢力的附庸、實現政治目標的工具”，導致玻右翼勢力更難挑戰執政的左派政黨“爭取社會主義運動”。

顯然，為了自身的前途命運，墨法官不會“坐以待斃”；為了保持墨司法部門在國家政治生態中的地位，該國司法界人士還會持續抗爭；為了不失去與左翼執政黨抗衡的最后陣地，墨反對黨同樣不會無動于衷。只是留給他們的時間并不多，新一屆議會開幕在即，充滿政爭色彩的罷工行動不僅是反對者的最后努力，更有可能隨著事態走向變得愈發激烈，給墨政壇和社會帶來更大的沖擊。

（胡毓堃，國際政治專欄作家、中國翻譯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