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筆記：疫中讀書記》，李零著，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2023年9月出版，804頁，239.00元

《考古筆記》推薦語

羅泰：李零是考古學的參與者，也是考古學的旁觀者。作為一位對公眾深具影響力的重要學者，他對考古學的性質、用途及其在當今世界的地位，進行了極為廣泛而翔實的評估。他對中國考古學的特殊處境的思考，對中國考古學在豐富世界考古學實踐中所能發揮的作用的思考，極具洞察力。

李零心目中的知識分子英雄——也是我心目中的——是出生于澳大利亞的英國馬克思主義考古學家戈登·柴爾德（Gordon Childe）。柴爾德把考古文化視為社會實體，從時、空兩方面加以確認，架起了考古學和歷史學之間的橋梁。盡管這一方法不得不借助推測性的假說以濟物質材料之不足，卻使他能夠把史前考古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形成一套扎扎實實、時歷千古、遠遠超出成文史之時間跨度的社會-歷史敘事。正如李零所示，柴爾德的探索，通過他的崇拜者夏鼐引介，在中國開花結果，持續影響著我們對早期社會，以及早期社會如何塑造中國古典文化遺產的理解。

李零的杰作提醒我們，考古學并不是抱殘守缺啃書本的學問，而是一門定義我們當下是誰的現代科學，它為我們提供了溝通古今的方法論工具。

說明

李零：去年，我以拙作《考古筆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生活書店有限公司，2023年）寄贈同好，陸續收到不少反饋，有鼓勵，也有訂正。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的反饋晚一點，意見最詳細。我把他的批注仔細讀過，對我討論過的問題有不少新認識。來國龍教授建議我，最好把羅泰教授的中文稿做一點整理，加上我對這些反饋的反饋，形成討論，與讀者分享。我說很好，說干就干，于是有了這三篇文字。我的整理主要是改錯別字和中文表達。我把我的讀后寄回給他，經他審定，又做了一番調整。他建議我把無關宏旨糾謬訂錯統統刪去，留供再版時作修訂參考，不要折磨讀者，只保留我們關于筆記內容的討論。我說遵命。

2019年7月16日，山西武鄉訪古，陪李零“回家”，任超攝于武鄉故城鎮大云寺。左起依次為孟繁之、葉娃、李零、羅泰、梁鑒、徐天進、杭侃。

羅泰：李零你好！前幾天因國龍催問，我簡單翻了一下你的《考古筆記》，并匆匆寫了幾句推薦語，浪費你和國龍的時間將它譯成漢語，實在不好意思。我現在感覺，好話說得還不夠多，應該做進一步發揮。因為前天，我已經仔細讀完第一卷，實在非常享受。這本書在很多方面都開風氣之先，應當有助于專業圈子內外的人重新理解中國考古的性質和它在世界范圍里的作用。我尤其贊同你著重指出并諷刺許多西方學者的“政治正確性”和他們的各種偏見（當然，這些往往是潛意識里的），并且十分贊同你對《劍橋中國上古史》的編寫方式和該書每章的學術批評。

魯惟一（Michael Loewe）、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等人編著的《劍橋中國上古史》

我也很欣賞你通過讀書筆記對“考古/考古學”這個復雜主題進行梳理。在這本書的基礎上，顯然有可能寫一本有關中國考古百年思想史的專著。我曾考慮親自動手寫這樣一部書，后來因為生病，我放棄了這個龐大計劃，但現在讀了你的這本書，突然深受鼓舞，讓我再次朝這個方向想。看以后狀態如何再說吧。

下面，我想按原書頁碼的順序跟你分享我的幾點意見。它們根本不牽涉書的基本內容和觀點，僅僅針對一些細節（nuances），也許將來重印時會起點作用。

《考古筆記》上冊批注及討論

羅泰批注：26頁

Antiquity雜志的名字，意思是“古代”，不是“古物”，德語作das Altertum（前東德有個考古雜志叫這個名字），法語作l'antiquité，丹麥語作Oldtid（見湯姆森[Thomsen]的書名），它的復數antiquities可指“古物”，但只是作為范疇，不指具體的古代遺物。“古物”的單數是antique，復數是antiques。antiquities帶有一點點矯飾的味道。如果翻譯“這是一件古物”，也許勉強可以說This is an antiquity，但一般說法是This is an antique。這一點你可以跟英語是母語的人進一步確認一下。無論如何，antiquity絕不等于中文“文物”這個詞。

Antiquity雜志

李零：你說antiquity，單數應譯“古代”，復數才是“古物”，從字面上講，很對，但這一雜志在中國的通行譯法是“古物”，早已如此，至于什么時候出現，誰最早用，還有待考證。《古物》驟改《古代》，大家可能不知道這是指哪一雜志，說不定還會把它當成某個研究古代史的新雜志。Antiquity雜志是克勞福德（O. G. S. Crawford）創辦，據說他是因不滿倫敦古物學會（Society of Antiquaries）和《古物學報》（Antiquaries Journal）的抱殘守缺，為滿足史前學研究不斷擴展的需求才創辦這個雜志。antiquaries是古物收藏家, antiquarianism是古物學，就內容而言，這個雜志是考古雜志，但不叫Archaeology，反而選擇了一個模糊字眼。archaeology，從字面上講，等于“古學”，即一種研究古代的學問。漢語“考古”，其實是研究古代的意思，宋代金石學家說的“考古”，其實是用古物研究古代。古代—研究古代—用古物研究古代是環環相扣的遞進關系。古物學是考古學的前身，兩者的共同點是研究古物。夏鼐曾把archaeology譯為“古物學”，并詳細討論考古學與古物學的名實關系，見他的《考古學方法論》（1941）、《田野考古序論》（1952）、《考古學通論講義》之一（1953）、《考古學通論講義》之二（1955）、《什么是考古學》（1984）。他說，商務印書館1931年出版的《辭源》和《英漢對照百科全書》已有這種譯法。這或許可以解釋，他為什么把Antiquity雜志譯為《古物學》。我理解，他所謂古物學，其實是考古學。照此理解，Antiquity實相當中國后來的《考古》雜志。陳淳譯法類似，但有微妙差異。他譯《文物》，恐怕與中國考古文物界的另一時尚有關。1949年，中國成立文物局，“古物”改稱“文物”，文物局創辦《文物》雜志，而中國的地方考古隊和后來的考古所、考古院屬于文物局系統，自然喜歡在“考古”前加“文物”二字，以此作所名，作刊名。夏鼐并不忌諱“古物”，但拒絕使用“文物”，也反對“文物學”。1984年，他仍在《文物和考古》一文中強調，既有“考古”，何必“文物”。他講了很多理由，但背后原因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我覺得，以內容言，Antiquity雜志大致相當中國的《考古》或《文物》，其實是考古雜志。Antiquity是指用古物研究古代，仍叫《古物》或《古物學》是不是也可以？

羅泰回復：謝謝你又耐心又詳細的解釋，我當然同意可以這樣翻譯Antiquity雜志的名字，只不過自己要清楚，這不是直接翻譯它的原意。把“考古學”等同于archaeology的標準翻譯好像是從日本明治時代才開始的。這一點你在《筆記》里也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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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28頁

relicology，這個詞不但不存在，也不太可能存在。relic是從拉丁語reliquiae（遺物）而來，-logy是希臘語。一般造后面有-logy的詞，前面也應該是希臘語的詞。也許可以用cimeliology（從希臘語的κειμ?λιον / keimélion而來）表達夏鼐的意思（把keimélion加進英語之前應先把它拉丁化為cimelium）。但一般的英語母語者恐怕不太可能明白這個詞的意思。

李零：夏鼐為什么用這個詞？他是否見到過這種用法？最好查一查。他說少見，似乎不是他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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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29頁

什么是人文學？英文humanity出自拉丁文humanitas，單數指人類（humankind）或人性（humaneness），不能指人文學。后者是Humanities，只能用復數，而且要大寫。英語不能說Archaeology is a humanity。如果你要表示考古學是人文學，就必須說Archaeology is one of the Humanities或Archaeology belongs to / is among the Humanities。二十世紀著名美術史家歐文·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說：

拉丁文的humanitas（人性）一詞在歷史上便具有兩種清晰可辨的含義，第一種含義來自人與低于人者之間的差別；第二種含義來自人與高于人者之間的差別。人性在第一種情況下指的是價值，在第二種情況下指的是局限。……[第一種含義使人]有別于沒有pietas（敬重）與沒有paideia（教養）的野蠻人或俗人——敬重與教養就是敬重道德價值觀及優美地融合學識與文雅，對于這種融合，我們只能用那個名聲不好的詞“文化”來界定它。

人文主義（humanism）正是發端于這種對人性的矛盾理解。人文主義與其說是一場運動，還不如說是一種能被界定為堅信人的尊嚴的態度，這種態度既基于強調人的價值（理性[rationality]與自由），也基于承認人的局限性（易于出錯[fallibility]和脆弱[frailty]）：由這兩種假設便產生出了——責任與寬容。（“The History of Art as a Humanistic Discipline,” in Erwin Panofsky, 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pp. 1-2. 此文寫于1938年，有好幾個版本。此地譯文引自[美]歐文·潘諾夫斯基：《視覺藝術中的意義》，邵宏譯，嚴善錞校，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8-9頁。）

潘諾夫斯基著《視覺藝術中的意義》

Humanities作為“人文學”的含義（拉丁文作Studia humaniora）是出自這個思想框架。它的對立面是科學（scientia）。根據潘諾夫斯基，scientia的探索對象是“為感官所了解的全部世界，除了人類留下的記錄之外”（the whole world accessible to the senses, except for the records left by man, ibid, p. 5，譯文亦同前，10頁）。

李零：所言誠是，humanity應改復數、大寫。西學入華，所有知識被分為文、理二科，沿用至今。理是自然科學，文是一切非自然科學的學術門類。但1949年后成立的中國科學院是大科學院，既包括數理化類的自然科學，也包括政商法類的社會科學和文史哲類的人文學術，所有知識被“科學”大一統，文科被統稱為“社會科學”。1963年周揚在《紅旗》雜志發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斗任務》，屬于官方的指導性文件。當時，“社會科學”泛指一切非自然科學類的學術，既包括文史哲，也包括政商法，因為馬克思主義重哲學，當時認為，中國的科學都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下的學術，所以特意在“社會科學”上加“哲學”。中國各大學的學報幾乎都有“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年從中國科學院分出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就是把非自然科學的所有學問統稱為“社會科學”。中國讀書人有強大的人文傳統，“五四啟蒙”，無須宗教改革，他們特別推崇“賽先生”（科學），把“科學”當“迷信”的對立面，除高居“科學”之上的“哲學”，一切學問都是“科學”，不是自然科學，就是社會科學。當時，人們還很少用“人文學”一詞。“人文學”是“改開”以來才大行于世，“人文精神”更是集所有好話于一身可以到處亂貼的標簽。有人認為，“人文學”不科學或不夠科學，不加“科”字，但也有人用“人文科學”。考古學是人文學術還是社會科學，一直有爭論，有人甚至擔心，考古學會變成自然科學。我認為，考古學是研究大歷史，研究大歷史需要大考古學，大考古學是綜合學科。研究大歷史，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術全都有用武之地。有人把美國的藝術-科學院翻成文-理學院，雖然避免了人們對“藝術”的誤解，但把數理化（自然科學）外的知識全部叫文科，又抹殺了文史哲與政商法的區別。北大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就是把“人文”和“社會科學”當兩個不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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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46-47頁

archae-ology，嚴格講，應分析為archae-o-logy，中間的o不屬于logy，而是把兩個名詞合為一個名詞的中間環節。原先-logy的主要意思是“知識”，其次是“學問”。這個結尾來自λ?γο? / logos這個詞，意思是“按照邏輯順序說的話”或“道理”。因此有人認為，λ?γο? / logos是西方語言里最適合翻譯中文“道”的詞。參看張隆溪著《道與邏各斯》（The Tao and the Logo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2）。

李零：中國傳統，道與術有別，道是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術只是技術、技巧、方法類的東西。漢語的術，權術的術，武術的術，美術的術，房中術的術，西語都可以叫art。兵法的法也叫art。日韓喜歡用道字，如武士道、柔道、跆拳道，中國只叫術，如拳術、劍術。學是知識門類。考古學的學是知識門類。漢代把士分為“文學士”和“方術士”，“文學”類的知識是《漢書·藝文志》的六藝、諸子、詩賦，“方術”類的知識是《漢書·藝文志》的兵書、數術、方技。archaeology，直譯是“古學”，不能譯為“考古道”或“考古術”，漢語的“考古學”是采用日語的翻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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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51頁：注1

羅泰1993年發表于 Antiquity雜志、1995年被譯為中文發表于《文物季刊》的《論中國考古學的編史傾向》

注1引拙作，奇怪的是，這篇少作是我目前為止被學者引用最多的著作。當初Antiquity雜志約羅森夫人（Jessica Rawson）寫這個題目，她要么太忙，要么寫不出，把任務交給了我。也許我應拒絕她。發表前，我把初稿寄給張光直先生看，他不太贊同我寫這樣的文章，覺得即使內容正確，語氣（tone）還是有問題。也許這個意見是對的。

李零：我在紀念張光直教授的文章（收入《四海為家》）中提到，張先生曾問我對你的文章評價如何，可參看。張先生很謙恭，擔心你冒犯中國的考古學家。

三聯書店2002年編《四海為家——追念考古學家張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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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60-61頁

斯特拉斯堡（Stra?burg / Strasbourg）在1909年的確屬于德國，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又歸法國了。kunstarch?ologisch是形容詞，后面的-er是該詞第二格（強型）的結尾。與此相關的名詞是Kunstarch?ologie（美術考古）。我查了米海里司（Adolf Michaelis, 1835-1910）的書（比利時皇家圖書館只有1906年的第一版，書名Die arch?ologischen Entdeck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十九世紀的考古發現》]還沒有kunstarch?ologisch這個詞，更名為Ein jahrhundert kunstarch?ologischer entdeckungen[《美術考古一世紀》]的1908年版，我手頭沒有，但據1908年版的書評，內容與1906年版似乎沒什么改變）。這位作者是當時的老一代學者，在書里給一般讀者總結了他一輩子的學問，文筆很美，內容也比我最初想象更有意思，很多情況是我早就想知道的（他還評論了我曾祖父阿爾弗雷德·科爾特[Alfred K?rte]和他哥哥古斯塔夫·科爾特[Gustav K?rte]在安納托利亞所做的考古工作）。這本書有點像丹尼爾的《考古學一百年》，書后有長達十頁的重大考古發現表。盡管此書1906年版書名未見kunstarch?ologisch, 但Kunstarch?ologie在其前言（第V頁）中還真出現了一次：

Die ‘Arch?ologie des Spatens’ und ihre Ergebnisse bilden den eigentlichen Gegenstand, ohne da? ich ?ngstlich vermieden h?tte diese Grenze hie und da zu überschreiten.  Dabei ist ‘Arch?ologie’ wesentlich im Sinne von ‘Kunstarch?ologie’ gefa?t; Kulturerzeugnisse ohne ausgesprochenen Kunstcharakter werden nur gelegentlich herangezogen.

本書主要針對“鏟子考古”和它的研究結果，不過我不怕超越這個界線。在此“考古”主要指“美術考古”，沒有明顯美術特征的文物僅僅只是偶爾被提到。

米海里司1908年版《美術考古一世紀》

另外，書中總是用Kunstgeschichte或Kunsthistorie，kunsthistorisch或kunstgeschichtlich（德語當名詞一般用Kunstgeschichte，當形容詞一般用kunsthistorisch，這是個奇怪的語言現象，我沒法解釋），即“美術史”，而且書的內容的確是純粹的美術史。我查了比利時皇家圖書館閱覽室的好幾部德文辭典和百科全書，都沒有包括Kunstarch?ologie或與之相關的詞。我還查了北歐日耳曼語系語言的辭典，也沒有類似的詞。如瑞典語Konstarkeologi / konstarkeologisk，在網上偶爾能看到，但在辭典中也未見。當然，這個詞的意思很清楚，不用解釋，但好像沒有一種歐洲語言正式接納它。我一直主張中國考古學界所謂的“美術考古”是一個有問題的概念，其實應該等于“以考古發掘材料為主的美術史”。

李零：“美術考古”一詞源于米海里司《美術考古一世紀》的郭沫若譯本，從此在中國落地生根，楊泓用這個詞，夏鼐也用這個詞。“藝術史研究”是“二次引進”的新概念，其實應改為“考古-藝術史研究”。夏鼐提倡的大考古學，有所謂特殊考古學，不僅包括田野考古的拓廣（上天入地下海的航空考古、水下考古和遙感技術），碳十四類檢測手段的拓廣（科技考古），也包括銘刻學、錢幣學和“美術考古”等古物學遺產。

米海里司著、郭沫若譯《美術考古一世紀》

羅泰回復：對了。因此研究中國早期美術史的西方學者，在中國最接近的同行就在考古學界。藝術史最近幾年才剛剛進入一些大學的核心課程，這個學科在中國學術界的發展成熟程度和考古學無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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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66頁

社會人類學（social anthropology）這個叫法不限于英國，美國好幾個大學（包括哈佛、芝加哥大學等）也用。

李零：所言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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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78-79頁

留學海外回國的學者名單里好像缺了袁復禮。

羅泰批注：82-83頁

高校系統解放后的第一代著名考古學家好像缺了四川的聞宥。

羅泰批注：83-85頁

各地文物局系統的第一代考古學家好像缺了河南的安金槐、賈峨等。這本書可能還漏了幾位重要人物，也許可以在合適的地方指出他們。

李零：上述名單是評選的結果，選，就不可能全。我認為，考古學家，中研院史語所，李濟、梁思永、夏鼐最重要，北研院史學所，徐旭生、黃文弼、蘇秉琦最重要，其他，有誰沒誰，頗費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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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85頁：案

我很同意你對夏鼐的高度評價。我認為這是客觀公正的。其實，他的重要貢獻還包括他在中國引進、創辦和推動了當時最先進的科技考古，比如他很早就在考古所建立了碳十四實驗室，盡管蘇聯考古學家長期拒絕使用碳十四技術。他們顯然認為，這是“美帝”擁有的科學。

李零：夏鼐不但看重科技考古，還很重視科技史。

羅泰回復：沒錯，并且他還寫過一些很有分量的科技史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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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107頁：7

請注意，梵文（Sanskrit）是記錄活語言，而佉盧文（Kharo??hī）則是一種死文字，能夠用來寫梵語和各種古代印度方言，如帕拉克里語（Prakrit），甚至也可以用來寫別的不相關的語言，如中亞的吐火羅語（Tokharian）。但據我所知，吐火羅語現存的主要文獻和銘文是用印度稍晚出現的波羅米文（Brahmi）書寫。你可以問問林梅村現在還有沒有用佉盧文寫的吐火羅語文獻。

李零：佉盧文在印度消失后，仍流行于絲綢之路沿線，一直到唐代。

羅泰回復：我理解，Prakrit是指Sanskrit以外其他各種與之類似的印度語言，不是其中某一種。這一點還可以找專家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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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108頁：案

《越絕書》的成書年代在東漢，其三期說未必比盧克萊修（Lucretius）早。巴恩此說是誤解。他的“政治正確”癖很可能是為了把他的書當大學本科生的教科書。

李零：《越絕書》，舊題袁康作。袁康是公元一世紀人，書中雖收載吳越舊說，但成書年代在東漢。盧克萊修是公元前一世紀人，確實比袁康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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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116頁：10

普洛斯庫里亞科夫（Proskouriakoff）其實不會瑪雅語，作為藝術史家，她完全是從形式分析瑪雅文字，顯然還真有點初步的發現，但她的方法不夠嚴謹，現在恐怕過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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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148頁：3

鄂本篤之名，Benedict Go?s，好像用不著?，作Benedict Goes就行。他并非俄國人，而是葡萄牙出生的耶穌會傳教士（1562-1607），他從印度的莫臥爾帝國經喀什進中國，本來想到北京，但途經肅州（現在的酒泉）病死，沒有到達目的地。他以后的耶穌會士再也沒有試圖從中亞進中國，改走海路。作為俄國考察者，人們還會提到奧登堡（Sergei Ol‘denburg），他是跨沙皇時期和蘇聯時期的學術泰斗，不知他有沒有親自到過中國，但科茲洛夫（Kozlov）背后就是他。我2000年訪問圣彼得堡時，有人還提到好幾個俄國和蘇聯的中國調查團，全都沒聽說過，不知道細節。你評論的書好像還漏掉了早期日本在東北等地的發掘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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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155頁：案（第一條）

雖然新生代研究室是1929年才建立，但地質調查所在此前已經加入了考古工作，新生代研究室在該所是否還有前身？眾所周知，安特生是地質調查所的人員，他深受時任所長丁文江的支持。這些情況好像也是民國時期中國考古學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李零：新生代研究室一開始就是地質調查所下的研究室。地質調查所是1913年成立，先后隸屬于工商部、農商部，安特生是1914年受聘農商部礦政司顧問，參加地質調查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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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156頁

現在中國學術界已經普遍采用“史前史”（prehistory）一詞，跟解放初期相比，這是個重要變化。我還記得，1973年威廉·華森（William Watson）在大英博物館第一次舉辦新中國出土文物展（圖錄叫“中國瑰寶”[The Genius of China]）時，展覽說明用了這個詞，因而引起中國官方的強烈不滿，原因是，恩格斯把人類從早到晚的發展全部歸入歷史范圍，沒有史前史，“史前史”是資產階級的錯誤概念。之后數年，沃森沒能去中國，據說夏鼐在國內也受到嚴厲批評。protohistory的定義其實比較周密，專指某一族群本身沒有留下文獻，但在以后的文獻或其他族群的文獻里被提到的歷史階段。

《中國瑰寶》圖錄

李零：威廉·沃森辦展是怎么回事，愿聞其詳。西學好分前后，“史前史”是相對“成文史”而言。馬克思、恩格斯講“大歷史”，見《德意志意識形態》。他們的原話在馬恩手稿中被刪，為什么刪，學界有各種猜測。當時，他們不懂考古。手稿公布很晚，一般人也看不到。馬克思死后，唯物史觀的簡短表述多見于恩格斯的各種序言。新中國講“社會發展史”，“社會發展史”是人類史，人類史是大歷史，開頭照例講《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從猿到人”當然屬于史前史，“思改”運動，人人學習，《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也涉及史前，我讀研究生時，此書是指定讀物。柴爾德寫過一本《歷史》，很少有人讀。他不但講“史前史”，還講“史后史”，他是把當代資本主義歸入“史前史”，而把“未來”定義為這種“史前史”的結束。

羅泰回復：可以問羅森夫人，她應該記得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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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158頁：案

“美國芝加哥菲爾德自然歷史博物館”這個提法好像混合了兩個不同的機構：紐約的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和芝加哥的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兩者在二十世紀初都組織了到東亞的考察團，著名的漢學家勞費爾（Berthold Laufer）先后參加過這兩個機關的考察。勞費爾是個德國出生的美國學者，嚴格講，不能算考古學家，但他對考古有貢獻。他跟沙畹一樣，對中國的金石學相當熟悉，通過他的《中國古玉》（Jade）一書才把吳大澂的研究介紹到西方學術界。

李零：章鴻釗《石雅》經常引用勞費爾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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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168-170頁

我很贊同你對特里格（Bruce G. Trigger）誤解中國金石學的評論。其說的確很像你說的“李約瑟問題”。實際上，我在阿蘭·施納普（Alain Schnapp）的指導下參加編寫的《世界古物學》（World Antiquarianism, Getty Institute Publications, 2013）中就已指出，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相當金石學或古物學的現象。此書可以拿來證明，歐洲古物學在世界范圍里并不是一個例外，它可以幫助我們不要經常拿“中國”和“歐美”做過度二分化的對比。

阿蘭·施納普、羅泰等編《世界古物學：比較的視角》

李零：中國金石學包括器物學、銘刻學和藝術鑒賞。這些都是西方考古學移植中國的“野生母本”，與歐洲考古學承自古物學的遺產相似。中國人對盜墓并不陌生，但很少對石器（如所謂“雷公斧”）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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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170-171頁

你講中國學術界如何接納考古學這門新學問，并且把它改變成了中國學術主流的一個組成部分，我也非常同意。因此，我們這些在國外關心中國考古的人，應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免受當世所尚考古“去殖民主義化”（decolonization）風潮的指責。

李零：歐洲考古學是歐洲發明的考古學。中國考古學是以歐洲考古學為父本，中國金石學為母本，相互嫁接的結果。傳播離不開接受者的選擇、適應和改造。安特生和王國維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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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176頁：案

自內藤湖南以來，日本學者主張中國“早期近代”（Early Modern）從宋代開始。有些西方漢學家也贊同這一觀點。最近還有人把“晚期古代”（Late Antiquity）延伸到唐代，和波斯的薩珊王朝一致。這種分期斷代的辯論，背后顯然沒有思想意識（ideological）的根本分歧，僅僅是不同學者各自強調的重點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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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179頁

我在四川、重慶的田野工作其實是在寫《劍橋中國上古史》之后。

李零：你是學考古的學生，去四川、重慶前，有什么田野經歷（中國和中國以外）？柴爾德是先當考古學教授，然后才從事考古發掘，你也是如此嗎？

羅泰回復：我當研究生期間在美國、英國、韓國參加過一些考古工作，但同李水城等朋友一起到四川、重慶做鹽業考古之前，從未根據自己做過的田野工作發表過任何學術作品。可惜的是，后來也沒有過別的機會這樣做。

李水城、羅泰編《中國鹽業考古（第一集）——長江上游古代鹽業與景觀考古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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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197: 7和200頁：案

的確，西周晚期青銅器的重大變化是高本漢（Karlgren）早已指出, 羅越（Loehr）好像未曾對此期銅器做什么研究。中國方面，容庚可能比高本漢更早意識到這一變化，還有郭寶鈞。

李零：這是對夏含夷說的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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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202頁：注1

《春秋》，Springs and Autumns才是正確翻譯，Spring and Autumn不辭，簡直是一種不倫不類的皮欽語（Pidgin）。法語一直使用復數，作époque des Printemps et Automnes。

李零：Spring and Autumn行用已久，恐怕改不動了。

羅泰回復：不見得。學術界普遍引用的詞匯會有變化。比如二十世紀后期英文的漢學著作還普遍使用Oriental、Far East之類的詞，現在差不多已禁止使用。希望不久的將來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所謂的Seidenstra?e或Silk Road一詞也可以消逝在歷史中。說起更為專門的話題，我開始讀研究生那陣兒，“五行”仍被譯為Five Elements，后來變成Five Phases，現在夏德安以為Five Agents更正確。“春秋”或許也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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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209頁：案

巫鴻的《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筑中的“紀念碑性”》（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1995）是在《劍橋中國上古史》（1999）之前寫作和出版，注1是對的，正文“此書之后”僅指中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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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泰批注：213頁：案

子學西化始于明末清初的耶穌會傳教士，并非胡適。卜德（Derk Bodde）其實翻譯了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全書（兩冊），注3所引就是這個本子。《中國哲學小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是1948年出的，好像是卜德為了教學需要而做的縮編本，不知道馮友蘭在什么程度上參與編寫，也不知道當時是否馬上出了《小史》的中文版，值得確認一下。

馮友蘭著、卜德編《中國哲學小史》

李零：我說“中國哲學史是子學西化的結果，胡適是開創者，馮友蘭是集大成者”，是指胡適借鑒西方哲學史，開創中國哲學史，馮友蘭進一步發展了這門新學問。你說的“子學西化始于明末清初的耶穌會傳教士”指什么？是指子學的西方譯介嗎？我想，這是兩類不同性質的工作。

羅泰回復：我說的子學西化是指西方有一些知識分子開始明白中國有相當于西方所謂“哲學”的東西。耶穌會士在十八世紀已經把孔子當Sinarum philosophus（中國人的哲學家）介紹到歐洲了。這當然和胡適、馮友蘭的功夫沒法比。可惜的是，西方不少名校的哲學系到現在還不承認中國哲學是哲學，拒絕雇中國哲學的專家，逼迫中國哲學專家到東亞系去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