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豐（來自日本）

1959年出生，日本新潟人，現(xiàn)居深圳，從事日本設計的部分電器在中國的生產(chǎn)和銷售工作。1980年來到中國求學，80年代初期為日中友好協(xié)會工作，參與了多次中日領導人的會見。1993年起，加入日本新潟外山工業(yè)公司，開展與中國相關業(yè)務，頻繁往來于中日兩國之間，見證了20世紀90年代中日經(jīng)濟往來的歷程。

一

那也是個夏天，1980年8月31日，我乘坐日本航空公司的航班從東京出發(fā)飛往北京。如今三十八年過去了，但我對這個日子，甚至那一天的天氣，依然記憶猶新。當年我懷揣著對中國、對未來無限的憧憬，無比激動的同時內(nèi)心又忐忑不安，不知前方等待著我的究竟是什么。

一切還得從1978年說起。那年，我在日本高中畢業(yè)，由于對日本的大學沒有什么興趣，就琢磨著想找一個有趣的地方學習不同的東西。一個偶然的機會，我了解到在我所住的新潟縣有一所中文學校。這所學校是由二戰(zhàn)期間的日本侵華老兵開辦的。當年他們被中國軍隊俘虜后，受到了八路軍的寬待，心懷感恩，再加上他們原本也都是貧苦家庭出身，當年也是被迫參軍的，所以內(nèi)心深處對日本軍方是不認同的。戰(zhàn)爭結束之后，他們回到日本。在家鄉(xiāng)， 他們自發(fā)地組織起來，做了很多有利于中日友好的工作。開辦半工半讀的中文學校，也是他們對中國人民優(yōu)待他們的回報。

這所中文學校每年只招收十名學生。平時采取半工半讀的授課方式，上午和晚上學習，下午種稻米以及干其他農(nóng)活，日常生活自給自足。這種辦校方式宛如延安抗大，據(jù)悉是他們當年從優(yōu)待他們的八路軍那里學來的。

我很幸運地被錄取了。

校長是一位叫山口的日本人。山口先生的學習能力非常強，他本人曾在北京大學學習中文，成績優(yōu)異。此后山口先生多次參加中日外交活動，曾為多位日本政治家擔任首席翻譯。在這所學校，我學會了漢語的拼音和基礎的日常用語。記得教我漢語拼音的老師是米野晴志，比我只大幾歲。不可思議的是，1995年，我去廣州參加交易會時，居然在廣州白云機場和他重逢。原來米野后來也在從事中日貿(mào)易。

由于該學校是老兵們個人捐助的，經(jīng)費緊張，幾番掙扎之后仍不得不關閉。當年的我面臨兩個選擇：去日本的大學繼續(xù)深造，或去某所中國大學念書。我向中國政府遞交了留學申請。

收到我的申請后，中國政府將我分配到黑龍江大學歷史系。就這樣，我來到了北京，又從北京坐火車來到哈爾濱。

一開始，黑龍江大學安排我住在專家樓。這是專門為外國老師和留學生準備的宿舍樓，里面設施齊全，比當年大多數(shù)中國家庭的居住條件要好很多。記得專家樓里住了一對教日語的日本夫妻，一位來自英國的老師，還有幾個非洲學生。一個月后，我向校方申請，要求搬去學生宿舍樓，和中國學生一起住。當時我的想法就是，既然來到了中國，希望自己能夠像中國大學生一樣學習、生活。經(jīng)學校相關組織開會研究，最終批準同意我和黑龍江大學1978級英語專業(yè)的學生住一起。

我的這些室友是中國恢復高考后的第二批學員，盡管他們的英語水平還不如我，但個個學習都非常用功。他們中年紀大的已經(jīng)三十六歲了，而年紀小的才十五歲。大學里還有很多來自社會的工農(nóng)兵大學生，他們當時都是有工資收入的，尤其是一些部隊干部，收入最高的每月有三十元，這讓很多學生非常羨慕。

而我作為外國留學生，也享受到了許多優(yōu)惠待遇。比如我不但擁有優(yōu)待證，還有很多全國糧票。當時的全國糧票是帶油的，帶油的這個概念就是糧票本身帶有油票的功能。在那個物資短缺的年代，在中國購物需要各種票證，比如糧票、油票、肉票、蛋票等等。除了全國糧票之外，中國政府還會每個月給我二十八塊錢生活津貼。由于我的吃穿住行都是免費的，所以這二十八元人民幣就成了我的零花錢。這讓我在同學們的心目中儼如大富翁。當時中國物價水平很低，大多數(shù)人抽的香煙只需五分錢至一毛五分錢一包。我還記得那些只能在友誼商店買到的香煙價格：中華牌香煙每包七毛一，鳳凰牌香煙每包六毛三。至于熊貓牌香煙，市面上根本無法買到，我因為多次參加外事活動，才得以嘗味。

當時黑龍江大學、哈爾濱工業(yè)大學、哈爾濱醫(yī)科大學距離很近，學生之間經(jīng)常會有一些聯(lián)誼活動。除了校內(nèi)活動，大學還會組織一些校外活動。比如，參觀黑龍江的名勝古跡。當時，大學里還有軍訓和政治學習的安排，這些通常是不允許外國學生參加的。由于我和中國學生同吃同住同勞動，逐漸地，我也被允許加入大家的政治學習。至今我仍然記得當時的一些學習內(nèi)容。比如“五講四美三熱愛”“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時電視里面還經(jīng)常播出一些審判“四人幫”的新聞。

我在中國的大學生活無疑是充實的。在和中國同學同宿舍的兩年半里，經(jīng)歷了很多有趣的事情。當時同學們都找我要全國糧票，然后拿去和當?shù)氐霓r(nóng)民換雞蛋。有時候，他們也會讓我?guī)兔Γ脙?yōu)待證去友誼商店買少量的高級煙酒回宿舍品嘗。偶爾也會有人拿了這些特供商品偷偷賣掉，換來過年回家的火車票錢。20世紀80年代，白酒三毛一斤，啤酒大家用臉盆或是油桶裝回來在宿舍里喝，大家聚餐沒錢下飯館，都是在宿舍樓用電爐自己動手做。學校出于安全考慮是不允許在宿舍樓用電爐的，所以經(jīng)常一開電爐，整個宿舍樓就會跳閘停電，這時候就會有學生高喊：“東豐又在用電爐了！”每當有老師來宿舍查電爐時，大家就聲稱是我干的，老師通常就會通融一下，不再追究。所以，當年的我，可以說被動地“承包了”整棟宿舍樓的電爐使用權。

我在黑龍江大學就讀了兩年半，學習中國古代史和近代史。兩年半后，學校通知我可以畢業(yè)了，這樣，我不得不和1978級的英語系學生一起離開了學校。后來，我了解到真實原因是：當時學校財政預算比較緊張，而留學生的費用開銷無疑太大了。

為報答母校，后來，我捐了臺電視機給黑龍江大學。記得當時買的是一臺日立牌電視機，這應該是黑龍江大學的第一臺彩電。

大學畢業(yè)后，我沒有馬上返回日本，而是選擇在中國旅行，從哈爾濱出發(fā)到旅順，再到大連、沈陽、天津、上海。

80年代初，中國很多城市沒有對外國人開放，外國人在中國旅行非常困難。一次，我在沈陽火車站的酒店門口遭遇身份檢查，當時警察們的警惕性很高，對外國人還抱有偏見。可能因為我穿了一身破舊的中山裝，住在涉外酒店，所以引起了當?shù)毓踩藛T的懷疑。他們不但核對了我的學生證，還一直跟到酒店大堂核實了我的身份才離開。

二

旅行之后我回到日本，馬上獲得了一份東京日中友好協(xié)會的工作。當時的日中友好協(xié)會坐落在東京神田，協(xié)會的一樓是一家書店，二、三、四、五樓全是辦公的。我的月工資當年是123萬日元，當時約合人民幣1450元，而當時中國職工年平均工資是800多元人民幣。我的大學同學常常跟我開玩笑說，我辛苦一個月，他們卻得辛苦一年。

我在日中友協(xié)的主要工作是規(guī)劃和安排日本旅客的中國旅游線路，并與日本各大旅行社合作。當時日中兩國關系處在蜜月期，加之中國又值改革開放之初，許多日本人都對去中國旅游非常感興趣。而這份工作，也讓我獲得了許多終生難忘的經(jīng)歷。

得益于我的工作，我到過許多當年尚未開發(fā)的景點，像九寨溝、長白山、張家界。80年代初，這些地方都還是人跡罕至之地，自然景觀非常美，還有不少地方甚至是連路都沒有的原始森林。那時中國也沒什么酒店，大家基本上都是住在政府的招待所，印象最深刻的是從成都去九寨溝，坐吉普車竟然花了整整一個星期，中途只能在原始森林里露營。

這期間，我親歷了一些非常有意義的事件。其中一件是，胡耀邦總書記邀請3000名日本青年訪華，當時我負責做名單和準備一些其他的資料。最忙碌的時候，我甚至三天三夜都沒睡。雖然沒有加班費，但同事們都干勁十足。今天回憶起這段往事，我仍為之自豪無比。這3000名青年，后來有不少人都致力于日中經(jīng)貿(mào)和日中友好工作，其中有一名叫菊田的女子后來還成了日本國會議員。

而我由于多次陪同日本政治家和民間人士訪華，得以見到許多中國領導人，并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了兩次國宴。鄧小平會見日本社會黨訪華團時，作為日方代表團成員，在人民大會堂的四川廳，我終于見到了自己一直敬仰的偉人鄧小平先生。另外，我還曾陪同林彌一郎先生訪問中國。今天，可能很多中國人會對林彌一郎這個日本名字感到陌生，他曾參加過侵華戰(zhàn)爭， 但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最重要的建設者之一，被一些中國軍事專家稱為“解放軍空軍之父”。他的故事和事跡或許大家可以通過中國國產(chǎn)電視劇《壯志凌云》了解一些，這部電視劇詳細介紹了新中國第一代飛行員的成長歷程。當年，林彌一郎先生的中國之行受到了高規(guī)格的接待，紅地毯鋪到機艙門，還用紅旗轎車接送。

80年代的中國旅游產(chǎn)業(yè)處于最初的開發(fā)狀態(tài)。北京市旅游局提出，讓我協(xié)助編輯一份北京市的旅游手冊。這份旅游手冊匯集了北京地區(qū)幾乎所有著名的旅游景點———明十三陵、故宮、頤和園、國家博物館等等，我負責編輯和撰寫日語版的景點介紹。為完成這項任務，我花費了大半年的時間，也令我至今仍對北京的歷史名勝如數(shù)家珍。

后來，中國國家旅游局（國家旅游局當時就在北京市旅游局的樓上）也找我制作中國其他景點的日文推介方案。因此，我多次前往桂林、海南島以及中國的其他一些地區(qū)實地考察。大家可能認為這是份美差， 其實，80年代初期完全是不同的場景。當時中國很多地方不但沒通鐵路，甚至連公路都沒有，每到一處都得顛沛輾轉(zhuǎn)，非常辛苦。

接下來，我不得不提及自己一次失敗的戀愛經(jīng)歷———我的初戀。盡管我想回避這個話題，但我的人生軌跡正因為此次事件而發(fā)生了改變。

那年我二十三歲，剛剛加入日中友好協(xié)會。由于當時日中交流頻繁，我經(jīng)常連軸轉(zhuǎn)地帶隊來中國，拜訪中國各級政府單位和民間團體，和她的相遇就這樣發(fā)生了。當時她負責陪同美國工會代表團，我則陪同日本工會代表團。我倆的第一次相見是在北京王府井，我們相互點頭致意，匆匆打了個招呼；沒想到第二天，我們又在上海外灘偶遇；第三天，在上海的友誼商店我倆又不期而遇；第四天，我陪日本團成員去杭州西湖邊的旅游商品專賣店，看見她正在店里拿著一條真絲圍巾猶豫不決，幾次三番試戴，還是帶點不舍地把絲巾退還給了營業(yè)員。等她轉(zhuǎn)身離開，我趕緊把這條絲巾買下來，追到店門外把絲巾塞給她，并趁機留下了自己的聯(lián)絡方式。從此我倆開始了一段跨國戀愛，而這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戀愛。經(jīng)過近兩年時間的溝通和交流，我們產(chǎn)生了結婚的念頭。但我倆都明白，這種跨國婚姻是需要中國有關組織審查和批準的。于是，我們提出申請，并提交了我的詳細家庭情況匯報，等待組織審批。1984年底的一天，我被告知：全國總工會感謝東豐為中日友好做出的貢獻，但經(jīng)過組織上的研究討論，決定對你的跨國婚姻不予批準。

這一決定令我萬念俱灰。回到日本后，我辭去了自己非常喜愛的日中友好協(xié)會的工作。原本朝氣蓬勃的我突然間變得頹廢，每天六神無主，似乎生活一下子失去了目標。大概過了一個月，以前的同事從中國捎來一封她的親筆信，我沒有拆封就直接把信撕碎扔了。有人說，要有直面痛苦的勇氣。我想，要做到這點，要么當事人是無比堅強的勇者，要么就是這痛苦本身并沒有那么痛徹心扉。大多數(shù)人大概還是會像我這樣，只能等待時間這服止痛劑，將昔日的刻骨銘心慢慢變成往事如煙。

三

我另外在日本找了份工作，后來在日本成了家。1985年至1993年，整整七年，我沒有來過中國。

七年里，為了不荒廢自己的中文，我經(jīng)常去新潟縣長岡市一家臺灣人開的酒吧，在那與中國人一起喝酒聊天。

1993年，我加入了新潟外山工業(yè)公司。一別七年，我終于再次踏上中國這片土地。從那時起，我又開始重新在中日兩地來回奔波。

有件事比較有趣，或許我應該提及一下。由于很多中國人認為日本人名就應該是四個字，以至于我的日本姓名“東豐”給我?guī)聿簧倮_。每次我出差入住酒店，酒店前臺接待人員總會再三問我，名字后面另外兩個字是什么。而更令我尷尬的事情發(fā)生在廣交會。由于我能說流利的中文，在交易會上，我經(jīng)常會被中國參展人員從他們的攤位上轟出去，因為他們認定我是中國人，是被同行派來探聽情報的。而我出具的名片，東豐這個名字更令他們堅信，我是冒牌日本人。

我還在中國經(jīng)歷了“非典”時期。2003年，我如往年一樣參加廣交會。剛走到展館門口， 我就被日本ＮＨＫ（日本放送協(xié)會）電視臺的人攔住采訪，那檔節(jié)目起名為《勇敢的經(jīng)濟戰(zhàn)士》。接下來，中國中央電視臺和鳳凰衛(wèi)視也對我進行了采訪。我告訴他們自己從1月份至4月份都待在廣州，并且每天都出門工作，并沒有感到不安全。

我是實話實說。時光飛逝，轉(zhuǎn)眼間到了2017年，目前我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在東京股票市場二部上市的企業(yè)。這次我的出差目的地是杭州，到阿里巴巴總部開會，希望通過中國購物網(wǎng)站來銷售公司的各種家用小電器。

阿里巴巴集團公司的總部位于杭州城西，據(jù)說其主建筑體的設計由日本設計大師隈研吾擔綱。這個西溪園區(qū)目前總共容納了３萬多人，其中1.5萬人是阿里巴巴自己的員工，另外一萬多人是阿里巴巴的輔助人員，以及跟阿里巴巴業(yè)務相關聯(lián)企業(yè)的工作人員。這個龐大的園區(qū)讓我感到震撼。在日本，根本找不出規(guī)模如此大的科技公司。據(jù)介紹，這里聚集了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優(yōu)秀科技人員，置身其間，讓人感覺仿佛來到了一個“小聯(lián)合國”。

而在此之前，我對杭州的印象基本上還停留在90年代。那時，我作為日本經(jīng)貿(mào)代表經(jīng)常會來江浙一帶出差。當時杭州附近到處是稀稀拉拉的低矮廠房和一望無際的農(nóng)田。1994年，我去浙江省金華市一個專做戶外家具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考察，我被告知工廠距杭州大約三小時車程。結果，從杭州到金華，足足用了七個半小時！其間，汽車七拐八拐之后，我們在山間竟然迷路了。當時天已黑，大家都饑腸轆轆，偏巧司機又把車錯開進了山里面。那一刻，我甚至開始懷疑是否真的存在這么一個工廠。

現(xiàn)在，杭州到金華的高速公路穿越了這片山區(qū)，兩地距離縮短到兩個小時的車程。當然，不僅僅新增了這條公路，如今，華東地區(qū)高速公路網(wǎng)和高鐵網(wǎng)四通八達，我每次出差，目的地通常都在離機場或高鐵站一個半小時的車程內(nèi)。許多公路兩旁都是優(yōu)美的綠化帶以及各種現(xiàn)代化風格的廠房和辦公樓，我感覺華東地區(qū)所有的高速公路都比較寬闊，路面的質(zhì)量也非常好。

當年的我，作為客商代表在山區(qū)里迷路兜兜轉(zhuǎn)轉(zhuǎn)時，根本難以想象，二十多年后，自己會角色調(diào)轉(zhuǎn)，成為日本廠商代表，來中國推銷日本品牌。不僅如此，中國市場已經(jīng)成為我們公司最大的海外市場，銷量甚至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超過日本本土市場。現(xiàn)在，我們公司不但在中國生產(chǎn)，還把中國生產(chǎn)的產(chǎn)品銷售到世界各地，公司品牌也漸漸地成了國際品牌，“無印良品”店里絕大多數(shù)小電器都是我們生產(chǎn)的。

1980年到2018年，整整三十八年，我?guī)缀踅?jīng)歷了中國改革開放完整的過程。太多的感受和感慨，若非親身經(jīng)歷，恐怕難以感同身受。每當我的中日友人問及時，我都會回答： 那是段激情燃燒的歲月。（伍文維、楊堅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