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豐（來自日本）

1959年出生，日本新潟人，現居深圳，從事日本設計的部分電器在中國的生產和銷售工作。1980年來到中國求學，80年代初期為日中友好協會工作，參與了多次中日領導人的會見。1993年起，加入日本新潟外山工業公司，開展與中國相關業務，頻繁往來于中日兩國之間，見證了20世紀90年代中日經濟往來的歷程。

一

那也是個夏天，1980年8月31日，我乘坐日本航空公司的航班從東京出發飛往北京。如今三十八年過去了，但我對這個日子，甚至那一天的天氣，依然記憶猶新。當年我懷揣著對中國、對未來無限的憧憬，無比激動的同時內心又忐忑不安，不知前方等待著我的究竟是什么。

一切還得從1978年說起。那年，我在日本高中畢業，由于對日本的大學沒有什么興趣，就琢磨著想找一個有趣的地方學習不同的東西。一個偶然的機會，我了解到在我所住的新潟縣有一所中文學校。這所學校是由二戰期間的日本侵華老兵開辦的。當年他們被中國軍隊俘虜后，受到了八路軍的寬待，心懷感恩，再加上他們原本也都是貧苦家庭出身，當年也是被迫參軍的，所以內心深處對日本軍方是不認同的。戰爭結束之后，他們回到日本。在家鄉， 他們自發地組織起來，做了很多有利于中日友好的工作。開辦半工半讀的中文學校，也是他們對中國人民優待他們的回報。

這所中文學校每年只招收十名學生。平時采取半工半讀的授課方式，上午和晚上學習，下午種稻米以及干其他農活，日常生活自給自足。這種辦校方式宛如延安抗大，據悉是他們當年從優待他們的八路軍那里學來的。

我很幸運地被錄取了。

校長是一位叫山口的日本人。山口先生的學習能力非常強，他本人曾在北京大學學習中文，成績優異。此后山口先生多次參加中日外交活動，曾為多位日本政治家擔任首席翻譯。在這所學校，我學會了漢語的拼音和基礎的日常用語。記得教我漢語拼音的老師是米野晴志，比我只大幾歲。不可思議的是，1995年，我去廣州參加交易會時，居然在廣州白云機場和他重逢。原來米野后來也在從事中日貿易。

由于該學校是老兵們個人捐助的，經費緊張，幾番掙扎之后仍不得不關閉。當年的我面臨兩個選擇：去日本的大學繼續深造，或去某所中國大學念書。我向中國政府遞交了留學申請。

收到我的申請后，中國政府將我分配到黑龍江大學歷史系。就這樣，我來到了北京，又從北京坐火車來到哈爾濱。

一開始，黑龍江大學安排我住在專家樓。這是專門為外國老師和留學生準備的宿舍樓，里面設施齊全，比當年大多數中國家庭的居住條件要好很多。記得專家樓里住了一對教日語的日本夫妻，一位來自英國的老師，還有幾個非洲學生。一個月后，我向校方申請，要求搬去學生宿舍樓，和中國學生一起住。當時我的想法就是，既然來到了中國，希望自己能夠像中國大學生一樣學習、生活。經學校相關組織開會研究，最終批準同意我和黑龍江大學1978級英語專業的學生住一起。

我的這些室友是中國恢復高考后的第二批學員，盡管他們的英語水平還不如我，但個個學習都非常用功。他們中年紀大的已經三十六歲了，而年紀小的才十五歲。大學里還有很多來自社會的工農兵大學生，他們當時都是有工資收入的，尤其是一些部隊干部，收入最高的每月有三十元，這讓很多學生非常羨慕。

而我作為外國留學生，也享受到了許多優惠待遇。比如我不但擁有優待證，還有很多全國糧票。當時的全國糧票是帶油的，帶油的這個概念就是糧票本身帶有油票的功能。在那個物資短缺的年代，在中國購物需要各種票證，比如糧票、油票、肉票、蛋票等等。除了全國糧票之外，中國政府還會每個月給我二十八塊錢生活津貼。由于我的吃穿住行都是免費的，所以這二十八元人民幣就成了我的零花錢。這讓我在同學們的心目中儼如大富翁。當時中國物價水平很低，大多數人抽的香煙只需五分錢至一毛五分錢一包。我還記得那些只能在友誼商店買到的香煙價格：中華牌香煙每包七毛一，鳳凰牌香煙每包六毛三。至于熊貓牌香煙，市面上根本無法買到，我因為多次參加外事活動，才得以嘗味。

當時黑龍江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哈爾濱醫科大學距離很近，學生之間經常會有一些聯誼活動。除了校內活動，大學還會組織一些校外活動。比如，參觀黑龍江的名勝古跡。當時，大學里還有軍訓和政治學習的安排，這些通常是不允許外國學生參加的。由于我和中國學生同吃同住同勞動，逐漸地，我也被允許加入大家的政治學習。至今我仍然記得當時的一些學習內容。比如“五講四美三熱愛”“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時電視里面還經常播出一些審判“四人幫”的新聞。

我在中國的大學生活無疑是充實的。在和中國同學同宿舍的兩年半里，經歷了很多有趣的事情。當時同學們都找我要全國糧票，然后拿去和當地的農民換雞蛋。有時候，他們也會讓我幫忙，拿優待證去友誼商店買少量的高級煙酒回宿舍品嘗。偶爾也會有人拿了這些特供商品偷偷賣掉，換來過年回家的火車票錢。20世紀80年代，白酒三毛一斤，啤酒大家用臉盆或是油桶裝回來在宿舍里喝，大家聚餐沒錢下飯館，都是在宿舍樓用電爐自己動手做。學校出于安全考慮是不允許在宿舍樓用電爐的，所以經常一開電爐，整個宿舍樓就會跳閘停電，這時候就會有學生高喊：“東豐又在用電爐了！”每當有老師來宿舍查電爐時，大家就聲稱是我干的，老師通常就會通融一下，不再追究。所以，當年的我，可以說被動地“承包了”整棟宿舍樓的電爐使用權。

我在黑龍江大學就讀了兩年半，學習中國古代史和近代史。兩年半后，學校通知我可以畢業了，這樣，我不得不和1978級的英語系學生一起離開了學校。后來，我了解到真實原因是：當時學校財政預算比較緊張，而留學生的費用開銷無疑太大了。

為報答母校，后來，我捐了臺電視機給黑龍江大學。記得當時買的是一臺日立牌電視機，這應該是黑龍江大學的第一臺彩電。

大學畢業后，我沒有馬上返回日本，而是選擇在中國旅行，從哈爾濱出發到旅順，再到大連、沈陽、天津、上海。

80年代初，中國很多城市沒有對外國人開放，外國人在中國旅行非常困難。一次，我在沈陽火車站的酒店門口遭遇身份檢查，當時警察們的警惕性很高，對外國人還抱有偏見。可能因為我穿了一身破舊的中山裝，住在涉外酒店，所以引起了當地公安人員的懷疑。他們不但核對了我的學生證，還一直跟到酒店大堂核實了我的身份才離開。

二

旅行之后我回到日本，馬上獲得了一份東京日中友好協會的工作。當時的日中友好協會坐落在東京神田，協會的一樓是一家書店，二、三、四、五樓全是辦公的。我的月工資當年是123萬日元，當時約合人民幣1450元，而當時中國職工年平均工資是800多元人民幣。我的大學同學常常跟我開玩笑說，我辛苦一個月，他們卻得辛苦一年。

我在日中友協的主要工作是規劃和安排日本旅客的中國旅游線路，并與日本各大旅行社合作。當時日中兩國關系處在蜜月期，加之中國又值改革開放之初，許多日本人都對去中國旅游非常感興趣。而這份工作，也讓我獲得了許多終生難忘的經歷。

得益于我的工作，我到過許多當年尚未開發的景點，像九寨溝、長白山、張家界。80年代初，這些地方都還是人跡罕至之地，自然景觀非常美，還有不少地方甚至是連路都沒有的原始森林。那時中國也沒什么酒店，大家基本上都是住在政府的招待所，印象最深刻的是從成都去九寨溝，坐吉普車竟然花了整整一個星期，中途只能在原始森林里露營。

這期間，我親歷了一些非常有意義的事件。其中一件是，胡耀邦總書記邀請3000名日本青年訪華，當時我負責做名單和準備一些其他的資料。最忙碌的時候，我甚至三天三夜都沒睡。雖然沒有加班費，但同事們都干勁十足。今天回憶起這段往事，我仍為之自豪無比。這3000名青年，后來有不少人都致力于日中經貿和日中友好工作，其中有一名叫菊田的女子后來還成了日本國會議員。

而我由于多次陪同日本政治家和民間人士訪華，得以見到許多中國領導人，并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了兩次國宴。鄧小平會見日本社會黨訪華團時，作為日方代表團成員，在人民大會堂的四川廳，我終于見到了自己一直敬仰的偉人鄧小平先生。另外，我還曾陪同林彌一郎先生訪問中國。今天，可能很多中國人會對林彌一郎這個日本名字感到陌生，他曾參加過侵華戰爭， 但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最重要的建設者之一，被一些中國軍事專家稱為“解放軍空軍之父”。他的故事和事跡或許大家可以通過中國國產電視劇《壯志凌云》了解一些，這部電視劇詳細介紹了新中國第一代飛行員的成長歷程。當年，林彌一郎先生的中國之行受到了高規格的接待，紅地毯鋪到機艙門，還用紅旗轎車接送。

80年代的中國旅游產業處于最初的開發狀態。北京市旅游局提出，讓我協助編輯一份北京市的旅游手冊。這份旅游手冊匯集了北京地區幾乎所有著名的旅游景點———明十三陵、故宮、頤和園、國家博物館等等，我負責編輯和撰寫日語版的景點介紹。為完成這項任務，我花費了大半年的時間，也令我至今仍對北京的歷史名勝如數家珍。

后來，中國國家旅游局（國家旅游局當時就在北京市旅游局的樓上）也找我制作中國其他景點的日文推介方案。因此，我多次前往桂林、海南島以及中國的其他一些地區實地考察。大家可能認為這是份美差， 其實，80年代初期完全是不同的場景。當時中國很多地方不但沒通鐵路，甚至連公路都沒有，每到一處都得顛沛輾轉，非常辛苦。

接下來，我不得不提及自己一次失敗的戀愛經歷———我的初戀。盡管我想回避這個話題，但我的人生軌跡正因為此次事件而發生了改變。

那年我二十三歲，剛剛加入日中友好協會。由于當時日中交流頻繁，我經常連軸轉地帶隊來中國，拜訪中國各級政府單位和民間團體，和她的相遇就這樣發生了。當時她負責陪同美國工會代表團，我則陪同日本工會代表團。我倆的第一次相見是在北京王府井，我們相互點頭致意，匆匆打了個招呼；沒想到第二天，我們又在上海外灘偶遇；第三天，在上海的友誼商店我倆又不期而遇；第四天，我陪日本團成員去杭州西湖邊的旅游商品專賣店，看見她正在店里拿著一條真絲圍巾猶豫不決，幾次三番試戴，還是帶點不舍地把絲巾退還給了營業員。等她轉身離開，我趕緊把這條絲巾買下來，追到店門外把絲巾塞給她，并趁機留下了自己的聯絡方式。從此我倆開始了一段跨國戀愛，而這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戀愛。經過近兩年時間的溝通和交流，我們產生了結婚的念頭。但我倆都明白，這種跨國婚姻是需要中國有關組織審查和批準的。于是，我們提出申請，并提交了我的詳細家庭情況匯報，等待組織審批。1984年底的一天，我被告知：全國總工會感謝東豐為中日友好做出的貢獻，但經過組織上的研究討論，決定對你的跨國婚姻不予批準。

這一決定令我萬念俱灰。回到日本后，我辭去了自己非常喜愛的日中友好協會的工作。原本朝氣蓬勃的我突然間變得頹廢，每天六神無主，似乎生活一下子失去了目標。大概過了一個月，以前的同事從中國捎來一封她的親筆信，我沒有拆封就直接把信撕碎扔了。有人說，要有直面痛苦的勇氣。我想，要做到這點，要么當事人是無比堅強的勇者，要么就是這痛苦本身并沒有那么痛徹心扉。大多數人大概還是會像我這樣，只能等待時間這服止痛劑，將昔日的刻骨銘心慢慢變成往事如煙。

三

我另外在日本找了份工作，后來在日本成了家。1985年至1993年，整整七年，我沒有來過中國。

七年里，為了不荒廢自己的中文，我經常去新潟縣長岡市一家臺灣人開的酒吧，在那與中國人一起喝酒聊天。

1993年，我加入了新潟外山工業公司。一別七年，我終于再次踏上中國這片土地。從那時起，我又開始重新在中日兩地來回奔波。

有件事比較有趣，或許我應該提及一下。由于很多中國人認為日本人名就應該是四個字，以至于我的日本姓名“東豐”給我帶來不少困擾。每次我出差入住酒店，酒店前臺接待人員總會再三問我，名字后面另外兩個字是什么。而更令我尷尬的事情發生在廣交會。由于我能說流利的中文，在交易會上，我經常會被中國參展人員從他們的攤位上轟出去，因為他們認定我是中國人，是被同行派來探聽情報的。而我出具的名片，東豐這個名字更令他們堅信，我是冒牌日本人。

我還在中國經歷了“非典”時期。2003年，我如往年一樣參加廣交會。剛走到展館門口， 我就被日本ＮＨＫ（日本放送協會）電視臺的人攔住采訪，那檔節目起名為《勇敢的經濟戰士》。接下來，中國中央電視臺和鳳凰衛視也對我進行了采訪。我告訴他們自己從1月份至4月份都待在廣州，并且每天都出門工作，并沒有感到不安全。

我是實話實說。時光飛逝，轉眼間到了2017年，目前我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在東京股票市場二部上市的企業。這次我的出差目的地是杭州，到阿里巴巴總部開會，希望通過中國購物網站來銷售公司的各種家用小電器。

阿里巴巴集團公司的總部位于杭州城西，據說其主建筑體的設計由日本設計大師隈研吾擔綱。這個西溪園區目前總共容納了３萬多人，其中1.5萬人是阿里巴巴自己的員工，另外一萬多人是阿里巴巴的輔助人員，以及跟阿里巴巴業務相關聯企業的工作人員。這個龐大的園區讓我感到震撼。在日本，根本找不出規模如此大的科技公司。據介紹，這里聚集了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優秀科技人員，置身其間，讓人感覺仿佛來到了一個“小聯合國”。

而在此之前，我對杭州的印象基本上還停留在90年代。那時，我作為日本經貿代表經常會來江浙一帶出差。當時杭州附近到處是稀稀拉拉的低矮廠房和一望無際的農田。1994年，我去浙江省金華市一個專做戶外家具的鄉鎮企業考察，我被告知工廠距杭州大約三小時車程。結果，從杭州到金華，足足用了七個半小時！其間，汽車七拐八拐之后，我們在山間竟然迷路了。當時天已黑，大家都饑腸轆轆，偏巧司機又把車錯開進了山里面。那一刻，我甚至開始懷疑是否真的存在這么一個工廠。

現在，杭州到金華的高速公路穿越了這片山區，兩地距離縮短到兩個小時的車程。當然，不僅僅新增了這條公路，如今，華東地區高速公路網和高鐵網四通八達，我每次出差，目的地通常都在離機場或高鐵站一個半小時的車程內。許多公路兩旁都是優美的綠化帶以及各種現代化風格的廠房和辦公樓，我感覺華東地區所有的高速公路都比較寬闊，路面的質量也非常好。

當年的我，作為客商代表在山區里迷路兜兜轉轉時，根本難以想象，二十多年后，自己會角色調轉，成為日本廠商代表，來中國推銷日本品牌。不僅如此，中國市場已經成為我們公司最大的海外市場，銷量甚至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超過日本本土市場。現在，我們公司不但在中國生產，還把中國生產的產品銷售到世界各地，公司品牌也漸漸地成了國際品牌，“無印良品”店里絕大多數小電器都是我們生產的。

1980年到2018年，整整三十八年，我幾乎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完整的過程。太多的感受和感慨，若非親身經歷，恐怕難以感同身受。每當我的中日友人問及時，我都會回答： 那是段激情燃燒的歲月。（伍文維、楊堅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