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時接到會議通知，還要在這“中西哲學與中國社會：暨謝遐齡教授八秩榮慶學術研討會”上發言，我一方面固然感到榮幸，另一方面也是有些惶恐。四月初，謝老師生日剛過，某次聊天，我提及今年是他八十華誕，他回復說“大概要夏天辦”，歡迎我這個“編外”人員到時參加。

那么這里我就從這個“編外”說起，說說我和謝老師的哲學因緣。

我不是謝老師的編內學生，也沒有上過謝老師一天課，我對謝老師的認識最初完全是“紙上得來”。最早應該是在1987年，我還在長春上學，偶然從《光明日報》上讀到一篇題為《哲學研究中的笛卡爾主義傾向》的文章。從此，我就迷上了謝老師的文字，直到今天，可謂近四十年“不改初心”。“哲學王子”徐英瑾說他把《康德對本體論的揚棄》從頭到尾抄了一遍，我是沒有這個“童子功”，但當年，《哲學研究中的笛卡爾主義傾向》卻是幾乎能夠背下來的！

肉身初見謝老師純屬偶然。那是1990年代初，我在上海社科院讀研究生，有一天在河南中路中國科技圖書公司門口見一對中年男走過，其中一位器宇軒昂，似有昂首天外之慨，我猜是謝老師，不免激動上前招呼，請諸位猜猜，路遇粉絲的謝老師是怎么回復的？就寡淡的一句“你是復旦的學生嗎？”啊！

九十年代初，很少有跨校選課的制度和通道，我甚至沒有去過五角場。不過，在淮海中路的三年里，我還是有機會聽了一次謝老師的講座，就在在我們研究生部頂樓的報告廳。這么多年過去了，我還記得那天謝老師講的兩個梗：一是講人是目的和人是手段，謝老師說在上海坐公交車，經常被人拿胳膊肘頂著自己的背，他憤然譴責這是把人當手段；二是說到國人經常“權利”和“權力”不部，國語里兩者的讀音也都一樣，但滬語倒是清晰區別開來的（上海話中“利”念li，“力”念lie）。2007年我在普林斯頓時與吳以義先生聊到上海人和上海話，以義先生還贊賞謝老師這個觀察“發人所未發”。

前面說我沒上過謝老師的一堂課，其實不算特別準確。1996年博士畢業后，我到玉泉任教，曾與當時在復旦念在職博士的郁姓同事一起去過五角場，那次不但見到了謝老師，那個晚上還在謝老師的課上聽他講了《純粹理性批判》。之前就聽說謝老師經常在課上提起牟宗三先生，于是在那次課上我就等待著這一幕的出現，還真是讓我等到了——所以，我其實是上過謝老師的課的，雖然這要部分歸功于我的那位同事。

2018年元月，上海中西哲學與文化比較研究會2017年度年會在中北校區展開。我在會上做了題為《古今中西之爭的哲學求解》的報告，其中涉及謝老師晚近的哲學工作，剛好謝老師也參加了那次會議。三十多年后與在大學時代耽讀其論著的這位大作者同臺，這無論如何要算是一種難得和難忘的記憶了。

謝老師對我很客氣，在會后的宴席上點名說：“應奇對我很客氣，我一本舊書重版了，他還寫了一個書評！”這指的是我在《中國社會科學報》上發表的豆干文《揚棄之揚棄》，沒想到謝老師竟然看過。這篇文章后來收在我的文集《理智并非干燥的光》里，對那本集子謝老師也曾稱道說：知人論學，頗為允當。

客氣歸客氣，謝老師犀利逼人的風格一如既往。在我發言時，他就微信我：“古今中西”這個框架要慎用，一是它沒有把俄羅斯東正教傳統及其流變包含進去，二是當今做哲學社會科學，還是要加強實證研究。其言似大有“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之況味也。

2021年十一月，我在崇明西沙召集一個小會，抱著試一試的想法邀請謝老師與會，他爽快地答應了，并全程參會，照例發表了指導性見解。我記得他在長江堤邊踏月而歸時慷慨論道的情形——有人說當《民主新論》的作者薩托利開講民主時，所有人都只能側耳傾聽，這么多年下來，我得說，謝老師每開講，都是有這般效果的。

今年是康德誕生誕生三百周年。《社會科學報》想約謝老師寫一篇文章，但沒有謝老師的聯系方式，就請我代為約稿。這一次，謝老師還是慷慨地應允了。文章發表后時，謝老師把鏈接轉給我，還發來他的原稿，這是我最近一次學習謝老師的哲學文字。

謝老師誠然是以康德研究的名家。他的康德研究無疑具有多方面的特色和貢獻的，而其中最具有表面特色的一點，似乎是通過強調物的兩重性（指的是“自然的、社會的這兩重性”），從而把康德對于自然與自由之區分與馬克思的商品兩重性學說聯系起來。這里之所以說是“表面”，是因為這種“聯系”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受到新康德主義影響的第二國際的修正社會主義；這里之所以說是“特色”，是因為謝老師的哲學見地已經遠遠超出了“倫理社會主義”的哲學視界，后者是建立在試圖丟掉物自體重寫康德哲學的新康德主義哲學基礎上的，而謝老師的康德研究和對于康德哲學潛能的發揮恰恰是基于他對于康德的物自體概念的精湛解讀和重構的。

如果把謝老師的這部分工作植回以國際性的對馬克思主義及其實踐概念的重構為背景和指向的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中來理解和定位，我們就會發現，謝老師對在這個歷程中具有樞紐地位的李澤厚的范式所實現的轉進。李澤厚同樣批判所謂倫理社會主義，甚至同樣強調實踐的本體論維度，但是如果我們可以在這里借用哈貝馬斯的表述，那么我們就可以、也應該說，與哈貝馬斯一樣受到二十世紀哲學尤其是語言哲學更深浸染的謝老師，已經通過“清洗”（這是謝老師在康德研究階段經常使用的一個術語）李澤厚的更具有生產主義色彩的實踐概念，而站到了更為進階的哲學地平線上，甚而至于在主體性哲學尚如日中天時就提出了所謂人之消解論，至于是不是把這種范式稱作“交往的”或“對話的”反而并不是第一重要的了。

順便說一句，我之所以要在這里“翻舊賬”，是因為我認為謝老師這部分工作的貢獻和意義似乎沒有得到過相對公正的評價。我以前在關于《揚棄》的那篇小評中曾經半開玩笑地說過，謝老師的工作在復旦以外的哲學界產生的影響似乎與其貢獻并不相稱。請允許我在這里再開個玩笑，我認為謝老師應該在深受他思想影響的丁耘教授獻給李澤厚先生的名文《啟蒙主體性和三十年思想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余也不材，自度智薄力弱，從來只是謝老師思想的消費者，而不是賡續和發揚者。但是捫心自問，多年來確實一直受到我在別處稱作“以旺盛的哲思引領著‘大道多岐’的解讀路徑”的這位“創榛辟莽的先行者”的啟迪和沾溉。

我也經常向自己的學生宣傳和宣講謝老師的哲學思想，雖然大多數也是像我自己一樣其實并未真正登堂入室，所得殊淺。但也有個小小的例外，去年一位學生和我合寫了一篇小文，叫做《“實踐轉向”范式下康德哲學何為》。應我的要求，我的學生去念了謝老師的書，在文章中試圖運用《揚棄》中對康德時空理論的辯護對峙“實踐轉向”的始作俑者杜威對康德先驗哲學的批評。雖然，這還主要是學生的一篇小小習作，但是且容我稍作自夸，我對于其中取得的效果還是比較滿意的——當然，準確的表述應當是，謝老師的工作以我為“中介”所取得的效果，這也可謂效果歷史的一個小小的例子吧！

“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兩萬”，雖未必能縛住蒼龍，但既長纓在手，就也還是要繼續漫卷西風下去的。就我自己而言，下一步工作應該就是要把謝老師對康德哲學的解讀及其蘊含的哲思“運用”到對于二十世紀哲學的解析去，我希望，至少到謝老師九十歲時，自己能夠完成這項或許最終僅僅是學案體的工作。

最后，讓我引用康德最喜愛的拉丁語作家賀拉斯在長信《詩藝》中的詩句作結：

人們說尤利西斯厭倦了奇跡

當他望見了蔥郁而質樸的伊撒加

曾因幸福而哭泣。藝術就是伊撒加

屬于綠色的永恒，而非奇跡。

它也像河水一樣長流不息

逝去而又留存，是同一位反復無常的

赫拉克里特的鏡子，它是自己

又是別的，像河水一樣長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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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奇，系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