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8月1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原院長、“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周光召院士，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曾任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秘書長等職的柳懷祖與周光召共事多年，對于周光召極為敬佩。2009年，值周光召80歲生日之際，柳懷祖寫了下文，回憶了與光召同志相識30年，兩人工作交往中的一些往事。本文收錄于徐冠華主編的《我們所認識的光召同志》（科學出版社）一書中。

周光召先生在辦公室   圖源：中國物理學會期刊網

20世紀60年代后期，那時我還不認識光召同志，就聽說他是位年輕而十分優秀的理論物理學家。還聽說當年他以極高的愛國熱情請纓投入了我國原子彈和氫彈的研制工作，很讓人敬佩。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他從核工業部調到中科院理論物理所工作，我才認識他。80年代初他擔任中科院領導后，無論我在中科院計劃局，或是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領導小組辦公室，還是在中科院辦公廳，都一直在他領導下工作，與他有了較多的接觸，記憶猶新。

一、緊急關頭，頂住壓力、沉著對應、奪取最后成功

20世紀80年代初，當時對中國建造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國內外都有些不同意見，國內科學界幾位很有影響的人更是強烈反對。1983年中央最終決定工程上馬，由谷羽及國家計委的張壽、國家經委的林宗棠、北京市的張百發等負責同志組成的工程領導小組實施全面領導，直接向中央和國務院報告。光召同志作為建設單位中科院分管此事的副院長，一直很關心、支持、幫助和配合谷羽同志及工程領導小組的工作。他對谷羽同志十分尊敬，有事常與谷羽同志商量。1986年中，谷羽同志離休后，中央決定光召同志兼任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領導小組組長，他與工程領導小組的張壽、林宗棠、張百發等同志一起認真按工程既定的進度抓好每一設備的研制、生產、驗收和安裝，與他們三位有著很好的關系。他經常聽取我和工程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匯報，并到現場了解情況，解決問題，確保了工程提前、不超投資、保質完成。

1988年8月上旬，就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整體調試進入最后關頭時，從北戴河傳來了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人在中央的會議上對建造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提出了強烈的反對意見，甚至點名指責小平同志和其他支持這件事的中央領導同志。一時間，工程領導小組特別是光召同志感到了巨大的壓力。他和領導小組同志及我一起商量認為，鑒于中央沒有要求傳達北戴河會上這位領導反對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的意見，所以決定不向下傳達此事，以免在工程調機的關鍵時刻擾亂和動搖軍心，同時決定工程按計劃認真抓緊進行。他還囑咐我和領導小組辦公室隨時注意各方面反映，又特別叮嚀我不要急躁，要謹慎行事，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干擾工程的進行。正是他的沉著應對，確保了工程整體調試的最后關頭的順利進行。

也算是老天不負苦心人，在黨中央、國務院和小平同志直接關懷下，成千上萬參加這個工程建設的科技人員、工人和干部沒有辜負黨中央、國務院和小平同志的期望，經過近1500個日日夜夜的頑強拼搏，中國科學家們夢寐以求的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終于如期在1988年10月實現了正負電子束的對撞。在改革開放的環境下，我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僅用了4年就完成了世界先進水平的高科技設施，它標志著我國第一臺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高能加速器的建成。它的建造質量是國際一流的，對撞機和譜儀的主要指標和性能參數均達到或超過了設計指標，跨入了國際先進行列。它的建設投資只有國外的幾分之一，不僅是當時國內大中型項目中惟一不超投資并提前完成的工程建設項目，而且在國際加速器建設中，能這樣如期建成并達到設計指標的也是極少有的。這在國際高能物理界引起了很大震動，認為：“這是中國科學發展的偉大進步，是中國高能物理發展的里程碑。”

實現正負電子對撞后，光召同志立即要我向領導小組其他三位同志及谷羽同志通報，并馬上起草了給小平同志的報告。報告經他兩次修改后，急件報送給小平同志處。很快中央辦公廳通知我去中南海開會，研究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前往視察的有關問題。我開會回來即向光召同志做了匯報，他十分高興，囑我認真安排好視察線路和議程及安全、衛生等等各項準備工作。兩天后他又親自聽取了匯報，還到現場做了檢查。

1988年10月24日，小平同志又到了4年前他親自奠基的地方。這里已是一個現代化的建筑群，地上地下安裝著我國自己研制的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國內最大的加速器和探測器。小平同志和其他領導同志在工程領導小組光召、谷羽、張壽、宗棠、百發等同志陪同下，邊走邊看，十分高興。在接待廳里，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聽取了光召同志的匯報。光召同志匯報后，隨即請小平同志做指示。小平同志即席發表了著名的"中國必須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講話。

二、對外合作，只重有利于祖國科學發展，不重個人級別

小平同志1979年初訪問美國時，與卡特總統一起主持簽署了中美兩國在高能物理研究領域合作的議定書。按照協議規定，中美高能物理聯合委員會每年輪流在中美兩國召開。1986年后，光召同志每次都擔任中方主席并親自出席，直到1997年他離開中科院。因那時他是中科院的院長，而對方主席則僅是能源部主管基礎研究部門中高能方面的負責人。外事部門有些同志認為我方級別太高了。但光召同志表示，這是一個科學性很強的、又很重要的中美科學方面的合作，不能用級別高低來對待。表明他對自己個人級別不那么看重，而看重的是對我國科學發展的實際作用。

三、給我的一次特別使命

20世紀80年代中，我國的改革開放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當然也涉及科學研究方面的改革。這時有些人，甚至高層的個別領導人，對科學技術發展的規律和基礎科學對國家長遠發展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急于求成，并支持有關部門醞釀，向中央提出了一個對中科院改革方案的匯報提綱，其中很重要的內容是取消中科院實體，一些應用性強的研究所并入或轉入工業部門去，而一些基礎科學研究則轉入高等院校，中科院只保留為一個名譽性的學術機構。此消息已有所傳聞，引起了科技界的一些混亂。包括光召同志在內的中科院幾位主要領導聽到此方案后，完全不同意這個醞釀中的"改革方案"。事關祖國科學的發展和中科院的前途，他們都十分焦慮。

我當時不但是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也是中科院計劃局辦公室負責人。一天，當時作為副院長的光召同志叫我去他的辦公室，說有急事。我到他辦公室后，他十分嚴肅地把有關部門向中央提出的中科院的改革方案匯報提綱的事告訴了我，并問我聽說了沒有？我答，小道聽到了一些。他說，盧嘉錫院長等幾位院領導也都很著急，盧院長和他商量要找我談一下，然后他就帶我去了盧嘉錫院長那里。兩位院領導問了一些對撞機工程進展情況后，接著就與我談了那個醞釀中的中科院“改革方案”的匯報提綱對中國科學事業長遠發展的危害性和嚴重性。他們強調說，事情很急了，如拿到中央討論就復雜了。他們兩位都很尊重和信任谷羽同志，要我盡快去向谷羽同志反映，請她能盡快設法向上反映中科院對此"改革方案"的強烈反對意見。我表示正打算近期去向谷羽同志匯報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的進展情況。此時，谷羽同志正隨喬木同志在杭州調查研究。我第二天就飛去了杭州。

一到駐地，我立即把光召同志和盧院長談的有關部門醞釀中對中科院的“改革方案”之事向谷羽同志報告。谷羽同志聽了也十分著急，很快設法向上反映了中科院的意見。此時，不少科學家聽到了這個方案的傳言后，也都強烈不滿，引起了中央領導同志的關注和過問。因此，這個取消中科院實體的“改革方案”沒能正式出臺討論。

四、為兩岸參加國際物理學會，費盡心血

在海峽兩岸關系上，1984年9月，光召同志當時以中國物理學會會長身份，處理海峽兩岸物理學會加入國際物理學（ IUPAP ）這個十分敏感而又政策性很強的問題，花費了很大精力。他在李政道教授的促進、配合和幫助下，通過李政道教授不斷與臺灣的沈君山教授談判，以找出海峽兩邊都能接受的方案。因為時間很緊迫，北京與紐約兩邊又有12小時的時差，因此光召同志幾次徹夜不眠，既要與紐約的李政道教授通電話和傳真，又要與國內有關部門討論，最終在小平同志親自過問下獲得了解決，這事的順利解決也開創了兩岸物理學界的交流。

五、協助李政道教授創辦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

20世紀70年代早期，李政道教授開始回國訪問，那時光召同志作為年輕學者參加了周恩來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會見李政道教授的活動，與李政道教授有了交往，改革開放后更是頻繁接觸。他倆又都是理論物理學家，有很多共同語言。30多年來李政道教授為祖國的科學和教育事業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如建立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設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建立博士后制度，中美高能物理領域的合作，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的建立，蕭政基金的設立等等，其中很多事都是在光召同志協助和配合下做成的。光召同志每次都是盡力協助和配合，使李政道教授的這些工作得以成功。創辦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只是其中的一項。

1986年夏，光召同志在瑞士歐洲核子研究中心（ CERN ）訪問，與李道教授相遇，兩人經常在一起討論怎樣讓嚴重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的中國基礎科學研究盡快趕上去。需要解決的問題和應該做的事情很多，其中最重要且馬上可以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要讓中國的學者能及時得到國際上基礎科學研究的最新發展信息。信息不暢，激勵機制不力，是當時影響國內基礎科學研究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他們心中急切思考的問題。

此時正好世界實驗室（ World Laboratory ）在日內瓦成立。它是為了實現由世界知名科學家狄拉克（ Paul A . M . Dirac ）等提出的埃里切宣言( Erice Statement ）而成立的科學組織，受到意大利政府的資助，并得到萬余名世界科學家和聯合國的支持。

“世界實驗室”的宗旨是：提倡科技信息的自由交流；不論地理、政治、意識、宗教和人種的差異，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科學技術人員與發達國家的同行進行合作研究，即促進東﹣西、南﹣北的科技合作；開展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有幫助的科學、技術和醫療領域的發展研究項目，特別是支持他們參加旨在解決發展中國家特殊的問題以及科學和人文整體發展的工作。

光召同志和李政道教授設想，是否可以與他們合作，借助世界實驗室的幫助，在國內組建一個學術機構，來促進中國科學界與世界科學界的交流，加快最新信息的獲得，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促進基礎科學研究的恢復以至快速發展。經過慎重討論達成共識后，光召同志請李政道教授出面組織。于是，在光召同志的支持下，李政道教授正式向中國領導人建議，由中科院和世界實驗室合作，在中國成立一個民間學術機構，名為“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 China Center of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簡稱 CCAST )。作為世界實驗室的分支機構，受世界實驗室和中國政府的雙重資助。實驗室的任務是在中國創造一個具有世界水平的、較寬松的、進行前沿性的基礎研究，促進國內外研究機構和科學家之間的聯系和交流，鼓勵中國科學家在國內做出有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光召同志親自撰寫了“中心”的章程，其中規定了由李政道教授任該中心的主任，而且是終身主任。還規定中心一切事務，包括副主任人選都由主任決定，以讓李政道教授充分發揮作用。光召同志自己則擔任副主任（在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的英文介紹中，李政道是 director ，周光召是 co - director 。在英文中， director 和 co - director 是平等的職位，但是在中文中， co - director 沒有確當的相應的中文名詞，只好譯成副主任）。

這項建議很快得到了世界實驗室的贊同，也得到了中國國家計委、中科院等部門的大力支持，并經鄧小平同志等領導人批準。

1986年10月，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以下簡稱“中心”）正式成立。"中心"是一個中外合作的民間學術組織，掛靠在中科院。當時，剛剛改革開放不久。國家對外匯和進口等都還有很多限制。光召同志就親自一次次去外匯管理局、海關等部門溝通，使得世界實驗室資助的外匯和設備順利到位，保證了"中心"的順利運轉。

“中心”成立后，許多科學研究人員和科研單位，從“中心”不斷舉辦的高水平的國際、國內學術研討會上得到了國內外最新的科研信息，開闊了眼界，促進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也推進了國內有關領域的科學研究。

1986年“中心”成立時，國內大學和研究所的計算機設備很不理想，大容量的高速計算機被西方禁運，研究工作受到很大限制。光召同志與李政道教授研究后，李政道教授與世界實驗室協商，1988年由世界實驗室出資訂購了DEC公司當時新推出的VAX 8550機及其附屬設備。“中心”無償地向全國科學研究和教學工作人員開放，受到了廣大研究人員和研究生的歡迎，對國內各科研單位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20世紀80年代，國內科研人員收入很低，經濟比較困難，很難安心在國內從事科學研究，不少人都想出國工作，這對當時已經十分落后的中國基礎科研十分不利。光召同志與李政道教授商量，設法從世界實驗室提供給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的資助中，在有限的范圍里，局部解決一些問題。于是就對那些在相關學術領域里有成就而又留在國內工作的科研人員，提供了一些經濟上資助，從而大大改善了一些有成就的國內中青年研究人員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后來，這些人中有人回憶說，當年他們“脫貧”靠的就是來自“中心”的資助，家里的電冰箱、洗衣機等設備都是依靠“中心”的資助添置的，他們家庭的生活水平有顯著的提高，使他們更安心在國內認真做研究。

1989年夏，部分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制裁，使得中國對外學術交流遇到了極大阻力。同時，海外一些別有用心的宣傳，使我國在國外工作、學習的一些學者、研究生不明真相，對回國工作或訪問有顧慮。面對這一特殊情勢，光召同志和李政道教授認為必須采取相應措施，通過邀請海外的中國學者，特別是其中年輕有成就的學者回國進行學術交流或短期工作，這樣既可以澄清那些欺騙性的宣傳，也可以繼續國際學術交流，減少對國內基礎科學研究的影響。

在光召同志的支持和協助下，李政道教授向中央提出了實施“海外青年學者歸國訪問計劃”的建議，邀請中國在海外學有成就的青年學者回國，進行幾個星期的學術訪問，確保他們來去自由。請他們將國外最新的科技發展和他們本人的成果介紹給國內學者并與國內同行進行學術研討，直接幫助國內研究生和博士后以及有關學者了解國際前沿研究工作的情況，使國內的研究人員仍可以及時獲得國外科學前沿發展的信息，保持了國際學術交流。同時這些海外學者回國訪問，了解到了國內的真實情況，返回到國外后再把親身見聞告訴那里的同事、朋友，大大消除了當時國外對國內情況的種種誤解。此時，光召同志又親自與邊防等部門溝通，確保了回國交流學者的來去自由。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海外青年學者歸國訪問計劃”的實施，無論對祖國的科技發展還是在國外的形象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六、十分重視和關心吳大猷的大陸行

20世紀90年代初，海峽兩岸剛剛有些來往，但僅限于無任何官方身份的人員交往。在李政道教授和光召同志的努力下，時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吳大猷先生于1992年5月17日在李政道教授和夫人陪同下，從臺北經香港來北京訪問。這是當時臺灣來大陸訪問的在任最高級領導人，也是吳老時隔46年后第一次重返祖國大陸。由于當時他是海峽對岸來訪者職務最高的人，十分敏感，備受兩岸領導的重視和媒體的關注。中科院作為接待方，在吳老來京前，光召同志親自對日程及接待工作做了周密細致的安排，還親自選定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內部賓館達園作為吳老在京的下榻處，那里十分清靜。又幫我向中央黨校請假，專門負責吳老的接待工作，并要我全程陪同。他向我特別交待此事的重要性，反復說這是政策性很強的事，千萬不能大意。我了解到吳老不僅是臺方來訪的第一位在任高級領導，還是一位患病的87歲老人，更感到壓力很大生怕有閃失。那天光召同志親往機場迎接。在機艙口，光召同志上前與坐在輪椅上的吳老緊握雙手，這是兩岸科學界最高級領導人的第一次握手。

吳老的北京之行李政道教授花了很大精力，才使臺灣最高當局同意他參加在北京舉行的“首屆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超導超級對撞機的物理實驗和技術研討會”。李政道教授夫婦也在達園下榻，親自照料他的恩師的起居，無微不至，十分周到。

那段時間，光召同志幾乎每天都與我通電話，了解吳老身體等情況，安排吳老活動。吳老不但認真參加了研討會，還與與會的科學家進行了討論。會議期間他還特地參觀了“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親眼見到了祖國大陸科技人員主要依靠自己的科技和工業力量，在短短4年里建成了這樣一個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科技設備，興奮不已，感慨萬分。他對比了臺灣的同步輻射裝置主要靠外國的設備和技術后說：“大陸在高能物理方面已取得了世界水準的成就，太了不起了。”他還坦誠地講：臺灣沒有這方面的科學人才，所以只能靠買。

在京期間，吳老參加了李政道教授和光召同志積極組織推動的在釣魚臺國賓館舉行的“中國物理學家聯誼會”，有300位中國物理學家參加了會議。這是中國物理學界空前的盛會，中國物理學的幾代學者共聚一堂，共慶中國科學的繁榮昌盛。

由于吳老當時是臺灣來大陸職別最高級的官員，引起了人們極大的關注。海峽兩邊的媒體尤其注意，不少記者從臺灣趕來，對吳老緊緊跟從。光召同志特別擔心交通安全，多次囑我要關照司機注意車距和速度，不要太快。

吳老回臺后，在醫院里還一再努力，最終促成談家楨、吳階平、趙忠堯、鄒承魯、湯佩松、黃汲清、張存浩、李林等大陸第一批科學家順利訪臺，開創了兩岸科技界的交流。

從20世紀70年代末與光召同志相識，至今已過去了30年，我與他工作交往中的一些事仍歷歷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