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大城市學院人文學院教師蔡淵迪公開發表的一篇題為《關于我所負責三門課卷面不及格率高的說明》的文章稱，因其所負責的《古代漢語》《中國古代文學（一）》和《中國古典文獻學》三門課程的卷面不合格率都在30%以上，被要求就此問題作出解釋說明并提供整改方案。

蔡淵迪對此回應稱，“第一句，這么多的卷面不合格，肯定是我教得不好，水平有限，實在抱歉。第二句，也就是順此邏輯給出的整改方案就是：另請高明。”8月13日晚，浙大城市學院人文學院院長繆哲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目前正在就此事與蔡淵迪溝通。

人們大多認為這位敢于負責、較真且課堂教學頗受學生認可的老師，值得尊重。與此同時，更值得人們反思和追問的，是這一事件背后的學情及教學管理變化。

8月15日，上海財經大學教授曹東勃在澎湃新聞發表評論文章《馬上評｜學生不及格率高，能怪老師“太嚴”嗎？》，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如何在重回“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學科與專業布局調整過程中，正視和重視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并充分發揮其育人功能？

第二個問題是，如何在“教育競賽”由基礎教育向更高階段升級后，通過更加合理的考核評價機制，引導學生端正學習動機和提升綜合素質？

曹東勃在文章中指出，今天的大學生和二十年前大不相同的一點就是，他們的焦慮期，從邁入大學校門甚至收到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就開始了。享受大學生活？不存在的。保研也好，出國也罷，都需要漂亮的分數和績點，這在十幾年前還不普遍，今天則成為一種廣泛的自覺。

需求側已悄無聲息變成這種情況，供給側自然也不會無動于衷。當下，各高校的績點改革方案，總的方向是落實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更加注重過程評價、多元評價、綜合評價。改革過程中也必然會遭遇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問題，甚或很快會有新的“績點通脹”問題。

他認為，這不是個案，實際上是新的學科專業布局調整背景下的一朵浪花，是進一步深化教育綜合改革需要攻堅破冰的冰山一角。無論如何改革，遵循教書育人和學生成長規律，都是基本的出發點。

封面新聞則在評論文章《封面評論｜課程掛科率高被要求整改，“考試的藝術”更多只是妥協》中認為，有別于很多人的輕蔑想象，諸如“古漢語”“古文獻”之類的課程，其實專業門檻極高，對于邏輯思維、智力基礎等等素質，有著不低的要求。所以，這三門課，本身就是很難、很不容易過關的，只是很多學校，教得太水、考得太淺，讓大家有了一種“不該掛科”的錯覺罷了。此前職能部門已多次發文，強調淘汰“水課”、打造“金課”，取消“清考”……既然是動真格的，那么就必然會有壓力、會有痛感，怎么掛科率高了點，就讓教師寫說明、搞整改呢？

文章認為，的確，學校不該耽誤學生們的前程，但是掛科影響學分、績點乃至畢業延遲終究只是“小耽誤”，那種渾渾噩噩、不學無術的風氣教壞學生，或許才是大耽誤。

正觀新聞也在評論文章《正觀視評：大學生卷面不合格率超三成，該“整改”的不應該是老師》中指出，一個認真教學、嚴格要求的教師，在大學校園里卻顯得鶴立雞群，甚至要為自己的認真作出整改，這本身是有問題的。學生成績考不好，最該被“整改”的不應該是老師。

九派新聞在評論文章《考試不合格率太高，大學“嚴進寬出”之問值得深思丨九派時評 》中認為，說到底，這些爭議的背后是在高校畢業生合格率的背景下出現的矛盾，大學教育到底應該“嚴進寬出”還是“寬進嚴出”，是一個很值得深思的問題。

文章認為，在不少人的傳統觀念里，學生只要考上大學，基本上都能順利畢業，最難的還是高考那一關，這就是“嚴進寬出”。但在這種觀念的作用下，有些學子一旦進入大學，就開始放縱自己，沉迷玩樂，自己不好好學習，甚至會對那些要求嚴格的老師有意見，這就背離了大學教育的初衷。然而，“寬進嚴出”又不符合國內高等教育的現實，如果讓“入場”變得很輕松卻難以畢業，恐怕短時間內很難讓人接受。

其實，到底是“寬”還是“嚴”，在現實中往往不是極端的二元選擇，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妥善處理，寬嚴相濟，適度而為，才是最佳選擇。

極目新聞也在評論《課程不合格率高被要求整改，教師公開回應“另請高明”，問題出在哪？》中認為，說穿了，就是雙方應該好好溝通，高校管理教師，應該尊重他們，給他們說話的地方。在充分交流溝通后，再來一起協商解決的辦法。再說，校方自己也有必要作充分的調查，不偏不倚，然后再來談“整改”。

文章認為，讓學生學有所成、學有所得，不能光看考試成績，畢竟數字是很容易做出來的。學校有必要建立起公平公正的考核體系，來確保教師的教學質量。學生考得好，未必就是教師水平高；學生考得不好，未必就是教師教得不好。就怕在不合理的考核體系下，劣幣驅逐良幣，最后受損的是誰，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