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杭州警方通報，8月12日下午，一名外賣騎手在西溪世紀中心園區送外賣過程中將欄桿踩歪，被園區保安攔下，外賣員因擔心影響其他訂單派送于是下跪。

現實中，外賣員與保安“交鋒”，變得越來越常見。這背后實際有外賣平臺緊繃的算法痕跡。

我去年采訪因不讓其騎著電瓶車出入正門，把一北京小區告上法庭的外賣員梁寧寧，也接觸到他的一些同行。一個騎手說，沒心思和保安爭執，因為吵架就不能跑，不跑就被平臺判為超時、要扣錢，于是：“不得一邊生著氣一邊往里面兒跑著送嗎？”

平臺App內置有“服務中心”電話，騎手們可以撥打。“聯系不上顧客，怎么辦？”“商家出餐慢，怎么辦？”這些常規問題，由機器人回答。梁寧寧較真地轉給人工服務，接受采訪時，他對我回憶，沒接通過幾次。

導航路線也由平臺規劃制定，有時線路不合理、路障不在系統統計內，“找客服說沒用，沒法統計這些問題。”梁寧寧說，“他們是依據他們的算法來的。我們一個人怎么和一個大公司說去？” 

但這個樸實的年輕人不太愿意多談平臺，因為這種孤獨的跑單工作，一定程度上不用看領導的眼色、攀關系，可以純靠付出勞力獲得高回報。

面臨維權，他只能以個人名義起訴小區。梁寧寧的勞動關系是與一個分包商建立的，沉默寡言的他不足以勸服領導，而且他自己上網搜索過，認為應當以侵犯人格權的事由提告，如果以工作單位名義起訴，似乎在法律上要復雜許多。梁寧寧也聯系不上更大的外賣平臺。

外賣騎手梁寧寧。澎湃新聞記者 葛明寧 攝

與外賣平臺對騎手分秒必爭的隱性要求相沖突，一起造成了保安似乎強勢、外賣員弱勢局面的另一背景，是建筑區劃內“人車分流”的規范化管理——包括而不限于給外賣騎手提出各種限制，這給一些家有老人和孩子的業主家庭安全感，是很多封閉式小區的賣點，也給物業公司和人員造成壓力。

就這次事件，據現行《物權法》，建筑區劃內的道路，屬于業主共有；如果把護欄視為園區建筑物的附屬設施，它應該由業主大會籌集的維修資金維護。因此，這一條護欄不太可能屬保安個人。

據《物權法》第七十八條，“業主大會或者業主委員會的決定，對業主具有約束力。”

決定的約束力針對業主，那對于騎手呢？存在一些有待討論的問題：業主大會的決定，能細致到什么程度，是否可以存在罰則，如何執行？對于外來者，業主大會的決定多大程度上具有約束力？

《民法典》有一個基本的“公平原則”，即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公平原則、合理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

假使一個建筑區劃足夠大，它的業主叫外賣而不接受外賣員騎車直達：這種行為既會導致外賣員有額外勞動，有人身安全的危險，而且他們的電動車停滿附近的公共道路，也可能導致其他居民的出行不便。那么，業主是否需要承擔相應義務？

這種權利上的糾葛，最終顯化為外賣騎手與保安不斷的個人沖突。想要緩解這一社會現象，需要嘗試解決前述問題，要求外賣平臺等相關社會主體與寫字樓、住宅小區進行多方的路線協商，并將其明確為雙方應當履行的公共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