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公元1024年:交子1000年,紙幣為何誕生在中國宋朝?
楔子
你好,這里是《文明之旅》節目。歡迎你,穿越到公元1024年,大宋天圣二年,大遼太平四年。
這一年,大宋朝的皇帝是宋仁宗,當然仁宗歲數還小,真正做主的是劉太后。距離真宗皇帝去世,也已經過去了兩年了。今年三月,大宋君臣們為真宗皇帝辦好了最后一件事——修好了《真宗實錄》。
什么是“實錄”呢?這是中國古代的一個傳統,就是把一個皇帝執政期間的大事,按照年月日的順序編排好。你可以理解成關于這個歷史時期的最詳細的檔案匯編,當然也包含了一層意思:對很多人物、事件給出官方的正式評價。所以,這不是一件小事。比如宋朝的《太祖實錄》,前前后后就修了三個版本。一個事,說不說,說多少,怎么說,都是非常費斟酌的。
這一年,《真宗實錄》修好了。主持這項工作的宰相王欽若,獻上了這部150卷的大書。這個篇幅可不少:你想,《太祖實錄》只有50卷,《太宗實錄》有80卷,真宗的兒子仁宗比較多,有200卷。但是仁宗執政了41年啊,真宗只執政了25年,所以有150卷,不少了。
劉太后和小皇帝仁宗接過實錄,恭恭敬敬地擺了香案,一點不敢怠慢。母子兩人捧著書,睹物思人,一邊看一邊抹眼淚。這是先帝的最后一件事嘛:這部書一定稿,先帝的身前事、身后名,就算是在歷史上定格了。
不過,好可惜,中國古代那么多實錄,只有明清兩朝的實錄,算是完整地留下來了。此前皇帝的實錄,現在還能看到的,只有韓愈寫的《唐順宗實錄》,以及《宋太宗實錄》的一些殘本。150卷的《宋真宗實錄》,現在也是看不到了。
讀中國歷史,經常會有這樣的感慨:很多當時人無比尊崇、無比珍惜的東西,很遺憾,時間像一把殘酷的進化剪刀,咔嚓一下,就煙消云散了;而當時人可能還不太在意的東西,沒準時間越長,反倒越加光芒四射。
就拿宋朝來說,四大發明中有兩項,都是在這個歷史階段發明的:指南針、活字印刷術。其實第三項——火藥——在軍事上的應用,也是在這個階段突飛猛進的。但是當時的人并不覺得這是多大的事兒,往往只是在某本書的某一行字里面一帶而過。
還有一項,雖然沒有能列入四大發明,但是從今天的視角來看,它的意義一點也不比四大發明小。那就是紙幣。我們上學的時候就知道這個知識點:中國在宋朝的時候發明了紙幣,就是四川的交子,今天,你要到成都去,還能看到交子大道、交子大廈、交子博物館。

交子是哪一年發明的?這當然是一個漫長的形成過程,但是如果非要定一個交子誕生的年份話,那就是這一年啊,公元1024年啊。這期《文明之旅》節目錄制于公元2024年,正好是交子誕生1000年。要知道,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比歐洲早600多年。所以,這一期節目的主題沒得選,必須得聊聊交子。
那問題來了:中國人為什么能比歐洲人早600多年發明紙幣?是因為中國人比歐洲人聰明?更有創造力?這當然是一種解釋。那有沒有一種可能,是因為當時中國更具備發明紙幣的條件呢?
那,這些條件是什么呢?搞清楚這些條件,又對我們理解“創新”這件事,有哪些啟發呢?
好,那我們就帶著這些問題穿越回整整1000年前,穿越回1024年。

紙幣為什么最早在中國?
為什么紙幣在中國出現比歐洲早600年?除了為祖先的創造力自豪之外,我們還得意識到,這是因為兩個文明在這個方面遇到的挑戰不一樣。
我們先來看歐洲的情況:
歐洲很早就有很發達的商業,大宗貨物的交易通常都是用貴金屬,就是金、銀。但是這就帶來了兩個大麻煩。
第一個麻煩,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用的零錢怎么辦?歐洲長期是分裂的,各個諸侯、貴族、領主,就只好在自己領地上發行各種各樣的小零錢。那你可想而知,什么幣值混亂、貨幣不足的問題,當然就長期存在。201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馬斯·薩金特寫的《小零錢大問題》,說的就是這個問題。但是好在歐洲是分裂的,零錢問題再嚴重,也是局部問題。長期困擾,但它不會大規模蔓延。
第二個麻煩就嚴重了,它是全局性問題:同樣因為歐洲是分裂的,各地都有各地的金銀幣,每種金銀幣的大小、重量、純度都不同,那怎么交易呢?于是就出現了專業搞兌換的人,也就是早期的銀行家,banker。這個詞是從意大利文Banca(長凳)演化而來的。最早的銀行家就是一幫人湊在一起,每個人一條長凳,坐在那兒等生意。你帶錢來兌換,就把長凳當柜臺數錢。這樣的銀行,業務越高搞越多,兌換、還款、借貸,漸漸地,銀行為了方便開展業務,就搞出了各種票據,這就歐洲紙幣的前身。1666年,瑞典斯德哥爾摩銀行發行了歐洲最早的紙幣。

所以你看,歐洲的紙幣,是從銀行這個基礎上發育出來的。
那回過頭來看中國的紙幣“交子”,奇怪,宋代的時候,中國根本就沒有發達的銀行系統,為什么也能出現紙幣呢?對,中國的貨幣演化,其實是走了另外一條路徑。
中國和歐洲最大的不同,是從秦朝開始,中國就完成了大一統,貨幣系統早就統一了,所以就不會出現歐洲那種貨幣兌換難題,那自然也就沒有演化出歐洲那樣的銀行。而且,古代中國一直重農抑商,沒有歐洲那么頻繁的交易需要。那就怪了,為什么是那中國率先發明了紙幣呢?而且,一早就早了600年?
其實回到歷史現場一看,你就明白了,中國之所以發明紙幣,就是因為銅錢系統出了大問題。就是,銅錢不夠用啊,歷史上稱之為“錢荒”。
為什么會錢荒呢?朝廷多鑄造點唄。問題是,鑄造多少都不夠,因為歷史上銅錢一直在流失,就是個黑洞。這就怪了,銅錢又不能吃,怎么還能沒了呢?
有很多原因。
首先一個原因,銅除了鑄幣,本身還有實用功能,能做銅鏡、銅壺、銅鉤子什么的。假設你是一個做銅器的作坊,到哪兒去弄原料?難道還去銅礦進貨嗎?不用啊,推一車糧食就能換回現成的銅錢啊。只要你發現,喲呵,銅錢融化做成銅器還能盈利,那就直接用銅錢被。國家的貨幣,就成了銅原料。貨幣多容易得到啊,采購銅原料的物流費用都省了。

你再往前想,銅錢不僅有交易中介的功能,還有保值的功能啊。有了財富,可以換成銅錢存著啊。糧食會腐爛,銅錢可不會。
就拿唐代來說,史書里就記載,各個地方上的節度使,囤積在京城里的錢,少的都有五十萬貫。你算算,一貫將近1000枚銅錢,這是五億枚啊。要知道,唐代國家一年的鑄幣量,最多也就3億枚,你說皇帝能不急嗎?于是下令,讓他們處理一下。1~10萬貫的小額存款,一年內趕緊花掉;10~20萬貫的,兩年內處理掉。但是你懂的,唐朝藩鎮割據,節度使本來就不聽指揮,這種命令怎么執行呢?你怎么知道他們是把錢花掉了,還是換個地方又存起來了呢?
2010年在陜西的一個中學校門口下面挖出了一個大洞,里面滿滿一坑的銅錢,重達4噸。據報道是南宋時期的窖藏,也不知道是哪個有錢的冤大頭藏的。對啊,古人又沒有銀行,如果想儲存財富,最好的方法不就是挖個坑把錢埋了嗎?
這還是為了活人的打算,死人也要帶走一批銅錢啊。
你看前幾年轟動一時的江西海昏侯墓的發掘,目前光清理出來的銅錢都有400多萬枚,十幾噸。哪個朝代不死這樣大富大貴的人?你帶走一點我帶走一點,全埋地下了,讓子孫后代用什么?
還不止是死人,還有各路神仙。
東漢之后,佛教在中國興盛起來,精神產品那是非常費錢的。你怎么證明對菩薩的信仰?不就得把好東西、值錢的東西獻給菩薩嗎?有金子就用金子,金子不夠就用銅啊。銅像、銅鈴、銅鐘,有多少用多少。就像北京大鐘寺那口鐘,大明永樂年間鑄造的,46噸重,這又得耗進去多少銅?
所以中國歷代滅佛,有時候還不是因為宗教信仰的沖突,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皇帝看中了寺廟里的那點銅。歷史上還真有這樣一個說法,叫“毀佛錢”,就是熔化佛像鑄造的錢幣。比如唐武宗會昌滅佛后鑄造的會昌開元通寶,就是這么來的。
這就完了嗎?沒有。還有周邊的國家呢。就拿大宋朝來說,自己鑄錢自己花?不行啊。周邊的政權,西邊的西夏、北邊的遼、東邊的高麗日本,往往用的都是大宋朝造的錢。那怎么辦呢?誰讓你的鑄造水平高,銅錢又足斤足兩呢?不用你的用誰的呢?

你再放眼民間一看。那個時代,銅錢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很罕見的標準工業品,規整、小巧、寓意吉祥,那好了,包餃子放一個,做毽子用兩個,房屋上梁放幾個,我小時候還見過用銅錢做的毽子。這種用量雖然不大,但是架不住家家戶戶這么跑冒滴漏啊。
說了這么多,你再切換到皇帝的視角一看:天吶!朝廷開采、冶煉銅礦,足斤足兩地往市場上投放銅錢,為的就是老百姓有錢可用,讓天下貨物流通,現在好了,朝廷投放多少,你們都可以藏起來、埋起來、供起來、漏出去,排水管比進水管都要粗,這個買賣也太賠本了。
作為一個現代人,這個問題你可能想到解決辦法了,那就是,把銅錢的面值搞大一點唄。花10塊錢的銅,做出來面值20塊錢的貨幣,不就不需要那么多銅了嗎?壟斷鑄幣權的朝廷,很有動力做這件事。用現代人的說法,憑空增加的幣值叫作鑄幣稅。這么做,不光能解決錢荒的問題,朝廷還能憑空多收一筆稅。
這個辦法古人真想過,歷來干的人也非常多。比如三國時期的劉備在四川的時候就發行過“直百五銖”錢。同樣一枚銅錢,我非要在上面寫上“這一枚就當一百枚五銖錢”。一比一百啊,這多好,變戲法似的。這種大錢最大能大到什么程度呢?只能說得看當權者的想象力了。三國時期的另一條好漢,吳國的孫權,就鑄造過當千錢,當二千、當五千錢。這事就越搞越離譜。
但,這條路根本行不通。還不是咱們現代人馬上想到的,發行大面值鈔票,會引發通貨膨脹,搞垮經濟,而是,這個辦法根本持續不下去。
一方面,老百姓不接受,這樣的錢,大家不愛用。比如,我手上這本專門講交子的書《交子:世界金融史的中國貢獻》里,就講過一個例子,宋徽宗時期,蔡京曾主持鑄造一種大錢,一枚大錢,用相當于三枚銅錢的銅,但是頂十枚普通銅錢用。蔡京的如意算盤是用三文錢的本兒,賺七文錢的利。但是民眾對于這種錢的接受程度非常低,明明就值三文錢,憑什么官府一聲令下就能值十文?市面上誰要按十個銅錢算,大伙就當他是傻帽。
另一方面還有一個隱秘的因素:皇帝這么干,還有一伙天然給他踩剎車的人。誰啊?民間私鑄貨幣的人。
你想啊,如果朝廷說一枚銅錢,只要上面寫上價值一百枚,就可以真的當一百枚來用,你要是膽子足夠大,你會怎么做?你會把家里的銅鍋、銅鏡、銅鐘全部砸了來鑄錢啊,或者干脆把市面上能搜羅到的銅錢都融化了來鑄錢啊。銅錢的熔點又不是很高,土法上馬就能干,一轉手就是一百倍的利潤。這么高的利潤,你懂的,朝廷再有嚴刑峻法也是攔不住的。
那你想什么結果?朝廷每搞一次這樣的戲法,雖然能暫時解決錢荒,但是受益更多的,是那些民間鑄幣的人。宋代就有學者把這個道理說給皇帝聽了:國家發行一枚這樣的錢,民間就有人搞出十枚,國家這么行使一下權力,就丟掉了十倍的利益。
所以你看,有意思的事情出現了:在現代紙幣出現之前,在金屬貨幣時代,真正摁住統治者的手的人,恰恰是民間的私鑄者。統治者膽敢搞一倍的通貨膨脹,他們就能搭把手,搞出十倍的惡性通貨膨脹。那皇帝想想,當然也就算了。所以只要是正常朝代的正常時候,比如宋朝這三百多年,國家鑄造的錢的重量和成色都非常穩定。這不是因為皇帝有節操,而是因為實在不劃算。
現在你明白了,只要用的是銅錢,中國古代的大一統帝國就面臨這樣的左右為難:造銅錢,面值和銅的實際價值等值的話,就會面臨一個無底洞,最終成為沉重的財政負擔;面值和銅的實際價值不等值的話,就會造成惡性通貨膨脹,便宜了盜鑄貨幣的非法之徒。
不知道歷史上有沒有一個皇帝做過這樣的夢:如果有一種貨幣,很便宜就能生產出來,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朝廷想讓它值多少它就值多少,萬一有個救急的事兒,可以通過發行這種貨幣低成本地收一把稅。而且,這種不用銅的貨幣,老百姓還愿意用,那就太完美了。
這是啥?這不就是我們今天要說的主題:紙幣“交子”嗎?
所以,交子的發明,可不是什么天外飛仙,奇思妙想,而是被揮之不去的錢荒逼出來的。但奇怪的是,銅好歹還有實用價值,此前標成大面額,由朝廷強令推行的銅錢,民間都不接受,到了宋朝,在四川,一丟丟的銅都不用了,干脆換成一張紙,憑著這東西就能做買賣,怎么就能被市場接受呢?你不覺得這很神奇嗎?

交子為什么出現在宋朝的四川?
尋找銅幣的替代方案,中國古代其實一直在做。漢武帝用過白鹿皮做錢幣,北魏的時候甚至用過布片做錢幣。
你可能會說:對啊,用布匹啊、綢緞啊、絹布啊做錢幣不也挺好的嗎?是的,這確實是一個很常用的替代方案,但是非常不理想。
原因有兩個:第一,布匹和綢緞的實用性更強,比如天一冷,大家都需要布,布就漲價了。貨幣嘛,最重要的是幣值要穩定。而布匹的價值波動太大,不太適合做貨幣。這是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是布匹的分割性不好。
這個很好理解。你可以想象一個場景,咱倆做生意,我給你一匹布,你找給我半匹,那只好分割。分割在技術上不難,但是兩個人一人拿一半,發現自己都受損失了,因為兩個半匹布的價值遠遠不如一整匹布。這就看得出金屬貨幣的好處了,不管怎么分割,還能夠重新融化捏合在一起。價值既不減損,也不滅失。所以馬克思說,“金銀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金銀。”道理就在這里。
好了,找啊找啊,為什么到了宋朝,找到了紙幣這個解決方案呢?
最好理解的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為到了宋朝的時候,印刷技術才成熟啊。有了彩色套印這種復雜的印刷術,紙幣的防偽問題才能解決嘛。這個不用多說了。
更深層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在唐宋這個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有了一些很微妙的變化。其中一個,就是老百姓養成了喝茶的習慣。這個不得了。飲料行業直到現在,也是個誕生首富的行業,表面上不起眼,但是一個普遍的消費習慣一旦養成,爆發出來的經濟能量大得驚人。
你想,茶葉在哪里生長?南方。但是喝茶的人呢?遍布全國。所以,從南方產茶區遠距離運輸到銷售區,尤其是北方,這就改變了中國大宗商品的流向。原來,大宗商品,主要是鹽和鐵;現在不僅有茶,還有絹,有米。原來的鹽和鐵主要是官營,而現在的茶、絹和米,普通人生產普通人消費,整個市場的交易主體就變了。大量的分散的、普通的小農被卷到市場里了,對貨幣的需求量激增。
唐朝的時候,銅錢已經不夠用了,已經有“錢荒”了,到了宋朝的時候,市場規模暴漲,錢就更不夠用了。
當然,不是宋朝政府不努力哈,是市場規模擴大得太快。實際上,宋朝制造銅錢的量是非常驚人的,就一個北宋,比整個唐朝要多出10倍到30倍。這個結論不只是書面的,還有一個旁證。吳樂旻的《富種起源》里提到:格陵蘭島上的冰柱采樣,捕捉了人類歷史上三次銅污染的高峰。一次是工業革命,一次是古羅馬,還有一次,就是北宋。古羅馬的銅產量每年達到了15000噸,而在古羅馬滅亡之后,整個世界的銅產量衰退到每年只有2000噸了。到了北宋,商業繁榮又催生了對銅幣的巨量需求,銅產量又達到了每年13000噸,主要當然就是用來做錢幣了。宋朝滅亡之后,世界銅產量又掉到每年2000噸。相比之下,整個明朝將近300年的銅幣官方產量還比不上宋朝一年的產量。

宋朝就是這么猛,但是貨幣還是不夠用。發明紙幣,在當時,就是一個不得已的替代辦法了。
當然,我們還可以往深再看一層。為什么紙幣出現在宋代?還有一個原因:宋代的社會治理能力,也是前代不可同日而語的。
就拿交子來說,最早嘗試發行這種紙幣的,其實是四川成都民間的一些商人。這叫“私交子”。簡單說,就是你不是嫌金屬貨幣沉嗎?不方便嗎?那好,你把錢存在我這里,隨時可以取。我再拿紙給你開個票據,證明你這錢在我這里。這個票據你就可以用來買東西了。
聽著特別好吧?但是有一個要命的問題,就是這些民間的商人很快就發現:哎,我不需要傻乎乎地把錢全部放在這里啊。我這里留一些錢周轉就行了,十個瓶子五個蓋,這個游戲就能玩下去啊。剩下的錢我可以挪到別的地方先用著啊。
那你想,一旦挪用的錢投資失敗,或者突然出現用戶的集中擠兌,馬上就是金融危機。所以私交子很快就出問題了,出現了大量的訴訟。
這個時候,如果你是地方官,你會怎么辦?既然惹麻煩了,把交子禁了就完了唄。對于一個官員來說,這么做也沒什么錯。實際上,剛開始地方官就是這么干的。
但是,也有地方官站出來說,如果把交子廢了,民間貿易還是不方便,要不這樣呢?民間私人就別搞了,專門設一個官方機構,公家來辦交子。當時朝廷里做主的劉太后,對這么專業的事也沒有主見,但是慎重的態度是有的,又指定了一個附近的地方官,跟他們一起商量。最后形成的意見是一致的,改私交子為官交子,公家來辦。朝廷說,好吧,你們既然想好了,就辦。這個答復就在天圣元年的11月,換算到公歷,就是今年,公元1024年的1月份。后來這就確定為紙幣“交子”的誕生日。
讀這段史料的時候,我自己有一個感受:一個地方官,看到某一項創新惹了亂子,想到的不是一禁了之,而是愿意把這顆燙手山芋接過來,說服朝廷設立一個常設機構,想辦法、立規矩、負責任、擔風險,用官員的身份把原來商人做的事再做一遍,而且還要做得更好。這份擔當,其實是很了不起的。大家都說宋代冗官冗員,但是反過來,這也造成了一個條件:地方官員中的那些愿意做事的人,也確實有機會、有資源拳打腳踢地干點兒事。
你再回顧一下這個過程:朝廷有鼓勵創新的心胸,地方官有敢于擔責的勇氣,再加上確實也有做事的資源,這些因素因緣際會,湊到了一起,交子這樣的創新才有可能誕生。如果不是在國勢蒸蒸日上的北宋,那簡直不敢想。
那下一個問題又來了,為什么這個創新出現在四川呢?

這個原因就更復雜了。比如四川出的紙好,四川的印刷術發達等等,但是歸根到底,還是因為和全國其他地方相比,四川的商業更發達,而貨幣更不夠用。
那個時候的四川跟我們今天印象中的西部省份四川,可不是一回事。從唐代開始,就有所謂揚一益二的說法,天下最富庶的地方,揚州第一,益州,也就是成都一帶,是第二。在五代時期,四川也沒有什么戰亂,所以宋朝初年,四川的人口就是全國第一。不僅人多,商業還發達,就在現在這個階段,四川地區的商稅占到全國總額的將近30%。妥妥的經濟高度發達地區。

但是與此同時,四川的貨幣情況又非常糟糕。
宋朝初年的皇帝,說實話,是不怎么拿四川當自己人的。滅了后蜀政權之后,趙家天子一門心思要把四川的財富搬到開封來。我們在公元1001年那一期的《文明之旅》節目里講過這個情況。
金銀財寶、綾羅綢緞、布匹糧食,得要,當時非常珍貴的銅錢呢,更得要了,內地缺貨幣啊。那銅錢都搬走了,四川用什么貨幣呢?哎,你們就用鐵錢好了,用鐵鑄成的錢。
鐵錢帶來的問題,一個想得到,一個想不到。
想得到的是,太不方便了。同樣是一貫錢,銅錢是四斤半,鐵錢呢?要重兩斤,六斤半。但要命的是,鐵的價值遠遠不如銅,鐵錢只有銅錢購買力的十分之一。那是一番什么樣的場面啊?你當時在成都要花兩貫錢買一匹絹,你需要挑著130斤重的錢去買。順便說一句,蘇東坡家在四川就是做這個買賣的。今天的三蘇祠,就是他家的老宅,在眉山的紗縠行,專營各種絲絹綢緞。至少,蘇東坡的父親蘇洵應該見過那種挑著上百斤鐵錢來買東西的人。
這還是在平原地區,四川四面都是山啊,蜀道難嘛,那你可想而知周邊山地里的民間交易有多難。四川作為一個經濟區基本就被孤立了。這種情況下,為什么紙幣交子率先在成都誕生,就不奇怪了。
有趣的是,鐵錢還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后果。看起來,銅和鐵都是金屬,價值有高低而已。但其實,鐵和銅的本質完全不一樣。宋朝就有人注意到了這個區別,鐵很容易生銹腐蝕,而銅的化學性質就穩定得多。所以,在老百姓看來,銅錢是一種可以長期儲存的貨幣,而鐵錢呢,跟紙差不多,都是非常容易腐爛的。所以,用慣了鐵錢的四川人,沒覺得用紙做的錢有什么大不了,反正都是不好儲存的,接受紙幣沒啥心理障礙。你看,這倒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紙幣交子為什么誕生在四川,其實還有一些非常偶然的原因。
舉個例子,當時朝廷里的最高決策人劉太后,就是四川人。她雖然十幾歲就離開了家鄉,但是想必對當時四川用鐵錢不太方便的場景,是有耳聞目睹的。幾十年之后,看到這么個富有創意的紙幣,沒準就更愿意給這個創新以嘗試的機會,更愿意承擔創新萬一不成的風險。這種閃念之間的傾向性,對于一項創新來說,是性命攸關的。
說到這兒,你可能會覺得,人類的第一張紙幣交子,誕生在大宋朝,誕生在四川成都,既是大勢所趨,又是情境所迫,既是水到渠成,又有點運氣使然。
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所有偉大的創新的常態吧:上天準備好了所有的條件,等到萬事俱備,最后挑出一個幸運兒來,讓他踢出最后的臨門一腳啊。

創新需要什么條件?
我們這代人,生下來就是在信用貨幣的環境里,手里拿著一張紙,甚至手機里的一行數字就能買東西,回頭看1000年前的“交子”,我還是會為它感到驚嘆。
如果說,我在一家鋪子存了錢,他給我開了一張條子,因為是熟人,也常年打交道,我相信這張紙,等于是相信背后的人。這種信任好達成,靠人際網絡的反復博弈就行。
但是交子可沒有這么簡單。它是貨幣啊,是脫離了具體人、具體場景的貨幣啊,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東西啊。我把貨物交出去,對方給我一張紙,上面說,有一筆錢存在一個什么鋪子里,我也不用去取錢出來,但是我就能相信,我拿著這張紙,就可以滿世界打酒買醋,可以向官府繳費納稅。你看,這就不止是我自己信了,是我相信所有人都信。達成這種信任的難度就要高很多。
你就想象一個今天的菜市場。表面上有買有賣、市面繁榮,大家也都不缺斤短兩、不欺行霸市。但其實,這樣的“歲月靜好”后面,是一大堆抽象的信任。比如,為什么不會有人來搶你的貨?因為你相信菜市場有保安,保安搞不定的事,還能叫警察,警察搞不定,還能去法院,最后的最后,國家還有軍隊。你對眼前秩序的信任,說到底,是基于你對遠遠超出眼前的龐大網絡的信任。這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建立起來的東西了。
所以,交子能在整整1000年前的1024年正式誕生,且平穩運行了80年,絕不止是因為那一代人的聰明才智,還有中國社會此前一千多年的痛苦摸索,緩慢的條件積累,反復的創新試錯,最后啪地一下,就在那個時間,就在那個地點,花才開了。
不是有這么個段子嗎?話說有一個生活在嚴重缺水地區的人,有一天遇到了一個老神仙。神仙說,可以答應他一個愿望。這人說,那我要一個水龍頭。啊?你為啥要水龍頭啊?他說,因為這個東西很神奇啊,插在墻上,一擰就出水啊。咱們也別笑話他,這是一個很常見的謬誤,我們常常只看得見水龍頭,看不見背后的水管、水廠和水庫,我們常常只看得見創新者的無限風光,看不見背后的條件、積累和機緣。
我們今天看交子,就好像看天上的一顆星星,璀璨奪目。但是,按照中國人的傳說,天上的所有星星,都是女媧補天的結果,是因為原來天上有一個洞,所以才補上的。所以,把這顆星星看得再仔細,研究得再透徹,其實也不算了解了這顆星星。我們得有那個想象力,把星星拿開,看得到它填上的那個洞的樣子,知道這顆星星到底補了什么,解決了什么樣的痛點,我們才算對它有了一份完整的理解。
說個最近我看到的知識吧。
京劇歷史上最出名的角兒,當然就是梅蘭芳先生。梅先生無論是藝術還是人品,那都無可挑剔的存在,怎么贊嘆都不過分。但是,如果我們只了解梅蘭芳本人,其實還理解不了“梅蘭芳現象”。
為什么這么說呢?你想,京劇最早的名角兒是什么樣?都是老生啊,比如譚鑫培譚老板。粉絲喜歡看什么,什么就是頂流。梅蘭芳先生是旦角兒啊,他是怎么有機會崛起的呢?

是因為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之前,戲園子里的觀眾主要是男人,那個時候,良家婦女是不能進戲園子的,否則名聲就毀了。而辛亥革命一來,社會觀念發生巨變,太太小姐可以進戲園子了。觀眾一變,舞臺就變。女人在戲園子里,就不愛看大老爺們了,要看美女啊。你可能聽過一句話,“京劇無女”,沒錯,那個時代,連旦角也都是男人扮的,梅蘭芳先生的機會就來了。那個時候,譚老板已經快70了,梅蘭芳先生才二十出頭,扮相漂亮,所以才有機會大紅大紫。你看,這是時代變革帶來的機會。
還有一個原因,是電燈。
晚清的時候,戲園子是不讓點燈的,其實就是不讓戲園子晚上營業,怕出治安問題。白天演出,臺上的演員也只能看個身段,臉上的戲是看不清楚的。但是后來有了電燈,晚上也可以演出了,演員的扮相,甚至眼神就變得重要了。梅蘭芳先生據說是近視眼,但是他勤學苦練,每天盯著天上飛的鴿子練眼神,造就了一雙顧盼生輝的眼睛。這個時候,舞臺周圍放上一大排大瓦數的燈泡,燈光這么一打,梅先生的風采就無人可及了。

所以,什么是創新?創新不止是創新者靈光閃現的瞬間,也不止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智力成果,而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它最早的種子,就是人類社會的那些要解決的問題,一方面不斷召喚各種各樣的解決方案,一方面不斷積累各種各樣的基礎條件,等到一切時機都成熟的時候,老天爺往下俯身一看,找一個最適合的時間地點,找一個最有準備的人,把這頂創新的桂冠降落到他的頭上而已。
今天我們講交子,就可以幫助我們看到這個過程。
就像有人問,船是誰造的?那就有兩個答案:第一,船是造船師傅造的,這個答案肯定對。但是還有一個答案:船是大海造的。因為,所有不符合大海要求的船,都已經沉了。大海就在那里默默地等,看著造船師傅辛苦地工作,然后接受那些符合大海心意的船,讓它們存活下來。

創新的過程,也是類似的。
好,這就是我為你講述的整整1000年的交子的故事。下一年,1025年,我們再見。

參考文獻
(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2004年。
(后晉)劉?等撰:《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
(宋)周行己撰:《浮沚集》,中國書店,2018年。
吳樂旻:《富種起源:人類是怎么變富的》,中信出版集團,2023年。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
王申:《交子:世界金融史的中國貢獻》,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
[日]黑田明伸:《貨幣制度的世界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
何平:《紙幣發行千年紀念:世界歷史上紙幣的理論與實踐——2022年第19屆世界經濟史大會小組專題研討紀》,《中國錢幣》2023年。
管漢暉:《宋元紙幣流通及其在世界貨幣史上的地位:兼論中西方貨幣史演變路徑的差異》,《經濟資料譯叢》2016年第3期。
包偉民:《試論宋代紙幣的性質及其歷史地位》,《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3期。
林文勛:《北宋四川商稅問題考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1期。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