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之《北齊書》

高歡兩廢皇帝，一逐其君，《北齊書·文宣（筆者按：即高洋，以下括弧中注釋均為筆者所加，不一一注明）紀》“論曰”又說：“高祖（高歡）平定四胡（爾朱氏），威權延世，遷鄴之后，雖主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加上高歡死后，高洋隨即禪代，高歡的歷史形象很難不與曹、馬相同。唐朱敬則論高歡臨終兵敗云：“昔魏祖（曹操）西征，中道不豫；晉景（司馬師）南伐，回兵乃殂。此并業未半而意窮，功垂成而景促。是以留連末命，委曲臨終，不可盡也。”宋胡寅也說：“宇文泰、高歡一時之杰，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志，而歡先得之。”“高歡身冒矢石，辛勤百戰，變家為國。”皆為例證。據此“高歡奸臣說”已牢不可破，然而參照其他史籍，猶有發覆余地。《資治通鑒》就說高歡“自病逐君之丑，侍靜帝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與《北齊書》之載截然相反。那么，何者才貼近史實呢？

北魏末期首位“挾天子”的強臣，并非高歡而是爾朱榮。爾朱榮在河陰變后，專擅政權，《魏書·爾朱榮傳》說他“身雖居外，恒遙制朝廷”，這與《北齊書·孫騰、司馬子如、高隆之傳》“史臣曰”之高歡“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治兵訓旅，遙制朝權”完全一致。孝莊帝不滿大權旁落，更擔心爾朱榮會再次篡位，便將其置于死地；孝靜帝卻與高歡君臣始終，共治天下十三年。但孝靜帝在高澄執政后，也走上孝莊帝的舊路，與荀濟、元瑾等計劃暗殺權臣。孝靜帝前后的差異，似乎表明《資治通鑒》所述不假，高歡確實恭謹侍君至死，君臣才能各安其分。

能否因高歡奉君恭敬謹慎，就認定他忠于魏室呢？對當事人孝靜帝來說，答案是肯定的。高歡“每侍宴，俯伏上壽”，孝靜帝與之君臣相得。而高澄“嘗侍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酒。’”孝靜帝便不悅道：“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決意除之。孝靜帝是東魏政權的代表，親歷高歡、高澄執政時期，連他都視高歡為魏室忠臣，后人又如何僅憑高洋禪代，便以“高歡奸臣說”為是呢？

高氏禪代遭遇的巨大困難也是“高歡奸臣說”的反證。高澄圖謀易代，心腹陳元康卻對魏收說：“觀諸人語專欲誤王，我向已啟王。受朝命，置官僚，元康叨忝或得黃門郎，但時事未可耳。”即使高洋掌政，“時事”仍對禪代不利。高洋心腹高德政至鄴都“諷喻公卿”，竟“莫有應者”，高洋到平都城，召諸勛將，告以禪讓事，“諸將等忽聞，皆愕然”，也“莫敢答者”。就連高洋之母婁昭君亦對禪代不以為然，稱：“汝父如龍，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高歡若有代魏之想，高氏禪代應如曹氏、司馬氏一般平順才是，高洋卻要與其母在內的“擁魏派”反復斗爭，一度放棄，最后還是突發至鄴都，逼孝靜帝退位，才得踐祚（拙文：《“人心思魏”與魏齊禪代》，《臺大歷史學報》第42期，21-34頁）。高歡至死效忠魏室，未替子孫篡位鋪路，又怎能將之與曹、馬并論呢？

朱敬則、胡寅已看出高歡對君臣之倫的高度重視，朱敬則指高歡“廢立雖多，不失臣節”，胡寅也認為：“孝武西奔，非歡逐之，而歡自以為丑，降心刻意，事靜帝甚恭，君臣相安，十有余年，宇文泰慚德多矣。《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高歡有焉。”兩人受《北齊書》之言及高洋代魏影響，視高歡為曹、馬之流，也讓所論前后齟齬。其實早在隋唐，高歡的歷史形象即由忠轉奸，也造成后人認識之訛。本文欲復原高歡事跡，考察其歷史形象的改變，希冀能稍加修正成說。

一、高歡事跡的還原

高歡事跡主要保留在《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資治通鑒》中，但這些記載卻常相互矛盾。例如高歡在河陰之變中的表現就有兩說，《魏書·爾朱榮傳》稱他力勸爾朱榮放棄篡位，隨后更主張復迎孝莊帝；《周書·賀拔岳傳》卻說高歡勸爾朱榮登基。《資治通鑒》以《周書》之載為確，理由是“蓋魏收與北齊史官欲為神武（高歡）掩此惡，故云爾”。考慮到魏收《魏書》的穢史之稱與高歡曾對魏收說“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資治通鑒》的論斷無疑有極大的說服力。但此論并未考慮《周書》依據的西魏北周文獻材料本就對高歡抱持強烈敵意，其所錄宇文泰討伐高歡之檄文，羅列高歡五大罪狀之一即勸爾朱榮稱帝，而其余四項罪名：勸爾朱世隆返攻洛陽；說爾朱兆弒孝莊帝；弒后廢帝、節閔帝二君，皆為刻意栽贓，則《周書·賀拔岳傳》所言便難逃污蔑之嫌（拙文：《帝紀微言：〈魏書〉北魏末諸帝的書寫與東魏北齊正統性的建構》，《文史哲》2022年第1期，67頁）。

高歡統領六鎮余眾，是發跡的第一步，此事諸書所載時間也有兩說。以《北齊書·神武紀》為底本的《北史·齊神武紀》，稱高歡是在平定紇豆陵步藩，成為爾朱兆心腹后，趁其酒醉之際，獲得六鎮之眾的統帥權，不久更提議攜鎮民入山東就食。《魏書·爾朱兆傳》《北齊書·慕容紹宗傳》卻說東出是爾朱兆原有的規劃，委任高歡為冀州刺史，給予六鎮鮮卑的統帥權，乃讓高歡協助抗敵的條件。

呂思勉指六鎮之民對爾朱氏統治心懷怨恨，不肯盡力應敵，故爾朱兆分兵高歡，乃情勢所迫，不得不然，進而以《魏書·爾朱兆傳》《北齊書·慕容紹宗傳》之說為確（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538頁）。廖基添以張保洛先隨葛榮，后從爾朱兆，再“隸高祖為都督，從討步藩”證實呂說（廖基添：《高歡建義史事考辨——對〈北齊書·神武紀〉的訂正》，《中華文史論叢》2021年第4期，60頁），則高歡統率六鎮鎮民便在平紇豆陵步藩之前。

廖基添從高歡不出井陘至定州，而向西南繞路，出滏口往相州（鄴城），認為爾朱兆為搶占爾朱世隆等控制的鄴城才派高歡率眾東出（廖基添：《高歡建義史事考辨——對〈北齊書·神武紀〉的訂正》，61-66頁）。但高歡此行若為奪取鄴城，為何在自取鄴郊車營租米后，即率軍直抵信都（冀州）？可見冀州才是高歡一眾的目的地。冀、定、瀛本有軍府，于此安插降戶乃北魏舊制，此前北魏就將六鎮降戶安置于冀、定、瀛之地（陳寅恪口述、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云龍出版社，1995年版，304頁）。為何是冀州而非其他兩地呢？因冀州為河北大藩，物產富饒。考慮到爾朱兆入洛后不久，便派監軍孫白鷂以征馬為名赴冀，企圖將高乾、高昂兄弟一網打盡；則爾朱兆早有讓“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的葛榮余眾就食冀州之意。那么爾朱兆以冀州刺史為酬，使高歡協力抗敵，隨后命其率眾東進，不過依循既定方略而已。但此一人事案，仍須執政的爾朱世隆批準才能正式生效。爾朱世隆為拉攏高歡，普泰元年三月封他為勃海王，并征其入朝，在遭婉拒后，四月任命高歡為冀州刺史，也等于追認爾朱兆的全盤計劃。

高歡起家的第二步，是與高乾兄弟合作，得到冀州根據地。薛海波認為：“高乾實際上是在爾朱氏和六鎮降戶的軍事實力的壓力下，做出向高歡讓出冀州決策的。”（薛海波：《5-6世紀北邊六鎮豪強酋帥社會地位演變研究》，中華書局，2020年版，292頁）廖基添認同薛說，并據《關東風俗傳》“獻武（高歡）初在冀郡，大族起應之”，指出：“在高歡與高乾的政治結合中，高歡始終處于主導地位，這不僅是實力所致，也是時勢使然。”（廖基添：《高歡建義史事考辨——對〈北齊書·神武紀〉的訂正》，70頁）然而，高乾、高昂兄弟所部兵力，其實能與高歡一搏。高昂旗下的三千部曲“前后戰斗，不減鮮卑”，若非高昂率千騎力戰，高歡在韓陵之役早已敗北。故高昂在得知高乾獻出冀州后，會送高乾婦人布裙，譏笑其無膽。張金龍就認為：“當時高歡根本不具備‘揚聲以討乾’而使高乾部屬‘眾情惶懼’的實力。”（張金龍：《高歡家世族屬真偽考辨》，《考古論史——張金龍學術論文集》，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284頁）那么，高乾又為何會與高歡攜手呢？

高乾為孝莊帝羽翼，高歡則是爾朱氏旗下的擁孝莊帝派，這是兩人一拍即合的基礎（拙文：《帝紀微言：〈魏書〉北魏末諸帝的書寫與東魏北齊正統性的建構》，68-69頁），故而李元忠才會初見高歡就斷定“高乾邕（高乾）兄弟必為明公主人”。此外，內外形勢對爾朱氏政權不利也是重要因素，李元忠即對高歡說：“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爾朱乎？”高乾、李元忠初遇高歡便將本州（冀州、殷州）相讓，正是看到爾朱氏政權行將崩塌的跡象。李元忠更說：“冀、殷合，滄、瀛、幽、定自然弭從。”那么，當高歡一舉反旗，河北諸大族蜂起景隨，也就不足為奇了。因此，并不是在河北大族群起支持的“時勢”下，高歡才壓倒高乾占據主導地位；而是高乾為擊敗爾朱氏，主動向高歡讓出根據地與領導權。但高乾兄弟反對奉節閔帝（孝文帝兄弟之子）為君，這讓高歡不得不放棄“清君（節閔帝）側”之想，改推宗室疏屬元朗為君。在擊敗爾朱氏后的立君大會上，高乾兄弟一派為捍衛孝莊帝的歷史地位，以節閔帝為爾朱氏所立否定其正當性，高歡只能改立孝武帝（拙文：《帝紀微言：〈魏書〉北魏末諸帝的書寫與東魏北齊正統性的建構》，69-72頁），也為往后的君相沖突埋下伏筆。

李煜東認為擁戴節閔帝與高歡一眾的利益沖突，故高歡對廢節閔帝“不得已”的表態，只是托詞（李煜東：《北魏孝武帝即位因素再研究——兼說孝武西奔的意義》，《中華文史論叢》2022年第4期，177-178頁）。但高歡在起兵不久，即推元朗為帝，節閔帝的君位早于此時便被否定。高歡在抵洛前卻召開立君大會，提出要以“親賢”為標準；而節閔帝能得到爾朱世隆等人的擁戴，正為“親賢”之故。高歡若非為續擁節閔帝，又何以如此？

高歡放棄續擁節閔帝的初衷，隨即提出“高祖不可無后”的標準，擁立孝武帝。在孝武帝入關后，又以“孝昌喪亂，國統中絕，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孝莊帝[孝文帝兄弟之子]）以孝文為伯考，永熙（孝武帝[孝文帝之孫]）遷孝明（孝文帝之孫）于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立孝文帝曾孫孝靜帝為君，也凸顯他對孝文帝國統的重視。

李煜東以為高歡提出“高祖不可無后”，非為維護孝文帝的法統，而是“合理、穩妥地廢除元恭（節閔帝）、元朗”（李煜東：《北魏孝武帝即位因素再研究——兼說孝武西奔的意義》，191頁），更認為高歡擁立孝文帝之孫孝靜帝即位“與孝文帝無直接的關聯”，乃“東魏要從‘國統’的宏觀層面樹立正統，而不是單獨針對某一個皇帝”（李煜東：《北魏孝武帝即位因素再研究——兼說孝武西奔的意義》，176-177頁）。但如前述，高歡本欲續擁節閔帝，故“高祖不可無后”便非為廢君而設。考慮到爾朱榮稱孝文帝之孫孝明帝為“繼體正君”，崔?替孝文帝之孫孝武帝所作即位大赦詔亦云“朕托體孝文”，則高歡在孝文帝子孫中擇君，不過延續爾朱榮對孝文帝國統的推崇。再者，孝靜帝為孝文帝曾孫而非李氏所說的孝文帝之孫，高歡若擁立孝文帝之孫為帝，新君就與孝明帝、孝武帝同輩，又如何讓“昭穆有序”？帝室因孝明帝無后才“昭穆失序”，新君就必須是孝文帝的曾孫，并認孝明帝為父，那么清河王元亶就要和孝靜帝斷絕父子關系，元亶才會說：“天子無父，茍使兒立，不惜余生。”孝靜帝入繼大宗讓“中絕”的孝文帝國統得以恢復，東魏因而“昭穆有序”，孝武帝建立的西魏卻仍“昭穆失序”，也就是說高歡借孝文帝國統，提升東魏的正統性（拙文：《帝紀微言：〈魏書〉北魏末諸帝的書寫與東魏北齊正統性的建構》，74-75頁）。又怎能說孝靜帝的即位“與孝文帝無直接關聯”呢？高歡接連擁孝文帝之孫及曾孫為君，而不立其他皇帝的后裔為帝，又為何不是“單獨針對某一皇帝”呢？

孝武帝入關后，西魏被時人視為正統，故“挾天子”的宇文泰在政權初建時，即能“奉主上以從民望”“扶弘義以致英俊”“秉至公以伏雄杰”，對內壓制先進，營造團結；對外讓高歡陷入“人物流散，何以為國”的恐懼中（拙文：《“君臣大義”與東、西魏政權的建立與穩固》，《臺灣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52期，15-47頁）。此外，高歡擁立十一歲的孝靜帝登基，也讓時人認定他必將篡位，人心因此更加動蕩。高歡為團結內部，高度尊奉孝靜帝，孝靜帝不僅有人事權、赦免權、軍權，更有生殺予奪之權。東魏也由“主弱臣強”，走向“君臣一體”，高歡才能凝聚人心、穩固政權（拙文：《孝文崇拜與東魏政治》，《臺灣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51期，6-26頁）。

高歡臨終前對段韶說：“吾昔與卿父，冒涉艱險，同獎王室，建此大功。”過世當天，更“拳拳于其君”向孝靜帝上最后一啟。可知高歡臨死仍以魏室忠臣自詡，以為王室建功立業為傲。而對孝靜帝來說，高歡也是魏室不貳功臣。他不僅為高歡服喪，賜與象征拱衛帝室的“獻武”謚號，更親送高歡靈柩出殯，使其成為北魏、東魏異姓大臣的第一人，高歡的葬禮可謂哀榮備至。

“高歡奸臣說”的另一依據是高歡并未還政，即使孝靜帝給予高歡最高規格的葬禮，也可能是被迫為之，不能以此認定高歡忠于魏室。但在高歡“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的情況下，君相實為一體，并無歸政問題。是高澄在當政后，破壞“君臣一體”，孝靜帝才覺大權旁落，才要置高澄于死地，企求“威權復歸帝室”。那么高歡的“禮甚恭”與高澄的“禮不恭”，對孝靜帝來說，即是忠奸之分，這從他親送高歡靈柩而不及高澄也能為證（拙文：《孝文崇拜與東魏政治》，《臺灣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51期，33-34頁）。

后人對周公、諸葛亮推崇至極，但對經歷他們“攝政”的王者而言卻非如此。成王親政后對周公不諒解，周公為此一度奔楚。后主在諸葛亮死后，壓制民間追思的聲浪，不給他立廟。孝靜帝的態度與成王、后主截然不同，又怎能以高歡未改變權力結構一點，便認定他為奸臣呢？

二、高歡歷史形象的改換

高歡勠力補過、極其尊君，也讓他蓋棺時的歷史評價甚至超過周公、諸葛亮，那《北齊書》又為何會有高歡大權獨攬的說法呢？這與“擁齊派”魏收、“擁魏派”陽休之的“齊元”之爭有關。

魏收因協助撰寫篡位文書，在天保朝青云直上，官至太子太傅。高洋對《魏書》編纂亦全力支持，《魏書》成書后更嚴厲壓制詆毀浪潮，也無怪魏收會為高洋之死“悲不自勝”了。高洋為何如此欣賞魏收呢？因其素被人“見輕”，代魏又遭遇晉陽勛貴、鄴都文臣群起反對，連婁昭君對此亦不以為然，還舉高歡為龍、高澄為虎（暗指高洋為犬豬）為例，駁斥禪代之議。故高洋即使稱帝，仍缺乏人心所向的“天命”，魏收便是替高洋建構“天命”的關鍵人物。

魏收《孝靜帝禪位詔書》云：“天下之大，將非魏有，賴齊獻武王奮揚靈武，克剪多難，重懸日月；更綴參辰，廟以掃除，國由再造，鴻勛巨業，無德而稱。”所撰《奉冊書》則曰：“齊獻武王應期授手，鳳舉龍驤，舉廢極以立天，扶傾柱而鎮地，剪滅黎毒，匡我墜歷，有大德于魏室，被博利于蒼生。”《中庸》：“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那么魏收所作兩文便有高歡因“鴻勛巨業”而有“德”，進而受“天命”，高洋承高歡之“德”及“天命”易代的用意。

魏收于天保八年（557）開始編修北齊國史，在《神武（高歡）本紀》創造“平四胡之歲為齊元說”，將北齊元年定在高歡韓陵之役獲勝那年，也就是視高歡為北齊“天命”的開創者，禪代文書的精神也從而載入史冊。值得注意的是，高洋即使到在位最后一年（天保十年，559）仍深恐東魏復辟，為此大殺元氏三千人，“平四胡之歲為齊元說”在天保八年問世正合高洋所需，也難怪高洋對魏收如此賞識呵護。

然而此說卻在天統二年（566）后，遭遇陽休之的挑戰。陽休之雖亦參與禪代文書儀注，此前卻泄漏篡位消息，讓高洋首次篡位鎩羽而歸，可見陽休之屬于“擁魏派”。也因此，陽休之在北齊建政后被貶為驍騎將軍，天保朝仕途浮浮沉沉，更一度外放三年之久。高洋死后，魏收涕泗橫流，陽休之則面無戚容。楊愔問其緣故，陽休之云：“天保之世，魏侯（魏收）時遇甚深。鄙夫以眾人見待，佞哀詐泣，實非本懷。”他對高洋的不滿亦可想見。

陽休之主張以高洋即位為齊元之始（“天保之歲為齊元說”），意指北齊代東魏所據的“德”與“天命”與高歡無涉。這便有兩種意涵：一是認為高洋有“德”、有“天命”踐祚；另一則視高洋無“德”、無“天命”代魏。但眾人所以力阻高洋篡位，正為其“德”不足，故為后說，陽休之在魏收死后，能“諷動內外”使朝廷從其議，也是一證。

魏收對陽休之極為輕視，陽休之在魏收死后奉命修改《魏書》，也為“寡才學，淹延歲時，竟不措手”，其史才可以想見。魏收卻無法回應陽休之的質疑，不得不寫信向李德林求教。

從李德林的回信，可知陽休之的論據乃高歡“身未居攝”及“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李德林對第一點反駁云：“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曹操）相漢，曹植曰：‘如虞翼唐’。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為斷。”對第二點則駁斥道：“大齊之興，實由武帝（高歡），謙匿受命，豈直史也？……若欲高祖事事謙沖，即須號令皆推魏氏（孝靜帝）。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者也。”

陽休之稱高歡“身未居攝”，即指高歡“相”孝靜帝，“謙匿”“事事謙沖”“號令皆推魏氏”，也就是《資治通鑒》之“侍靜帝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則高洋稱帝那年才是齊元之始，而非高歡執政期。李德林卻把高歡的“相”解釋成“攝”，高歡既和周公、曹操一般“身已居攝”，北齊國史《神武本紀》也就名符其實。可知李德林為強化“平四胡之歲為齊元說”，憑空創造了“高歡攝政論”。

不僅“高歡攝政論”與事實不符，“平四胡之歲為齊元說”亦然。對高歡來說，韓陵戰勝的歷史意義并非受“天命”，而是與勛貴“同獎王室”。即便高歡“有大德于魏室”，依婁昭君之說，他仍因“天位不可妄據”而“終身北面”。魏收對此心知肚明，他自武定二年（544）后與陽休之一同草擬“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親歷君相共治。他個人又受高歡“后世身名”囑托，卻因替高洋構筑禪代理論，不在《魏書》立《齊獻武王傳》，而于北齊國史創《神武本紀》，還發明“平四胡之歲為齊元說”為之張目，所為皆與高歡遺愿嚴重背離。這也是魏收無力應對陽休之挑戰，及“平四胡之歲為齊元說”在其死后，即被“天保之歲為齊元說”取代的另一個原因。

那么李德林為何敢妄肆竄改史實呢？魏收對李德林極為賞識，“延譽之言，無所不及”，更贈與“公輔”之字，示意必將提攜，李德林力挺魏收也是必然，何況他從未涉足東魏官場，與禪代之事毫無關系，為“平四胡之歲為齊元說”強詞辯護，自無歷史包袱。

陽休之雖讓朝廷改采“天保之歲為齊元說”，北齊不久卻被北周所滅，陽休之與李德林一同被召至長安，最終卻是李德林及其子李百藥掌握隋唐時期的北齊國史話語權。李百藥《北齊書》是在李德林入隋所修三十八篇《齊史》的基礎上擴展而成，其本紀第一即《神武紀》，正循“平四胡之歲為齊元說”；其《文宣紀》《孫騰、司馬子如、高隆之傳》的“高歡攝政論”，亦遵李德林之言。可見在李德林撰寫《齊史》時，即已從經“高歡攝政論”強化后的“平四胡之歲為齊元說”了。結合《周書》對高歡的百般誣陷，則在李百藥、令狐德棻，東、西兩系史官聯手“按之入地”下，高歡在正史中的形象便已是“威福自己”“伺我神器”的曹、馬之輩了。縱使《資治通鑒》保留高歡恭謙侍君之載，后人也很難不以“高歡奸臣說”為是。

李德林違背北齊末朝議，重拾“平四胡之歲為齊元說”，更不惜污蔑、抹黑高歡，還有深刻的時代因素。北齊承襲東魏，正統性本不如繼自西魏的北周，若依“天保之歲為齊元說”，北齊乃無“德”、無“天命”的高洋所建，最終被北周所滅，更是順天應人，李德林等北齊舊臣在關中又何以自處？唯從“高歡攝政論”強化后的“平四胡之歲為齊元說”，認定高歡以功業有“德”受“天命”而“身已居攝”，高洋承高歡之“德”與“天命”禪代，北齊在歷史上才能與北周爭對等，李德林等也可借以釋懷。那么李德林此舉就不只為報魏收恩遇，亦含對故國的眷戀。

“擁齊派”魏收與“擁魏派”陽休之掀起的“齊元”之爭，從557年至636年，綿延八十載（拙文：《“齊元”之爭與“高祖”更易：高歡、高洋歷史地位的改換》，《漢學研究》第38卷第2期，128-130頁）。“擁魏派”一度奪取主導權，卻因北齊滅亡，讓“擁齊派”獲得最終勝利，伴隨《周書》對高歡的丑化，高歡的歷史形象遂由忠轉奸，回響千年，迄今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