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特約刊登】

《逆行人生》頗具溫暖現實主義的氣度，它深情關切普通人所面對的生活重壓，彰顯了厚重的人道主義情懷。然而，深入分析后不難發現，它其實是一部精通情感算法的商業巨制。影片運用出色的電影制作手法，融合各種現實元素，編織了緊湊的敘事流程和繁密的感人細節，精準地洞察了觀眾的情感脆弱點，堪稱催淚大片。

正如片尾字幕所寫——“謹以本片獻給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人”，影片確實在向那些不懈奮斗的人表達敬意，只是在這一過程中基于種種考量，簡化了現實的復雜性，使得對現實的批判性停留在一個相對粗放的位置。

《逆行人生》海報

“城市精英”視點打造多重認同感

《逆行人生》宛如一個廣角鏡頭，捕捉了社會不同階層的生存狀態與心理狀態，勾勒出煙火人間的多副面容。其中，城市中產的中年危機，外賣騎手群體的生存艱辛，在一種紀實性的影像風格中顯露無遺，但影片又在苦澀的幽默與機智的調侃中，彰顯了人生的昂揚樂觀、堅韌從容。

影片從高志壘全家清晨起床的情景開始，讓觀眾一窺這個光鮮亮麗的家庭背后的真實面貌，并通過簡潔的日常化細節，不動聲色地展示了高志壘的職業、家庭結構以及他所面臨的生活壓力。高志壘遭遇裁員后，家庭溫馨安穩的狀態被打破，中年人失業后所面臨的困境令人心酸。最后，高志壘迫于生存壓力，只得加入外賣騎手大軍。

影片通過高志壘的視點，帶領觀眾深入了解外賣騎手的生活，相當于創造了一個獨特的觀察視角，讓觀眾跟隨高志壘完成了一次社會考察和人生冒險。這種視點選擇極為高明，它能夠突破人們“習以為常”的麻木感，給予觀眾一種因陌生和好奇而帶來的震驚。這一點在《紅樓夢》中已得到驗證，曹雪芹通過劉姥姥的視角展現榮國府的生活，就在極端的貧富差距間強化了敘述效果。回到《逆行人生》，那些外賣騎手爭分奪秒的工作狀態、如影相隨的委屈不甘與疲憊困苦，對他們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日常，但對“城市精英”高志壘而言，這些細節就顯得震撼心靈，裹挾著巨大的情緒沖擊力。

影片深情地向外賣騎手致敬，但主人公卻不是真正的外賣騎手，這看起來有些諷刺，實則體現了一種極為精妙的藝術策略。因為，影片受眾的主力肯定不是外賣騎手，而是與高志壘的學歷背景和工作性質接近的城市中產。影片以高志壘為主角，就能與觀眾快速建立共情通道。而且，作為一個“局外人”，高志壘對于老摳、大黑這些人并不熟悉，他可以引導觀眾一步步了解他們的生活困境，觸摸他們內心的苦痛與憧憬。這不僅有效地設置了情節的懸念，也完成了對外賣騎手“由表及里”的刻畫。更妙的是，觀眾和高志壘一樣，終究與外賣騎手這個群體存在一定的現實隔膜和情感距離，這個距離既激發了觀眾的好奇心，同時也能讓觀眾隨時抽身而出，為自己不是外賣騎手而暗感慶幸，可以放心地傾注同情心與悲憫情懷。

當然，以高志壘作為敘述視點，其代價也不容回避。觀眾要抵達外賣騎手的生活，隔著高志壘的眼睛，造成了情感的雙重疏離。這隱藏了一種敘事風險，外賣騎手的生活必須具有足夠的“奇觀性”，才不會削弱因傳遞鏈條過長所伴隨的情緒衰減。這就可以理解，影片中的外賣騎手呈現悲歡兩個極端：楊大山熱情陽光，掌握了智能時代的流量密碼，活得輕松恣意；大摳家中兒女眾多，還有一個女兒罹患白血病；大黑因為一個轉單，導致同事失去一條腿，心陷倫理愧疚，想為同事還清40萬的債務；57歲還在送外賣的老張，兒子也只得走他的老路；帶著女兒生活的單親媽媽曉敏，人生之路注定踉踉蹌蹌。這些外賣騎手有生活原型，影片塑造得也比較真實感人，但他們肯定不能代表這個千萬人級別的群體。影片之所以聚焦于他們，就是因為這些人物所迸發的情感強度，能夠抵消敘事傳導帶來的能量削減。

劇照

受困算法，加入算法

《逆行人生》的主線比較明確，敘事密度較高，但影片的主題卻顯得有些游移。按照格雷馬斯的動素模型分析，高志壘的“客體”是擺脫經濟困境，快速還清拖欠的房貸并支付父親的康復費用，也就是每月至少要賺取15000元。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高志壘面臨著眾多“反對者”：對路線不熟、與店家關系不親近、對各樓宇和小區結構比較陌生、對外賣程序不了解，以及惡劣的天氣、身體狀況不佳和頻出的交通意外等。這些“反對者”其實都比較外在和表面，只要假以時日或者足夠小心，似乎都能克服，這無疑淡化了外賣行業真正的困難和挑戰，也小心翼翼地遮掩了這個行業對騎手更深層次的身心摧殘。

在追求“客體”的過程中，高志壘當然也有“輔助者”，就是他的家人和同事。最終，高志壘憑借聰明才智，以及家人、同事的鼓勵與幫助，成功登頂“單王”，將15000元收入囊中。這像是一個勵志的故事，高歌了一個人在面對高難度挑戰時，所張揚的信心、智慧與毅力。然而，和一般勵志片不同，高志壘的人生巔峰不可持續，也缺乏持久的榮耀與回報，是一種卑微而辛酸的成功，充滿了苦澀與無力感。

影片并沒有遵循經典的現實主義手法進行創作，而是不動聲色地避開了現實的沉重與人生的黯淡，轉而以神話書寫的方式，讓觀眾體驗了一回熱血沸騰的英雄加冕儀式。

高志壘在追求“客體”的道路上，真正的“反對者”到底是什么？高志壘被裁員時，上司嘲弄地提到高志壘所開發的一套管理程序，并勸他尊重算法。因此，影片中真正的“反對者”是“算法”。在這個冰冷而精確的系統中，一切都變成了冰冷的數據與嚴謹的利益計算，“人”的內涵與人性的溫度被抽離，個體的道德感受變得遲鈍，個體之間的情感聯結變得脆弱，每個人成為一個代碼，這個代碼的運行軌跡和速度都被嚴格控制。

當算法無孔不入地進入我們的生活，整個社會以科學高效的名義進行了整飭。在此背景下，高志壘在算法中被裁，從而為公司節約了成本。也因為算法，高志壘投了1000多份簡歷卻無人問津，皆因他在大數據中因年齡太大而成了負值。在外賣行業中，同樣有一套精密的算法，這套算法由單價、里程、送單數量、差評率等因素構成。每位外賣騎手時刻被這套算法所操縱，他們的肉身和靈魂都變得空洞蒼白，化身為管理者電腦屏幕上的一個個數據。對外賣騎手而言，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不是交通意外，而是縈繞在耳畔的語音提示：“您有新的訂單了”“您的訂單即將超時”“完蛋了，您的訂單超時了”“您的訂單已被用戶取消”“您收到一條差評”……

影片將高志壘做外賣騎手的困難歸結于這個行業本身的復雜，或者說客戶的道德素質低下，是異常高明的一種處理手法，但多少顯得有些避重就輕。影片并不想以金剛怒目的方式，以敏銳犀利的思想穿透力制作一部藝術電影，而是通過市場投資的“算法”，利用中產階級中年失業和外賣騎手生存艱辛作為賣點，來實現一次商業凱旋。影片不斷放大高志壘送餐過程中的狼狽、辛酸、屈辱，并非真的不清楚問題的癥結所在，而是創作者清醒地意識到并且遵循著商業電影的價值邏輯。

高志壘憑借自己開發的“路路通”程序，最后可能進入了外賣公司的算法中心。至此，高志壘又回到了他原來所屬的階層，并將為外賣公司的算法添磚加瓦。雖然，影片安慰觀眾，高志壘的算法充滿了善意，但是，“路路通”并入了一個龐大的算法體系之后，最終可能會變成套在外賣騎手身上的一根繩索。正如大黑因為送單速度快，平臺就會以這個速度來要求所有騎手。一旦“路路通”大幅度提升了送餐效率，那這個效率就將成為行業標準。

高志壘近似一位導游，帶領觀眾近距離觀察了外賣騎手的生存現狀之后，又回到了精英階層。這是一個極為勵志，極為鼓舞人心的奮斗過程。但對于大多數真正的外賣騎手來說，他們全力以赴的拼搏不過是活下來，而且他們的半生努力，可能會毀于一場意外。

劇照

有缺憾，也有溫情和人文

《逆行人生》雖有一條核心情節主線，但影片熱衷于通過快速剪輯和大量細節的疊加，完成對觀眾的情感轟炸。例如，高志壘作為一個45歲的程序員，且是中層管理者，按理說有一定的積蓄。但是，影片用近乎夸張的方式，使人物迅速陷入絕境：自己毫無預兆地被裁，妻子是全職太太，女兒想讀國際學校，房貸還未還清，家里的存款因為P2P爆雷而化為烏有，父親中風花光了公司的賠償款。影片將網絡上流傳的“中產破產三件套”全部施加在高志壘身上，多少有點強行加戲的意味。

在高志壘送外賣的生涯中，影片也堆疊了大量與“意外”有關的細節，這些細節像一個個情感催淚彈，對觀眾進行飽和攻擊，使觀眾的心壩被強大的爆破力沖毀，在道德情感的泛濫中不能自已。例如，客戶肆意侮辱人，客戶不接電話，客戶要求帶走垃圾，為客戶代買的花被退單了，高志壘在剛要吃飯時接單了，高志壘因低血糖而暈倒，高志壘因無法完成公司的微笑打卡而被封號3天，高志壘在大雨傾盆中蜷縮在一個角落睡著了……影片追求細節的數量，以及在每個細節中刻畫的細致精微，并借助大特寫放大人物表情上的無助、憋屈、不甘、痛苦，確實可以累積起一定的情緒強度，但卻在敘事的飽滿扎實上失了準星，也放棄了在克制含蓄的敘事節奏中讓觀眾的情緒自然生發。這就可以理解，高志壘痛定思痛之后，影片又用一組快速蒙太奇，呈現了高志壘如何突破自我，如何得到同事的幫助，如何與客戶有了更親密的交流，如何與店家的關系越走越近……這也能夠解釋，影片對于高志壘和肖妮的刻畫都相當表面，尤其是肖妮，她總是那么從容淡定，堅定無畏，體貼大度，觀眾卻難以真正理解她內心強大的原因，當然也無從捕捉她內心的惶惑、痛苦、掙扎。

劇照

影片不想在扎實的細節中完成對人物的細致刻畫，也不想在從容的敘事節奏中讓情節平緩地發展，而是在密不透風的情緒奔涌中，讓觀眾來不及思考，只能不斷地在心酸或者鼓舞之間切換。這種快節奏的碎片化敘事方式，對于沉浸在短視頻中的觀眾來說，無疑是親切而受用的，因為它可以在一個極短的時間里，讓觀眾完成一種情緒反應。

《逆行人生》雖然在劇作上存在一定缺憾，但它聚焦現實問題，以溫情的視角關注外賣騎手這一群體以及職場的中年危機，傳遞人文關懷與正能量，仍然是令人贊賞的。此外，從高志壘和那些外賣騎手身上，影片提煉出一種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鼓勵我們在面臨生活的逆境和低谷時，不屈不撓地前行，走出頹廢與絕望的陰霾，以坦然樂觀的心態經營好自己的人生。這種勵志箴言，看起來有點老生常談，但影片中那些在人生困難模式中仍然奮勇向前的人，將它詮釋得樸實感人，極具情緒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

（龔金平，復旦大學藝術教育中心教授，復旦大學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