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天我們為何還要重溫西南聯大“剛毅堅卓”的精神？西南聯大研究學者、作家張曼菱在其新作《聆聽：西南聯大訪談錄》和《回望：西南聯大沉思錄》（商務印書館2024年7月版）中收錄了對聯大師生及相關人物的獨家訪談，如中國社會學學科奠基人費孝通，數學家陳省身，“兩彈一星”功臣朱光亞、王希季，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哲學史家任繼愈等，對西南聯大時期的重要歷史人物如梅貽琦、聞一多、劉文典、鄧稼先等進行解讀，對一些至今爭訟紛紜的話題進行多角度闡述，并努力還原戰時大學的歷史現場和精神實質。本文是《回望》的序“尋找‘精神的框架’”。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聆聽：西南聯大訪談錄》書封

《回望：西南聯大沉思錄》書封

陳寅恪說過：“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為根基。”

戰爭的壓力，使學者們對我們這個民族的獨特歷史文化更加珍視。

這個人群，為什么五千年來打不散，而形成世界上唯一的亦古亦今的龐大民族呢？

2016年秋，我在成都與馬識途先生晤談。馬老是西南聯大1941級外國語文學系學生，也是當年中共地下黨在西南聯大的支部書記。他說，聞一多曾經想辦一份報紙叫《十一》，合起來就是一個“士”。聞一多想在戰時的艱難環境中提醒和完善“士人”的人格品行。

“士”的稱謂，從西周就有，指那些“王”以下的貴族，他們享受供養，對周王朝負有責任。到東周形成了一個階層，通“六藝”，具有一些特殊的品質。再后來，“士”形成一系列的歷史與文化。這個傳統使得中國知識分子將自己看作被賦予大局使命的人。

戰時聞一多舍棄舒適的書齋與藏書出京，喊出：“去吧，去認識我們的祖國！”到師生們的步行中，踐行“飽以五車讀，勞以萬里行”之類的古訓，并重新自省。

朱自清之子朱喬森說：“我父親覺得自己的任務就是保持中國‘弦誦不絕’。弦誦不絕，就是讀書這個傳統不要絕。”這對中國的長遠發展意義重大。

重構“士”的人格框架以及相應的倫理范式，在西南聯大形成了一個普遍的人文趨勢。

羅庸在《鴨池十講》（增訂本，北京出版社，2016年）中也談到“士”的價值觀：“原來士之所以為士，在其能以全人格負荷文化的重任而有所作為。”

周作人附逆，學界痛惜其“失節”，稱“卿本佳人，奈何作賊”。

聞一多、羅庸他們，并非如當下很多學者那樣，在抽象領域中來解析一種人格建構，而是在自己的“生存領域”中，在戰火與貧困中，打造理想中“士”的人格。他們是從行動開始的。

羅庸先生在昆明郊區居住時，意外的火災燒光了他的藏書，他面色如常，令同僚們起敬，可以聯系到他在西南聯大校歌歌詞中寫的“動心忍性希前哲”。

聞一多這樣的“新月派”詩人，回到了傳統，相信其中可以淘濾出精神的金沙。任繼愈在多年后評價：“聞一多研究《詩經》《楚辭》，功力深厚，他利用西南地區民族民俗的活化石，開辟了學術的新局面。”

聞一多帶著孩子們到小河邊洗臉，坐在草地上玩耍，月明之夜在清輝投射的小院子里講詩。他曾說過“詩化家庭”。那是將親情與文化相溝通，是倫理關系的一種升華。

這是很多有文化素養的父親都做過的事情，而聞一多則將它明確地宣示定義了。

不由回憶起我的父親，他也總是挑選一些田園、思親、懷鄉的古詩帶我們誦讀，避開那些帶有儒家說教氣息的詩歌，而聞一多追究到古詩的終極價值，從屈原之高潔到《春江花月夜》的浪漫。

聞一多講詩時不講“李杜”，卻說《春江花月夜》是“唐詩中最美的詩”，耐人尋味。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是杜甫的思想格局。李白的“長安不見使人愁”，則是他江湖漂泊的牽念。顯然，聞一多追溯的“士”，不是“李杜”這樣的。

推崇《春江花月夜》，是從美學的角度上重新定位“士”的格局，是春天與熱愛，自然之美與人間生活，而與“君主”“朝廷”無涉。

對《詩經》《楚辭》的愛好與深究，表明他要回到先秦諸子的多元化思想領域去溯源，尋找新鮮力量，以振奮抗戰中的學人。這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個源頭。

他在講課中屢次贊美屈原，為自己刻印章“其愚不可及”，直到“最后一次講演”凜然面對槍口，都在昭示一種大無畏的氣概：士可殺，不可辱！

“究竟甚么是文化傳統‘創造的轉化’呢？那是把一些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符號與價值系統加以改造，使經過改造的符號與價值系統變成有利于變遷的種子，同時在變遷的過程中繼續保持文化的認同。”（《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

此書作者林毓生是西南聯大學子殷海光的學生，一位旅美學者。

西南聯大的學人們正是繼承了“守正出新”的文化理念，不斷進行變革與創造。

從大學的格局來看，西南聯大推行一種中西合璧的現代化的教育框架，一方面使用開放式教材，一方面堅持以“中國通史”作為大一學生的必修課。

《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中華書局，2018年）記載，鄭天挺在昆明辦講座多次以“讀史以明志”為主題。

“九葉”詩人 、哲學系學子鄭敏晚年曾感慨：“我們現在沒有要求所有的文學院學生都念‘中國通史’。丟掉了對歷史的理解，文科好像就沒有一個站腳的地方。”

她說，在西南聯大，課程的設置是非常系統的。它教育學生如何理解這個世界，告訴學生什么是重要的。

茶館“三劍客”的瀟灑不羈與女生宿舍的雅致詩意相映成趣，而教師之家以“陋室”自況，詩社成員竟往導師家聚餐，共享“得道”之樂。

學生們自辦伙食，“君子近庖廚”，以此為能事。而“倒孔”運動持續發酵，從香港航班上的“飛狗事件”到孔祥熙來校，面對腐敗官僚，學生們不依不饒。

吳宓組織“石社”，自命為“紫鵑”，宣揚“維護大美”的精神。教授的古風與學生的頑皮相映成趣。

劉文典講課時涉及的音韻、訓詁方面的內容頗有獨到之處，當下幾乎失傳。任繼愈的回憶令人耳目一新：“他還講，中國古典文學經常利用漢字象形的特點，引發讀者的想象，從而增強了讀者的想象力。《海賦》中用‘髣髴’二字（而不用‘仿佛’），好像海怪蓬頭亂發在水中出沒，可以增加大海的神秘氣勢。”

一把用舊毛線纏繞多道的刻刀，上面留有壓出的指痕，這是聞一多的妻子為防止他治印磨傷手指而親自做的。妻子的脂粉盒被用作印色盒，有一瓶印油是朱自清先生送來的。

朱自清詩曰：“閉門拼自守窮慳，車馬街頭任往還。”發國難財的人有的是，別人再怎么富貴，但教授們寧肯窮得吃不上飯，也要堅持把學生帶出來，把弦誦不絕的傳統繼承下去。

梅貽琦之子梅祖彥說：“整個戰爭的威脅，對全國人民，至少對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壓力，也是一種激勵。我想，是‘為國家的前途’的觀念，使學生格外地用功，才能培養出這么多人才來。”

當我向李政道問到西南聯大成功的原因時，他說到一個大格局：“西南聯大之所以成功，有好幾個原因。第一是當時的年輕人跟學者的志氣。老師、教授，不光是吳（大猷）先生一個人，也不光是西南聯大，浙大也一樣，那個時候整個學術界所有老師對中華民族的生存是有信仰、有志氣的。他們是要做事的，而且他們把他們的經歷都附在上面了。”

他神情沉郁地說：“（師生們）并不認為我們在抗戰期間被日本人欺負、遭受大屠殺是可以接受的。我們是要有前途的。”

美國學者易社強在《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2010年）中幾次提到“傳奇”這個詞，一是表明他對這批中國知識分子的敬意：

聯大以壯偉的漫漫長征開始，以數年的剛毅堅卓為之繼，以摻雜著悲劇的成功告終。這無疑是傳奇的材料。

一是表態，要用嚴肅的史學家態度來對待這段歷史：

然而，假如聯大僅僅是一段妙趣橫生的傳奇，那最好由小說家來承擔這個任務。之所以有必要從歷史學的角度研究聯大，是因為它在20世紀中葉的中國知識史（intellectual history）、文化史和政治史上占據了至關重要的地位。

我贊同這樣的態度，對于一部正在浮出水面的歷史，首先要用歷史的態度來發掘與研究。至于戲劇化的傳播，那只是一種對歷史的消費，屬于另一個范疇。

作為一名西方的自由知識分子，易社強對西南聯大的驚奇心與認同感是并存的。

而我和走近西南聯大歷史的當代學人們，感受到的卻是一種文化傳統的歸屬，在敬仰中有一種熟悉感與親和力。

當年的這批中國知識分子是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氣節”“士可殺，不可辱”這樣一些觀念是等同于生命的。

當是時，日本人正在對中國施行“亡國滅種”的戰略，在所占領地區已經用日文代替了中文教育，用血腥手段逼迫中國人對太陽旗敬禮。

與一般戰爭中的掠奪和屠殺不一樣，這是對中國人進行種族與文化的滅絕。

在整個“二戰”中，貧弱中國所面臨的命運不能與其他國家相提并論。文化與種族滅絕的危機籠罩在國人的頭上，這不只是知識分子的感受。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

當軍隊在為保衛國土與人民生命浴血奮戰時，學人肩負起自己的使命。

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視野里，從中國當時的生存危機里，南遷與堅持漫長的辦學，正是這批學人生命中必然的選擇，是一個民族必然的選擇。

其實西南聯大各層人士最重要的共性，涵蓋一切差別的共性，是民族生存與民族抗爭。這是一股融合一切的力量，所以他們可以南遷，可以舍棄小我，可以忍辱負重，而決不可以拋下學業與教育的使命。

易社強的透視還遠未達到這一點。諸如，他提到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是不能涵蓋他們身上的家國意識、民族氣節的；對梅貽琦毫不猶豫選擇南下和預見性轉移物資，他僅從清華與美國的關系來解釋，未免貶低了一個中國教育家的情懷；尤其是他批評中國學者身上的“士大夫情結”，而不懂得這是他們安身立命之根本。

他自己也意識到了：

欲理解聯大的淵源，我們至少得回溯到已逝的19世紀；欲理解聯大的遺產，我們得穿越20世紀90年代，進入未知的將來；欲理解聯大的歷史意義，我們要越過中國的疆界，探討更廣闊的跨文化的問題。（同上）

趙元任的二女兒趙新那回憶，當年她非常喜歡昆明，那里有很多熟悉的人，“仿佛是另外一個北平”。這句話非常獨特，帶著童真和智慧。

南遷的人們把北平這個文化都城的靈魂帶到了昆明，進行重構。年少的趙新那所感受的“另外一個北平”，蘊含著新的洗禮與開拓，打造出更加剛健與深沉的氣質。

這本書里的文章寫的時候各自成篇，集中起來，就是對那個時代的學人們的“精神框架”的一種追尋。

聞一多的人格追求、鄧稼先的奉獻精神、任繼愈的“氣節”之說、趙寶煦的教育思想、李政道的家國之念，還有劉文典的風骨與沉浮，皆具有那種涵納民族古今、融匯中西精髓的磊落情懷。

季羨林當年不在西南聯大，抗戰的時候他在德國，一個“局外人”。在《留德十年》和《牛棚雜憶》，還有那篇著名文章《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中，他都有歲月風云的梳理與自白。畢生奉獻于青燈黃卷的他，在暮年卻對自己進行了嚴厲的審判。

《孟子》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季羨林持有的“愧疚”與“不忍”之心，從另一個視角補寫了一代學人的精神框架。

戰爭期間季羨林身在敵國，別有一番深刻的感觸，他說：“當然，‘愛國’這個詞一聽是好的，但也不一定。日本人侵略中國的時候，德國法西斯侵略別的國家的時候，都高喊愛國主義，但那是假的。愛國主義應該有兩種：一種是真的，被壓迫、被殺害的民族的愛國，是真的；而壓迫別人、殺害別人的愛國主義，是假的。”

所謂“國族情結”，不只是一種親情和根系，也有著“道義”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