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當事人劉忠林含冤入獄9217天獲460萬元的高額賠償引發熱議。劉忠林因此成為建國以來受冤時間最長的被平反者，其460萬元的高額賠償中包括197.5萬余元的精神損害撫慰金，同樣創下了近年來冤案賠償的新高。

這起錯案的糾正，不是因為“被害人復活”或者“真兇再現”等偶然性因素，相反，劉忠林在獄中就一直堅持申訴，2016年刑滿釋放后繼續申訴，其表姐夫也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內為該案奔走伸冤，直到2018年4月，吉林省高院正式宣判劉忠林無罪。

經歷20多年的牢獄生活，劉忠林遭受的肉體和精神痛苦可想而知，劉忠林的身體已落下殘疾，精神折磨可能將伴隨其終生。此案高額精神損害撫慰金也許就是由此產生。

毫無疑問，精神損害撫慰金應該根據當事人所受精神痛苦的大小來決定損害賠償額，依據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審理國家賠償案件適用精神損害賠償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適用精神損害賠償條款，“應當綜合考慮以下因素確定精神損害撫慰金的具體數額：精神損害事實和嚴重后果的具體情況；侵權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法、過錯程度；侵權的手段、方式等具體情節；罪名、刑罰的輕重；糾錯的環節及過程；賠償請求人住所地或者經常居住地平均生活水平；賠償義務機關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而且，具體數額“不超過人身自由賠償金、生命健康賠償金總額的35%”的標準。

雖然在上述標準中，損害事實與后果，罪名、刑罰的輕重以及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比較客觀，侵權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法、過錯程度，侵權的手段、方式等也不難判斷，但這些因素與賠償數額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規定并不明確。加上精神痛苦本身難以量化，所以，對精神損害撫慰金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歇。

不過，近幾年來，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人權保障理念日漸深入人心，精神撫慰金應該多賠一些的做法得到認可。我國司法機關在依法糾正冤假錯案的同時，也開始突破精神撫慰金國家賠償的標準。前幾年獲賠的張氏叔侄案、念斌案、陳滿案、許金龍案等，其精神損害撫慰金的金額均遠高于上述司法解釋的規定，此次劉忠林案的精神撫慰金賠償額達到197萬元，顯然是一種進步，今后類似冤案的精神撫慰與賠償很可能還會有新的突破。

精神損害賠償代表著國家對自己所犯錯誤的承擔責任，以及尊重公民個人尊嚴與合法權益的態度，這種態度是法治國家建設中必須具備的。不過，根據2014年最高法的司法解釋，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適用精神損害賠償條款，應當妥善處理“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與“支付相應的精神損害撫慰金”兩種責任方式的內在關系。侵權行為致人精神損害且造成嚴重后果的，應當兩者責任方式并舉。

因遭受刑訊逼供致殘的劉忠林無疑屬于上述“造成嚴重后果”的情形，但從報道來看，此次賠償的過程似乎淡化了“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這一責任形式。據報道，在劉忠林無罪判決作出后，2018年11月15日，在遼源中院的會議室里，一位副院長向劉忠林鞠躬，大約是為這一錯案道歉。對于這種責任承擔方式，據媒體報道說連劉忠林本人也表示不滿意。也許是雙方在和談金錢賠償數額時，有意無意地弱化了該種責任的承擔。這是令人遺憾的。

不僅如此，問題還在于，劉忠林案的一審判決是遼源中院作出的，由該法院向劉忠林道歉固然符合法律的規定。但有一個疑問是，這位向劉忠林鞠躬的副院長是不是當年承辦該案的合議庭成員或者案件的決定者？如果是，那么在他鞠躬道歉之后，還要承擔相應的錯案責任；如果不是，那就應該由真正辦錯案的法官出來鞠躬道歉，這樣做，或許更能撫慰受害者，解開冤屈者的心結。否則，道歉者未必心誠，接受道歉者也未必心服。

司法權運行的客觀規律要求“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每一個司法人員都要對自己作出的裁判結果終身負責，一旦發生錯案，必須由作出錯案裁判的司法人員來承擔相應的責任。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當有對自己實施的錯誤行為承擔責任的勇氣，這并不損害司法的權威和公信力。

所以，在劉忠林案以及以往的冤案錯案賠償問題上，不妨由當初承辦這起案件的人員出面給蒙受冤屈者賠禮道歉，這更符合司法責任制改革的精神，也是實施國家賠償制度的內在要求——當然，下一步應該是對于當年冤案的全面追責。

（作者系同濟大學法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