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蘇格蘭探險家芒格·帕克（Mungo Park）出版了一本記錄他在西非腹地“探險”的報告。報告中放了一幅由當時英國著名制圖師詹姆斯·熱內（James Rennell）（宋念申在他的書中也討論到了這位制圖師在印度次大陸的地理勘測工作。參見：宋念申：《制造亞洲：一部地圖上的歷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第287頁。在后文中引用本書均只標注頁碼。）少校于1798年出版的非洲沿海地磁影響地圖。圖中清晰地標出了穿越西非腹地的尼日爾河，以及在尼日爾河南方，距離西非海岸線不遠的地方，開始出現的一座綿延至中非腹地的山脈。在記錄中，芒格也明確地記錄了這座宏偉的山脈。芒格在1796年8月23日的日記中寫到，自己清晨動身，在當地人的帶領下，“在料峭的山谷里穿行了兩英里”，由于自己體力不支，不得不“回到平地，繼續向東前行”。到了中午時分，又來到了另一處山地。在“登上了山峰，向東南方向遠眺”時，芒格描述自己看到了“遠方的山峰”，并言之鑿鑿地聲稱，“當地人告訴我，這些高山坐落于強大的孔格王國（Kingdom of Kong）”。作為第一位深入探索尼日爾河，“發現”其自西向東流向的芒格相信，自己看到的就是著名的“孔格山脈”（Mountains of Kong）。

從1798年至1892年歐洲出版的非洲地圖上，都清晰刻畫了這座山脈。在1805年由英格蘭著名制圖師約翰·克里（John Cary）繪制的非洲地圖上，我們能夠看到如下的細節：清晰的埃及與北非、非洲大陸沿海岸線的港口與部分河流、空白的中非與南部非洲內陸——這部分在圖上被明確標注為“未知部分”、以及橫跨整個非洲大陸的“孔格山脈”。地圖上，在那片空白的“未知部分”上，唯一確切存在的就是這座綿延的山脈。

按照中文的拼音習慣，我們將這座“孔格山脈”叫做“空山”也許更為合適。因為，這座山脈并不存在。當歐洲人第一次“發現”了那條水量龐大的尼日爾河時，他們依據“科學常識”確信，尼日爾河必然發源于一座高大的雪山。“空山”便這樣在19世紀歐洲人的腦海與地圖中存在了一個世紀。直至19世紀末，當蒸汽船的能效顯著提高，歐洲人可以沿著尼日爾河、剛果河逆流而上，“探索”非洲內陸，并填補了地圖上那一大片空白之后，這座“空山”才正式從歐洲人的世界觀中淡出。取而代之的則是被歐洲人切割的破碎大陸。

芒格眼中與詹姆斯筆下的“空山”是歐洲人依照他們的秩序觀，對世界進行“圖繪”（mapping）的產物。對19世紀的歐洲人來說，這個世界無比真實。橫貫非洲的“空山”既刺激著歐洲人“探索”世界的欲望，也確證著他們賴以認識世界的傲慢定見。

沒有什么能比地圖更能充分地將“空間”這一概念背后的歷史性與政治性，以一種最直觀的形式展現在讀者面前。作為一種對世界復雜秩序的抽象，地圖以一種靜態的方式，將“地理知識”的橫截面展現在它的讀者們面前。同時，這種截面式的展示，隱去了制造這種知識背后的主體，及其背后的權力關系。將原本從特殊性經驗中產生出的理論抽象，包裝成為了普遍知識，并以此為基礎將紛繁未知的現實，裁剪成能被理論抽象所解釋的樣子。“空山”便在這種顛倒的理論與現實的關系中，在歐洲人的世界中存在了一百年。

《制造亞洲：一部地圖上的歷史》

那么，如何走出這種由時間斷片造就的普遍性幻覺呢？用宋念申的話來說，就是要“把地理知識積累的動因和過程，帶入地理學討論中”（第16頁）。在他的新著《制造亞洲：一部地圖上的歷史》中，宋念申將地圖作為他思考的抓手，將一張張作為知識截面的地圖沿著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堆疊起來，為我們形象地展現了一個地方性知識從特殊走向普遍的過程。這個普遍化的過程從對自我與他者的清晰劃分開始，通過將自身的秩序觀，向他者的“投影”而逐步實現。因此，本書明確將地圖視為“人們對空間的想象”（第21頁）。自上個世紀70年代，一系列具有“后殖民”、“后現代”色彩的研究便著重用一種福柯的方式，對普遍性知識進行解構，強調知識生產背后潛藏的強烈權力關系，以及知識在構建權力的文化霸權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在這種視角下，地圖被從客觀性的神壇上拉下，成為了一種純粹主觀的“想象”、一種權力的“制造”。諸如馬克·蒙莫尼爾（Mark Monmonier）更是直白地在他的名著《如何用地圖撒謊》（How to Lie with Maps）中表示，“用地圖撒謊不僅很容易，而且還很必要”。因為，將“三維的世界投射到二維的平面上”這個活動本身，就必然充滿著大量的抽象與扭曲。

在這條后現代與后殖民的理論脈絡中，“帝國”是其預設的政治實體。它擁有權力，并積極動用一切文化、經濟與政治的資源，按照其面目塑造世界。換句話說，“帝國”是這種“想象”與“建構”的當然主體。而對地圖進行后現代式的分析與批判，則是對帝國這種可以進行“投影的權力”（Arthur Jay Klinghoffer, The Power of Projects: How Maps Reflect Global Politics and History, 2006）進行解構。在這種投影下，西方制圖學對現實世界的理論抽象，被等同于現實本身。進行理論抽象的主體，也在這個過程中被隱去。普遍性便在現代人這種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式的“過度理智化”（overintellectualization）的進程中出現。而在這種“普遍性”的想象中，現實也潛移默化地在人們腦海中成為佐證理論的客體。“空山”在這個意義上，便在芒格們的現實視野里，以及熱內們的理論抽象中，作為“事實”存在了100年。

后現代與后殖民者們對權力的解構似乎無懈可擊。在宋念申的書中，也清晰地回應了歐美地圖學界興起的后現代、后殖民思想浪潮（第21-28頁）。我們也很容易將他的問題意識，簡單化為對這條思想譜系的延續。即用亞洲的案例，去佐證一個后殖民、后現代理論的又一次嘗試。然而，本書的意義遠不在于此。宋念申用“讓我們從中國開始”（第28頁）這句話，將主體性問題引回到了討論中來，并以此消解了后現代、后殖民理論背后被隱去的普遍主義霸權。

后現代理論對權力的解構假定了權力本身的同質性。這種假定基于歐洲的歷史經驗，以及歐洲啟蒙運動以來的秩序觀念。它的普遍主義霸權潛藏在對“被統治者”、“被殖民者”主體性的否定基礎上。后現代理論默認，權力是一種自上而下展開的秩序關系，一種幾乎外在于物質基礎與社會關系的“能量流”。人因此僅僅是嘗試使用“權力”的工具。而掌握了更多權力的“國家”，則總是希望通過各種途徑，對“弱者”或是“那些四處流動的人群”進行統治與規訓。在這個認識框架下，國家機器被視為一種“簡單化”的，自上而下的暴力。通過將“真實的社會活動”壓縮為“簡略的地圖”，國家權力以統治為名，展開了它對事實的塑造。（詹姆斯·斯科特：《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2-3頁。）人群在小規模尺度上出現的互助行為，則被某些西方無政府主義者理想化為一種天然存在的“自發性”、“自主性”的秩序。這種理想化的小規模自組織行為，也被假想成超越“趨于固化”“服務于占據主導地位的利益群體”的現存國家制度的唯一途徑。（詹姆斯·斯科特：《六論自發性：自主、尊嚴，以及有意義的工作和游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19-23頁。）

在這個層面上構筑的普遍性霸權，建立在消解空間維度上差異性的基礎上。乍一看來，這種理論將人類社會長時段的變遷納入了考量，也似乎采用了不同文化、不同社群的研究樣本。然而，在這種虛假的多樣性背后，潛藏了幾乎與殖民者一樣的世界觀。殖民者對歐洲之外世界進行他者化的認識論，目的在于強調依照自身面目對他者進行改造的“合法性”。這種世界觀將自身所在的時空經驗，假想為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經驗。并執意希望把現實改造成他們所堅信的樣子。而這個理想形態，則毫無疑問以他們自身所處的時空為坐標基點。殖民的辯護者與實踐者們站在“國家”的視角下，堅信他們肩負著對世界進行“啟蒙”與改造的責任。在這條知識脈絡中誕生的后現代與后殖民，并未真正從認識論層面上超脫這個西方中心式的普遍性霸權，而僅僅在形式上，宣布自己要跳出“西方”“國家”，甚至“人類”的中心主義，去憑空塑造一種否定的哲學。這種形式上的反抗表演，仍舊堅定地遵從西方啟蒙時代便開始形成，隨著殖民擴張而散播到全球的一系列二元對立關系而展開。

以后現代、后殖民為名的霸權者聲稱要恢復那些被殖民者視為“他者”的主體性。但實際上，那些在這種視角下被“發現”的“主體”，仍舊帶著西方啟蒙世界觀所規定的認識論鐐銬。他們，仍舊遵循著“國家-個人”“西方-東方”“統治-被統治”“現代-古典”“工業-農耕”的嚴格二分。因此，對霸權的抗爭則被簡化成為個人對國家的反抗、東方經驗對西方經驗的替代、被統治者逃離統治的社會行動、古典對現代的復辟、農耕（甚至是狩獵采集）生活方式對工業的徹底取代。在這種帶著“抗爭”面具的表演中，被認識論霸權所壓迫的人們，不但失去了自己的主體、自己的國家、自己的生活，也失去了自己的未來。他們在未有一個良好國家之前，便已經失去了能夠保障其安全與發展的國家；在未能見到現代化之前，便被否定了走向現代化的權力；在未能成為世界平等主體之前，便被永遠鎖定在了時間膠囊里。

科幻小說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在一篇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評論短文中寫到，“未來業已到來，只是分配不均而已”。我很難想象，當面對被殖民者屠殺的巴勒斯坦人、被帝國主義軍事與金融機器無情剝削的巴西失地農民、印度尼西亞工人與農民、剛果與納米比亞的礦工時；當我們已經看到帝國主義作為一種高度組織化的結構性暴力機器時，那些生活在美國、西歐，在大學里或是城市中生活的人們，卻還在心安理得地繼續喊出去國家、去工業化、反現代化的口號，并將這種第一世界的虛假意識形態，當作是拯救世界的藥方，并包裹上反權威、反壓迫的面目，重新灌輸給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人們。

正如宋念申在書中所揭示的那樣，現代地圖學對全球的規制與現代資本主義對世界市場的建構密不可分。在這個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背后，是分布極度不均衡的物質發展。這種建立在全球產業分工基礎上的世界體系，通過點對點的航海、航空貿易線，以及沿著這些貿易線而產生的信息線將世界連成了一個充滿孔洞的網。在地圖上我們不難發現，連接這張世界網的這些貿易線、信息線，最終都匯聚到少數幾個關鍵節點上，形成了明顯的“中心-邊緣”結構。在這張世界網中，邊緣與邊緣之間必須通過中心才能發生聯系。這張世界網無疑將世界組織成了一個整體，但透過網的縫隙，我們便能看到，各種不同規模的共同體組織形式、不同性質的國家也都從這個網的縫隙中掉落、并被遺忘。

相比之下，這張世界之網背后的認識論霸權則顯得更加密不透風。它之所以密不透風，并不因為它無懈可擊，而是因為它將自身隱藏在虛假意識的面具之后。發現它一方面需要我們“顛倒”我們的視角，從被治理、被遺忘、被規制者的角度出發，去理解這種世界網的局限；另一方面，也需要我們通過歷史化的方法，對這張世界網構造的一系列自稱“普遍”的全球秩序話語及其認識論進行祛魅，將它們還原為特殊語境、特殊共同體、特殊時代下、并不完美且不斷演變的人造物。

實際上，這張世界網構造出的全球性與資本主義“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的歷史進程密不可分。這一進程的顯著特點之一，是用一種霸權中心式的一元論秩序觀來認識世界、規制世界、并最終壟斷世界的傾向。這種秩序觀假定，秩序的來源必須是一元的。它由一個或者一組被視為“強權”的機構提供。強權的在場，不但保障了和平，也保障了國際經濟秩序高效、有秩序地繁榮穩定。秩序的形成，是權力自上而下向“無序”空間的延伸，也意味著強權者對空間的占有與控制。

在這種秩序觀下，技術的進步意味著控制空間能力的增強，也意味著空間本身的延展。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可被控制的空間逐漸從陸地，拓展到了海洋、天空、宇宙，以及今天隨著信息通訊技術的發展，被人類創造出的新的數字空間。在這里，空間不單單意味著上述的物質性空間，它還包括由物質性空間所承載的人的精神空間。由此，霸權中心的秩序觀對世界的“創造”，便必須是一種通過強力、制度、律法、標準、規則、知識、文化等途徑，試圖實現的整體性壟斷。

“從中國開始”就是對這種意識形態霸權的抗爭。這當然不是要我們用一種中心主義去替代另一種中心主義，而是要在帝國主義政治經濟與知識的結構性霸權中，

通過對“中國”的主體性地位的聲張，來重現人類歷史發展中真正的多樣性。在宋念申的討論中，“從中國開始”表現為在一個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形成過程中，中國地理知識及其世界秩序觀，與作為外來知識的西方“地圖學”之間的有機互動（第221-230頁）。在這個進程中，既有歐洲傳教士們用“大洲”詮釋“寰宇”，用“帝國”理解“中國”的嘗試，也有清政府調動傳教士，第一次嘗試在“地圖國家”的視角下，測繪國土，繪制《皇輿全覽圖》，并以此來審視并管理自己所處的空間（第264-269頁）。中國在這個歷史進程中，從“天下”向“國家”的轉變，并不是簡單地對“西方沖擊”做出的回應，而是在綿延的歷史進程與不同主體互鑒、互通、互動的有機結果。

實際上，恰恰是在多主體的有機關系下，在西方殖民秩序試圖宰治世界的力量，與世界不同主體反對宰治力量的復雜互動中，現代世界秩序才得以形成。秩序既不來自某個神秘力量自上而下地創造，也不來自人們“天然”便有的“自主”傾向。我們更不能假定，啟蒙哲學以來構想的原子化個體，是分析世界唯一可能的基本單位。

在宋念申的討論中，充滿著多樣的主體。我們既可以看到諸如“中國”“日本”“韓國”“法國”“西班牙”“英國”“蒙古”這樣的“國家”，看到“歐洲”“亞洲”“東亞”這樣的區域觀念，也能看到諸如荷蘭與英國東印度公司這樣的“非國家主體”，當然也可以看到一個個來自歐洲殖民時代的傳教士、探險家、殖民官員，以及面對他們的亞洲知識分子們。所有這些主體，都不獨立于他們各自所處的時間與空間存在，都沒有被某種虛假的普遍性所遮蔽，而是作為實踐性的、活著的、動態的主體，在與其它主體的互動中，回應著自身與時代的問題。秩序便在這種主體的互動關系中，有機地形成并不斷變遷。而與此同時，秩序也并不外在于時空，而是在時空之中持續塑造著不同主體的自我認知。主體性也就是在這個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辯證張力中，才真正得以創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