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人立言是很難的，甚至可以說是不可能的。就算這個人是我爺爺；就算我親自“采訪”過他，也曾在和他偶爾閑聊時，從只言片語中發現了某些歷史碎片；就算我還曾就這些“歷史”的真實性，詢問過奶奶、姑姑、爸爸。

但當我真正落筆時，還是發現文字里面有太多“我”的影子。我并不想簡單復述爺爺的話，也不想“拼貼裁剪”以塑造一個有著波瀾起伏人生的爺爺。事實上，他的人生平淡如水，而這也可能是大多數人的人生。

我只能基于“我”的感受和“我”的視角，重構出了一個可能并不存在的“爺爺”。他的經歷、他的過往當然是真實的，可在我的敘述中，許多他所沒有意識到的東西，被我重新發掘并講述出來了。他親歷了這一切，卻茫然無知，或者說習以為常，幾十年的生活足以模糊掉他所有的感知。但是當他將他的人生濃縮成幾個小時的絮叨后，想必他也隱隱約約感受到了這些被時間稀釋了的變化。

他的一次回憶和我的又一次書寫，將文章與歷史的“真實性”拉開。不過對爺爺而言，這就是他的歷史。對我來說，這也將變成我歷史的一部分。

“集體”的含義

在正式開篇前，還需要澄清本文中“集體”的含義。

辭源中“集”字的解釋為：集本作“雧”。群鳥棲止樹上，喻人棲止、棲身，引申為停留。辭海對“集體”的解釋是“為一定目的而緊密結合起來的許多人”。至于社會學上的定義則是：集體，是一種組織形式團體，具擁有一定的活動范圍，共同的經濟基礎、思想基礎、政治目的和社會利益。當多個團體中有一個共同的問題或動機，為了達到同一目標而組合成集體來共同努力實現共同目標。

以上的列舉是一種極其學究式的做法。它們的定義足夠準確，卻不夠貼切，讓事物本身失了真，成為了一個空泛的冰冷的學理——它們都不是爺爺眼中的“集體”，也不是文中所寫的“集體”。

實際上，“集體”一詞的含義是模糊又具體的。其原因最主要在于，爺爺頭腦中也沒有這樣一個清晰的概念，但這種觀念又切切實實地被爺爺所感受到。真要細究起來，他確實說過這個詞語，就是人民公社的時候“吃集體”的。這僅僅是“集體”被具象化以后的一個表現。也許在爺爺眼中，它可以是觀巢人民公社、帶源生產大隊，也可以是3547部隊、新鋼焦化車間。當然它也可以指一種宗族觀念，一種鄉族團結的意識……每一個都是“集體”，每一個又都不是“集體”。但重要的是，它們都是有溫度的。

總而言之，在本文中，“集體”是一個被概念化的事物，同時，它在不同的時期又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擁有歷史的溫度。它是難以被定義的。就像爺爺絮絮叨叨的回憶一樣，“集體”既有模糊性，也有具體性，而它也只能存在于爺爺那模糊不清卻又歷歷在目的回憶中。

從一本家譜說起

“集體”的瓦解早就開始了，甚至早于爺爺的出生。他自然是沒法“觀察”到這一現象，但是在口耳相傳的故事里，在那本殘舊的家譜中，還能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陳氏家族的總譜放在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區歐里鎮高峰村。由于與東南邊的皇華村臨近，所以兩者常常混淆。又加上皇華村的村居不斷“北擴”，面積遠大于高峰，以至于地圖上只標明了“皇華村”，“高峰”只有特意去搜索才能發現。陳氏行卓公派、本占公系的本支世代居于此處，再加上村中陳姓占絕大多數，因此總譜被放在這。而這里也是爺爺這一支的起源之地。

家譜里記載了“新喻陳氏”第二十九世至三十三世，也就是爺爺的太爺爺到我的爸爸這五輩。為了討一個好彩頭，每一輩都有一個字。從第二十九世到三十六世八輩，連起來剛好是“開纘基續、天佑有德”這八個字，其寓意無非是希冀子孫后代能夠承續家業、持德秉善以獲得上天的眷賴，延續陳氏一脈。

爺爺的太爺爺就是“開”字輩，算得上是我們這一脈的“祖宗”了。按家譜記載，他輩名“開裕”，“字祥雲，一字學廷，行杰二，清咸豐十一年（1861年）辛酉三月十五日巳時生，民國七年（1918年）戊午十月廿三日卯時歿”。陳祥云確實起到了開創性的作用。他考中了秀才！在那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村子里，竟然出了一個秀才！無怪乎爺爺會說“當時有十八臺大轎來村里”。功名的獲取讓陳祥云在當地風光了好一陣，可很快他就因為與兄弟們不和而搬離高峰村。他選擇在西邊的茶山口村定居，帶著他的妻子“易家張氏”和兩個兒子——“纘”字輩的“纘集”（陳池十）和“纘式”（名字皆不存）。兩村相距說遠不遠，說近也不近。地圖上直線距離只有兩公里左右，但其間有孔目江相隔，又多有丘陵。當陳祥云跋山涉水來到茶山口時，由于他秀才的身份，茶山口村特地“聘了大轎，敲鑼打鼓”去迎接他。一家人很快在這里落了籍。在不知不覺間，陳祥云一支已經開始脫離了高峰村的陳本占公一系。

實際上，這種脫離現象并不罕見。從族譜中就可以看見，僅行卓公一派，其子嗣就已經遍布各村落。本占公世系在高峰村，本初公世系在帶源村……各陳氏宗族的分離，主要原因是人口的增殖，成年子嗣只得向其他地區發展，以求出路。當然也不排除像陳祥云這類兄弟不和的情況。但是，這種脫離是緩慢的，且距離并不遠，成年子嗣往往會選擇臨近的尚有荒田的村莊，其范圍都不超過今天行政區劃的歐里鎮。可陳祥云一定沒想到，他的后代又會再一次背井離鄉，與最初的鄉里高峰村漸行漸遠。

民國十四年（1925）乙丑九月，在丈夫陳祥云逝世七年后，他的妻子張氏也死去。陳祥云還是落葉歸根，被葬在高峰“石山崗東瓜形乾山巽向”。根據當地習俗，“夫妻在‘搭甘’，死哩地下埋座山”（“搭甘”為方言音譯，全句意為夫妻生前住在一間屋子，死后埋葬需要隔座山），張氏被葬在“茶山口土塂背”，兩人墓地并沒有放在一起。縱觀陳祥云一生，他算是幸福的：年輕時取得了功名聲望，年老后又有兒孫相伴。在他尚未入土前，長子“纘集”，即陳池十已經結婚，并生下兩個兒子。家族的香火有了延續，陳祥云心里的石頭也算是落了地。

然而好景不長，五年后，民國十九年（1930年）庚午十月初八日亥時，年僅四十三歲的陳池十病歿。此時他和妻子“何家邊張氏”已經育有三男一女。長子陳文登、次子陳美登、幼子陳豐登分別十七、十三、十一歲，其中陳豐登便是爺爺的爸爸。恰逢當地鬧饑荒，要養活家中五口人，對于張氏來說更加困難。迫不得已，像自己的公公陳祥云一樣，張氏選擇再次向西遷徙。不過這次，往日風光不再。張氏帶著四個孩子一路乞討，算是真正的背井離鄉、流離失所。

所幸，西邊不遠的帶源村中也有陳姓家族，亦即上文提及的帶源村本初公系。雖然本占公與本初公世系不同，但兩者同是行卓公后代。也許張氏當年的考量也正是此：尋求陳氏宗親的幫助。至于她是否獲得了實質性的幫助，我們不得而知。不過，長子陳文登的確出繼給了當地“纘”字輩的陳江清，在此之前，江清一家只有兩個女兒。張氏則又帶著其余的子女，嫁給了當地的潘氏。到這里，爺爺這一支似乎要完全脫離高峰本占公系，轉而加入帶源的潘氏。也許是張氏改嫁時就與潘氏約定，又或者是當地陳氏的壓力，陳美登、陳豐登并沒有改從潘姓，而是保留本姓并在帶源安居。至此，從高峰到茶山口再到帶源，爺爺的太爺、爺爺的爺爺，爺爺的爸爸，三代人在三個村莊流轉，高峰村的陳氏鄉族是起點，帶源村卻遠不是終點。爺爺這一支雖然脫離了“故土”，但是鄉族似乎還在維系。這就是爺爺出生前的故事。

邁入狂飆年代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癸未四月初七日子時，爺爺出生了。家譜上他有好幾個名字，“乳名水生、水包，字寶有”。可惜在退伍軍人證、身份證上，以上沒有一個是他的名字。“陳水保”才是爺爺的官方認證的“真名”。

爺爺出生的地點是后來被分為帶源大隊下的五隊新華村。不過這個時候，“新華”的名字還沒有出現，此時它仍然歸屬于“帶源”這個更大的村落集體。爺爺出生的屋子非常逼仄，是很典型的江西農村民居。兩間木屋子緊挨著，屋后搭了一個草棚，有時養牛，有時養豬。屋子內幾乎是家徒四壁，“撒嗎都冒有，除哩兩張榻”（方言音譯，意為什么都沒有，除了有兩張床鋪）。這是奶奶1969年嫁過來時看到的場景，在此之前以及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這一環境都沒有改變。屋里屋外的地自然都是泥土地，不過屋里是夯實的泥土，屋外則是摻雜著雞屎的松軟黃泥。“雞窩”是屋內為數不多的“擺設”，不過這個窩是“半地穴”式的，實際上只是一個淺坑，把木板一蓋就隱去了它存在的痕跡。廚房、客廳、餐廳在農村里，這些都還是沒有被發明的詞語。“廚房”是露天的磚搭的灶臺，兩間屋外的一切地方都可以看作是客廳，餐廳則是流動的木凳。當時的貧窮可見一斑，而這只不過是帶源村眾多農民家庭的一戶。

不考慮出繼的大伯，按理說，爺爺應該還有一個伯伯陳美登。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陳美登隨其母親張氏遷到帶源以后就早夭了，譜上只記載了一個“殤”字。爺爺的爸爸陳豐登一下子成了家里的獨苗，爺爺也變成了“嫡長子”。等到了該上學的年紀，爺爺也很自然被家里送進了學堂。說是學堂，其實是村里的“棟梁”（即祠堂）改的，學堂的匾額上還寫著“陳氏宗祠”四個字。整個學堂都是木制的，除了門口的匾和四角翹起的檐，外面看起來幾乎和普通民居一樣。學堂內部分上下兩廳，上廳自然是老師講課的地方，下廳則有幾張用木板搭起來的桌子凳子，不過也常有學生從自己家帶更好的木凳來。爺爺七歲上學時，恰好是村里選保長、打土豪、分田地的時候。爺爺家里土和田一共分了四畝左右。不過這時的爺爺并不關心這些，他關心的也許是放學后“剁完柴”和同學去哪里玩。

學堂里只有一個老師，姓何，是東北邊白梅村的。他可能是爺爺當時能接觸到的少有的來自“外村”的人了。學費5毛錢一個學期，課上教語文和算數。除了每天幫老師和家里剁柴，每天上課成了爺爺生活的重心，雖然略顯單調，但是大體上安穩又快樂。那時的鄉村也是平靜的，雖然有點封閉，但村與村之間還依靠著血緣維持聯系。“掛清明”就是這種維持聯系的方式之一。爺爺的太爺爺陳祥云被葬在高峰村，爺爺的太奶奶張氏被葬在茶山口村，爺爺的爺爺陳池十也被葬在茶山口，所以每年清明節一家人就會一路東向，一路掃墓。從帶源到茶山口再到高峰，“重走來時路”。當到了高峰，就和當地的陳氏宗親一起去掃墓。這時掃墓就不分哪個墓是哪家人的“祖宗”、由哪家人來掃了，大家都搭把手，除草的除草、添土的添土，最后再一起放爆竹、燒紙錢。說是掃墓，對爺爺來說其實更像是一種春游。各種體力活自然是輪不上小孩的，他們只需要跟在大人身后，在泥濘又黏滑的山路上慢慢爬著。山路周圍都是葛藤、松杉還有映山紅等等各種枝蔓開來的植物。所謂“路”，也僅僅是一條由新踩扁的植物鋪出的只能一人通行的小路。這種踏青的模式從爺爺童年一直延續到現在。掃完墓以后有時還會在高峰的“陳氏宗祠”吃飯。高峰的祠堂相比于帶源的要大上好幾倍，是方圓十幾個村子里最大的陳氏祠堂。掃完墓回來，幾百號人烏泱泱地從祠堂四面的小門走進來，然后按關系親疏遠近、年齡長幼大小，選擇七八人，圍坐一桌。但是爺爺出繼的大伯不在此列。陳文登徹底脫了高峰籍，融入了帶源當地，就連現在族譜里也把他記在帶源一支。他自然就是隨著繼父母在帶源掛清明了。就像所有事物的瓦解一樣，先在局部出現裂痕，再逐漸分崩離析。小的高峰村陳氏鄉族在保持聯系的同時成為那個出現破碎的局部，但是宏觀意義上的鄉族依然保持著隱隱的聯結。

1956年，爺爺十三歲。他的讀書生涯結束了。上學只要識得幾個字，會算數，就夠了。這是農村的共識。自此，爺爺的主要任務轉移到了看牛和種田等力所能及的農活上。大步一躍，短短兩年間，整個農村的平靜被激進與狂飆的熱烈氣氛所取代。新的“集體”出現，舊的“集體”被拆散、重組。“人民公社”、“生產大隊”這些詞突然產生，帶源村從一個小鄉村聚落，一下子上升到“帶源生產大隊”，統屬于“觀巢人民公社”。大隊下又分了七個生產隊，帶源本村被“肢解”成“西頭”、“老屋里”、“新華”、“連里”四個隊，周邊的“上山”、“生上”、“茶山口”三個村也被大隊“吞并”成為另外三個生產隊。大規模的整合確實一程度加強了村與村的聯系，尤其是大鍋飯吃“集體”——隨便去哪個地方都有食堂吃。一時間“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田同耕，有飯同食”天下一家的局面似乎形成了。但這種局面畢竟是短時間的，也是表象的。實際上鄉村中原有的“姓氏平衡”被打破，新構建的集體并不牢固。

此前，帶源村中有張、劉、潘、陳等主要姓氏。陳姓在帶源地位相對弱勢，但東邊的茶山口村以陳姓為主，兩村多少有點沾親帶故，真遇到困難鄰村同姓也會幫一把，所以各村姓氏之間大體“均勢”，“大姓”也少有機會欺壓。隨著生產隊成為了新集體的基本單位，“姓氏格局”也被重新組織。西頭張姓多，老屋里劉姓多，茶山口陳姓多……爺爺所在的新華村五隊中則是張姓占了主導，二十多戶中只有兩三戶是陳姓，姓氏“均勢”的狀態不再。加之生產隊的獨斷性、封閉性——農活由生產隊分配，工分由生產隊計算，權力集中到生產隊長個人，各種事項在生產隊內部處理——“大姓”有了更多機會和借口來刁難。這些刁難又常常會偽飾成“隊里的矛盾”，輪不到“外人”即其他生產隊的陳姓來插手。如果矛盾鬧大了，還可能被扣上不團結集體的帽子。新華村成了張姓的“天下”。在插秧放水、工分換算等種種小事上，“小姓”都受到刁難。其他“被張家欺負”的情況可能多如牛毛，可爺爺每次都只是半自嘲半灑脫地說，“在農村人少被人欺負還不正常嗎？”

宗族血緣網絡被經濟政治組織取代，鄉族庇佑同姓的作用難以滲透進各個封閉的生產隊，鄉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創。當然，上述的現象在1958年并沒有立即出現，或者說沒有被注意到。“姓氏平衡”的打破要到1962年之后，饑荒的威脅已經過去、生產隊的工作步入正軌與常態，才逐漸讓人感知到。但其開端卻源自1958年。

讓我們把目光放回到1958，正如燒得紅紅火火的土爐子，當時的人們也處于一種狂熱的狀態。十五歲的爺爺加入了這場全民族的狂歡。挑土擔石、剁樹燒炭，爺爺的任務一下子加重了。所幸食堂還“蠻飽潲”（意為吃得飽），每八個人圍坐一桌，飯不限量，菜通常只有蔬菜，肉偶爾才有。可這種日子也馬上結束了……饑荒潛伏到村口，在秋收以后發動突襲。餓，是一種無法被填滿的空洞感。挨餓的記憶在爺爺腦海中還很鮮明，一提到就滔滔不絕、滾滾而來。公社食堂“一斤米煮四、五斤。稀飯不像稀飯，干飯不像干飯。”1961年更是“吃了大苦”，“樹皮、葛藤根、甜心菜（馬齒莧）、山蘿卜（黨參），什么能吃吃什么”。有時候吃得好一點就是番薯煮飯、拌飯，又或者是糠磨成粉，做米餅吃。生產隊的工作還是要照常做。爺爺一般是給隊里挑牛糞、豬糞，挑到田里施肥，或者是去田里割草，草再堆起來漚肥。也有修水壩時幫忙挑土、裝“土方”，挑一擔土，給一片“乜嘚”（竹片）。“乜嘚”也分大小，爺爺這種非“勞動力”就只能拿小“乜嘚”，掙2、3工分一天。

一邊挨餓一邊干活總是難熬的。但饑餓又像時間的流逝一樣，習以為常，以致于無法感知、無法言說。當饑餓感終于逐漸淡去，時間也終于恢復了秩序。農村的“三節”回來了。對于爺爺來說，端午、中秋、過年這三節意味著可以吃上肉了。生產隊會特地殺豬，給每家每戶分一點點。二兩魚肉、三兩豬肉，這些都是難得的葷腥。雖然新“集體”的內部“大姓”與“小姓”的矛盾開始浮現，但生產隊也實實在在作為一個共同生活的“集體”提供著溫暖。除了“三節”發肉，年底工分算錢，生產隊也承擔著分發稻谷、菜籽油，晚上開會組織第二天生產任務等日常事項。何況要是收成好，工分還能多換點錢。在共同的利益下，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新華村五隊”這個新造的“集體”被慢慢接納。

也是在1962年，爺爺與高峰村的聯系密切起來了。鄉族受到了重創，卻又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恢復著。爺爺的媽媽溫潤英是皇華村人，溫潤英的妹妹嫁給了本村的一個木匠。靠著這層關系，爺爺向他的姨夫拜師學習木工手藝。一下子變成學徒的爺爺住在了他的師傅家，也就是皇華村。平時爺爺就跟著師傅去周邊的村幫做木工。哪個村哪家人要打張桌子、凳子，又或者是甑子（蒸飯的炊具）、床之類的，就會請師傅去，管飯，按天算工錢，1、2塊一天。皇華村不遠就是高峰村，這也是爺爺和師傅重要木工生意的來源之一。按血緣算起來，高峰村里年長一點的都是爺爺叔叔伯伯、姑姑嬸嬸輩的。每年回去掛清明又都會碰個照面，一來二去就更加熟悉了。甚至修繕高峰的祠堂的時候，也請了爺爺他們幫忙。當學徒不到兩年，除了高峰村，九龍口、江背、陂下、柳樹塘……周邊的村莊爺爺基本跑了一遍。

各個村從最初陌生的名字變成了村中一個個具體的人。就連學堂的何老師所在的白梅村，也從一個只存在想象中的“外村”，變成了“在這個村里吃過幾天飯”的可知可感的“鄉村”。在無意識中，一個具體又鮮明的“鄉村網絡”被爺爺所構建起來。“我們帶源就是一個巴掌大的地方，在山溝溝里。往西翻座山就到了上山河和西頭，再往西就是雙林。往南就是九龍口、老棚里，再走一點就到了歐里鎮上……”以帶源村為中心，每個村的地理位置得到了清晰的呈現。村與村之間就像驛站，一個又一個連接著，勾連起一張地圖。相比于生產隊，更原始的村倒變成了一個更鮮活的“觀念”。生產隊強行分割了村，可村的觀念、村的認同還頑強地延續著。多個“集體”在此時并存，高峰陳氏鄉族、帶源生產大隊、新華村五隊，以及隱隱約約的各個村落所構成的一個更大的鄉村集體。不過這些都只是模糊的概念，只有當爺爺離開了新華村五隊、離開了帶源生產大隊，切斷了與高峰陳氏鄉族，切斷了與鄉村集體的聯系，才能更清晰地意識到它們的存在。

從農村到城市

1965年村里征兵，爺爺很快以貧農的身份順利入選。1966年，爺爺入伍。

入伍那天，各種干部、首長親自來家里接，從村里送到鎮上，再送到縣里。一路敲鑼打鼓，風光了好一陣。但風光之后就是漫長的軍旅。從江西到南京，爺爺真正的離開了鄉村，離開了鄉族。

南京軍區3547部隊電話員成了爺爺的新身份。每天早上五點起床、六點拉練跑操，白天訓練七個小時接線架線，晚上有時候也要摸黑站崗。兩個人一個鋪，幾十個人一個宿舍。從1966年到1969年，爺爺沒有回過一次家。“思鄉”的情緒從最初的飽漲到消弭。師、旅、團、營、連、排、班，每一個等級都可以視為一個集體，給離鄉的人帶來歸屬感。戰爭似乎迫在眉睫，恐懼與興奮雜糅，更加強了對集體的依賴。盡管義務兵三年，爺爺沒有參加過任何戰爭，但他確確實實和抗美援越擦肩。“當時連里面派部隊援助越南，派炮兵連去。高炮三師也去了，就回來一個買菜的上士，保了一面軍旗。”“第一批去的基本死了。”“我們團里因為搞演習的時候死了七八人，所以沒去成。”“到六八年的時候，我們團里也派了人去，打了個轉身就回來了，也沒去幾個人。”跳躍又模糊的敘事中，仍然能窺見“劫后余生”的慶幸。

班是兵營中最密切的集體。“當時成立革委會，實行軍管。我們五班幾個人是電話兵，跟著首長去開會。嘉興、紹興、杭州，浙江都跑膏了（意為跑了個遍）。”“每個月6塊生活津貼，買點牙膏、肥皂。有時候還有戰友偷偷買煙。”爺爺這個從十八線農村來的土小子，在各個城市間輾轉，與班里的戰友一同吃穿住行。國外的戰爭雖然無緣，但是國內的“革命”也轟轟烈烈。那段歲月似乎成為了爺爺生命中的高光時刻。鄉族的羈絆被五湖四海的方言沖淡。“早上跑操，有七八種口音，喊‘一二一，一二一’。答‘到’的時候也是，大家普通話都不會講。”爺爺的班里有一個江西宜春的老鄉，其他人多是安徽、江蘇和浙江的。“我們班長是長沙的，一開始班里都聽不懂他說什么。除了江西的，其他人一開始反正也都聽不懂。”各種口音在日積月累的磨合中，大家也慢慢熟悉了起來。一口蹩腳的普通話，時不時夾帶著方言成為了交流的日常。“我也是那個時候學會抽煙，有時候訓練太累了，不抽不行。還要偷偷躲著抽。宿舍里幾十個人，大家都抽。訓練好班長還會偷偷發支煙。”聊到這，爺爺又從口袋里掏出支煙點上。沒抽幾口，他就一股子把肺里的煙氣全呼了出來，慢慢說著，“現在的煙還是沒有當時的好抽啊。”

恍惚間，軍旅生涯就結束了。“革命”尚未成功，也尚未結束，爺爺卻已經離開了兵營。1969年，土小子被分配回江西，分配進了“宜春華東機械工業公司”，一個軍工軸承廠。也是在同一年，爺爺娶了帶源村西邊不遠，雙林鎮七里?村的黃氏，也就是我的奶奶黃花香。“婚禮”很簡陋，只有婚，沒有禮。家算是成了，但總是聚少離多。爺爺住在宜春軸承廠的宿舍里，四人一間，都是宜春本地人。每天常早班，做木工的活，早上八點到下午四點，30多塊錢一個月。每周休一天，半年休十五天。這意味著爺爺大半年才能回一次家。回家也是極為周折的，先從廠里到宜春市里坐大巴，坐到分宜雙林鎮，再從雙林徒步走山路到帶源。

從農民到士兵再到工人，身份的不斷轉換間，集體也幾經變換。爺爺在外上班，作為軸承廠里的外鄉人。奶奶承擔著生產隊的農活，也被看作“外來的媳婦”。“新華五隊”、“帶源大隊”成了奶奶工作的集體，“宜春華東機械工業公司”成了爺爺工作的集體。歸屬感是難以產生的，爺爺與它們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系。當它們在二三十年后徹底瓦解時，爺爺心中也并沒有什么惋惜之感。

退伍軍人證書

家成了自然意義上的“核心集體”，也成了爺爺最關切的“集體”，尤其是隨著兒女的誕生。為了改變聚少離多的情況，1973年爺爺申請調派到新余鋼鐵廠（簡稱新鋼）焦化車間上班。相比于宜春，上班近了不少，也累了不少。常早班變成了三班倒，早中晚三班，每班都是“掃大蓋”（給鍋爐加煤炭）。最難熬的是晚班，從晚上十二點到早上八點。宿舍還是四人間，不過相比于宜春完全陌生的環境，宿舍和車間里都多了不少鄉音。而且回家變成了一禮拜一次，每個禮拜六下午或走或坐車到家，禮拜一大清早再趕去市里上班。

來回的通勤割裂著知覺，也割裂了工與農，城與鄉。無論是宜春的軸承廠還是新鋼的焦化車間，都只是形式意義上的集體。只有回到鄉下、回到村里、回到家，才算是回到了提供溫暖的集體。從冰冷的鋼廠步入鄉土社會，才是爺爺所熟知的那片土地。但伴隨著經濟滾輪飛速旋轉，這片土地也快要變得面目全非。各村人開始一個一個外出打工，歐里鎮上開始采礦挖煤。滾滾塵土中，一條條水泥路蔓延開。在時代的擠壓下，各個集體逐一瓦解。鄉族的聯系因村里人員流失而漸漸淡化。清明節不再回高峰村，一方面是沒有時間，另一方面則是隨著父母的逝去，二人都被葬在帶源附近，掃墓也就在當地從簡進行。陳氏鄉族之間日益疏遠。帶源的宗祠如同它的木料，逐漸腐朽，無人問津。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存放村里老了的人的棺材。從學堂到靈堂，從兒時到暮年，它也被時代淘汰了。

日復一日的生活讓時間飛逝。

1992年為了子女的讀書，爺爺在市區落了戶。小家庭一齊脫離了帶源村，搬到了市里，在新鋼邊上的楓嶺租了房子。

1993年，新鋼分職工房，一家人又搬進了桑梓園，生活終于安定下來。爺爺這一支也終于落定腳步。

至此，大廈崩塌。對爺爺來說，除了家庭以外的所有集體，全都土崩瓦解。從農村生活到城市定居，爺爺離開了鄉村集體、鄉族集體。作為高峰陳氏的旁支，經過幾代人的遷移，爺爺的爺爺與高峰的聯系已經大大減弱。隨著爺爺上一代人的死亡，鄉族更是快速萎縮。當爺爺這代脫離了鄉村、“孤懸海外”，在同心圓邊緣的旁支，被快速遺忘。

鄉族破碎了，個體像一塊塊碎片，分散各地。爺爺只是這其中的一塊，卻也是最典型的一塊。

破碎的鄉族

如今帶源村幾乎成了一個空殼子，就像許多其他村子一樣。雖然新建了不少小洋樓，但還是掩蓋不了它的空空蕩蕩。這種頹勢早就開始了，也一直繼續著。爺爺在2003年退休后沒幾年，就又和奶奶回到了帶源。“集體”的瓦礫堆還四處可見，村口生產隊的標語，落滿灰塵的祠堂……

新鋼退休證

2010年到2015年，幾乎年年暑假，我都會回去住上個一禮拜。那時村里還有小賣部，也還算稍微有點人氣：常常見一群老頭在那間煙霧繚繞的小屋里打著牌。村里兩個洗衣服的水塘邊，偶爾會有幾張年輕一點的面孔，用著木槌敲打著衣服。每到晚上，各家都會搬出凳子椅子，到村里唯一一條水泥路上乘涼，扇著蒲扇，談天說地。不過那時的村子已經顯得暮氣沉沉。城市化榨干了農村殘留不多的幾滴新鮮血液。

也是在2010年左右，帶源村里的陳氏宗祠重新修繕。老的木屋被全部拆毀，新磚紅瓦被添上。“上棟梁”（類似于祠堂建好時，進行剪彩活動）那天，村里鑼鼓喧天。從凌晨四點到早上八點，祠堂里撒糖撒錢，歡鬧聲、爆竹聲交雜在一起。沉寂的村里久違的熱鬧了一陣。祠堂又成為了聯系同姓的空間：每年回村掛清明，或者帶源村里陳姓婚喪嫁娶，都會在祠堂里擺酒席、做大鍋飯，祠堂里用的碗底，無不刻有一個“陳”字。

至于高峰的陳氏，有時也會在掛清明時碰上一面，一同去掃那些遍布山頭，已經湮沒字跡的墓碑。

有意無意間，這些都成了重建鄉村與鄉族的努力。

2024年，清明節。我在高峰村看到了陳氏家族的總譜。它的封面基本殘舊不堪，翻頁時也要小心翼翼。事實上，我花了十幾分鐘才清楚它的編排。不過這些都不重要。當我看到高峰村幾個并不熟識的遠房親戚和爸爸、爺爺圍著這本總譜，一同辨認、追溯誰的祖先是誰、誰從哪里搬到哪里時，在歡聲笑語中，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有些東西就算是瓦解了，也依然是存在的。

傳統在恢復，破鏡難重圓。鄉村還在沒落，鄉族還在衰頹。但瓦礫堆里總有那么一兩件能讓我們重憶、讓我們聯系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