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甲王家村隸屬于山東省煙臺市龍口市北馬鎮(zhèn)，北馬南河將其耕地分為南北兩塊，牟黃路擦其南端而過，東南西北依次與柳杭姜家、薛家、河北宋家、沙埠于家為鄰。據(jù)村史載，王閆姓氏自明朝弘治年間由云南遷來居住，村碑上卻寫著自濟南南柳樹村閆姓遷入，村里還有傳是從洪洞大槐樹遷來的。關于洪洞大槐樹移民，《明實錄》等古籍確有記載，但今之云南移民卻毫無證據(jù)證明真實。有人說，此“云南”乃云中或云州之南。

民國二十四年版《萊陽縣志》卷末《附記·雜述》云：

陰山之南、恒山之北，曰郡曰州曰府曰路，自昔即以云稱，則云中、云州之南，或云岡、云陽、云泉之南，其土人必有以云南稱者。而萊陽自金元以來，用夷變夏，屢經(jīng)兵禍，民之死以鋒鏑或擄掠流徙者，當不知凡幾。用是移民來此，其先至者領地開墾，謂之占山；后至者購熟地耕種，謂之買山；其土著遺民幸免兵匪驅(qū)掠者，謂之漏戶。而遷者不忘舊居，故傳稱云南，又以非云南省，故別之為小云南，亦猶東府人僑居關外，概呼登萊為海南耳。

又有傳言曰，從云南遷來人的特征是腳小指甲蓋缺一塊，而這種傳言更多地指向山西移民。傳言不可盡信，現(xiàn)在唯一可確定的是村里幾乎每戶每人的小腳趾趾甲蓋都分瓣。根據(jù)遺傳學，瓣狀甲與古代的人口遷徙有一定的關系，甚至還是民族融合的產(chǎn)物。

原家冊光緒26年立，“文革”期間被焚毀。族人搶救，得現(xiàn)家冊。上面最早記載到始祖王守勤與妻子于氏，確定下來從老輩傳的輩分字為“守、克、一、希、加、有；志、曰、國、鳳、建；善、功、能、維、新”。每一個字都是祖輩對后輩的期許，每一次用輩分字的起名都是后人對先祖的敬意和寬慰；十五個字跨越了五百多年的歷史，見證了多少的滄海桑田，歷經(jīng)了多少曲折磨難，這個最普通不過的小村莊竟也存續(xù)到當下，輩分字竟也傳到了“新”一字。或許這就是鄉(xiāng)土社會的鄉(xiāng)土性使然。

王氏規(guī)范世傳家冊 第二頁

王氏規(guī)范世傳家冊 第三頁

至于，家冊中“功”、“能”字輩里卻有許多不按輩分字起名的族人，據(jù)說是因為當初“善”字輩族人對這兩字的爭議較大，引發(fā)族內(nèi)矛盾，“反對派”干脆就不用了。

爺爺王立的父親是“善”字輩，到筆者這代是“維”字輩。聲如洪鐘的爺孫倆最遠只能討論到“建”字輩，再之上的祖輩往事，王立不知道，筆者也無從記起。

王建韶，王鳳岫次子，生于1892年5月11日，出生時辰不詳，屬相龍，字美良，卒于1956年1月10日，壽齡63歲。其妻于桂芳，生于1895年9月3日，亥時出生，屬相馬，原籍三甲于家，卒于1966年。兩人共育有五子一女，分別是王善同、王善道、王善德、王善有、王善志和王素玉。次子王善道，生于1916年12月9日，屬相龍，字榮山，卒于1970年4月20日。他就是我的曾祖父。

王氏規(guī)范世傳家冊 第九頁

抗戰(zhàn)勝利后，1946年5月4日中共制定《中央關于土地問題指示》（《五四指示》），提出將土地政策由抗戰(zhàn)時期減租減息，變成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nóng)民，即“耕者有其田”。為避免這種土地政策激起國共內(nèi)戰(zhàn)，《五四指示》在最初幾個月秘而不宣。1946年9月1日，中共中央華東局發(fā)出《關于徹底實行土地改革的指示》，山東解放區(qū)全面展開“土地改革”運動。然而實際上山東的地富已在雙減增資時期被解決的差不多了，以致于“土改”工作隊在一些村幾乎找不到一戶像樣的地主。四甲王家村那時只劃出一個“破落地主”王春芳。王建科、王建韶、王建賢和王建樸都是做生意的，或開磨坊，或營油坊，確是比尋常莊稼人要多一些存蓄，但土地不多。除了王建韶一家因為人口多，其余兄弟家都被劃成富農(nóng)斗去。此前提到的王家手工作坊，也在解放后全部奉給公家。

1952年秋天，王善道從營口返回龍口。民國期間，山東興起闖關東大潮。龍口港始建于1914年，位于渤海南岸，與遼東半島隔海相望，且相對于遼東灣和萊州灣，龍口灣為不凍良港，成為周邊各縣闖關東的首選出發(fā)地。1934年王善道坐船到了營口，在街邊一間藥鋪找了個活——當抓藥伙計。春去秋返，農(nóng)時回家?guī)兔Γ陂g與海岱鄉(xiāng)馬亭張家的張樹英結(jié)為夫妻并陸續(xù)誕下三女一子。或是思慮在營口無法照顧好妻兒，或是念在父母年歲將盡需膝前盡孝，建國后的這次返鄉(xiāng)，便再也沒有回去過。

王立說他爹爹王善道非常好學，比如王善道當年在營口做工時，每天下工都在租的住處支起蚊帳，秉燭夜讀。憑借抓藥時自學的本領，王善道在村里當起“赤腳醫(yī)生”，租間臨街的鋪子經(jīng)營起小診所。三年后，他到大陳家衛(wèi)生院當坐診醫(yī)師，一個月領50塊的薪資。1958年的伏天，他又被派往煙臺市金溝寨村新成立的煙臺專區(qū)中醫(yī)學校（現(xiàn)山東中醫(yī)藥高等專科學校）進修學習，畢業(yè)后被校方聘為教授留校任職。1961年，學校搬遷到萊陽縣，王善道也跟了過去，離龍口的家倒近了些，他常騎車往返。

王善道的長女王容慧生于1935年8月，屬豬；次女王敏出生于1944年3月，屬猴；兒子王立生于1946年7月，屬狗；幺女王麗萍生于1953年11月，屬蛇。王容慧比弟弟妹妹們大許多，早早操勞起家中諸事。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nèi)，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yè)化，和對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對個體農(nóng)業(yè)和手工業(yè)，有步驟地把他們組織起來——第一階段互助組，第二階段初級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第三階段高級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通過互助合作，過渡到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在互助組階段，王容慧就開始加入勞動，幫著在外行醫(yī)的王善道養(yǎng)家。在互助組基礎上，以主要生產(chǎn)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半社會主義性質(zhì)的集體經(jīng)濟組織“初級社”成立。1955年，龍口這邊剛組起初級社不久，王容慧就離家去北京投奔親戚了。用王立的話說，王容慧就是“累草雞”了，加上村里那時候管的還不是很嚴，就給她放走了，1957、1958年村里就管得嚴了，他的二姐王敏就沒有落著出去。

至于村里管得嚴，一方面是1958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的頒布，一方面更是“政社合一”“黨政合一”的公社體制、“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組織構(gòu)成以及社會主義、集體主義觀念的宣傳和塑造。個體的行動必須服從集體的決定，農(nóng)民被納入了新的公共行動單位中，并被有力的行政力量規(guī)范和引導。農(nóng)民為了家庭的發(fā)展都自覺遵守公共規(guī)則，“私”的觀念被抑制，確保農(nóng)民們能夠在“公”的規(guī)范和要求下行動。一旦外出的農(nóng)民拿到比留在隊里的農(nóng)民高的收入，干的活卻比農(nóng)活輕松，勢必會引起留在隊里的農(nóng)民受外出的誘惑而不安心農(nóng)業(yè)，外出的人越多，生產(chǎn)隊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的組織就越困難。

1958年8月9日，毛澤東在濟南歷城縣北園農(nóng)業(yè)社視察時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nóng)商學兵合在一起，便于領導。”20日，歷城縣北園鄉(xiāng)辦起山東第一個人民公社——北園人民公社。此后，全省興起辦人民公社的熱潮。9月，龍口全縣共成立人民公社15處，實行“政社合一”、“工、農(nóng)、兵、學、商五位一體”的管理體制和經(jīng)濟體制。下設生產(chǎn)大隊、生產(chǎn)隊，由公社統(tǒng)一核算。公社成立初期，對生產(chǎn)資料、人力無償調(diào)用；社員行動軍事化，生產(chǎn)搞“大兵團作戰(zhàn)”；生活上一度推行伙食供給制，大辦公共食堂，社員集體起炊。四甲王家生產(chǎn)大隊隸屬于北馬公社，大隊以下設的生產(chǎn)小隊為單位開展生產(chǎn)活動。王善道一家從長女王容慧出走后，留守的孩子們都在上學，沒有任何勞力，僅靠王善道在萊陽教書的工資和王容慧在北京打工時不常寄回來的錢勉強維持生計。那時生產(chǎn)隊每年會基于每個家庭的工分去分紅，王善道一家很快就欠上了生產(chǎn)隊的錢。

不僅沒錢，這家人還沒飯吃。……熬到1961年秋天，大饑荒總算是過去了。

王立聽從家里面的安排，輟學務農(nóng)賺工分，姐姐和妹妹還能繼續(xù)上學。但是王立年齡小體格差，“底分”少，只能在隊里干零活，賺不了多少。“底分”是大隊根據(jù)一個人的綜合能力（其中包括體力、勞動技能、“手腳快慢”等等因素）和勞動態(tài)度而評定的基本分，意味著一個人干一個單位工作日所能得到的工分。王立當時的“底分”，只有8分。

勞動每天都要被記工分，月底由生產(chǎn)隊的記工員匯總公布當月的出工情況和所得工分情況，年底按照生產(chǎn)隊的總收入除以全體社員的工分總額算出每10分的分紅額。還要減去每家的糧食部分，就是把口糧折合成錢數(shù)，用一個家庭的工分總額除以十再乘以分紅基數(shù)，減去糧食錢數(shù)才是這個家庭的分紅數(shù)。王善道家里只有王立一個勞力，家口還不少，在年底就欠上了生產(chǎn)隊的錢。后來，王立十七八歲之后能干整活了，每天滿10個工分，家里情況才好了點。

1966年，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風暴席卷在中華大地，《人民日報》提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沒過多久，萊陽農(nóng)校的時任校長就被學生們斗了。作為中醫(yī)藥學校的教授，王善道也得去參加批斗大會。晌午散會后，又高又胖的王善道摔了。王立猜他爹爹可能是因為頭昏，也可能是被頭上的日光刺暈了，才一不小心被絆倒，摔上一跤。王善道落下了半身不遂的病。那是個伏天，大會會場人都走光了，還是能感覺到空氣中的燥熱和苦悶。

次日，王善道看著病床前那氣喘吁吁的、連夜騎車趕來的王立，輕嘆，道“你這輩子別想著當郎中了，你就推小車，沒人會找你的錯”。

萊陽農(nóng)校被斗校長的事件已無從考證，王立只記得有這個事，只記得他父親當時的意思大致就是做多錯多——比如當醫(yī)生又累又害怕病人反咬一口，倒不一定會落到被批斗的下場，但是在生產(chǎn)隊里推小車、干農(nóng)活就是最保險的。校長被斗的原因也不會復雜，能當上校長很大可能是個工作積極的，專業(yè)技術(shù)強的學者，估計在縣里面還是個政協(xié)委員之類的，但是“文革”來了，新的革命需要新的敵人，“當權(quán)派”就是這么開始被斗的。

王立說自己是營口生人，他從小就看著爹爹學醫(yī)、行醫(yī)，他也會幫著去抓藥、去打針，身邊的人都說王立是有天賦的。對于一個兒子來說，老子的認可是很重要的，他本想先干幾年活之后再去接王善道的班，但經(jīng)此一事就徹底斷了念想了。此時的王立剛滿二十歲，二十而冠，他好像也沒有什么追求了。在生產(chǎn)隊里，他安安穩(wěn)穩(wěn)地推小車，或鋤地、拔草、澆水、撒種，或種麥子、種花生、種地瓜，就是普通的莊稼人，就是生產(chǎn)隊的一個勞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論春夏秋冬。王善道半身不遂之后，也辭了職，安養(yǎng)在家里，自己給自己治，順便研究小兒雜癥，他的病情穩(wěn)定了下來。

1967年夏天，王立和橋上（橋上村，在當時黃縣通往龍口市大路上，在龍口市東約2公里）的孫貞英結(jié)婚。孫貞英的奶奶是王立的奶奶于桂芳的親姊妹，比王立大三歲，兩家是串門親，孫貞英干活比王立強不少，比全村的婦女都強不少。她從來了四甲王家就在各方面當模范，這就是我的傳奇奶奶。

結(jié)婚照

橋上孫家沒有像四甲王家那樣留下過供后人查看的村譜或家譜，并不是所有村子都有人會在“文革”后整理這些。故孫貞英談起她祖輩，只知道爹爹叫孫廷元，字憲卿，是1918年生人。關于孫家和王家的串門親，孫貞英回憶起這樣一段往事：

我的奶奶，跟我老頭子的奶奶，是姊妹兩個。我爹當時在龍口，就和他家的爺爺在一塊做買賣。當時我爹就封在里頭了，出不來了，就是國民黨封鎖龍口嘛。他當時就讓我老頭子的奶奶把他扣在缸底下，把他藏起來。不然要抓著走的，就要上船。我的二姨夫就在一塊做買賣的，沒來得及藏起來，就讓人抓走了，去當兵跟了國民黨了。后來好多年沒有信，二姨姨當時天天哭。后來才知道，他們這幫人當了國民黨了，后來殺了回馬槍，就跟現(xiàn)在電視上演的一樣，又投了八路。他們那個聯(lián)隊發(fā)在四川那里，后來在四川的石油溝那里弄石油，退休之后才回來家。我爹沒被抓走，等到解放了之后才出來。我爺爺死的時候我爹沒在家，死了之后叔叔大爺抬著往外走。才出疃，國民黨又來了，那時候叫二鬼子，把棺材扔下人跑了，棺材就扔在那好幾天。

孫廷元如果沒被自己親姨母于桂芳藏起來，早早就被抓去打內(nèi)戰(zhàn)了。孫廷元娶過三任妻子，第一個老婆剛滿十八嫁過來，轉(zhuǎn)過年十九歲就去世了；孫貞英的親媽是她父親的第二任老婆。在她之前，還有一個姐姐，在她之后，還有一個妹妹，而自己媽媽在生完三女兒之后因產(chǎn)后大出血離世。孫貞英的媽媽死得早，姥爺當時也不在了，就留姥姥一個人過。孫廷元當時可憐他婆婆，就想挑個孩子去陪著老婆子。孫貞英姐姐死活不去，就把她要走了。她才六歲，就離了家，離了父母。

到讀小學的年紀，老婆子不讓孫貞英讀書，說一個女孩子家的，上學有什么用。孫廷元堅持讓二女兒上學，給她買書、買幣、交學費。孫貞英就在北皂讀書，讀到六年級就沒接著往下念初中了。那是1958年，在生產(chǎn)隊里孫貞英和她姥姥娘倆過得太苦了，容易受欺負，窮得不像樣，孫貞英不得不輟學去隊里干活了。那時因為年齡小、個頭小，隊長只給孫貞英分一個在地頭拿著燈照亮的活，晚上趕進度生產(chǎn)的時候就在最前面走著，給后辨認犁地打燈。孫貞英說她當時走著都要睡著，困得直磕頭。當時旁人都說，那么小的孩子，晚上哪能熬得住呢！

治水在以農(nóng)為本的傳統(tǒng)中國社會歷來都是頭等大事，新中國建立以后遭遇了幾場大洪水，五十年代以“防洪”為主要目的的治水工程就已經(jīng)穩(wěn)步開展了。“大躍進”時期，以農(nóng)業(yè)發(fā)展為目的，全國各省機關發(fā)動群眾治山治水。在山東，這叫“戰(zhàn)山河”。當年10月，蘆頭鎮(zhèn)后喬家村的遲家溝水庫開工興建，龍口縣委從各公社調(diào)集勞力，參與建設。橋上村需要每個隊派人去壓大壩，孫貞英跟她姥姥娘倆平日就受村委的欺負，當公社召集勞力時她年紀不夠本不用應召，但還是被謊編年紀，調(diào)去了水庫。孫貞英說，當時老婆子不舍得她，直哭。她說：“沒事，反正死不了。”

孫貞英是坐著馬車去的。早上出發(fā)，傍晚到達離水庫三里地外的南山喬家。晚上就住在這個村的村人家里，炕上睡五個人，地下也鋪上石頭，再鋪上一層草住人。白天天剛亮，隊長來敲門叫人干活。在遲家溝，三四十人用兩根繩子拉著巨型石碾子去碾土筑壩，孫貞英就在那龐大的隊伍中。每個人肩膀上套著繩，繩子掛在大繩子上，走到頭沒地方走了之后，人就分開走向兩邊拉繩子，石碾子就上到前面、壓到邊，然后再倒過頭回來。那是個頂累的活，干到后來跑了許多許多人，孫貞英當時也和一塊來的幾個閨女在一起商量著跑：

那個活真的太累，干到后來大家人都跑了，我們一塊的幾個閨女在一塊也商量著跑吧，結(jié)果跑晚了。人家過河的地方截死了，有人在那看著。我們當時行李都卷好了，說跑不了了，這可怎么辦，最后決定從南面繞過去。我們當時也不知道路啊！光知道龍口在北面，一直往北走就能回到家，不能右拐往東。一路問路，終于跑回了村里，那是三月份的事。

遲家溝水庫在后年五月份還是修完了，估計前一波勞力跑了后面還有補上的，大概是沒有什么對“逃兵”的懲罰措施的……跑了之后也不是很在意，反正不缺人……

孫貞英和那些閨女們回村后，生產(chǎn)隊不給她們發(fā)口糧，在家待了不到十天，又被調(diào)去七甲修王屋水庫。依舊是馬車拉去，但這次住在離水庫八里地的村子里，那時老百姓有句話說，“遲家溝輕，邢家重，到了王屋送了命”。天沒亮就被隊長叫醒干活，去拉車爬山，那山很不好上，那車需要四個人七拐八拐才能給合力抬上壩。孫貞英說：

在王屋修水庫你要是能干，天天表揚你，給你插上紅旗，你要是不能干，就天天斗你，有那樣懶的天天插黑旗，跟在生產(chǎn)隊一樣，你還不敢說話，不敢接觸外人。那時候先進半個月一小評，一個月一總評，我們從來不在那里開會，點完名了，就一捅咕（一個隊的女生），就偷著跑了，來家得睡覺啊！我們哪能評上先進，拉車子的才能評先進。在王屋修水庫，黑天才散工，散工就往家走這八里地，往家跑啊簡直。回家要洗洗臉，得吃飯，得睡覺啊。修水庫這幫人真是出了力了，你看現(xiàn)在修水庫全都是挖子、拖拉機，全是機械化。你奶奶當時就拉這個買賣，怎么拉？三十來個人，分兩根繩子，那時候也不知道累，嘔啞的叫著嚎，有個人在頭里拿著旗就（指揮著）。你得干出來，壓不結(jié)實不行啊！男勞力負責推小車，再加上三個筐，一邊一個，后面還有一個，頂上還得扣上那么些泥。天天這么推，一天推多少都有數(shù)的，吃了飯還得打夜班，攆任務。那個年代就是……特別聽話，那時候人好領導，說怎么就怎么地了。

修一個王屋水庫，黃縣的，蓬萊的，還有掖縣的都在。每個公社每個村都有總領頭，帶隊的一正一副，再下面就是生產(chǎn)小隊，一個小隊十幾余人。這種修水庫的高度組織、高度集合就可以是計劃經(jīng)濟體制的體現(xiàn)。

在王屋水庫，孫貞英度過了十七歲、十八歲和十九歲的春天，她沒有看到大壩完工，在她離開的時候大壩已經(jīng)很高了，但還是不夠高。

十九歲那年打麥子時，孫貞英又被調(diào)到下丁家修北邢家水庫。這次活很輕松，孫貞英只需要白天去河里洗菜，洗蘿卜，切菜，但卻趕上大饑荒，開始挨餓了。平原上多種麥子，收成非常慘淡，在山上修水庫的話倒是還能有地瓜干吃，但也不多。孫貞英說“二兩地瓜干一兩飯，還得打夜班，老爺們受不了，老娘們還行”，“從一個公社一個伙房變成一個疃一個伙房，糧食還是供不上”，“一百斤種子撒在地里，怎么能長出正經(jīng)東西”。

三戰(zhàn)山河，年底大隊結(jié)賬分紅，孫貞英出了這么多力，結(jié)果家里還欠了隊里80多塊，她不知道為什么，真是個怪事！孫貞英二十歲的時候，老婆子中風，生產(chǎn)隊照顧她給她安排了去壓面條的活，離著家近，方便來回照顧老婆子。兩年后，橋上家里沒人了——姐姐去東北投靠姑姑，妹妹讀六中（龍口市第六中學，當時位于龍口鎮(zhèn)的唯一一所高中），爹爹孫廷元去現(xiàn)在的家總做飯（龍口市家電總公司，一家縣屬國營企業(yè)，曾以出產(chǎn)的“金龍”牌電扇短暫享譽全國，后破產(chǎn)）——反正得扔一家，她就說服姥姥搬回了橋上，不過姥姥搬完兩年就去世了。

二十五歲的孫貞英，在當時已經(jīng)算是老姑娘了。王立的奶奶于桂芳燒三周年時，孫廷元去了，王善道先問他丈母娘還在嗎？不在了；問他家姑娘找沒找婆婆家？還沒有。王善道家里這邊考慮到孫貞英比王立大三歲，知道干活，就敲定了兩家的婚事。

1967年夏天兩人結(jié)婚后，正趕上“文革”：

“文化大革命”咱也不跟著去那個，咱也不隨派，有“造反派”有“保皇派”，咱也沒有派。不該咱的事，咱也不出去看眼。村里那時候也有啊，兩派打的不像樣。再就在生產(chǎn)隊里干活，等生了大的，磨了孩子，也出去干活。我們家我小姑子，我來的時候她十五，也在六中念書，畢業(yè)之后那時候也不知道找個工作，就回來干活，那時候她們是織花。我們?nèi)齻€大勞力——我們?nèi)诩遥游移牌潘目冢有」米游蹇凇梢荒臧。甑啄悴麻_多少錢？開三百二十塊錢，覺得挺歡喜的，也就六八九年吧。我那時候一天能掙公分八分半。我們有婆婆在家做飯，一大早就出去干活，一年開支三百二，不如現(xiàn)在的好漢一天掙得多。

孫貞英、王立、王麗萍在生產(chǎn)隊干活賺分，再后來王麗萍嫁人，王善道家里又就只剩兩個勞力了。孫貞英每天早晨起床就去生產(chǎn)隊，聽隊里的安排干活。在粉房待了四五年，她是最細致、最認真的一個勞力，大隊總把摟粉的工作交給她。后來，她在雞棚熬了一年夜，看著老母雞孵出一窩窩小雞。再有三四年，她又待在菜園子里，除草、育苗、播種、收獲，她一學就會，樣樣精通。很快她就被評為勞動模范，別的婦女嫉妒她，問隊長為什么評給她。她那時也不反駁，只是手上抓起一兩韭菜種子，在一壟地里從頭到尾均勻濾了所有種子，再就沒不服的了。至于王立，干的活比較固定，不是去畜棚喂牲口，就是去公社食堂做飯。

王立的爺爺王建韶在1955年就去世了，但大爺爺、三爺爺和四爺爺還健在。因為富農(nóng)的成分，這些老人免不了整日被懲罰掃大街。三爺爺王建科的長子，王善仁，在1946年當兵入伍，參與過解放戰(zhàn)爭，在1950年犧牲于朝鮮半島。他是第一批入朝作戰(zhàn)的志愿軍，在二十一歲時離世。王立說：“善仁是烈士啊，烈士遺屬不應該掃大街啊。”

王立的大伯父王善同，多少年前喂死過牲口。“文革”后王善同的家門口被貼滿了大字報。大字報上說他是特務，他不堪受辱，上吊了。那時他的大兒子王功顯還在外地當兵，退伍后得知父親叫冤枉死了，氣得牙根癢癢也無可奈何。后來王立和王功顯一起修水井，結(jié)果那井塌掉了，又被村長逮著錯狠狠整。那村長叫段秀，是個外地人；那時候和古時候沒什么區(qū)別，都是異鄉(xiāng)人管本鄉(xiāng)事。

自從批斗大會后，王善道就一直在家養(yǎng)病，隔了一年突然又有了吞咽困難的癥狀，他試圖自救，但實病癥卻越來越嚴重。王立帶著他去城里醫(yī)院檢查，沒查出來任何毛病。王善道后來又去了北京找王容慧，大女兒家就在安貞醫(yī)院旁。在北京的第21天，醫(yī)院的診斷報告發(fā)了出來，王善道確診賁門癌。北京那邊建議他去沈陽找民間大師“割腳心”，他照辦。無奈的是，病情當然沒有任何好轉(zhuǎn)。后來，他又硬熬了三年，最終于1970年去世。養(yǎng)病期間，他致力于寫一本有關兒童病的百科全書，遺稿仍存，無奈的是他只完成了百分之七八十就離世了。

“文革”結(jié)束。王立家還是照舊，他們?yōu)椤拔母铩钡慕Y(jié)束而慶幸，雖然沒被斗過，也沒受過多大的迫害。民以食為天，王立和孫貞英依舊在天還沒亮就起床去大隊干活，跟著傍晚的殘陽回家吃飯。

那時王立家已經(jīng)有三個孩子了，老大在1968年9月出生，小學沒讀完就幫著父母干活；老二是個姑娘，1971年8月出生，家里支持女兒讀書，但她也自愿邊讀書邊幫家里做些農(nóng)活；老三在1974年5月出生，屬于“超生”，還令家里挨了批評。但他是家里最小的娃娃，備受奶奶張樹英寵愛。老婆子當家，錢歸她管，每年生產(chǎn)隊分的紅都是她負責管怎么分，買下一年的火柴，買下一年的肥皂，買下一年的面堿，剩的錢就她存著。當時家里很少能吃白面饅頭，有的話就只給家主吃，聽孫貞英說，張樹英顯（喜歡，寵愛）小孫子顯得把白面饅頭都給他吃，讓旁邊兩個小黑孩饞死了。從小就安逸，長大后也不用像哥哥姐姐那樣干苦活給家里幫忙了，這個小福孩就是我爹。

改革開放后，農(nóng)民們的日子好多了。1980年10月6日至14日，山東省委召開地（市）委書記座談會，研究部署加強和完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責任制的工作。之后，全省各種形式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責任制得到廣泛發(fā)展。1981年4月25日至30日，全省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責任制座談會召開，形成《全省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責任制座談會紀要》，并批轉(zhuǎn)各地執(zhí)行。到1981年年底，全省基本普及了以大包干為主要形式的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到1983年底，村里才正式把地分下去。王立當時家里有八口人，分到了八畝多的地，平常由孫貞英看著，農(nóng)時全家人能出力的都去干活。自己的地自己種，自己打出的糧食自己吃，吃不了就賣掉，但還要交公糧，甚至要交最重、最飽滿的那種麥子。孫貞英說當時只會給地喂肥田粉（即硫酸銨），一畝地最多能出六七百斤糧。靠近南河的那些地是沙地，種地瓜、花生之類，如果種麥子畝產(chǎn)差些，只五六百斤。總之八畝多的地要交一千多斤的公糧，還好。

1984年，村里也不像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集體化時期那樣限制村民出走，王立也學著十幾年前的大姐，去了北京。他在北京昌平沙河找了份當廚子的工作，本來計劃是留在北京，結(jié)果轉(zhuǎn)來年大兒子要娶媳婦，就又回去蓋房子。家里沒幾個錢，房子蓋了好幾輪，沒錢買木頭就把老房子上的二檁割下來做前后門，沒錢買磚就拖——人先住進去，平臺都是后蓋的。房子拖了一年才蓋完，王立也說不清楚當時為什么沒回北京，不是政策原因就是他姐夫的建議。之后他還當過金龍電扇廠的臨時工，還在某個彩印廠當廚子，再后來就退休了。

房契

家里的老人，基本都是被孫貞英伺候了半輩子然后送走的，孫貞英說：

我爹先死了，他后老婆也在我們家死的，別的子女也不在家怎么辦？不能扔了她。我爹死了之后就商議把她搬這里來，她不愿來，我說不來也沒法辦，那時候?qū)O子才這么點（比劃，剛過膝蓋），我整天來回給她做飯吃，不方便吶。最后來了在那邊的房子住，我一天三頓飯去送，到冬天爐子一宿到亮不滅。在這過了兩個年，她心臟病死了，八十六死的。

家里的孩子，因為有勤勞勇敢的母親，因為有沉穩(wěn)扎實的父親，因為家庭關系和諧，健康地、幸福地長大。孫貞英說：

我兩個兒子都有穩(wěn)定工作，挺出息的，兩個媳婦，一個姑娘，真是一點不用操心一點沒費事。我跟老頭子血壓也不高，血糖也不高，沒有什么病。這時候真的，我要這時候死了真的太好了。

老王家真的很幸運，得到了個好媳婦。那是全村公認的，全大隊挑出孫貞英這么一個模范婦女去城里參加婦聯(lián)舉辦的五好家庭代表會。當時發(fā)的“五好家庭”門簾至今還掛在屋子里，屋子里還有好多好多的物件，都有它們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