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隴南，距離四川成都436公里。畢業于隴南一中的王珊，現在南京大學讀書，她和她的很多同學一樣，都將成都七中視為自己的“第二母校”。

《這塊屏幕可能改變命運》一文刷屏，提醒王珊，自己和這篇文章中的云南祿勸一中的同學一樣，都是“遠端”教育中的一員。

隴南一中，是甘肅省示范性高中、首批“甘肅省普通高中特色實驗學校”，也是甘肅省首家“北京大學優秀創新人才培養實驗校”。

“除了祿勸那樣極端貧困的例子，很大一部分遠端可能是像隴南一中這樣還不錯的學校，雖然新聞報道需要極端案例吸引讀者，但是其他更實際的情況和具體問題也應該被看到。”王珊說。

比起“這塊屏幕可能改變命運”，她更希望和我們探討的是這塊屏幕的“命運”問題，即遠端學校在直播課——這種新型教育模式的探索之路上，還可以做些什么？

“別的班吃完飯了我們才放學，”因為和成都七中的作息同步，直播班和普通班的各項時間都不一樣。

從7:30開始，王珊所在的班級就開始了直播的一天，他們會看到屏幕上對方在上早自習的情景。

7:55，成都七中的老師開始上課，“遠端的老師同學們，本部的老師同學，大家好。”然后開始講課，之后布置作業，下課。課間直播一般也不會關，直播班的同學也可以看到七中同學的課余活動。下午會有一個自習安排，不上課就不直播，“他們一般有什么活動也會提前告知我們，就不直播了。”

三年以來，直播班的生活每天都在這樣重復著。

成都七中的老師每天會通知遠端第二天要講的內容，要布置的任務等，隴南一中的老師提前拿到資料，也會印發給同學們。

“直播在我們這里開了這么多年之后，我們的老師也會有自己的模式。”在對面直播說話的間隙，隴南一中的老師就會見縫插針進行解釋。

不過有時他們的講課速度實在太快，尤其是高一剛開始直播的時候。“一道物理題一分鐘就講完了，但是我一個小時可能也解不出來。”意識到這個問題，一些數學、物理課上，老師會直接關掉直播，自己來講。

而英語直播課，則有一年的中斷期。

王珊和當地大部分同學都是到了初中才開始系統地學英語，不像北京、上海等地很多人從幼兒園就開始雙語。成都七中的老師全英文授課，讓英語水平有差距的直播班同學普遍難以接受

盡管成都七中老師發音標準，水平很高，但是這并不能改變他們“到高一下學期，都不知道老師在說什么”的事實，對于英文演講、報紙等諸多資料，同學們也很難全部消化。

因此高二到高三的一年里，一般是一中老師提前一天聽直播課，第二天告訴同學們內容，再問要不要聽前一天的錄播課。

這一做法滿足了同學們的學習需求，受到不少好評，“因為他們和我們考的內容和難度不一樣，老師做過篩選之后再給我們，真的挺好的。”

隴南一中給直播班配備了學校“最好的老師”，有的甚至是校長、副校長、主任等。他們有較多管理經驗，但是不像成都七中的老師那么年輕——平均只有三十歲左右。

老師們一般不上課，而是在晚自習講題，每個晚自習分一個老師，主要講成都七中布置的作業和考試題。在課下，他們主要負責批改作業和印刷試卷。

在這樣的教學模式下，問題自然是存在的。“我覺得他們暫時還沒能處理好本地學校和成都七中的關系——老師的職責還不夠明確。”

同學們對不同課程的疑問不同，老師所起到的作用自然是不一樣的。

語文、英語之類的課程，老師一般可以插空講幾句補充知識，而數學、物理等課的空隙明顯不夠，需要關直播或占用自習課。

同學們上課的問題或意見一般會留到下課、自習時反映，再由老師反饋給成都七中。

屏幕兩端關于課堂中出現的問題，主要通過老師之間的平臺進行溝通。這種溝通效率不高，直播班的學生無法與七中的老師實時互動。

“比如他們講了一個問題，你聽不懂也沒辦法，只能先聽完，回頭再讓老師講。”高一的時候，由于同學們的問題太多，老師們有時候也講不完，“這些問題，有的下課能夠解決，但大多數不了了之了。”

北大清華不再遙不可及

隴南一中的直播班同學并不需要額外支付高昂的直播觀看費，直播班每人每學期比普通班多收700到800元的費用，僅用于購買成都七中課程的各種教輔，成績優異的同學還可以免去部分費用。

東方聞道網校負責成都七中對全國所有高中的直播課程，也提供一個可以到成都七中進行短期借讀的報名平臺——自主報名，網校提供平臺，大部分費用需要自己承擔。

2017年3月份，王珊讀高二時，曾經以借讀生的身份，與成都七中學生一起上課、生活了一段時間。

在成都七中，她發現一個問題。自己班的同學在隴南市是成績最好的，但是成都七中直播班的同學并不是——他們班學生是特長生。“他們并不都是超級學霸。”

高一的時候由于自身水平較低，直播班同學和成都七中同學的差距很大。高二時，由于成都七中直播班是文科特長生，而隴南一中直播班同學也有較大進步，所以這種落差相應縮小了很多。

隴南一中每年都會迎來一些招生宣講，其中不乏北大、人大等知名高校。

在過去直播課開設之前，學校幾乎沒有人能考上這些學校。

大多數學生盡管會按要求去聽，但并不能完全聽進去。“因為覺得自己反正考不上——大多數人的心態都是這樣。

王珊說：“后來我們發現，自從出現直播課以后，我們學校會有同學考上：大家就有了一種希望。”

同學們也更加敢于說出自己的理想。以前如果被問到理想大學，幾乎不會有人敢說“北大”“清華”之類的學校，但是現在水平慢慢上來之后，也有更多同學敢于說出這些學校的名字。

這是一種很微妙的心態。“當你看到別人跟你在同樣的條件下，考上比較好的學校，你會覺得自己也有這樣的可能。”

相比成都七中，直播班的同學雖然起點低，但都比較努力。老師的鼓勵和自己的潛意識仿佛都在進行某種暗示：通過努力加上很好的資源，自己也可以上這些最好的學校。

百日誓師的時候，當老師鼓勵同學們說出自己的目標時，不少同學都勇敢地走上了講臺。

現在看來，并不是所有同學都實現了當初的目標，但是當時發生的這一幕，“大家愿意把這些理想說出來，是很感動的。”

很多人也會把這些目標貼在自己的桌上，別人問他們的時候，他們也會直接說出來。他們不會再覺得這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情，而是認為“既然有人可以做到，那我為什么不可以？”

應付雙倍的資料和考試

由于高考地區不同，隴南是全國二卷，成都七中則是三卷，所以兩個學校的課本和教輔資料都不一樣。這就導致隴南一中直播班既要完成成都七中直播課的安排，也要兼顧隴南一中本校的進度安排。

王珊毫不掩飾當時的痛苦和無奈：“成都七中會發一套書，我們自己也發一套，加上其他的教輔，我們接收到的資料是普通班的兩倍甚至三倍。”

不光資料是雙倍的，考試也是雙倍的。

高一、二時因為考試還不算很多，因此這一矛盾并沒有完全暴露出來。

到了高三，則出現了難以避免的災難。

“我們經常一周都在考試。星期一到星期三考這邊，星期四到星期六考那邊，很不容易。”

高一高二時，直播班只有月考和期中考試是雙倍；但是高三則有周考、月考、期中考、模擬考、摸底考等很多考試，成都七中也有一模、二模、三模等，隴南一中的直播班經常從早上考到晚上，每天都在考試。

這樣就嚴重影響了同學們復習的效率——考試太多導致很多人沒有時間改錯，做筆記和反思總結。

王珊當時的做法是：自己認為不重要的考試，選擇提前交卷出去復習，或者“有時候考語文，我可能就一道題也不做，自己偷偷拿筆記本在那兒復習，到時候直接交白卷。那個時候我經常這樣。”

高三一年，王珊始終堅持，與其讓自己做一套又一套題，不如找時間認真看筆記。整個直播班，只有她一個人這樣做，她也因此多次被老師批評教育。

關于試卷的取舍，王珊表示很矛盾，也不無可惜。

“成都七中的試題質量非常好，自己會非常想做那些題，而本校的題目因為更適合我們的高考試卷，所以也無法舍棄。”

用老師的話來說，學生當時就好像在被投喂食物，“已經很飽了，但還是在喂——而喂的東西又是很好很好的。”

過多的不經篩選的資料，壓榨著老師講題和學生整理的時間。結果導致過多的題目堆在面前，學生反而失去了興趣。

她又說：“到后期，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個模式。”

所以王珊認為，直播課無形中讓同學們學會了自己安排學習，“到后來大家明白了作業不可能做完，老師講的你也未必能聽懂，大家就會自己想，該怎么把成績提上去。”相比普通班，直播班的這種能力是在無形之中培養的。

隨之出現了一種尷尬：學校讓發的資料，即使相對無用，老師也知道學生不做，但還是會發，并在口頭上要求做完。“老師要求學生做資料，但是也不收。”雖然有的資料是自助形式，但這些試卷對于直播班來說，還是會造成很多資源浪費和干擾。

高三的時候，由于考試過多、缺乏復習和交流等原因，高一高二時本來就有的網課和自己學校課程之間的矛盾，似乎也在被放大。

這種情況影響了學生們的心態和作息，直播班同學的成績也受到了較大影響，和成都七中的差距再次拉大。

長時間能力的欠缺無法通過高一、高二兩年就得到完全彌補，再加上復習進度偏快，難度偏大，直到高三，直播課兩端的水平始終還是無法劃上等號，在英語和數學兩科上尤其明顯。

因為成都七中有一個復習進度，本校也有一個復習進度，兩個進度有一點沖撞，所以同學們也面臨著不知道跟哪個進度的問題。

大多數人選擇了跟成都七中的進度，而王珊選擇“自己給自己復習，”她說，“因為接受能力比較弱，很多進度確實也跟不上，就自己復習。”

屏兩端的素質教育

成都七中的素質教育很好，對于遠端的隴南一中而言，透過一塊屏幕能學到的又是什么？

王珊到成都七中借讀后發現，七中學生的課余生活比自己想象的更豐富；而隴南一中也開始注重學生的各種社團活動，2017年，隴南一中先后成功舉辦了首屆英語、地理文化節。

“直播課，對于直播學校也有很高的要求，”這一點是在過去很少被提及的。成都七中吸引廣大遠端學校的，遠非學習一方面，還有課堂之外的諸多東西。

歷史課上的趣味知識，英語課上的電影，隴南一中直播班的老師都會讓同學們跟著學習，從來也不會關直播。

王珊說：“我們跟著成都七中同步學習，并不只是學習知識，還注重學習他們整個辦學理念，營造一種氛圍。”

成都七中的一些理念，比如“不預習不進課堂”，在隴南一中很多班的門口都有張貼。七中課上提到的一些學習觀點，技巧等，也都在隴南一中的各個班級普及。

雖然課程不對所有班級開放，但是視頻資源并不是直播班壟斷，所有的課程視頻都可以下載：“普通班同學也可以要求聽。”

在隴南一中的直播班里，老師也告訴大家：“我們不能一直跟著他們走，自己也要有自己的模式。”即在自身需要和屏幕那邊的傳播之間尋找一種平衡，只是這個平衡目前還沒有達到。

兩端和自己都值得被感激

王珊說，在屏幕兩端的老師水平不同，但是他們的付出卻無疑都值得被感激。

三年里，時刻陪在學生身邊的本校老師，要找到一個平衡點——平衡他們自己的作用和成都七中的影響。

學校對直播班的期待高，對老師也是無形的重壓，而他們承擔的篩選和查補任務，也是一項艱巨的使命。

而成都七中的老師，由于知道自己影響的是很多人，所以上課的時候也在把自己知道的知識都分享給大家。

“直播課最大的影響在于讓我看到了更好的機會和平臺，這些資源是我們本地學校不能帶給我的。另外是他們的思維方式——看待一個題目的角度會不一樣，這并不只是為了解一道題，而是學到一些考試之外的東西，非應試教育的范圍。雖然對考試可能沒有用，但是對之后的人生很有用。”

王珊用旅行作比喻，就像去一個地方，看到了更多的東西，眼界、心境就會更寬廣，“成都七中課上會講一些東西，比如競賽、留學之類的，這些以前如果沒有老師講，我們學校學生自己是不太會去了解的。”

成都七中的課也給了他們一種很快樂的學習氛圍。很神奇的一點是：大家都很努力，但又覺得很開心，每天都有進步。成都七中的老師雖然見不到遠端，但也會經常鼓勵他們。

而在隴南一中，那些從未接觸直播的普通班里，學習氛圍就不太好：他們對高考的認識始終還是停留在應試的狀態，到高三很多人開始懈怠、放棄。

王珊說：“對成都七中有一種很特殊的感情——雖然隔著屏幕，但是真的很喜歡那些老師。”

針對過重的負擔，她也建議直播班的老師嘗試轉換職能，變授課為篩選。

王珊清楚地記得，高三的時候，自己因為資料太多沒有時間做筆記，只能翹課去做筆記。

很多個高三的早上，她經常自己找另外一個教室去躲起來復習。

“這真的很極端。當時老師滿世界找我，各個教學樓找都找不到。我自己藏在一個地方做筆記。因為沒有辦法去打破規則，所以就只能稍稍違背一下。”她這樣笑著解釋。

高一高二的時候，對王珊來說，最重要的是那塊屏幕，但是到了高三，她選擇了自主復習——她喜歡一中老師經常說的一句話，“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高考之后最后一次見到班主任的時候，他對王珊說，她一直跟別人不太一樣。

班主任剛開始覺得這樣是不對的，但后來反而有點理解這種做法——或許應該給學生更多的時間去做自己的事情。

或者說，老師的職責應該是補進度，而不是拖進度：把更多時間用來做篩選的工作，減輕學生的負擔。

直播課教育模式：上下求索

事實上，我國目前教育落后的地區，遠遠不止東方聞道網校的7.2萬人。

關于直播“改變命運”的說法，她并不完全認同。“直播課并沒有改變一個區域，只能說改變了一些個體；在這些個體中，有的人上去了，但有的人并沒有。”

而對于我國正在接受和未接受直播課的大部分教育落后地區而言，這塊屏幕的方向和未來又在哪里？

答案并不確定。但不可否認的是，隴南一中最近幾年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學校老師也表示，相信隨著教學理念的不斷更新，教育設備的不斷完善，一中的教育會越來越好。

比起討論這塊屏幕能否改變命運，王珊更想探討的是，如何通過分析當下遠端學校的困境，采取有效的措施推廣積極舉措，解決具體問題： 

“希望這個報道能讓更多的貧困地區教育部門看到。確實有反對的聲音，但是可以去探索。每個教育資源相對落后的地區總有相對素質較好的學校，把直播課的優質資源進行試點，看一下有沒有幫助。

再長遠一些，真正的辦法應該是培養當地的老師，尤其是讓更多青年老師匯集起來。我們自己可以去探索一些新的東西，真正促進教育的進步。”

（文中王珊為化名）

（圖片部分來源于網絡）

記者：閆一帆

美編：丁浸哲

責編：陳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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