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一直被認為是現代化發展的“樣板”，而西部開發則是一部波瀾壯闊的史詩，是整個國家發展的一個縮影。著名西部史學家弗雷德里克·特納曾用“邊疆假說”來解釋美國的發展，按照他的說法，“直到現在為止，一部美國史就是對大西部的拓殖史”，而“一個自由土地區域的存在及其不斷的收縮，以及美國居民向西的拓殖，就可以說明美國的發展”。特納的邊疆假說不僅奠定了美國西部史學的基礎，被認為是美國史學獨立的標志。

但邊疆假說在經歷了一代人的繁榮以后，就受到學者的批判：不僅美國的民主來源于美國森林的假說被認為是錯誤的，安全閥理論也被證明是夸大其詞，并且忽視婦女、少數族裔在西部發展中的作用。此外，美國向西部的擴張是在文明戰勝野蠻的觀念指導下進行的，北美白人成功的傳奇史詩是以北美印第安人的苦難為代價的。

除了這些傳統的詰責之外，從環境史的角度來看，特納的邊疆假說還滲透著濃郁的種族優越論和征服自然的價值取向。對特納以及他的同代人來說，“唯一鮮明的主題就是以桀驁不馴的自然為一方和以個人主義的邊疆人為另一方之間的虛幻的斗爭”。因此，美國西部開發除創造了進步史觀所稱頌的驕人成就以外，也導致了人與自然的尖銳對立，帶來了嚴重的環境問題和環境災難。從一定意義上說，一部美國西部開發史，就是一部瘋狂破壞西部環境的歷史。許多學者已經從“衰敗論”的角度研究了上述進程，也產生了許多影響深遠的作品，甚至從一定意義上說，最初的多數環境史作品都或多或少具有一些“衰敗論”的色彩。唐納德·沃斯特教授的《帝國之河：水、干旱與美國西部的成長》無疑也是一部對美國西部歷史、尤其是灌溉史展開批判的環境史專著。

西部傳統的開發模式及其后果

美國西部開發就是美國社會不斷適應西部環境的過程。而且“西部”也是一個變動的概念，它最先從殖民地時期的瀑布線以上的區域逐漸向西，到建國時期指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地區，內戰以后則變成了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區的代稱，而落基山以西的地區則被稱為遠西部或者大西部。也正是因為這一特征，特納的西部拓殖史論斷才左右逢源，常被人提起。當然，由于東西之間跨度太大，地理形態迥異，再加上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跨度，因此，不同時期的西部開發不可一概而論。

從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到密西西比河之間的老西部，屬于濕潤地區，為森林所覆蓋，年降水量在四十英寸以上，在這里進行農業開發主要考慮的是如何清除森林，根本不必考慮用水問題。而在森林以西的高草地帶，生長著沒人的高草，雖然土壤肥沃，但地下盤根錯節的草根平均每英畝達到四噸之多。東部傳統的老式木犁難以割開草皮，只有等到淬火鋼犁發明以后，大草原開發才得到保障。而西經98度以西到落基山之間的大平原地區是美國內戰后西部開發的主要地區，屬于半干旱地區，主要植被是低矮的草原，像東部那樣的耕作方式無法滿足農作物生長的用水需求。西部灌溉理論的先驅鮑威爾認為西部的最大特征是干旱，他指出：“越往西年降水量基本是越少，直到達到一個地區，氣候干旱，以至于農業沒有灌溉就無法成功。”研究草原環境問題的學者艾森伯格也指出：“大草原的標志性特征不是平坦，而是干旱。”因此，解決水的問題成為這一大片地區發展中的首要問題。

美國內戰以后，旱作農業技術的發明解決了困擾草原開發的瓶頸難題，草原地區才迎來了十九世紀后期開發的高潮。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二十年沒有變動的堪薩斯和內布拉斯加的西部邊界迅速向西擴展，到1880年，前者人口達到八十五萬，后者四十五萬。1889年4月22日，在各方面的壓力下，最后一塊領地俄克拉荷馬對移民開放，兩百萬英畝的土地在幾小時內被瘋狂的移民搶占完畢。在十九世紀最后的三十年里，美國人定居和開墾的土地超過了過去所有土地的總和。

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后，這種以單一產品開發、不計資源代價的粗獷經濟模式不僅沒有結束，相反，還在一戰期間和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再度出現繁榮。第一次大戰促進了西部小麥種植面積的擴張，堪薩斯、科羅拉多、內布拉斯加、得克薩斯和俄克拉荷馬在大戰期間共增加小麥面積一千三百五十萬英畝，其中有一千一百萬英畝是毀掉草皮新種上的。僅在堪薩斯的芬尼縣，小麥的面積就從1914年的七萬六千英畝增加到1919年的十二萬兩千英畝。

雖然美國開發西部草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這種發展模式是建立在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基礎之上的。西部的生態本身就比較脆弱，降水少，春夏蒸發量大，而且土壤構成獨特，容易因干旱和耕作而變成粉末。整個西部開發的基礎就是所謂的旱作農業法，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期相對豐沛的降水和良好的市場前景支持了小麥經濟的繁榮，旱作農業模式創造了奇跡。然而，三十年代的沙塵暴卻敲響了這種發展模式的喪鐘。三十年代的沙塵暴堪稱是美國西部歷史上最大的生態災難。1930年9月14日，沙塵暴襲擊了得克薩斯的大斯普林菲爾德。這是三十年代的首次沙塵暴，此后，沙暴光顧的次數越來越頻繁，強度越來越大，波及的范圍越來越廣。在堪薩斯西部、科羅拉多東南部、新墨西哥的東北部、俄克拉荷馬和得克薩斯的勺柄地帶長五百英里、寬三百英里的范圍內，一千萬英畝的土地成為受災最嚴重的沙窩（Dust Bowl）地區。整個沙暴肆虐的地區，平均每英畝有四百零八噸表土被吹走。沙暴還造成大批人口流向他鄉，受災最重的莫頓縣，人口下降百分之四十七。最后的邊疆俄克拉何馬州，在三十年代的最后五年，平均每月有六千人逃往加利福尼亞。唐納德·沃斯特教授的《塵暴：1930年代美國南部大草原》（中文版為侯文蕙譯，三聯書店2003年出版）即是研究這一歷史的經典著作，也可以說是“衰敗論”的代表作。該書初版于1979年，甫一問世，即好評如潮，第二年便獲得美國歷史學的最高獎——班克羅夫特獎。它把環境史的研究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極大地擴展了環境史在學術界的影響力。

灌溉業邊疆

其實，除了被西部奉為神話的旱作農業法以外，人類自古以來對付干旱的另一個有效手段就是灌溉。灌溉的歷史幾乎可以追溯到人類農業文明的早期，如埃及文明、兩河流域、黃河文明等，中國大禹治水的故事所透露的正是人類社會治水的早期嘗試。北美西部山區的印第安人在白人到來前也曾經有過灌溉農業的實踐。白人在北美大陸較早進行大規模灌溉嘗試的是被驅趕到西部的摩門教徒，他們利用山上的溪流，在猶他盆地開辟了大片的灌溉農田。

美國內戰以后，面對干旱的大平原，美國社會除了鼓勵植樹造林、進行增雨實驗、推廣旱作農業外，也試圖利用《宅地法》鼓勵西部灌溉業的發展。1877年，聯邦政府通過的《荒地法》規定：凡是灌溉土地的移民，就可以在荒漠地區以每英畝一美元二十五美分的價格購買土地；申請者只要在三年內灌溉土地，先交付每英畝二十五美分的定金，完成后再交付其余條件。但是這個法律沒有明確說明怎樣才算灌溉了土地，反而為土地投機分子提供了機會：他們在地面上犁出一條溝，再用盆潑上一盆水，就聲稱已經修建了水渠，并灌溉了土地。研究美國土地政策的謝波德教授對此批判道：在懷俄明，“有許多所謂的溝渠不過是幾道犁溝而已。而且，這些溝渠不符合和水的特性相關的地形，往往在溝渠開始的地方無水可引，可是溝渠末端的水卻又沒有土地可以澆灌”。根據該法令共登記了九百多萬英畝的土地，大部分為牧場主所竊取。

著名的科學家和西部探險家約翰·韋斯利·鮑威爾是西部灌溉理論的推動者，他根據自己多次去西部探查的經歷，于1878年寫成了《關于干旱地區的土地報告》，即著名的鮑威爾報告。在這個報告中，鮑威爾考慮到西部干旱缺水這一情況，反對當時政府所推行的矩形土地分配方案，主張按照水流的流域情況分配土地，并發展灌溉農業。鮑威爾指出：“總體上講，土地遠遠超過水流的灌溉能力，如果沒有水，土地將沒有什么價值。而如果用水權掌握在大灌溉公司手中，而土地在各個獨立的小農手里，那么將會使農場主依附于資本公司，而用水權的壟斷最終也將會導致人民負擔令人難以容忍的加重。”鮑威爾認為：對現有的土地分配和使用制度的改革和生產者之間的合作是必要的。不幸的是，美國政府沒有采納他的建議。

美國聯邦政府為了支持西部發展灌溉事業，又先后通過了1894年《灌溉法》（即《凱里法》）和1902年的《紐蘭茲法》（即著名的《墾殖法》）。前者規定，為了發展灌溉和鼓勵定居，聯邦政府給予某些州政府每州不超過一百萬英畝的土地；后者則規定，聯邦政策從出售土地所得收入中撥付專款，用于發展灌溉事業。不過，從總體上看，在美國西部開發的盛期，由于旱作農業得寵，樂觀的“雨隨犁至”假說盛行，在三十年代的大危機和沙塵暴以前，灌溉業并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凱里法》和《紐蘭茲法》的通過刺激了西部灌溉業的發展。雖然到1890年美國人口調查局就聲稱邊疆已經消失，即習慣上所稱的西部開發時代已經過去，但實際上，直到三十年代沙塵暴爆發以前，以旱作農業技術為主的大草原開發由于受到多種因素的刺激依然如火如荼，而灌溉業甚至在大危機以后繼續在西部展開。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灌溉業邊疆是西部開發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才是美國西部歷史上真正的“最后的邊疆”。

在西部山區發展灌溉業需要攔河筑壩，或者修建龐大的水利工程，才能把地表徑流或者地下水資源引到規定的地區，這需要更大的資本投入和更高的科技含量，對自然環境的改變也更大，因而更是研究人與自然對立關系的一個絕佳案例。不過長期以來，相比于西部史的其他課題，學術界對美國西部灌溉業和引水工程的研究并不多，而從環境史角度進行探討的成果就更少了。因此，沃斯特教授的《帝國之河：水、干旱與美國西部的成長》一書真正具有填補空白的作用。

解構西部神話

《帝國之河》初版于1985年，后又多次再版，是沃斯特眾多西部作品中的一部。該書初版后就受到學術界的關注，短短兩年時間就有數十篇書評面世。雖然有的評閱人意見較為尖銳，但大部分評閱者對《帝國之河》給予了較為中肯的評價。《帝國之河》依然延續《塵暴》所秉持的“衰敗論”的基調，無情地批判了西部灌溉業發展模式以及它所代表的美國西部開發理念。

在《帝國之河》中，沃斯特的研究思路是非常明晰的，以“治水社會”的理論為出發點，通過梳理灌溉業在美國西部興起的過程，一步一步發掘資本主義的“治水社會”在西部逐步展開、直到今天這種龐然大物的發展悖論：人類不可能在征服自然實現財富最大化的同時，實現民主和自由，即征服自然的社會后果是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統治。在這一點上，他的論證是與魏特夫的理論相契合的。不過，沃斯特并沒有就此止步，他還要從環境史的角度探討征服自然的環境后果。《帝國之河》無疑延續了沃斯特在其他作品中所流露的“衰敗論”的傾向，因而他對西部“水利社會”的批判也極為犀利。從這一意義上說，沃斯特可以說是美國西部神話的破除者。如果說《塵暴》是破除“旱作農業”的神話的話，那《帝國之河》則構成它的姊妹篇，是對灌溉神話的當頭棒喝。

美國人的西部觀念主要由兩大神話組成：一是帝國神話，一是花園神話。支撐歐洲殖民者向海外探險的一個很大的動力就是尋找通往東方的道路。無數的航海家和探險家們為此向北美西北和東北海域探險，試圖尋找與南半球的麥哲倫海峽并列的北方水道。后來他們又試圖通過陸地上的大河探尋通往太平洋的道路。美國的西部開發從一定意義上就是上述擴張夢想的延續。支持美國人向西部擴張的一個信念是“只有依靠開發、發展和定居西部的土地才能履行天命”，此即美國擴張的使命觀。而這種使命觀的具體體現就是著名的“天定命運”假說。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這一觀念成為許多政治家用來支持美國大陸擴張的理論武器。如著名的政治家托馬斯·本頓在1849年的一次演講中明確地提出：“穿過我們國家的中心的通向印度的美國之路，將會使我們讀到過的沿途的奇跡復蘇，并使它們黯然失色。從太平洋到密西西比的西部荒野之地將在它的接觸之下開始呈現生機。”另一位擴張主義的吹鼓手威廉·吉爾平還根據“等溫線”理論，認為美國在向西部的擴張中，會以密西西比盆地為中心建立一個新的人類帝國。美國人在追夢的過程中將殖民擴張的邊疆一直推進到了太平洋，建立起了一個橫跨兩洋的殖民帝國。

花園神話是與西部處女地的假說連在一起的。該神話的內容是：通過美國邊疆開發者的辛勤努力，西部荒野會變成繁榮的城鎮和人間天堂。西部邊疆對各類白人殖民者來說，意味著機會和夢想，無論是獨立農場主、牧場主、采礦業者，還是各種農業烏托邦的實驗者，都從西部看到了發財致富和走向成功的機會。因此，西部花園神話所代表的是一種樂觀、不斷進取、相信機會總在前面的心態和觀念。在花園神話中，關于西部的悲觀觀念是沒有多少市場的，如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曾短暫流行的“美洲大沙漠”觀念，很快就被較為樂觀的“雨隨犁至”（rain follows the plough）所取代。提出上述觀點的C. D. 威爾伯甚至放出狂言：“人是進取性的，因而，除了人類允許或忽視外，實際上不存在任何沙漠。”吉爾平早在內戰前也曾經樂觀地預測：“大平原不是沙漠，恰恰相反，它是正在崛起于北美大陸的未來帝國的中心。”旱作農業的倡導者H. W. 坎貝爾則在1909年信心十足地宣稱：“我相信一個事實，即現在正在形成自己特色的這個地區注定會是世界上最后的和最好的谷物的花園。”

帝國神話和花園神話構成美國西部開發的精神動力，推動著美國人到西部去，尋找“最好的、最后的”邊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沙塵暴無疑已經宣布旱作農業的失敗和大草原開發時代的結束，而灌溉業則在四十年代后，接過美國人西部開發的接力棒，以技術統御與壟斷資本相結合的新形式，繼續推動美國人去征服西部。因此，從這一意義上說，大西部的灌溉業邊疆無疑是上述帝國神話和花園神話的最后一個章節。然而，無論哪一種邊疆，其實質都是一樣的，即在帝國神話和花園神話的指引下，通過征服自然和征服印第安人而實現的、白人的成功對大自然來說意味著美國現代化的生態悲劇，對北美印第安人來說則意味著生態災難。在美國建國后向西部開發的大潮中，原本在十七、十八世紀已經嶄露頭角的種族主義、機械主義自然觀、文明觀、使命觀等各種文化偏見在十九世紀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結果形成了美國發展史上最大的生態災難和人道主義危機，環境遭到極大的破壞，而印第安人也成為美國征服自然的生態犧牲品。

深深的生態憂思

沃斯特在《帝國之河》中對美國灌溉業發展的批判并不僅僅是悲觀主義的哀嘆，而是濃厚的現實關懷。在他批判灌溉業邊疆、坦言河流帝國面臨崩塌的危險的背后，所體現的是對西部發展神話的摒棄和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刻反思，是深層的生態智慧和對地球生命系統的深切關懷。在沃斯特看來，西部未來的出路肯定不是開歷史倒車、退回到農業時代。西部要想維持長久的繁榮，就必須尋求一種與自然的新關系。而對西部灌溉業來說，最重要的是如何以不破壞自然秩序完整性的方式去用水。至于如何實現這一點，沃斯特雖然無法給出具體的方案，但他認為，美國人需要借鑒印第安人的傳統生態智慧，實現從統御自然到適應自然的轉變，學會像河流那樣思考。從沃斯特這些思想中，我們可以感覺到，他已經超越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觀，接受了生態中心主義的環境觀的一些內容。其實美國社會從二戰以來就已經部分地接受了生態中心主義的一些觀點，如1964年通過的《荒野法》開始對原本被認為沒有價值的荒野進行保護。而美國社會最新的一些保護舉措，如“讓河流盡情地流淌”，拆除大壩等也值得關注。

我們可以從沃斯特教授的諸多作品中，發現他從最初研究西部環境史的重大事件如沙塵暴、灌溉業邊疆、代表性人物，如鮑威爾、繆爾等環境智者，逐漸向著思考人與自然關系的方向轉變，他在《自然的經濟體系》中盛贊大自然的生態智慧，而在最近出版的《收縮的地球》中則對當前人類開發利用自然的模式深表憂慮。《帝國之河》上啟《塵暴》，下承《自然的經濟體系》，構成沃斯特環境史研究鏈條的重要一環。我們真切地希望《帝國之河》不僅能夠驚醒美國人的灌溉帝國之夢，它在我國的出版也能夠推動我國環境史研究的深入發展，在轉變公眾環境觀念方面有所裨益，能讓仍然醉心于大興水利的各級政府有所覺悟，吸取美國社會現代化發展中不計環境代價的教訓。如果能夠在上述任何一個方面有些許進步，我相信，這都將令包括沃斯特教授在內的廣大環境史學者深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