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辭別2018年，迎來2019年。換過日歷之后，“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每周一的“國內思想周報”和“國際思想周報”也迎來了新的起點。自本期開始，兩份“周報”合二為一，更名為“澎湃思想周報”，繼續于每周一在“思想市場”欄目回顧國內、國際一周思想動態。

國內：“羅胖”的“小趨勢”撕裂“朋友圈”

元旦剛剛過去，除了迎來新年第一周，羅振宇一年一度的跨年演講也“如約而至”進入公眾視線。

這次羅振宇4小時演講的主題是“小趨勢”，聚焦大環境下的個體命運，提出：過去隨大流分享時代紅利的方法已經行不通了，人們必須學會用新方法找機會，而這些機會，就藏在“小趨勢”里。

在羅振宇演講中提出：趕上大趨勢，做一個超級平臺，那是少數人的游戲。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可以做的是捕捉到小趨勢，然后把他變成自己命運的一部分。幸運的是，小趨勢的邏輯里沒有“末班車”，只要善于發現和把握小趨勢，總能找到新機會。

如何抓住并踐行小趨勢？羅振宇提出“扎心五問”：我能看到事實嗎？我能感知“非共識”嗎？我的時間夠用嗎？我的力量從哪來？時間愿意和我做朋友嗎？

跨年演講舉辦到了第四次，一如此前幾年一樣，大多數沒有去現場沐浴4小時付費的“知識”的人們，在新的一年里也能迎來又一波關于“羅振宇騙局”的議論。

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如：“羅振宇搞這個演講，與他做‘得到’和‘邏輯思維’都是同一種套路，就是販賣焦慮。”

也有文章直接針對“知識付費”，認為：“這兩年，到處都在喊知識付費。付費聽課的人贏沒贏我不知道，反正羅胖肯定是最大的贏家。”

“澎湃新聞”的《知識付費時代的成功學：在消費主義洪流中販賣希望和焦慮》一文對“知識付費”是這樣分析的：互聯網技術加持下的文化產業具有傳播范圍廣、傳播速度快、受眾參與面廣等特點，伴隨網上文娛產業的蓬勃發展，網絡視聽文化消費悄然興起，成為大眾文化消費結構的組成部分。消費行為是一種強有力的社會文化身份表征，反映了消費主體的階層屬性和偏好訴求。其中，知識付費的商業模式已然成為網絡視聽產業文化消費的重鎮。

目前能見到情緒較激烈的評論是：“中年人聽羅胖的跨年演講與老年人買權健的營養保健品，其本質上是沒有任何差別的。”一棍子擊打到了“中年人”和“胖”。

“對于這種動輒上升到‘本質上’的說法，我們是應該有點警惕的。”這是“澎湃新聞”在評論《馬上評｜嘲笑羅振宇可以，但別把羅振宇與權健劃等號》中提到的觀點。畢竟，“權健已經因涉嫌傳銷犯罪和涉嫌虛假廣告犯罪被公安機關立案偵查了，羅振宇再不堪，也不能與權健相提并論吧。那不光是對羅振宇的苛責，更是對權健的過度寬容”。

于“販賣焦慮”之外，“澎湃新聞”的評論文章對于“知識付費”現象的解釋是：“面對一個充滿不確定的未來，人們試圖通過跟隨一些‘先知’，來減少內心的迷霧。受眾們或許沒有做出最好的選擇，但也不應該遭受嘲笑，畢竟沒有人教他們該如何鑒別知識。”也提出了希望：“求知的路上沒有捷徑，也沒有萬能的‘先知’。也希望知識付費的熱潮不要在鈔票聲中留下一地雞毛，而是能真正為開啟學習型社會提供動力。”

而羅振宇本人也在朋友圈發消息：“剛剛去把賣我健身卡的罵了一頓。我減不了肥，不賴你們賴誰？明天還準備去罵書店，誰都別攔著。”既回應了“胖”，或許也在暗示其產品與“權健”相比更像是“健身卡”。

國內：《地球最后的夜晚》撕扯觀眾圈

即使錯過了“小趨勢”，還有“地球最后的夜晚”。

選擇以“跨年之夜”進行營銷的《地球最后的夜晚》同樣飽受爭議，也讓導演畢贛迅速進入公眾的視線。

青年導演畢贛于2015年曾憑借《路邊野餐》贏得一座金馬獎，這次的《地球最后的夜晚》則更是收獲了票房。

在12月31日打出“一吻跨年”的營銷策略，并在抖音上投放廣告，這部“小眾”且“文藝”的電影吸引了大量觀眾走進影院。影片預售為1.6億元人民幣，首日票房高達2.64億元，問鼎了當日票房榜冠軍。

根據網上流傳的該片跨年觀影活動的營銷方案：“影院可選本片做跨年活動，可選擇在12月31日21：50開場，影片結束時恰好就是0點0分跨年那一刻，觀眾可與最重要的人一起度過一個最有儀式感的夜晚，一吻跨年！”

然而，不知道究竟是電影太精彩還是太糟糕，流傳甚廣的調侃是類似這樣的：看著看著睡著了，在0點0分跨年那一刻醒來預備“一吻跨年”，身邊的女朋友不見了……

有觀點認為該片內容過于晦澀，不少觀眾感到被營銷欺騙，因此才掀起了輿論風波。

此后，伴隨著該片第二日票房迅速墜落到1116萬元的“平流層跳水”，大量“營銷號”果斷出手，針對其“營銷”，就“營銷”談“營銷”，不亦樂乎。

發表在“澎湃新聞”的《無意識的心靈與理性的美麗新世界之間的〈地球最后的夜晚〉》一文試圖將對該片關注的焦點拉回到電影本身，提出：“當《地球最后的夜晚》以三四線城市、抖音為陣地，刻意突出作品的愛情元素，進行‘一吻跨年’的營銷模式時，這本身就是對正常商業邏輯的一次巨大的、嚴重的冒犯。因此，這次冒犯遭遇到鋪天蓋地的來自觀眾、來自業界的雙向反噬，本已不足為奇。”

或許恰如該文章作者指出的——有關這次“營銷騙局”的公眾討論，往往成為一種市場規律的“同義反復”：觀眾斥責沒有看到他們想要看到的電影，業界指責營銷方為了商業利益對營銷對象的刻意錯位，然后再按照基于大量的市場調研的市場邏輯指出“精準營銷”的重要性，批判此次營銷對市場、對觀眾信心、對未來的電影營銷產生的“傷害”，繼續編織“觀眾無辜”的社會神話。

文章最后打了一個比方：之所以采取“冒犯式”的營銷手段，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其技術上具備革命性的70分鐘3D長鏡頭的拍攝，消耗了巨額成本……如果這個長鏡頭所剩下的唯一意義僅僅是從來沒有拍電影的人這么做過——你覺得花這么多錢去做這件事，可以嗎？

2019年的第一周，拉扯著觀念的話題看上去是一場講座或一部電影，其背后卻總是逃不了那名為“金錢”的背影。

當“2018”被替換成“2019”這樣一如既往充滿儀式感的時刻到來，誰不希望潺潺流動的貨幣在自家門口泛濫起來呢？

“澎湃新聞”最新發表的袁長庚的文章《田野｜權健帝國背后：直銷從業者都是“被洗腦的瘋子”嗎？》文末寫道：“非法傳銷也罷，合法直銷也罷，如果從整體上俯瞰，不難發現它們實際上是種種‘正常原則’的匯聚，但是當這些原則融于一身且推演至極的時候，其猙獰面目才圖窮匕見。在這個題目上遷延日久，我愈發感覺對直銷熱潮的深入解讀足可幫我們厘清對所處時代的種種誤讀。這些誤讀有些是因為缺乏深入的經驗，有些則是沉迷于舊的分析范式，更多地則表現為語言體系上的滯后。直銷行業的規模再大，于時代而言也只是冰山一角。但我們能否透過這一角校正對時代的認識？這或許是權健事件過后真正值得追問的問題。”

拼死偷渡地中海的難民，《紐約時報》12月26日發布的視頻的截圖。

國際：NGO組織就難民遭遇向歐盟連番發難

《紐約時報》官方網站“觀點”欄目2018年12月26日發布了一則有關歐洲國家放任難民葬身地中海的16分鐘紀錄短片。該片由《紐約時報》聯合 “法務海洋學”（Forensic Oceanography）與“法務建筑學”（Forensic Architecture）兩家有美、英、意多國背景的NGO人權調查組織攝制，片中展示了2017年11月一艘載有150名難民的船被救助的詳細過程，救援行動當天有20人溺亡。近日，這場悲劇的幸存者向歐洲人權法院對意大利提起了訴訟。

從短片中可以看到，當天該船在利比亞海岸線外的國際水域曾向意大利當局求援。作者在影片中表示，造成難民死亡的主要責任在于利比亞海岸警衛隊，稱其真正目的不是拯救將要溺亡的難民，而是干擾德國Sea-Watch等NGO組織的救援行動。在片中，警衛隊的船只過于靠近難民船，部分難民死在兩船夾縫中，水中沒有放置任何救生艇，利比亞船員向在場的人道主義救援人員投擲炸彈，隨后毆打上船者，以至于部分人寧愿留在海里。當天Sea-Watch共解救58人，47人被警衛隊帶回利比亞關押在拘留營。片中來自兩個組織的分析人士認為，是一個法律程序問題導致了這個個案中攔截優先于救援的情況：“根據歐洲人權法庭2012年的一項決議，被歐洲民用或軍用船只救助的難民，必須被帶到一個‘安全’港口，通常是意大利或馬耳他的歐洲港口，而非有大量侵犯移民人權報告的利比亞。”

影片指出：2017年2月意大利曾與獲得聯合國承認的合法政府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簽署協議，合作打擊非法移民及人口、物資走私活動。根據該協議，利比亞海岸警衛隊將接受歐盟培訓，而意大利政府負責捐贈或修理巡邏艇。此外還建立了一個救援區，此區域自此以來一直被利比亞海警作為驅離人道主義救援船的依據。影片觀點認為：“這對意大利和歐盟來說是一種‘理想狀態’，既能有效防止難民在歐洲登岸，又能撇清自己對難民人身安全的責任。”影片作者表示，17位幸存者已在耶魯大學法學院支持的兩家全球移民法律研究組織協助下，向歐洲人權法院對意大利提起訴訟，并稱“這一訴訟將敦促歐洲法院認定，各國不能將其法律和人道責任轉嫁給有爭議的合作者，否則必須對此類侵權行為所造成的結果承擔責任。”

另據法新社1月4日報道，多家NGO組織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譴責歐洲各國刷新了“恥辱紀錄”。起因是近日一艘載有30多名難民的人道救援船，由于沿途被歐洲多國拒絕停靠和入境，在地中海上已輾轉漂泊長達14天。

12月22日，德國NGO組織Sea-Watch3租賃的一艘載荷蘭救援船在利比亞沿岸解救了32名難民，這些人來自尼日利亞、利比亞和科特迪瓦，其中包括3名分別只有1歲、6歲和7歲的孩子，3名無成年家長的青少年和4名女性。因遭遇風暴和嚴寒，該船申請在馬耳他瓦萊塔港暫時停靠遭當局拒絕。該組織負責人亞歷山德羅·梅茨稱：“孩子們飽受暈船嘔吐、體溫過低和脫水的折磨，歐洲的部長們卻還在為這32個人命運互相推諉。我們現在確實很悲慘，可他們的命運更是人間慘劇。”該組織在一份公開聲明中呼吁歐洲各國，“從馬耳他和意大利開始，為這些難民提供一個安全的，符合國際法的避風港。”

另一家德國NGO組織Sea-Eye隨后指出，他們也有一艘救援船被封鎖在馬爾他海岸線外，船上的19名難民從12月29日就在此海域等候入境許可。荷蘭、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對這批難民的歸宿表示沉默，但柏林和海牙兩地最終開了綠燈，條件是要求其他國家也加入進來。多個德國、意大利城市隨后表示愿意接受這批難民。那不勒斯市長馬吉斯特里斯（Luigi De Magistris）表示，自己將親自監督他們的入境接待工作，作為向其政敵——極右派聯盟黨黨魁塞爾維尼（Matteo Salvini）發起的挑戰，后者在去年6月1日當選意大利內政部長后，決定完全關閉意大利邊境口岸。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最新數據，2018年約有113482名難民跨越地中海追求安定生活，而有2262人不幸葬身波濤。

法新社（AFP）官方推特的圖表，按照該圖表的說法，“減少一個孩子”（最下條）是所有減排方法中最有效的。

國際：馬爾薩斯搭生態順風車回歸法國

近來，是否要為拯救地球而改變生育政策的話題在法國引發熱議。法國自1930年代末以來，一直推行國家發放家庭津貼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然而，一批20-30歲的年輕人出于對地球環境惡化的關切，紛紛表示將不要或不多要孩子。理由是一種基于馬爾薩斯理論的簡單化推理：為了減少污染、減少能源消耗，人類應該致力于減少人口總量，停止過度自我復制。因反對核電、反對人口增長而走紅的獨立調查記者努阿拉（Laure Noualhat）去年秋天出版的新書《給沒有孩子的人的公開信》受到一些人的追捧。法新社去年10月在官方推特上發表了一份環境研究報告圖表，顯示“少生一個孩子”是減少碳排放最有效的措施，面對多數民眾的憤怒回應，該社立即在推特上聲明：“你懂的，法新社可不會做讓你們少生孩子這種事。”

為了人類的共同利益，人們是否應該放棄對生育后代和親子關系的渴望？《新觀察家》雜志1月4日發表文章，邀請前環境部長伊夫·科歇（Yves Cochet）和法國國家科研中心（CNRS）的歷史學家、環境問題專家讓-巴提斯特·弗雷索（Jean-Baptiste Fressoz）就這一問題展開辯論。

科歇目前領導著一家致力于研究“緩和人類紀社會沖擊所需過渡”的智庫“動量學院”（Institut Momentum）。他認為通過減少生育來減少地球居住人口總量，對解決氣候危機的效果不言而喻。他借用日本能源經濟學家茅陽一（Yoichi Kaya）提出的Kaya方程I=PAT來概括影響環境的諸因素：為了量化人類活動對地球的影響（I），我們必須考慮到一個人群的總體財富（A），它用以生產能源和商品的技術（T），以及它的大小規模（P）。“因此我們進行決策不僅要依據財富和技術因素，也需要考慮到人口統計數據。”

科歇呼喚馬爾薩斯回歸，認為之所以這種解決方案在法國成為禁忌，是因為人們的思想仍然滲透著圣經要他們“生育繁殖，充滿大地 ”的思想影響。他認為：“在資源有限的世界里，我們不可能生產更多。人口統計學告訴我們，大地已經被充滿了。”他建議法國政府逆轉鼓勵生育政策，讓人們“擁有的孩子越多，得到的津貼越少，直到生育第三胎就沒有分文。”科歇拒絕承認想要孩子的愿望是一個個人問題，他認為：“這已經是一種政治抉擇。不要額外的孩子是首要的環保態度。想要孩子還可以去領養，無家可歸的孤兒多得是。”

針對新馬爾薩斯主義的批評通常會指責其種族主義和精英主義傾向，科歇表示他絲毫不是針對那些貧困的國家。“正相反，富裕的國家是最有必要減少人口的，因為他們也是在生活方式上污染最嚴重的。此外，限制本國人口將更有利于向移民開放國門。”

弗雷索作為《人類紀現象》（L’événement Anthropocene）一書的聯合作者，也是研究人口因素對環境影響方面的專家。針對法新社圖表中推導出的“減少一個孩子最能減少碳排放”的結論，他指出“這些數據只適用于發達國家的孩子”。然而今天世界人口增長最為強勁的地區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但這些地方的碳排放極低。他強調“人口統計并不是氣候變化的決定性因素。從1800年到2000年之間，世界人口增長的百分比是6，能源消耗至少為50，資本則增加了134。”

他提醒人們警惕對污染問題一概而論的“全球”統計數據：“在有關氣候變化的言論中，人們很喜歡講‘人類’的大概念，展示全球性的數據曲線，說我們進入了‘人類紀’，也就是說地球生態系統的變化第一次完全由人類活動來主宰。提出這種想法勇氣可嘉，但掩蓋了各國碳排放量并不對等的事實。美國的年人均碳排放量是16.5噸，而孟加拉國人只有0.5噸。”與其說這是一個問題歸結在人類數量上的“人類紀”，弗雷索覺得不如說現在是一個“資本紀”。

弗雷索認為，法國政府機構決策目前還不至于將環保問題歸結為人口問題，它仍然只是單純的“能源、交通結構轉型”問題。“但我們當中畢竟有發起‘地球狀態警報’的15000名科學家，計劃‘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和制定長遠的可持續人口規模”。

弗雷索堅定地認為馬爾薩斯主義“是一種根植在西方白人精英主義中的思想，有隨時倒向種族主義的風險，且必然是優先針對貧困人口的。”他提醒人們不要忘了1960-70年代馬爾薩斯主義盛行時對“人口炸彈”的警惕，美國生態學家加特勒·哈丁（Garrett Hardin）甚至以此為依據呼吁推行強制絕育政策。“今天衰退頹廢主題甚囂塵上，不也一樣助長了令人作嘔的政治影響，擔心非洲國家動蕩帶來移民人口‘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