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亞正在經歷一場快速的市場化和現代化。

這個全球第四人口大國，憑借著扼守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要沖的地緣優勢，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局勢變革提供的歷史機遇，成功地開啟了經濟起飛的進程。只要世界格局不發生重大轉折，印尼較快的經濟發展還將至少持續二十到三十年。在這一進程中，數以億計的印尼人的生產生活方式和福利水平將得到長足的改善，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也將獲得更多的投資機會。

不久前，我和幾位企業家一道，在印尼首都雅加達訪問了一周。一周時間給我最為深刻的印象，就是這一條。

經濟學諾獎得主哈耶克的一大貢獻，是強調身臨現場獲得的體驗是重要的緘默知識，是二手資料或經過加總的統計數據無法替代的。這次印尼之行，可以說是又一次生動地印證了這一點。

我最早接觸經濟學，是從世界經濟開始的。十多年前，我曾花過一段時間，對包括印尼在內的東盟各國和南亞的印度，都做過一些粗淺的研究。之所以重視東南亞和南亞，除了這個區域和中國在地緣上鄰近，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就是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要素稟賦結構都頗為接近。套用生物學的話說，在全球經濟系統中，它們和中國處在“同一生態位”。從人口角度看，南亞的印度人口規模和中國相當，東盟的總人口也高達7億左右。二者疊加起來，就是中國人口的1.5倍。不僅如此，而且這些國家從年齡結構看，它們比中國更年輕。隨著這些區域市場化和現代化的推進，中國和這一區域之間在經濟上的競爭與合作關系都將變得越來越重要。

這次訪問之前，我又專門做了一點功課。與很多人的印象不大一樣，我猜測印尼雖然經濟發展水平不算太高，但從1999年之后二十多年的各種跡象看，應該可以肯定，這個穆斯林人口第一大國，整個社會已經系統地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這里說的現代化，不僅包括經濟基礎層面的市場化，也包括上層建筑層面的民主化和法治化。

國內不少朋友包括一些經濟學者，對印尼1998年的事件印象深刻。不少人對印尼也都懷有深深的警惕。我去印尼之前，好幾位同行都叮囑了同一句話：“注意安全。”回來之后和很多企業家朋友聊起印尼，大多數人的反應也是經濟落后、政治動蕩和不夠安全。

但實際上，印尼的市場化和現代化進程已經順利開啟，走回頭路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如果上述判斷正確，那么順理成章的結論就是：在接下來的二三十年間，除非全球范圍內發生重大不確定性的事件，否則印尼必然將經歷新一輪快速平穩的經濟社會轉型和經濟發展。憑借獨特的地理區位、人口規模和年齡結構、城市化的潛力和潛在經濟體量，印尼成為新一輪國際直接投資和經濟發展的熱土，應該是沒有太大懸念的事。對中國企業家而言，這是一個寶貴的機遇。

有朋友會說，這樣的判斷太樂觀了。是的，在出發之前，我也隱約這么認為。但在雅加達短短幾天的考察，卻更讓我堅定了原來的判斷。

首先，這是一個年輕的國度。無論街頭還是室內，無論公司的辦公室還是休閑娛樂場所，無論服務員還是消費者，一眼望過去，幾乎全是年輕的身影。這種氣息，國內的60后、70后們再熟悉不過了：在我們的青少年時期，中國就是這樣的年齡結構。改革開放之后的頭二十年，街頭巷尾、職場內外都洋溢著這種朝氣蓬勃的氛圍。

其次，這是一個創業氛圍濃厚的國度。我們參訪的一家做咖啡連鎖店的公司（TOMORO咖啡），只用了短短一年半的時間，在同行業就躋身全印尼門店數的三強，并且預計最遲在今年第三季度末，就能超越星巴克成為行業第一。訪問期間，我特意和另外兩位餐飲行業的企業家，去印尼的“貧民窟”體驗當地的中低端餐飲市場。那里大街小巷擁擠的交通、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路邊上密密麻麻排列的摩托車，都讓人忍不住想起二十年前的廣州和深圳。那天下午，我們進了好多個路邊的小飯館，嘗了一道又一道快餐小吃。細節不多說，基本結論是：來這里投資，虧損應該是小概率事件。

第三，這里的營商環境，尤其是軟環境，值得長期看好。超出我之前預期最遠的，就是這一條。一天，我們在一家中資公司的總部訪問。大家討論得熱火朝天之際，我走了一會兒神。窗外幾棟嶄新的摩天大樓之間是大片低矮的平房，吸引了我的注意。這些成片低矮的建筑群，類似廣東前些年的棚戶區或者城中村。我忍不住打斷了大家的熱烈討論，問了東道主企業家一個問題：那一大片看起來像貧民窟的，是不是因為拆遷難？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我問了第二個問題：您的公司法務費用是不是很高？企業家回答說：的確非常高。

簡單說明一下這兩個問題之間內在的經濟學邏輯。眾多拔地而起的現代化高樓、新修的高架路和擁擠的交通，說明這個城市現在的經濟發展大有可觀；而大面積的低矮民居難以拆遷，說明實踐中的私有產權保護不差。如果這兩個判斷成立，那么這里的民間契約一定發達。而契約大規模的簽訂和執行，必然有賴于規范而細致的法治。

企業家對高昂的法務成本做了直觀生動的說明。他說，這里可以認為是嚴格意義上的契約社會；這里的公司對待契約態度之嚴謹認真，甚至包括像上海這種以契約精神著稱的中國城市，可能都難以企及。他舉例說，兩個公司簽署一份合同之前，每一方的法務團隊都一定會從頭到尾逐字推敲。但凡一方提出需要修改哪怕一個單詞，對方一定會再把這份合同從頭到尾逐字研究一遍。所以毫不意外，簽約的過程非常麻煩。

“那應該簽了合同，后面執行就簡單了。”同行的一位資深企業家脫口而出。

“是的。”東道主回答得也很干脆。

提問到這里就應該結束了，因為很多其他問題的答案可以直接從上述問答中推論出來。但做田野調查形成的習慣使然，一些特別重要的問題，我還希望得到企業家正面而明確的回答。

于是，我接著問：“萬一雙方起了爭執，要打官司，要不要找關系？或者對方如果是印尼當地人開的公司，他們會不會找關系？”

對于在印尼浸淫多年的企業家來說，這個問題顯然有些意外。他頓了一頓，然后略帶“鄙夷”地看了我一眼，笑著說：“不存在的。”沿著這條線路再往下問原因，果然得到了意料之中的回答。這些內容很有趣也很重要，不過由于某些難以言說的原因，就不細說了。

接著，我換了個問題：“貴公司處理和社區的關系是否需要花很多精力和資源？”企業家又一次給出了肯定的答案，并且解釋說，處理好和非政府組織的關系對于企業的經營非常重要。

聊到這里，有件事情可以肯定了，那就是印尼的法治水平和它的可持續性，都有可靠的微觀基礎做保障。至于背后的底層邏輯，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托克維爾的相關著作，比如《舊制度與大革命》或者《論美國的民主》。

當然，和所有新興市場經濟體一樣，印尼也有諸多不盡人意的地方。但這些問題，多數都是發展中的問題。只要經濟能夠以較快的速度向前發展，很多問題都會自然地迎刃而解。

一只展開雙翼的金色飛鷹構成了印度尼西亞國徽上的主角。飛鷹的寓意是創造力。現在這只金鷹要冉冉飛升了。

（作者李輝文為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區域與產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員）